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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格论达尔文左派

迷走

　　以《动物解放》一书闻名于世的伦理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是
当今最具影响力与争议性的哲学家之一。他的新书《达尔文左派：政治、演化与
互助》（A Darwinian Left：Politics, Evolution and Cooperation。 
Weidenfeld & Nicolson 出版）又出惊人之语，认为左派应该用达尔文取代马克
斯，而且大力强调演化论的人性观对左派的重要性。

　　辛格认为传统左派承继自马克斯的一大谬误，就是以为社会条件一改变，
“人性”就会随之改变；误以为人性有无限的的可塑性，而忽略了生物遗传的影
响与限制。不顾人性一意孤行，造成了独裁政治的兴起，以及史达林主义和文化
大革命等重大惨剧，也是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失败的重要原因。辛格认为左派的改
正之道在于接受科学的人性观，亦即达尔文演化论对人性的解释，要认识到为自
己与亲人争取有利位置而竞争，是演化下产生的自然人性。然而辛格认为这并不
表示我们必须放弃为弱势者与受压迫者追求平等的左派信念。辛格认为左派传统
上排斥达尔文主义，是因为曲解科学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被用来正当化资本主义的
剥削与压迫。然而现在生物学家已日益认识到利他行为对演化的重要性。辛格还
用游戏理论的研究，论证利他互助会增加群体生存演化的机会。他也批判某些社
会生物学家反对追求平等的论点。例如威尔森（E. O. Wilson）认为以照顾社会
弱势为前提的政策，对人类遗传会有不良影响；一昧追求两性平等，会付出生物
上的代价。辛格认为此说无法成立，生物学并未证明有所谓的“失业基因”，就
算有也不足以改变我们追求平等的选择，因为自然演化的方向并无善恶之分，我
们无法由此推演出伦理决定。辛格甚至乐观的认为我们的选择可以影响演化，创
造一个互助的社会，将使人类更朝向平等互助的方向演化。

　　辛格追求一个更公平的社会的热忱与良善动机固然可嘉，然而他的折衷论点
却可能两面不讨好。有些社会生物学家可能会认为他夸大了利他在演化中的重要
性。左派对他的论点则会有唯心论之讥，因为辛格对于历史、政治与经济皆毫无
讨论，而泛泛地以抽离社会脉络的伦理概念来立论。就以赤柬屠杀数百万“阶级
敌人”这个社会主义惨剧的成因为例，高棉的城乡对立与种族冲突等历史与社会
因素，绝不小于波帕等柬共领导人忽略“人性”的蛮干。另一方面辛格用“居高
位者多为男人”为例，来说明社会阶层现象不见得都是偏见与歧视造成的，而可
能是人性自然的产物，是演化性择（sexual selection）的结果。此种说恐怕无
法为女性主义者接受。

　　辛格在此书不忘重提动物权主张，认为达尔文否定了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
使我们扬弃圣经创世纪中上帝命令亚当（人类）主宰动物的谬误，帮我们了解到
应该平等对待动物。这是许多动物权支持者常提出的一个怪论。在达尔文的体系
中，生物界的“克制与平衡”（check and balance）有根本的重要性，杀戮死
亡是自然运行与演化发生的必要条件。达尔文本人热爱打猎，年轻时还试著遍尝
各种野味。要支持动物权自可诉诸其他论点，借助达尔文主义的科学光环，会有
风马牛不相干之讥。

　　更重要的是辛格证明了他的中心论点“左派需要达尔文主义”吗？辛格借助
实然与应然的古老区分，使他可以在追求平等的根本前提下，再来考量如何顾及
生物学意义的“人性”以达成目标；而非相反的从“自然的人性”出发，再来考
虑要不要追求平等。据此辛格认为取消社会阶层差异，涉及根本人性的改变，难
度比绝大多数革命家所想像的要高得多。但又说这并不表示我们得放弃这理想，
而是要审慎从事。然而某些无涉辛格所谓“不变的人性”的习俗与制度，试著改
变它们也会有严重后果而必须小心行事。换言之，这种谨慎是任何革命或改革要
能成功的基本要求，涉不涉及“生物上的人性”皆然，而且从历史与社会研究就
可得到这结论，而毋须诉诸演化生物学。辛格顶多是论证了演化论与左派理想可
以相容、“左派的达尔文主义”是有可能的，但并没有证明“达尔文左派”是必
须的。

(XYS2004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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