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1.dyndns.org)(xys.3322.org)◇◇ 支撑“敬畏”的后现代垃圾 赵南元 “敬畏”就意味着反科学。敬畏论者对此的表态并不一致，有的遮遮掩掩， 也有的直言不讳。《新京报》发表北大博士刘军的《敬畏自然的“现代性”问题》 一文，道出了敬畏论的反科学本性及其后现代哲学基础，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 分析的典型后现代文本。 后现代主义是西方反科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思潮虽然在近些年甚嚣 尘上，但也受到了西方科学界的抵制和批判。索克尔等人在“科学大战”中充分 揭露了这些后现代主义“学说”不过是一些“知识赝品”和“时髦的胡说”。 每一个后现代文本都充斥着胡说，刘军这一篇自然也不例外。 刘军说：“‘现代’的科学观念认为科学是价值中立的追求真理的活动，科 学家是无私无畏的追求客观真理和全人类福祉的圣徒或巨人。”这当然不是什么 “现代的科学观念”，只是科学家传记作者所塑造的文学形象而已。 科学以人为本，遵从世俗价值，拒斥形而上学的根据和超自然的解释。从这 个角度看，科学并非价值中立的。科学的结论不因民族、宗教、阶级、国家、地 域而改变，从这个角度看，科学又确实是价值中立的。真理是一个神学、哲学概 念，不是科学概念，没有科学家在论文中宣布自己发现了真理。科学追求的是可 靠的知识，而且科学理论也确实是世界上最可靠的知识体系，至今没有一个其他 知识体系能够与之比肩。科学知识的可靠性源于科学的严格检验体系，并不依存 于科学家的个人道德品质或利益取向。所以科学家是“圣徒或巨人”还是势利小 人，并不影响科学知识的可靠性和客观性（或曰“主体间性”）。 刘军认为：“这种‘现代’的‘科学观’和‘科学家观’在‘二战’以后逐 渐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是因为原子弹的实战使用，使科学家的声誉受到了损害， 许多有才华的学生甚至因此不愿从事物理学的研究。另一方面，‘冷战’的发展 使国家军事部门和大型企业雇用的科学家人数逐渐增多，他们很难再被看成是在 从事‘中立’的或‘致力于人类福祉’的研究。”这完全是谎言。 现代科学观和科学家观在二战之后如果说有改变的话，也是更加强化了。原 子弹的实战使用使人们认识到掌握核武技术是一个大国的生存底线。科学不仅是 国家富强之道，更系于生死存亡。笔者生于二战之后，在笔者考大学的那几年核 物理专业是录取分数最高的，这正是有才华的学生为施展报国之志所憧憬的领域。 科学家的声誉也因此空前高涨，至今我们仍然认为为中国发展核武器献出健康和 生命的邓稼先是两弹元勋而绝不是人类的罪人。 科学导致武器的进步经常被反科学人士用作攻击科学的口实，但是理论和历 史事实都显示先进的武器导致战争残酷性的下降。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现代武器 有两个主要的发展方向，即大杀伤性和高精准性。大杀伤性的实际效果是威慑大 于实战，高精准性的实际效果是减少伤及无辜。如果把二十世纪以原子弹爆炸的 1945年为界分为两半，有原子弹的后半期比没有原子弹的前半期死于战争的人数 要少得多。精准武器时代的伊拉克战争的死伤人数也比非精准武器时代的朝鲜战 争和越南战争的死伤人数要少得多。战争毕竟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是为了达到政 治目的而不是为了杀人。 科学的原理具有普世性（或曰“中立”），科学的成果并不强迫任何人使用， 只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人们选择使用科技成果总是为了提高自身的福祉， 这一点与科学家受谁的雇佣或科研经费由谁提供毫无关系。甚至科学家自身的主 观动机也无法左右科技成果的使用。计算机、互联网起初都是为军事目的发明出 来的，但并不妨碍它被用来大幅度提高“人类福祉”。 刘军又说：“科学哲学自身的发展也使得科学追求客观真理的色彩逐渐黯淡 下去，尤其是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在1962年发表《科学革命的结构》，其中提 出的诸多新观点，如范式转换、科学共同体的封闭性、常规科学的保守性以及科 学革命的循环性等，大大冲击了旧有的科学观念。”这是对库恩观点的歪曲。 科学哲学归根结底还是哲学。哲学可以创造形形色色的世界观，但世界并不 会因此而改变。科学哲学可以带着各种有色眼镜看科学，但科学也不会因此而改 变。所以科学家从来不认为科学哲学可能对科学有什么指导作用。托马斯·库恩 只是从一个并不重要的角度看科学，而刘军（可能还包括他的导师）则对库恩的 想法做了夸张、误读和歪曲。 库恩发明了“范式转换”的概念，却没有搞清新的范式为什么能取代旧的范 式。须知并不是所有的“新”范式都能战胜旧范式，例如当西医和中医相遇，西 医并不会草率的发生“范式转换”，改成中医的理论体系。回顾科学史上实际发 生的范式转换，可以发现发生转换时新范式总是优于旧范式，非如此则转换不会 发生。因此，比范式转换更重要的是在科学体系中存在着稳定的公认价值观，由 此可以判断新旧理论的优劣，决定转换是否发生。但是哲学家很难发现这个重要 的事实，因为在哲学中并不存在“稳定的公认价值观”。科学因此而不断进步， 哲学则因没有稳定的公认价值观而各持己见。哲学家用自己的有色眼镜过滤掉了 科学最重要的特质，习惯性地把科学也看成像哲学那样一个是非不分的领域。 库恩从一个特定的角度看科学，但并没有贬低科学的意向，也没有反科学的 倾向。刘军博士却从库恩的著作中读出了贬低科学和反科学的意思，企图使科学 的“色彩逐渐黯淡下去”。“科学共同体的封闭性、常规科学的保守性”在刘军 看来是负面的描述，但这正是科学拒绝一切伪科学的法宝，是科学成为可靠知识 的根本保障。至于“科学革命的循环性”则纯属刘军的杜撰，企图把科学描绘成 朝三暮四摇摆不定因而是靠不住的知识。 “反思科学”和“反对科学主义”是反科学人士的口头禅，用这两个关键语 汇识别反科学人士大抵不会出错。下面我们看看刘军“从反思科学观念的‘现代 性’的角度出发”，得出了哪些荒诞的“结论”。 “第一，科学活动在今天已经日益成为具有自身利益诉求的政府、企业或利 益组织的活动，因此其‘中立’、‘客观’、‘追求公共福祉’的特征已经不再 是无可争辩的。” 某些哲学家以为，科学的理论也像哲学一样，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或是赞 助商的利益攒出一个科学理论或是科学证据来。这是对科学的无知。科学的检验 体系使所有这类的努力归于无效。如果科学可以像哲学那样随心所欲、随钱所欲、 随权所欲，科学也就不再是科学了。欧洲很想阻挡美国农产品的倾销，他们不缺 钱，也不缺科学家，可是至今找不到“转基因食品有害”的科学证据，否则欧洲 很容易把美国转基因农产品堂而皇之地拒之门外。科学“‘中立’、‘客观’、 ‘追求公共福祉’的特征”不仅可以争辩，而且容易证伪。只要找到一个堪称是 科学的理论，只有利于某个民族、国家、地域、信仰、阶级的人群，就能证明科 学的不中立。空喊“争辩”无用，要想辩赢，还请先寻找证据。 “第二，科学活动已经对人类的日常生活产生了须臾不可剥离的影响，其活 动具有日益强烈的外部性，因此科学活动在今天已经日渐成为利益相关者的对话， 而不再是科学共同体的‘独白’。” 科学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并不自今日始，“强烈的外部性”也是历来如此。但 是科学并不强迫任何人接受，而且不是免费的午餐。成为“利益相关者”也都是 自己上赶着花钱才得到的，要想“剥离”谁也不拦着。谁要想逃避科学的“外部 性”，只管回家把电闸拉了就是，还省了一笔电费。但是从事科学活动的门槛很 高，并不是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攀得上的。能称为“科学活动”的“对话”只 能凭科学证据。仅仅凭“利益相关”进行的“对话”，可以是政治活动，也可能 是商业活动，唯独成不了“科学活动”。拿得出科学证据的就是科学共同体的成 员，所以科学活动在过去、现在、将来都只能是“科学共同体的‘独白’”。科 学不许胡说，允许胡说的就不是科学，仅此而已。 “第三，当代科学面对的极端风险和极端不确定性，是此前的科学活动所未 涉及的。诸如‘克隆人’、‘基因改良食品’这样的‘兹事体大’的科学问题， 即使是专家也在面对不可测度的风险，并因此而成为‘非专家’。因此，对于 ‘专家’的信赖，必须与公共理性交流和民主对话结合起来。换句话说，双方的 话语权应该是平等的，是同样受公共交流的规则保护的。” “风险”和“不确定性”存在于政治、军事、经济、司法等一切社会活动之 中。与之相比，科学活动所涉及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是最小的，因为科学 活动的目标就是增加有预测能力的可靠知识，减少风险和不确定性，而且是所有 学问中在这方面最成功的。因此，科学的结论可以作为政治、军事、经济、司法 决策最可靠的依据，但政治、军事、经济、司法的结论都不能成为判断科学领域 中正确与错误的根据。 “克隆人”和“基因改良食品”并不比“此前”的科学活动更多地涉及“风 险”和“不确定性”，更谈不上“极端”。使其看起来“兹事体大”的也不是 “科学问题”，而是“反科学问题”。喧嚣一时的“反克隆人闹剧”和“反转基 因闹剧”并非源于科学问题，而是来自宗教反科学势力。天然的克隆人——同卵 双胞胎自古以来一直生活在我们身边，并没有造成任何风险和不确定性。转基因 比传统诱变育种更加准确和透明，风险和不确定性也要小得多。这一点不仅专家 很清楚，有高中程度的生物学知识就能弄明白。所谓“即使是专家也在面对不可 测度的风险”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西方反科学势力依仗深厚的宗教传统，配合以好莱坞科幻恐怖片的强大宣传 力量，对科学进行了肆无忌惮的妖魔化，用戈贝尔手法蒙蔽了不少懒于独立思考 的公众。反科学一方早已得到了传媒中的话语霸权，但是科学偏偏不是“话语” 所能制服的。科学讲究真凭实据，反科学就只能乞灵于谎言、谣言。而谣言又很 容易被揭穿，很令反科学人士头疼，所以反科学者期待“受公共交流的规则保 护”，希望能禁止揭穿谎言。遗憾的是世界上并不存在只许撒谎不许揭穿，只需 造谣不许辟谣的“公共交流的规则”。因为那样就只剩下灌输，没有“交流”了。 “第四，有对话就有对抗，因此科学并非是不可‘反’的。在事关人类重大 利益或共同福祉的诸多问题上，不同利益诉求集团之间的对话、博弈甚至对抗都 是可能的，而不是应该被绝对禁止的。所谓‘反科学’就是不好的、应该反对的 或予以禁止的，这是带有自大和自我中心色彩的霸权意识，是不合当今文明主流 的，也是我们今天应该警惕的思潮。” “敬畏”意味着反科学。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兴，所以要推广 “敬畏”刘军就需要先为反科学“正名”。西方有强大的宗教势力，反科学有其 社会基础，向往“新的中世纪”者还是有的。但是这些后现代洋垃圾拿到中国来 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人没有“推拒知识，为信仰留出空间”的传统， 即使为了实现愿望而求神拜佛，也要等愿望实现了才去还愿，不肯白花冤枉钱。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反科学失去了信仰的支撑，也就只剩下“带有自大和自 我中心色彩的霸权意识”了。 新京报这次发动“讨论”，有明显“拉偏架”的意图，尽量多发鼓吹“敬畏” 的文章，少发或拒发反方的意见，充分体现了这种“霸权意识”。不过在面对科 学的时候，起决定作用的是证据而不是文字数量。当年有人告诉爱因斯坦说： “有五十位专家联名反对你的理论。”爱因斯坦的回答是：“如果我错了，有一 个人反对就够了。” 话语霸权有利也有弊，利在声势浩大，弊在言多有失。汪永晨无法解释自己 对发电量数字五千倍的歪曲，不再言声了。廖晓义节节后退，不再反对“以人为 本”，把“敬畏”解释成“不妄为”，这是“文人之论”中常见的文字游戏。网 友押沙龙的名文中分析过这种东西：很多策论也是如此，一张嘴就是：“臣以为 当今之急务者，一曰亲君子，二曰远小人，三曰敦风俗，四曰薄赋税”，听着是 没错，也很大气，可其实跟废话没什么差别。不过是大家说个热闹，君子、小人 又没在脑门子上戳着印，怎么亲怎么远？风俗怎么敦，赋税怎么薄？又有几个文 人说得明白？可又何曾防碍了他们写“薄赋税”的文章？ “不妄为”也是这种“亲君子，远小人”之类的废话，真正有用的是区分什 么是“妄为”，这才正是争论的关键所在。真环保就要以人为本拿出科学数据来 决策，而伪环保就要讲“敬畏”反科学，用汪永晨那种差五千倍的数据来决策， 这才是不折不扣的“妄为”。 “当今文明”已经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反科学就是要挖掉文明的根基， 所以反科学成不了“文明主流”，只能当愚昧主流。对付反科学思潮的方法不仅 仅是“警惕”，更重要的是在他们散布谎言时将其戳破，让他们当众出洋相，成 为公众的笑柄。 附： 敬畏自然的“现代性”问题 □刘军（北京大学博士） 新京报2005年2月8日 　　“现代性”问题似乎一直是大学象牙塔内的学问，但2005年甫一开始，发生 在《新京报》上的关于“敬畏大自然”的读者讨论实则表明，它其实是关乎我们 的日常思想观念甚至是切身生存的现实问题。为什么这么说？一来，《新京报》 的相关读者讨论，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无处不涉及“现代”的科学观念与“后现代” （“非现代”或“超越现代”）的科学观念的冲突；二来，这场讨论所引起的激 辩，也印证了在事关公共福祉的科学事务上的理性交流和民主对话的重要性和迫 切性。 　　“现代”的科学观念认为科学是价值中立的追求真理的活动，科学家是无私 无畏的追求客观真理和全人类福祉的圣徒或巨人。 　　这种“现代”的“科学观”和“科学家观”在“二战”以后逐渐发生了变化， 一方面是因为原子弹的实战使用，使科学家的声誉受到了损害，许多有才华的学 生甚至因此不愿从事物理学的研究。另一方面，“冷战”的发展使国家军事部门 和大型企业雇用的科学家人数逐渐增多，他们很难再被看成是在从事“中立”的 或“致力于人类福祉”的研究。科学哲学自身的发展也使得科学追求客观真理的 色彩逐渐黯淡下去，尤其是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在1962年发表《科学革命的结 构》，其中提出的诸多新观点，如范式转换、科学共同体的封闭性、常规科学的 保守性以及科学革命的循环性等，大大冲击了旧有的科学观念。 　　从反思科学观念的“现代性”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结论。第一， 科学活动在今天已经日益成为具有自身利益诉求的政府、企业或利益组织的活动， 因此其“中立”、“客观”、“追求公共福祉”的特征已经不再是无可争辩的。 第二，科学活动已经对人类的日常生活产生了须臾不可剥离的影响，其活动具有 日益强烈的外部性，因此科学活动在今天已经日渐成为利益相关者的对话，而不 再是科学共同体的“独白”。第三，当代科学面对的极端风险和极端不确定性， 是此前的科学活动所未涉及的。诸如“克隆人”、“基因改良食品”这样的“兹 事体大”的科学问题，即使是专家也在面对不可测度的风险，并因此而成为“非 专家”。因此，对于“专家”的信赖，必须与公共理性交流和民主对话结合起来。 换句话说，双方的话语权应该是平等的，是同样受公共交流的规则保护的。第四， 有对话就有对抗，因此科学并非是不可“反”的。在事关人类重大利益或共同福 祉的诸多问题上，不同利益诉求集团之间的对话、博弈甚至对抗都是可能的，而 不是应该被绝对禁止的。所谓“反科学”就是不好的、应该反对的或予以禁止的， 这是带有自大和自我中心色彩的霸权意识，是不合当今文明主流的，也是我们今 天应该警惕的思潮。 (XYS20050212)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1.dyndns.org)(xys.332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