◇◇新语丝(www.xys.org)(xys7.dxiong.com)(xys.ebookdiy.com)(xys2.dropin.org)◇◇ 　　许良英，中华民族良知的杰出代表 　　作者：张功耀 　　2013年的1月30日，对我来说是一个黑暗的日子。这一天的下午4点钟左右， 我接连接到两个噩耗。先是朱孝顶给我打来电话，报告我的导师许良英先生已于 前日中午逝世的消息。电话还没有打完，我的手机上又显示了一个在线电话。当 我接完朱孝顶的电话回拨时，又听到我的一位本宗同族小叔叔，替人家“装锅子” （安装电视接收机天线），不小心摔下来当场毙命了，年仅42岁。 　　朱孝顶在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们刚刚在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医院里举行完向 许先生遗体的告别仪式。他问我，为什么我没有到？我说，刚知道消息，要赶过 来恐怕已经晚了。我委托朱先生代我送一个花圈给老人家。几分钟后，他回电话 说，依照许先生的生前遗愿，尸体即将送北京大学医学部做医学解剖，不开追悼 会，因而也就无需送花圈了。感谢小朱，他联系到了许先生的儿子，我只好通过 电话向许先生的儿子，表达了对许先生逝世的沉痛哀悼。 　　我是许先生在浙江大学兼职时指导过的硕士研究生。除许先生外，我的另外 两位导师分别是我国著名的原子核物理学家汪容和遗传学教育家，生物学思想史 家姚德昌。由于许良英是在浙江大学兼职，所以他给我们上课的时间并不多。但 是，我得承认，许良英对我的思想和学术的影响无人可匹。 　　细细想来，许先生说过的话，写出来的文章和所做过的事情，没有涉及自己、 家庭或小集团私利的一丝半毫。他被打成右派后，下放到农村挣工分22年，改正 之后，从来没有就他的待遇补偿问题说过半句话。他跟我说过，1986年，他曾经 发起筹备“反右斗争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他发起这个学术讨论会的目的，不 是为曾经的“右派分子”争名分和利益，而是希望我们这个科学、技术和文化都 还很落后的民族，从对“反右斗争”的反思中认认真真地吸取一些教训。他说， 一个国家要打倒，甚至消灭，所有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都是很容易做到的。但 是，要培养一批既有学术水平又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却是非常不容易的。 虽然，他试图发起的这样一次学术活动流产了。但是，他试图发起这样一场学术 活动的动机和目的，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许先生并不是一个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人。他发表的论文和所翻译的文章， 也并不是很快就被人们接受的。但是，我注意到，所有反对他的人都无力反驳他 的观点。其治学严谨的程度，实在叹为观止。 　　有一次，他跟我谈起了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1834-1902）一句名言的 翻译问题。这个话的原文是：“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Great men are almost always bad men.”我们国家对 这句话最流行的译法是：“权力意味着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许良英 对我说，这个翻译背离了阿克顿的原意。阿克顿只是说权力倾向于腐败，没有说 权力本身意味着腐败。他解释说，权力本身并不就是滋生腐败的根源。只有不受 约束的权力才会造成腐败。完全不受约束的权力才会绝对地造就腐败。那时，我 根本不知道阿克顿这个人，更不知道阿克顿的原话是怎么说的。谈话期间，许良 英向我附带指出一点，阿克顿在说了这个话之后，紧接着还说了另外一句话： “大人物几乎都是坏人”。许先生解释说，任何大人物，滥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 都会变成坏人。 　　许先生虽然给我们上课的时间很少，但是，他的治学风格对我的影响很大。 坦率地说，虽然许良英非常和蔼可亲，但是我们却普遍地怕他，尤其怕他在论文 答辩的时候那种泰然细听的神态。记得有一位比我高一届的研究生，平时很健谈， 使我们没料到的是，在他当作许先生的面宣读论文的时候，居然被莫名其妙地弄 得满头大汗，结结巴巴。尽管许先生坐在那里什么话都没有说，但是，他治学严 谨的精神气质仿佛给了我们一种莫大的压力。 　　在浙江大学，我是第一个提出提前毕业申请的硕士研究生。对照浙江大学制 定的提出提前毕业申请的基本要求，我是完全符合的，也得到了校方的批准。但 它最终还得取决于论文答辩。按照当时浙江大学的规定，提前毕业的研究生，学 位论文答辩必须达到优等。为避免我在论文答辩环节过不了关，尤其希望避免我 在许良英面前也表现出大汗淋漓的尴尬局面，我暗自勉励自己，尽可能地把我的 硕士学位论文写得严谨了再严谨。回忆起来，这实在不是许良英给我们的课堂教 育造成的，而是许良英治学严谨的精神气质迫使我们必须自觉地这么做。记得为 了把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当中有关贾宪的数学贡献是否符合我所界定的“宋代文化 域”，我足足花了一周的时间，有一次还差点被资料室管理员锁在了资料室。然 而，花了这一周时间让我实际写在文章里边的却只是“想必把他（贾宪）当北宋 时人是不会错的”这么一句话。 　　从2000年开始，我也开始带研究生了。可是，我发现，在我指导的研究生中， 没有一个具有我当年那种严谨治学的自觉性。所以，我经常自愧不如地感叹道： “我没有把许先生严谨治学的精神气质传承下来”。我送给许先生阅读的论文草 稿，基本没有什么让许先生做太大改动的地方，而我的研究生却经常给我送一些 毛毛糙糙的文章来。如果我也像许先生那样，坐在那里一声不吭就足以让答辩的 学生大汗淋漓的话，我想，我的研究生就不至于这样毛糙了。 　　1987年的某一天，许先生应邀到浙江大学履行他的兼职导师职责，顺便也到 浙大讲学。公开讲学之前，许先生为我们几个研究生做了学术指导。晚饭后，再 由浙江大学社科系出面举行了一次公开的学术报告会。那次学术报告会的广告是 我写的，也是我去张贴的。那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余波还在。许良英 还是一个经常受到“特别照顾”的“敏感人物”。社科系领导看到我的毛笔字写 得好，就叫我为许良英的学术报告写一个广告。我问，如何称呼许良英？是写 “许良英先生”，“许良英教授”，“许良英研究员”，还是写什么别的？后来， 林超然教授果断地说：“写许良英同志”。 　　在当时，“同志”是一个政治概念。相应地，“先生”则经常涉嫌“异议人 士”。现在回忆起来，在这个问题上，当时的浙江大学社科系还是崇尚学术自由 和政治民主的。 　　记得当时许良英公开谈论的话题是“科学进步的理性历史观”，并不太多地 涉及政治。但是，许良英的名字吸引了不少听众。记得当同学们问到一些“敏感 话题”时，他总是回答：“这个问题太敏感了。请恕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由于许良英已经成为了我的研究生导师，在国内学术界能够超过许良英的寥 寥无几，所以，自从我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我也就不再寻求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了。在我看来，如果我选择继续攻读博士学位，那就意味着在我心目中还有超过 许良英的人，那样，我就会在获得博士学位的同时，辱没许先生的名声。 　　我是从浙大提前毕业的。毕业后，我和许先生还不时有些电话和书信往来。 　　我最后一次给许先生打电话是在2010年的10月15日。电话的内容是请他回忆 1956年他起草《全国科学技术发展12年规划》时涉及“自然辩证法研究”的某些 情况。许先生告诉我，当时在《全国科学技术12年发展规划》中的“自然辩证法 研究”，实际上用的是“自然科学的哲学研究”，没有使用“自然辩证法”。他 明确告诉我，把我们这个学科叫做“自然辩证法”，是于光远同志的主张。他说， 于光远曾经创办过“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毛泽东看了这个杂志之后，很 高兴。然后就约请了于光远、李四光，还有中国科学院搞高能物理的一些人到他 家里座谈自然辩证法问题。“自然辩证法”这个概念才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从 那以后，“自然科学的哲学研究”就被“自然辩证法”取代了。 　　许先生还说，1956年在他起草的《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自然科学的哲 学”研究子项目中，还列了8个科学社会学问题。但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1956－1967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则没有这方面的内容。为 此，我在电话里问他：“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的《12年规划（修正草案）》中没 有包括这些内容？”许良英反问我：“那个《修正草案》是什么时候做的？” 　　许良英出生在一个比较殷实的普通农民家庭。他曾经跟我们说过，他的家庭 出身是地主。他投身革命之前，家里不缺吃，不少穿。他完全是为着国家的独立， 人民的自由、民主、幸福和解放的理想参加共产党的。40年代初，竺可桢主政浙 江大学的时候，许良英是中国共产党浙大支部（地下党）的负责人。竺可桢不是 中共党员，且一直受蒋介石器重。但许先生非常敬重竺可桢。看得出来，自那时 候起，许良英就已经有了“理性民主”的愿望。 　　我清楚地记得，许良英曾经当作我们的面批评过毛泽东的“大民主”。他说， 在毛泽东那里，民主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他是用“大民主”去实现他的个人专 断。许先生认为，不讲理性的民主，很容易成为少数人实现个人专断的手段。其 结果必然是使国家走入周而复始的强人统治的循环之中。所以，他一直不赞成把 民主理解为“与走资派作斗争”。像文化大革命运动当中的那种“与走资派作斗 争”，他更是反对。所以，尽管许先生是中国共产党在浙江大学的重要负责人之 一，但他从来没有发起过反对竺可桢的斗争。恰恰相反，他始终认为，竺可桢代 表了中国知识界的良知。 　　1996年10月上旬，我去德国参加学术会议之前，在北京等飞机，抽空到许先 生家里拜见了阔别8年之久的许先生。起初，他已经记不起我了。他指示他的妻 子先行接待了我，问我是哪里来的，找许先生有什么事。在通报姓名之后，许先 生才过来接待我：“原来是长沙来的功耀同志”。寒暄几句之后，他特别跟我谈 到了“理性民主”这个话题。他说，七年前的那一次事件是中国历史上最可耻的 一次民族性的大悲剧。制造那一次民族性悲剧的不是青年学生。在那次事件中， 绝大部分的青年学生都是真正爱国的。但是，在那次学生运动中，也有很多值得 青年学生吸取教训的方面。其中，最大的教训是，学生不理解“理性民主”的重 要。还有一些学生，甚至抱着个人野心，借学生运动起来的机会进行政治投机。 这些人也像当年的毛泽东一样，把民主当手段用，而不是当目标去追求。为此， 他还特别向我点了两个他最不喜欢的学生运动领袖的名字。 　　在我的印象中，许良英是一个很讲理性的人。无论是对于科学进步，还是对 于国家政治，他都希望通过说理的方式赢得对方。 　　许良英是个大右派。中国科学院召开的第一次反右斗争大会，斗争8个右派， 其中就有许良英。但是，按照当时的右派标准，许良英原本是不应该成为右派的。 许良英跟我说过，大鸣大放初期，他曾经批评过许多人“鸣放得太过分了”， “报纸上所发表的对党的批评言论，带有‘肆意攻击’的味道”。为此，他还曾 建议党的领导“提高警惕”，“注意党的形象，不要把什么批评意见都登在报纸 上”。可是，不久，《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和《工人说话了》两篇 社论，毛泽东发表了《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许良英又反过来批评中央： “这样做，比大鸣大放中发表的过激言论更加过分”。据说，正是这些话才使他 成为了一个右派。直到他当了22年的右派以后，他才醒悟过来，原来报纸上最初 公开发表那么多的过激言论，都是为了“引蛇出洞”，是毛泽东玩弄的“阳谋”， 是为“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制造口实。 　　有人告诉我，在许良英被打成右派遣送到他老家当农民期间，是他的老师王 淦昌先生每月给他寄20元钱补贴家用。就在这22年的时间里，许良英在接受劳动 改造之余，完成了《爱因斯坦文集》的编选和翻译工作。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 伴随着《爱因斯坦文集》的出版发行，中国走入了“科学的春天”（郭沫若语）， 许良英也因此成为了“爱因斯坦在中国的传人”。 　　许良英成为“爱因斯坦在中国的传人”之后，他不时地有机会应邀参加中共 中央和国务院有关科学技术工作的座谈会了，甚至一些重要的科学技术文件的起 草工作，也有人来征求他的意见了。许先生本可以借着这个机会“重新做人”， 然后平步青云。可是，许先生这个人“本性难移”。很快，他又毫无顾忌地发表 起针对党中央和国务院某些做法的反对意见来了。 　　他跟我谈到过他两次发表直接针对中央的反对意见。 　　一次是关于我国国际政治环境的判断问题。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不久，许多 左的东西还没有来得及清理，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依 然存在”，还是当时党中央判断我国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提法。曾经作为“刘少 奇反革命修正主义外交路线黑纲领”的“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 主义要和，对各国反对派要和，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援要少），还没有来得及展 开讨论，许良英就开始针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唱反调了。他说： “由于核子武器、洲际导弹和间谍卫星的发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正在降低， 我们至少可以争取10到20年和平发展的历史新时期。” 　　这是许先生对我说过的原话。我记得非常清楚。 　　他告诉我，就是这样一种判断，在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的时候，居然被 当作“精神污染”受到了清理。直到“百万大裁军”，邓小平对军队发表了“看 起来，第三次世界大战短期内打不起来，我们至少可以争取到10到20年和平发展 的机会，……”的谈话，许良英才免遭了再一次的劫难。 　　第二次是针对1985年由国务院颁布的《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的。 许良英告诉我，这个《决定》在颁布之前，中央曾经派当时负责统战工作的阎明 复到他家里征求过他的意见。他对阎明复说，这个决定充其量只适合于“技术”， 不适合于“科学”。科学和技术的社会作用是不同的，应当区别对待。 　　显然，许良英的这种意见属于“少数人的意见”。这个意见，不光是与党中 央和国务院的意见不合拍，与当时的社会舆论也不合拍。所以，中央没有听从他 的这个意见。公开颁布出来的《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依然把科学和 技术放在一起了。 　　许良英的学术工作蕴含了对社会发展的高度责任感。这种社会责任不以迎合 当前状况为目的，而以推动社会进步为宗旨。所以，当许良英发现学术界的某些 言论可能引起社会倒退时，他往往都会及时地站出来发出告诫。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出现了一股以否定科学为目的的“反科学主义”逆流。 许良英发现，这些人不是在反科学主义，而是在反科学。他们一边反对普及科学 知识，一边又肆意张扬他们所津津乐道的伪科学。更有甚者，他们还肆无忌惮地 反对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公然否定“五四运动”。针对这股逆流，许先生在 《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公开发表了《为科学正名──对所谓“唯科学主义”辨 析》一文，力图唤起人们对这股逆流的觉醒。 　　现在看起来，许先生的担心已经变成了现实。君不见，湖北纪检干部谢亚新， 身中11刀，居然可以被法院以“自杀”结案。1998年被判杀人罪的赵作海，被杀 的赵振晌居然在2010年4月30日回家了。1989年1月28日，湖南省麻阳县马兰村以 杀猪为业的农民滕兴善，因“杀人罪”，在多年申诉未果，被湖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宣布“事实清楚，维持原判”之后，执行了死刑。此前，麻阳县有100多村民 联名为滕兴善请命，要求“刀下留人”。可是，曾经被确认遭滕兴善杀害的石小 荣居然一直活着。2005年6月初，石小荣从贵州老家返回麻阳重新现身的时候， “杀害石小荣的罪犯”却已经在另一个世界过了16年了。凡此种种，都是我国人 民为科学精神败坏付出的沉痛代价。遗憾的是，我国学术界至今还不能从这些血 的教训中惊醒过来，一股以“反科学主义”为口号毁灭科学精神的逆流一直在兴 风作浪，甚至把这股逆流当作“人文精神”加以弘扬。 　　许良英在通常情况下都是属于走在先觉者行列里的人。所以，他的一生在许 多情况下都是处在“少数”或“极少数”的位置上。只有当后觉者起来之后，许 良英才会成为多数人当中的领头雁或中坚分子。许良英多次跟我说，在科学和民 主的道路上不要怕孤立，不要怕势单力薄，也不要担心自己太稚嫩，要有必胜的 信心。民主是争取来的，不是任何人恩赐给我们的。他还说，“少数服从多数” 这个原则不适合于判断学术是非。在政治生活中，“少数服从多数”是可以实行 的。但是，应当允许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不仅如此，还应当保护少数人，并 允许少数变成多数。他说，对少数人的意见一棍子打死，或像文化大革命那样， “在思想上批倒批臭，在政治上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 身”（文革流行语），是非常不理性的，这样会扼杀许多新思想，不利于国家的 繁荣富强。 　　总之，我所知道的许良英，是一个在科学和政治领域都充满智慧、理性和公 心的人。他不愧为中华民族良知的杰出代表！ (XYS20130213) ◇◇新语丝(www.xys.org)(xys7.dxiong.com)(xys.ebookdiy.com)(xys2.dropin.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