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   最后的熊猫:第三章 熊猫政治   The Last Panda   By George B. Schaller   [美]夏 勒 著   张定绮 译   ISBN 7-80145-054-X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8.11 柯南 扫校 ----------------------------------------------------- ************** 第三章 熊猫政治 ************** -----------------------------------------------------   蜀道难,   难于上青天。   千年后的今天,   在我身上   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   仍如同预言。 ------------------------------------------------------ 五一棚最初那几个月,我一直很紧张,有点心不在焉,担心中国 人会突如其来终止熊猫计划。一九八○年六月签署联合协议,似乎可 喜可贺。但是那时双方误会已深。欠缺外交手腕,加上世界自然基金 会反应迟钝,已经使参与这项计划的三个中方机构,对计划产生怀疑。 他们之间有激烈的争辩,有人要取消,有人要继续。妥协之下,他们 决定邀情世界自然基金会开会,讨论他们的忧虑和疑问。这次会议在 一九八0年十一月召开,也就是我开始田野工作的前夕。 我原本计划在十一月二日离开我位于康乃狄克的家,前往中国, 因为行动计划中规定,卧龙的田野工作必须在十一月特定的某一天展 开,但十月二十八日,我接到世界自然基金会一通电话,说是因某些 问题,中方要求把计划延后。但到了十一月一日,我又接获通知,叫 我照原定计划赴北京开会。可说从一开始就问题重重。 第一次会议只有世界自然基金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办公 室参加。世界自然基金会代表团包括德黑斯、哈尔、南西和我。马克 (哈尔之名)负责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中国事务。中方以环保办公室的 高级官员曲格平为主,还有两名翻译;但是六月以前为这件事出了不 少力的马焕琴却不见了。会议很拘束。中国人在自己人中间可能会表 现强烈的情绪,但跟外国人打交道,双方都表现得很克制。反正会议 气氛极为冷淡,曲格平详细说明各种问题,有的微不足道,纯属误会。 例如,外国人提出要求时,中国人着直截了当答“不行”,就是失礼, 所以他们可能会微笑点头说“好的”,意思是“好的,我们会考虑”, 或“好的,我们原则上同意”。如果双方都不了解这种文化上的微妙 差异,就注定要搞拧事情。 重大问题之一在于宣传。曲格平指出,世界自然基金会对这件事 的漠视,“伤了中国人的感情”。一九七九年,世界自然基金会宣布 熊猫计划时,没有知会新华社。报纸上的报道给人的印象,好像世界 自然基金会是独力在“救援熊猫”,基金会未免太过自吹自擂。最近, 熊猫计划虽然还没有开始,世界自然基金会又一再坚持,要求拍摄一 部熊猫影片,中国人更加提高警觉。他们不仅认为这样的要求言之过 早,而且开始怀疑基金会的动机。这计划是不是世界自然基金会牟利 的商业与宣传行为?我想其中可能还涉及儒家传统不邀功、先做后说 的习惯。我可以了解世界自然基金会对这个计划大肆宣扬的意愿。至 少有三个机构在研究熊猫上竞争,一个由基辛格在后面推动;邓小平 也已答应美国前总统福特所提,由他的儿子跟美国电视网合作拍摄一 部熊猫电影。但每次会议讨论筹募资金的活动时,世界自然基金会始 终没有说清楚,中国会得到什么好处。足证他们的“不小心”——中 国人很喜欢用的一个字眼。 德黑斯就趁这次会议,介绍了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几个募款计划。 这个基金会积极追求它本身的利益,在合作计划中又不愿分享功劳, 已造成其他地区较保守的组织不大愿意跟它联手,我感觉到中国人也 开始对它不信任。德黑斯说,要铸造印有熊猫及其他中国境内濒临灭 绝物种图案的金币。另外还要印制有这些动物的邮票,他取出几套邮 票样本。中国人厌烦的面孔板得更紧。一名翻译指着邮票上的中国字, 惊呼道:“这儿写的是台湾!”这就是不小心。 “不习惯”成了藉口 虽然当年六月,四位环保办公室官员曾应世界自然基金会之邀, 赴欧洲参加该基金会的年度大会,井出席行动计划议定书的签署典礼, 但是另两个合作机构,林业部和中国科学院的官员都没有被邀请,这 一轻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在欧洲时,中国代表团领队李超伯被要求 不仅签署我们合力究成的协议,还要签署新的“澄清已同意的承诺” 和“澄清程序”的附录。这些文件是律师为了避免漏洞,确保万事十 拿九稳而拟定的。史考特爵士、南西和我,都曾反对该附录,但是无 效。支持附录的人如果读一读柯慈(Austin Coates)一九六八年初 版的“我是满大人”(Myself a Mandarin)一书,或许可以得到一 点启示:“西方人坚持取得确凿的事实,凡事要求精密的定义,归纳 出绝对的结论,在中国只能保留95%到98%。要求精确度超过95% 的西 方人使人厌烦,要求到98%以上,就是粗鲁无礼。本文认为不可或缺 的打合同、发誓、赌咒之类的形式,在中国——即使非用不可——所 受的重视也不能超过95% ,因为它们都要求绝对;对中国心灵而言, 绝对根本是荒谬,它根本不存在。” 李超伯省略了标准的中国程序,签署了附录,或许是为了替世界 自然基金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双方留面子。但这么一来,他自己和他 的代表团就受到了羞辱。北京仔细分析附录后,认为半年期的财务报 告中包括“发票、收据”,对中国的尊严是一大污辱,也是不信任 的表现。李超伯签署前未获领导批准。代表团回到中国后,基金会赠 送的手表、照片、及其他礼物全被没收。正如古代送坏消息的信差会 被砍头,负责翻译附录的马焕琴被降级。中方拒绝认可已经签署的协 议。 德黑斯为使李超伯陷于“尴尬处境”而道歉,并撤回附录。轮到 世界自然基金会没面子了。 曲格平在十一月的北京之会上,对我们透露:“其他人主张大 熊猫的合作就此结束,但李先生和我再三游说他们跟你们合作。”涉 及熊猫计划的中方机构之间,显然有不同看法,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不 小心,成了内部冲突的籍口。 第二天的会议,三个机关的人都到 齐了,林业部、科学院和环保办公室,包括张树忠、金鉴明、王梦 虎、朱靖等。曲格平提过的问题又重述一遍。然后中科院的朱靖让基 金会大吃一惊,他要求所有未来研究中心可能需要的仪器设备,那一 定要立刻做决定,并达成协议。中国人似乎担心基金会收回承诺。他 说:“我的初步清单是根据过去的工作经验拟定的。这份清单是临时 性的,而且不完整。” 我看着清单,心中的震惊,就像突然发现拿在手中玩的温和的蛇 竟然有毒一样。它看起来就像一份高科技设备目录:原子吸收光谱仪 (atomic absorption spectrophotometer)、隔热热量计 (adiabatic bomb calorimeter)、电泳(electrophoresis)、冷冻 离心机(refrigerated centrifuge)、声音摄谱仪(sound spectrograph)、可见双光束光谱紫外线光度计 (visible double-beam spectro ultraviolet photometer)等等。 更有甚者,清单上还包括夜间电影摄影机、环境控制室以及热气球。 我甚至不知道某些设备是做什么用的,但是我看得出来,两个热气球 是荒谬的要求,它们在崎岖多雾的山岭里,根本派不上用场。这份清 单是急就章,有人画掉原来的数字,任意把各个项目的数量改成两倍 或三倍。两个环境控制室?很多北美洲的大学连一个都没有呢!但若 干必备的器材却付诸阙如。 十一月要讨论器材,我们完全没接到预告。我五月离开的时候, 他们还要我提供研究中心设计上需要修改的细节。我把这方面的资料 带来了,指出化验过程所产生的毒性烟雾,需要准备面罩和排废气的 管道,我已经给过一个中国人一份相关的书面资料,但后来我才知道, 资料被他压住了。由于中国人一向器材短缺,我可以同情他们的欲望, 但现在已远超出实际需要。我们的行动计划并无不当,而我们希望在 田野中完成的目标,就我所知,也并无不当,但合作精神中某种无法 界定的东西已完全崩溃,双方都难辞其咎。 这一天,以及后来几天的会议中,中国人提的要求几乎没有谈判 的余地。他们一意孤行追击问题,用的几乎是西方的线性逻辑。 张树忠说:“原则和细节应该在同一个层次上,不可分割。原则 就是研究中心需要必须的器材。细节就是器材什么时候可以交货?” 王梦虎说:“器材会根据需要购买。需要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合 作研究计划需要器材。” 有一次,我把研究中心称作田野工作站——脱口道出我心目中认 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但效果当然适得其反,我们又浪费了好几个小 时向中国人保证,基金会不会取消建设研究中心的承诺。 有次朱靖用中文跟他身旁的人说:“或许我们该延后跟外国人合 作的事。”其他人强作客套,挂着官式的微笑。 相互不满滋长,计划有半途而废的危险。 德黑斯重申:“再讨论器材也不会有结果的。夏勒(本书作者) 建议过,未来添购器材应该咨询专家。议定书或行动计划里都没有规 定现在就要详细讨论器材问题。我们不准备现在做这件事……我们不 能答应这么做。将来实验室的每一件器材我们都要了解。” 基金会必须采取保守的立场:“把有关器材的决定,延到有机会 咨询实验室生物学家,各种生化、放射免疫测定,以及其他工作可能 需要什么为止。”我的知识不足以在这种事上帮忙,我也不鼓励购置 我认为没有必要、不适合卧龙状况的器材。最后同意二月中旬再开一 次会,讨论器材问题。 会开到第九天,也就是最后一天,会前,马焕琴作了一次象征式 的露面。她不大开心,见到我时,眼睛还泪汪汪的。几天来工作得很 努力的翻译员沈建国,是个很活泼而讨人喜欢的人,那天却显得特别 严肃。没来由的拉起我的手拍拍。究竟怎么回事? 会议开到中途,我问:“十一月到五月的计划是否照预定计划进 行?”我关心的是这个冬天的田野工作。行动计划标明,第一期研究 应该在十一月开始,持续到五月。现在已经十一月二十四日了,大家 要遵守协议吗? 王梦虎说:“行动计划里写的都算数。”这答复对我们原来的进 度有利。 朱靖反对:“夏勒应该回去跟专家讨论器材的问题。” 张树忠有第三种意见,他递给我们一封信,表示了两个政治派系 的折衷条件;田野调查可以开始,但如果基金会不能在一月提出一份 器材建议清单,就必须停止。 德黑斯答道:“我要你们保证,从现在到五月,工作会一直持 续……如果你们不保证能做到五月,倒不如根本不要开始。” 德黑斯的最后通牒使一直处于守势的我们,士气大振。我们一直 受操纵,被对方耍得团团转,中国人玩他们的官僚游戏,我们只落得 在谈判中苦苦哀求。现在下一步怎么走,全看中国人出招了。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十一月三十日,小沈和我奉准离开北京,坐火车赴成都,我们像 逃犯一样,大清早出城。这虽不尽符合行动计划原定进度,至少精神 未失;至少在目前,张树忠的观点占了上风。 成都位于四川盆地的冲积平原上,因土质呈红色,也称做“红盆 地”。这儿是全中国最肥沃的农业区,也是省内一亿一千万人口大部 分人的家乡。德国摄影家芮啸风(Ferdinand von Richthofen)一 八七○年来到成都,它已“名列中国最大的都市,文风鼎盛,气质典 雅,无出其右者……所有茶馆、客栈、商店、民宅,墙上都挂满绘 画……碑坊上的完美艺术成就,令来往商旅都赞叹不止……但最能呈 现这座城市文明修养的,是当地居民彬彬有礼的态度,在这方面,成 都府遥遥领先中国其他地区”。 一百年造成不少变化。成都现在是一个四面发展、饱受污染的城 市,笼罩在永远灰沉沉的天空下,当地人说,现在狗看见太阳,都会 吃惊的狂吠。虽有两千年历史,但市内除了几座寺庙,没什么足以吸 引观光客之处,主要因为旧城在明朝末年的农民暴动中烧掉了。我每 次到成都的固定住所锦江宾馆,是一幢史达林式的庞然巨厦。虽然四 川菜世界驰名,但这家旅馆的一大特色就是供应全城最难吃的食物。 想吃得简单又价廉物美,街上有摊贩和很多家精致的小餐馆,以担担 面或麻婆豆腐见长。唐朝大诗人李白曾写过:“蜀道难,难于上青 天。”一千多年后,他的话在我身上还像预言般适用,不过,能来到 这儿,我已经谢天谢地了。 拜访熊猫母子 因为我还没有获准开始工作,到成都的第二夭,我去成都动物园 看熊猫。一共有九头,关在一幢合格的建筑物里,还有户外活动空间。 园中四头母熊猫,有一头自然受孕,还有两头四月接受人工授精。人 工授精后,名叫美美的那头,经过一百五十六至一百五十九天的怀胎 期,于九月二十日产下两头小熊猫(死了一头)。熊猫一胎可以生产一 到两只幼犊,但它们通常只照顾老大,任凭另一个幼儿死亡。一九八 ○年,一共有二十三头小熊猫在人工饲养的环境下诞生。除了墨西哥 市查普特佩克(Chapultepec)动物园的迎迎, 其他全都是在中国大 陆的动物园里。我迫不及待要看看熊猫宝宝的模样。我被带到用草席 遮挡着,不给一般人看的笼子前面,特准瞄一眼美美和她的孩儿,一 头名叫蓉生的小公熊猫。她坐在角落稻草铺的床上,摆出熊猫典型的 懒洋洋姿势,翘着后腿。蓉生躺在她面前的稻草上,体积和外形都很 像一只大胖猫,他才两个半月,勉强会爬,看起来就是一件会动的玩 具,惹人想抱。 我请求每天来观察一会儿蓉生的情形。动物园主任不许我进入中 国研究人负工作的温暖的建筑物,但至少让我站在寒冷的参观区。我 观察到很多不可思议的事,美美时常替蓉生梳毛,添拭他的肛门,把 他的尿与粪都吃下去,藉此保持巢内简洁。我也注意到,蓉生白天只 吃一到两次奶,每次大约十到十五分钟。这些细节有助于我们阐释以 后在野外的观察所得。我人在寒风中,美美与蓉生之间的母子亲情却 令我倍感温暖。我有一天的笔记可以为证: 一○四二(注:“指早上十点四十二分)。她站着,把蓉生的上 臂含在口中,同时把他抱在怀中,坐下,搂着他,轻咬他的腿,好像 在逗他玩。舔完他的肛门,他就从她的肚子滑到草堆上。 一四○六。美美仍然躺着,把蓉生抱近,用鼻子揉他的头部与胸 部;他张开嘴,抓她的脸;她又用鼻子揉他的上臂、脖子、头部,舔 他全身和爪子——不是梳理毛发。而似乎是刺激他——共十一分钟。 同时,在北京的中方领导人间,有关熊猫计划前途的论争仍在继 续。我在成都等了三个星期,终于获准前往卧龙,开始合作计划。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