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1.dyndns.org)(xys.3322.org)◇◇ 中国科学社缘起探析 冒荣 (南京大学,南京210093) 苏东学刊2000年第二期 在西方神话中,曾有过为了把光明带给人间而从上帝那里盗来火种的普罗 米修斯。20世纪初叶,一群中国留学生也想把曾给西方带来现代文明的科学之火 播到中国大地,于是,他们办起了我国最早的自然科学杂志——《科学》,并创 立了一个综合性的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 中国科学社一方面是当时科学救国思潮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根植于现代科 学土壤中,这也正是它所以成为20世初上半叶在中国最有影响的民间科学团体的 重要原因之一。 一、康乃尔大学中的游子梦 辛亥革命前一年,1910年8月16日,赵元任、胡明复、周仁、胡适、竺可 桢、过探先、钱崇澍等70名刚剪掉辫子、换上西装的第二批“庚款留学生”,在 上海登上了赴美的“中国”号轮船。在渡过太平洋而抵达美国西海岸后,大部分 人都乘火车穿越美国大陆,到了美国东部;而其中则有13人进了康乃尔大学。[1] 辛亥革命一年后,1912年11月,也是在上海,任鸿隽、杨铨等11名曾参加 过辛亥革命的“稽勋留学生”登上了赴美的“蒙古”号轮船;也是在美国西海岸 登陆,而后,其中任鸿隽和杨铨两人也和前面的13人经过了差不多同样的旅程到 了康乃尔大学。[2] 在后一批留学生抵美一年半后,1914年6 月10日晚,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的 一群中国留学生,会聚到康乃尔大学的大同俱乐部—— 此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距6 月28 日奥国皇位继承人弗朗茨· 斐迪南在萨拉热窝遇刺不到20天。当时的欧洲大陆,战云密布,磨刀霍霍,英、 法、德、奥等列强为“瓜分殖民地和掠夺竞争国”,在疯狂扩军备战的道路上已 走到尽头,大战正一触即发。 在中国大陆,则是阴霾压城,风雨如晦。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 但胜利成果却被袁世凯窃取。复活帝制的逆流正一时甚嚣尘上,“闹得乌烟瘴 气”。此时的中国,正如杨杏佛在以后为胡适回国送行的一首诗中所写的:“共 和已三死,造化独何心?腐鼠持旌节,饥鸟满树林。……”[3] 一边隔着大西洋,另一边隔着太平洋,远离欧洲大陆、也远离中国的美国 康乃尔大学此时却是另外一番风光。依萨卡是位于美国东北部的一个风光秀美的 小城,它滨临绵延40 英里的卡尤加湖(Cayuga),傍依着起伏不平和遍布瀑布 景观的山峦。而康乃尔大学则座落在卡尤加湖畔南端的山地上,“据山面湖,涧 壑绕其前后,风景清胜”,校园内“山地起伏,溪流曲折,峡谷横生,瀑布飞 溅”,被称为“最具山光、水色、风采、人情的校园”。十天前,杨杏佛还曾写 过一首诗赞美康大校园中的那一派世外桃源景象:“山路蔽苍翠,春深百鸟嚣。 泉鸣尘世绝,日暖草香飘。欲关陶彭泽,忘忧藉浊醪。栖心若流水,世累自相 遥。”[4] 此时,这里没有那种喧嚣和紧张,也没有那种苦难和重负,似乎只是一片 安宁,一派恬静和清幽,而期末考试又刚刚结束,本来也该是轻松一下的时候。 但会聚在这里的中国留学生却按捺不住心中的忧国忧民之情,遥望浩瀚星空,不 由“引颈东顾,眷然若有怀也”。[5]他们纵论天下大事,欲挽神州沉陆,又希 望不失空谈,从实做起,寻找到一条能为国家和民族振兴贡献个人绵薄之力的实 际途径。身在异乡,风物迥异,他们一方面深感于现代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 “百年以来,欧美两洲声明文物之盛,震铄前古。翔厥来原,受科学之赐为多”; 另一方面更为当时祖国的积贫积弱和科学技术的落后而忧虑不安,“世界强国, 其民权国力之发展,必与其学术思想之进步为平行线,而学术荒芜之国无幸焉, 历史俱在,其例固俯拾皆是也。”“国人失学之日久矣,不独治生苦窳,退比野 人。即数千年来所宝为国粹之经术道德,亦陵夷覆败,荡然若无。……虽闭关自 守,犹不足以图存。”因而他们认为只有依靠现代科学技术,才能救亡图存,振 兴中华民族;并立志担负起现代科学在中国的播火者的重任,决心协同合作,共 力创办一科学刊物在国内发行,以“提倡科学,促进实业”,“夫徒钻故纸,不 足为今日学者,较然明矣。然使无精密深远之学,为国人所服习,将社会失其中 坚。人心无所附丽,亦岂可久之道 。继兹以往,代兴于神州学术之林,而为芸 芸众生所托命者,其唯科学乎,其唯科学乎。”“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过屠 门而大嚼,不如归而割烹。同人不佞,赖父兄伯叔之力,得负笈远西,亲睹异邦 文物之盛。诚不自知其力之不副,则相与攫讲习之暇,抽日月所处,著为是报, 将以激扬求是之心,引发致用之理,令海内外好学之士,欲有所教于同人者,得 所籍焉。”[6]而由此,竟诞生出一个在20世纪上半叶曾给予中国的科学发展以 重大影响的中国最大的民间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 两年半以后,中国科学社的主要创始人任鸿隽曾于发表在《科学》3卷1期 上的《外国科学社及本社之历史》一文中讲述了中国科学社的这一创始过程: “我们的中国科学社,发起在1914 年的夏日,当时在康乃尔的同学,大家无事 闲谈。想到以中国之大。竟无一个专讲学术的期刊,实在可愧。又想到我们在外 国讲学的,尤以学科学的为多,别的事做不到,若做几篇文章讲讲科学,或者还 是可能的事。于是这年六月初十日,大考刚完,我们就约了十来个人,商议此 事。” 40余年后,他在《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中又再次谈到,当时,“一旦战 事爆发,世界上的头等强国,都把他们多年积蓄的力量拿出来做你死我活的斗争, 这在20世纪初是一个震荡人心的大事件。在国外留学的中国学子,不能不怵目惊 心,想做点什么,对祖国有些微的贡献。他们看到当时欧、美各国的强大,都是 应用科学发明的结果,而且科学思想的重要性,在西方国家的学术、思想、行为 方面,都起着指导性的作用。在现今世界里,假如没有科学,几乎无以立国。” 他们想到“中国所缺乏的莫过于科学,我们为什么不能刊行一种杂志来向中国介 绍科学呢?”“因此,他们想把这个东西介绍到中国来,并且设法使它开花结果。 这便是当时几个学子发起中国科学社的目的。”[7] 参与中国科学社创立的章元善和赵元任也曾谈到过中国科学社的发起过程。 章元善在追忆赵元任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一道看报, 知道些国内革命消息。看社会新闻及报上登的广告,觉得国内科学空气实在太薄, 我们觉得唯有科学才能救中国。在一次中国同学的野餐会上,不知怎的,大家把 话头集中到科学救国这一点上来了。我们一边吃喝,一边畅抒已见。少年气壮, 大家要立即行动起来。我们决定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编写科学文章发行杂志。” “元任于科学社的发起起了带头作用。参加发起的还有胡明复、秉志、邹树文、 胡适、金涛、过探先等十来个人。”[8]而赵元任在其《早年自传》中提到的是, “1914年6月10日,我在日记上写道:‘晚间去任鸿隽(叔永)房间热烈商讨组 织科学社出版月刊事’。”[9] 另外,曾是中国科学社重要成员的胡适在回忆胡明复的一篇文章中则言: “科学社发起人是赵元任、胡达、周仁、秉志、过探先、杨铨、任鸿隽、金邦正、 章元善;他们有一天聚在世界会(即大同俱乐部)的一个房间里——似是过探先 所住——商量要办一个月报,名为‘科学’,后来他们公推明复与任鸿隽等起草、 拟定‘科学社’的招股章程。”[10] 从上面的几段回忆文字不难看出,实际上此前在这群留学生中就已经有了 为在中国传播科学而创办科学杂志在国内发行的想法,他们在如野餐会等平时的 聚会中可能就已经相互交流过这种想法。而1914年6 月10日的聚会,则是他们为 创办《科学》期刊而进行的一次有准备的正式性的讨论。因为当时许多中国留学 生都住在大同俱乐部,虽然这次讨论地点究竟是在俱乐部廊檐下,还是在任鸿隽 房间中,或者是在过探先房间中,说法有所不一,但讨论地点在大同俱乐部则是 毫无疑问的。而这次讨论,“说也奇怪,当晚到会的,皆非常热心,立刻写了一 个缘起。拟了一个科学的简章,为凑集资本,发行期刊的预备。当时因见中国发 行的期刊大半有始无终,所以我们决议把这事当作一件生意去做。出银十元的算 作一个股东,有许多股东在后,自然就不会半途而废了。”[11]其后,为争取更 多的志同道合者和征募举办刊物的经费,即由胡明复、杨铨、任鸿隽等草拟了一 个“科学月刊缘起”和“科学社招股章程”,于6月29日寄出发送给在美国的中 国留学生以及一些已经回国的留学生。 据任鸿隽的回忆文章,在“科学月刊缘起”中有下面一段话:“今试执途 人而问以欧、美各邦声名文物之盛何由致?答者不待再思,必曰此食科学之赐 也。……同人等负笈此邦,于今世所谓科学者庶几日知所亡,不敢自谓有获。愿 尝退而自思,吾人所朝夕育习以为庸常而无奇者,有为吾国学子所未尝习见者乎? 其科学发明之效用于寻常事物而影响于国计民生者,有为吾父老昆季所欲闻之者 乎?……试不知其力之不副,则相约为科学杂志之作,月刊一册以饷国人。专以 阐发科学精义及其效用为主,而一切政治玄谈之作勿得阑入内焉……”[12] 当时在“科学月刊缘起”上签名的有胡达(胡明复)、赵元任、周仁、秉 志、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杨铨、任鸿隽等九人。他们作为“科学”月刊的 发起人,一般也被认为 “实际上正就是科学社的发起人”[13]。 而“科学社招股章程”,据胡适回忆,“最初的章程是杨铨手写付印的” [14]。其全文如下:—— 科学社招股章程 (1)定名 本社定名为科学社(Science Society)。 (2)宗旨 本社发起“科学”(Science)月刊,以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 名词、传播知识为宗旨。 (3)资本 本社暂时以美金四百元作资本。 (4)股份 本社发行股份票四十,每份美金十元,其二十份由发行人担任,余二十 份发售。 (5)交股法 购一股者,限三期交清,以一月为一期;第一期五元,第二期三 元,第三期二元,购二股者,限五期交清:第一期六元,第二三期各四元,第四 五期各三元。每股束以三股为限,购三股者其二股依上述二股例交付,余一股照 单购法,凡股东入股转股,均须经本社认可。 (6)权利 股东有享受盈余及选举被选权。 (7)总务事所 本社总务事所暂设美国以萨克(即依萨卡)城。 (8)期限 营业期限无定。 (9)通讯处 美国过探先(地址略)[15] 在草拟和发送“科学月刊缘起”和“科学社招股章程”的同时,他们也同 时抓紧利用暑假时间,分工撰写《科学》稿件。在“科学月刊缘起”和“科学社 招股章程”发出后,“不久也居然集了二三十股,于是一面草之章程,组织社务, 一面组织编辑部,发行期刊。”[16]9月2日,他们召开了《科学》月刊编辑部第 一次会议,讨论审定创刊号稿件。1915年1月,由他们在美国编辑的我国最早的 综合性科学杂志《科学》月刊1卷1期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出版。在国内发行。 科学社刚刚成立时采取的是一种公司形式,但社员扩充、力量增加以后, 他们不再满足于仅仅出版一科学期刊,以后,也在康乃尔大学留学的邹应萱正式 提议将科学社改组为学会性质,并改名为中国科学社,1915年4月,“即由董事 会发信问全体股友的意见”,其中所述改组的主要理由是:“一、振兴科学,应 举之事甚多,如译书设图书馆等,皆当务之急,不仅发行杂志,故发行杂志当为 科学社之一事业,科学社不当为发行杂志之一手段也。二、本社为学会性质,则 可逐渐扩充,以达振兴科学之目的;为公司性质,则社员事业皆有限量。三、本 社为学会性质,则与社员不仅有金钱上之关系,且有学问上之关系;为公司性质, 则但有金钱上之关系,而无学问上之关系,与创立本社宗旨不符。”[17] 以后,“得一致赞成”,又于6月,由任鸿隽、胡明复、邹秉文三人草拟 了《中国科学社总章》,10月9 日,将社章提交给全体社员讨论,这一章程于是 年10月25日“由社员全体通过,从此中国科学社通告正式成立。”通过的《中国 科学社总章》 包括“定名”、“宗旨”、“社员”、“社员权利及义务”、 “分股”、“办事机关”、“职员及其任期责任”、“会费及特别捐”、“常年 会”、“选举”、“附则”等11章共60条,其“宗旨”一章明确提出,“本社以 联络同志,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18] 二、科学救国思潮中的劲澜 中国科学社的诞生,出自一群年青学子科学救国的热情和理想,寻根溯源, 也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科学救国思潮的产物。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曾有过辉煌的历史,著名科技史学家 李约瑟就曾说过:“我们必须记住,在中世纪时代,中国在几乎所有的科学领域 内,从制图学到化学炸药都遥遥领先于西方。从我们的文明开始,到哥伦布时代, 中国科学技术常常为欧洲人望尘莫及。”[19]但自15世纪以来,西方经过文艺复 兴运动、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后,伴同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海外殖民地的开拓和 蒸汽机的广泛应用,科学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当时的中国却依旧只是 如同疲惫的老牛拉着笨重的木犁。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土壤中已经根深蒂固的 小生产的惰性,长期以来八股取士对知识分子才智的扭曲和个性的扼杀,闭关锁 国政策和“天朝大国”的文化心态带来的固步自封,都严重地窒息了科学技术的 发展,使中国的科学技术日显落后。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 饱受西方列强侵侮和欺凌的中国在睁开眼睛看世界时,立刻意识到自己在科学技 术上的落后。从洋务派提出“师夷之长以制夷”和“西学为用”开始,近代科学 技术的重要作用日益为社会各界有识之士所认识。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后, 深重的民族危机更唤起了朝野上下对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重视。1895年,维新派 在京沪两地组织“强学会”,欧阳中鹄和他的学生谭嗣同、唐才常则在湖南浏阳 组织“算学社”。此后至 1898年戊戊维新运动,倡导科学、兴办学会顿成一时 风气。维新派主要代表人物都把组织各种学会,作为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富 强,推动变法维新的重要手段。康有为在代张之洞所作《上海强学会序》中呼吁 “天下之变,岌岌哉!夫挽世变在人才,成人才在学术,讲学术在合群”,并指 出“尝考泰西富强之由,皆由学会之力”,可是中国“专精农工商矿之学者无 人”、“专精水陆军及制造船炮之学者无人”。梁启超则专门写了一篇系统论述 学会作用的《论学会》的文章,发表在《 时务报》上,其中提出,“西人之为 学也,有一学即有一会……会中有书,以便翻阅,有器以便试验,有报以便布新 知,有师友以便讲求疑义。故学无不成,术无不成,新法日出,以为民用。” “……遵此行之,一年而豪杰集,三年而诸学备,九年而风气成。欲兴农学,则 农学会之才不可胜用也。欲兴矿利,则矿学会之才不可胜用也。……欲制新器, 则天、算、声、光、化、电等 学会之才不可胜用也。以雪仇耻,何耻不雪,以 修庶政,何政不成。” 在维新派的大力推动下,1898年前后,在中国各地曾经出现过各种各样的 学会,如北京除强学会(1895年)外,还有知耻学会(1897年)、关西学会 (1898年)、闽学会(1898年)、蜀学会(1898年);上海有强学会(1895年)、 农学会(1896年)、蒙学会(1897年)、算学会(1896年)、译书学会(1897 年)、女学会(1898年)等等[20]。但值得指出的是,当时的这些学会与西方在 自然科学技术领域的各种专门学会并不尽相同,它们主要是维新派用来宣传和推 动变法的一种组织形式,很大程度上是带有一定政治目的的会党,正如梁启超在 《南学会序》中所强调的:“日本之劫盟于三国也,日不国也,时乃有萨摩、长 门诸藩侯,激励其藩士,畜养其豪杰,汗且喘走国中,以倡士义,一啸百吟,一 呻百问疾,时乃有尊攘革政,改进自由诸会党,继轨并作,遂有明治之政也。” 其中实际上只有少数学会是由有志于科技活动的人员组成和主要以促进科学技术 的发展为宗旨的,如备有某些仪器的南京的“测量会”、创办了《农学报》的上 海农学会等,但这种专门学会数量并不多,且存在时间不长,参加人数也极有限, 这当然与当时这类学会还缺乏相应的组织基础和社会基础有关。如谭嗣同于1895 年8月创办的浏阳算社可以说是这个时期最早出现的自然科学学会,但戊戊变法 失败,谭嗣同遇害,这一算学社便自行解散。另外,当时的某些学会,其活动宗 旨还不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樊篱,如“苏学会公启”中就提出:“为学 之道千条万绪,不能出圣教范围,……曰: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 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会宗旨。”[21] 尽管如此,这些学会的成立在倡导科学上终究还是起了不可低估的舆论作 用,正如1923年胡适在为科玄论战作总结时所说:“近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 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 或戏侮的态度。那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 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 物的人敢公开诽谤‘科学’的。”[22] 自戊戍维新以后在中国出现的对科学的这种“崇信”,从当时这些留学生 在学科选择上所受到的外界影响就可见一斑,作为第二批庚款留学生之一的胡适 曾谈到他起初为什么会选读农科:“民国前二年考取官费留美,家兄特从东三省 赶到上海为我送行,以家道中落,要我学经济工程或矿冶工程,他认为学了这些 回来,可复兴家业,并替国家振兴实业,不要我学文学、哲学、也不要我学做官 的政治、法律,说这是没有用的。”[23]胡适抵美后不久,在得知胡适已选读农 科后,其二兄在给他的信中又说,“农学最为中国通用之学,盖南方虽有人满之 患,然北方乃东三省、内外蒙古、新疆伊犁等处,地旷人稀,以面积计,十分未 垦其三……吾弟将来学成归国大有可为。”[24] 而辛亥革命,无论是从其正面效果和从其缺陷或不足来说,又都对科学救 国的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方面,由于封建帝制被推翻,随着“皇帝倒了、辫子剪了”,带来了 一场社会思想的大解放和社会生活的大变革,一切“旧染污俗”、陈规陋习,都 受到了一场急风暴雨式的冲击和荡涤。换纪元、变官制、禁缠足、废跪拜,改称 谓,易服饰,倡人权,破迷信,社会面貌曾顿作一新。而一派“揖欧追美,旧邦 新造”的方新之气中,很多人则都怀着“破坏告成,建设伊始”之心,正如孙中 山所说:“此后社会当以工商企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以致“群知 非实业不足以立国,于是有志于实业者项背相望。”[25]由于兴办实业离不开对 科学技术的掌握,因而兴办实业的热情也相应刺激了科学救国和教育救国的热情。 另一方面,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但它又远远没有完成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的任务,特别是没有能提出和解决农民问题,因而辛亥革命后人民的苦 难和许多社会痼疾依旧如故,贫穷、愚昧、落后的社会面貌并没有根本改变,一 切都远不象人们所曾经期望的或承诺过的那样美好。从帝制被推翻后的兴奋到兴 奋后的失望,再到失望后的思考,使许多人把中国的贫穷落后在很大程度上归结 于社会的愚昧和民众科学文化知识的缺乏,例如张伯苓就把“愚”作为民族“五 病”之首,而这种感受和认识则又从另一角度促使许多人把希望的眼光转到科学 救国上。 民国初出现的某些科学技术团体,便是当时的这种科学救国思潮的直接结 果。如1912年12月成立了“中国工业会”,以“研究工学,提倡工业,发展国民 经济为宗旨”,其会员为:1.学工学者;2.经营工业者;3.富有工业经验者;4. 提倡及赞助工业者。1913年,广东工程师会、上海工学会、路工同人共济会联合 成“中华工程师学会”,以詹天佑为会长,其宗旨:“一、考求工程营造之划一, 审采正则制度;二,发达工程事业,俾得利用厚生,增进社会之幸福;三、研究 工程学术,力求自辟新途,免除囿于成法”;并出版了《中华工程师学会学报》。 同年4 月,还出现了俞同奎等人组织的“中国化学会”,以研究化学、提倡化学 事业为宗旨。 中国科学社的主要创始者任鸿隽、杨铨,也正是在科学救国思潮的影响下 弃政求学而入康乃尔大学读书的。 作为“稽勋留学生”赴美学习的任鸿隽、杨铨,都曾积极投身革命活动。 任鸿隽,字永叔,1888年出生于四川垫江县,祖籍浙江归安,1863年时因避战乱 而迁居四川,1904年在废科举前的最末一次科举考试中考取秀才;1907年进上海 中国公学。中国公学是1905年11月2 日日本政府颁布《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 后,中国留日学生愤而归国创办的,当时曾被认为是革命党人的大本营。在中国 公学,他加入了同盟会;1909年,因为目睹革命党人喻云纪、黄复生制造炸药而 被炸伤的惨状,认为是由于缺乏化学知识而致,为制造炸药以推翻清王朝,考入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应用化学预科,决计“一切为革命二字所支配”;以后又曾担 任同盟会四川分会书记和会长之职。武昌起义发生后,当即抛弃学籍和一切行李 赶回国内,后在孙中山的临时总统府任总务,负责帮助总统草拟文稿。1912年4 月南北议和 ,袁世凯窃取临时总统之位,临时政府解散,其即立意弃官求学, 并带头倡议请求国家资助到国外留学,以图今后以其所学报效国家,蔡元培等曾 极力挽留他继续从事政界活动,但他立意已决,终于被批准为第一批“稽勋留学 生”。而在赴美之前,他还曾作为京津同盟会机关报《民意报》的总编辑,并曾 发表《共和建设别记》,揭露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之位的内幕。入美国康乃尔 大学后,虽然就读于文学院,却偏重于学习化学、物理等专业。[26] 杨铨,字杏佛,1893年出生于江西玉山,1908 年进中国公学,与任鸿隽 等结为同窗好友,并加入了同盟会。1911年,考入唐山路矿学堂辛亥革命后即奔 赴武昌,投身革命,以后在临时总统府秘书处任秘书。南北议和而临时政府解散 后,他看到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准备从事实业,便申请出国留学,与任鸿隽 一同被批准为第一批“稽勋留学生”;在出国之前,也曾作为《民意报》的记者 参加反袁活动。到美国后,从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的理想出发,即选读了机械工 程专业。他的爱国热忱,常溢于言表。如1915年9 月,他为胡适将赴哥伦比亚大 学攻博士学位而赠别的词中,就曾满怀造福于民的理想而写道:“欲共斯民温饱, 此愿几时偿?”[27] 爱国主义的热忱和科学救国的理想,也同样表现在中国科学社的其他创始 者,如胡明复、赵元任、周仁等人的身上。 胡明复,原名胡达,1891年生于无锡;1910年秋天,与胡适、赵元任、 竺可桢等同时考取第二届庚款留美学生,抵美后即入康乃尔大学文理学院学习, 与赵元任为同班同学。两人对数学、物理、哲学都感兴趣,学习成绩在班上总是 名列榜首,在全校也是最好的;1914年夏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康乃尔大学后入哈佛 大学研究院专攻数学,1918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他与其兄胡孰复和其弟胡刚复 都曾留学美国,20年代,都同是中国学术界的知名人士,时称“三胡”;而三人 性情各异,杨铨曾评价,胡敦复人谈则谈,胡刚复逢人则谈,而胡明复则是择人 而谈。他平素不擅言谈,也极少表露自己,但却多次与杨杏佛谈到,他们这一代 不幸生长在苦难深重的中国,为使中国富强,就必须甘当为中国科学开路的“小 工”。[28] 赵元任,江苏常州人,1892年生于天津,其六世祖为乾隆年间的大学者赵 瓯北;1910年以第二名考取第二批庚款留学生,进康乃尔大学文理学院,他早年 思想就倾向革命,在他的《早年自传》中曾经回忆说,“那时中国最振奋的事件 是1911年推翻帝制的革命,10月10日之后不久,同班同学王预叫住我说:‘好消 息,好消息’,那是我第一次听到革命的事,我便提醒他在南京的时候,我们这 些醉心革命的学生在追悼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奉命‘举丧’之际,实际高声大笑, 因为我们全跪在祭坛前,没有人能听出有何不同。”[29]大学,他表现出多方面 的才华,毕业后进哈佛大学攻读数理,与他同学过的胡适曾在1916 年1 月26 日 记中写道:“每与人评论留美人物,辄推常州赵君元任为第一。此君与余同为赔 款学生之第二次遣送来美者,攻读于康乃尔,今届哈佛,治哲学、物理、算学皆 精,以其余力旁及语言学、音乐,皆有所成就。其人深思好学,心细密而行笃实, 和蔼可亲。以学以行,两无其俦。他日所成,未可限量也。”[30]他在哈佛大学 获哲学博士,1920年回国,在北京清华大学任教时曾创作一首《尽力中华》的歌 曲:“听!我们同唱中华,中华,中华!/ 听!君不闻亚东四万万人的中华,中 华!/ 都同气同声同调同歌中华,中华!/ 来三呼万岁中华,中华,中华!/ 听! 我们唤醒中华,中华,中华!/ 看!君不见亚东四万万人的中华,中华!/ 是同 种同胞同志同心的中华,中华!/来发奋尽力中华,中华!/ 看!君不见亚东四 万万人的中华,中华,都振起精神来,振作振兴中华,中华!/ 同心尽力中华!” [31]这首歌曲,充满了期望中华振兴和呼唤民众觉醒的饱满高亢的爱国激情,无 疑也反映了作者本人赤诚的爱国主义情怀。 周仁,字子竞,1892年8 月5 日生于南京,父亲周之桢是清朝一个执掌电 讯的官吏。1908年2 月,考入江南高等学堂,于1910年毕业后考取第二批庚款留 美学生。到美国后,因为笃信“强国必先利器”而入康乃尔大学机械工程系学习。 1914年,他完成大学学业后考取研究生,研究方向是冶金学,在摩尔电炉公司实 习,他的勤奋好学、刻苦钻研的精神,使公司经理摩尔十分赏识,要留他在公司 当工程师,而他取得硕士学位后,机械系也要挽留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但他因 回国心切都婉言谢绝。[32] 当时,在康乃尔大学的这批留学生都“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之时,杨 杏佛只有21岁,胡明复、周仁、赵元任只22、23岁,而年长一些的任鸿隽、秉志 也只分别为26岁和28岁。这群满怀着爱国主义热忱和科学救国理想的年青学子会 集在一起,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种热情和理想自会在聚汇和凝合中得到进一 步的激发和张扬。而中国科学社正是他们的这种热情和理想在科学救国的思潮中 聚合成的一朵强劲浪花。 三、现代科学土壤上的新蕾 中国科学社的成立,不仅出于其创始者们强烈的爱国热忱,也基于他们在 对现代科学有了较多认识基础上而确立的高度的科学信念。而这又是与他们所处 的特定的社会氛围密切相关的。 作为第二次庚款留学生和中国科学社初期重要成员之一的胡适曾说过: “我到美国,满怀悲观,但不久便交了些朋友,对于那个国家和人民都很喜爱、 美国人出自天真的乐观和朝气给了我很好的印象。在这个地方,似乎无一事一物 不能由人类智力做得成的。我不能避免这种对于人生持有喜气的眼光的感染,数 年之间,这渐渐治疗了我少年老成的态度。”[33]1914年1 月,胡适曾经在日记 上写道:“我相信我自离开中国后,所学得的最大的事情,就是这种乐观的人生 哲学了。”[34]他认为确立乐观主义是他数年来一大收获,并曾为此而赋诗云: “三年之前尝悲歌,日淡露浓可奈何,年来渐知此念非,海枯石烂终有时。”[35] 在这里,如果撇开胡适本人的某种崇美亲美情结,不能不看到,当时科学技术在 美国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而使中国留学生树立的理性和科学信念。 自1860年南北战争以后至20世纪初期,正是美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 黑奴制度的废除,进一步扫除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障碍;西部的开发,为美国 的经济发展赢得了更广泛的资源,使美国迅速实现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 从 1860年至1910年,50年间,美国人口从3000万增加到约1亿人。[36]19世纪末, 美国的工业生产已从世界第四位跃居世界第一位,产品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同 时,出现了钢铁大王摩根、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汽车大王福特等垄断资本财团, 如1901年建立的摩根集团创立的联合钢铁公司,拥有5 万5 千里长的铁路,几百 家银行、许多轮船公司。[37]这一方面反映出其资本和生产的高度集中,但另一 方面也不能不是其高度的社会化大生产的一个显著特征。 美国当时不仅在经济发展上已经位居世界前茅,在科学技术上也开始占踞 领先地位。美国经济的这段高速增长时期,正是第二次科技革命发生时期。从19 世纪60、70年代开始,继以蒸汽机的广泛使用和纺织机械、机器制造业的发展为 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后,发生了以电机为代表和以电力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标志 的第二次科技革命。19世纪60年代, 英国学者麦克斯韦确立了电磁理论 (1864),为这场科技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号称德国科技之父的西门子,以电 磁铁制成了实用的发电机(1866),开辟了电力技术实际应用的新河;随后,发 电系统的创建,无线电技术的开端,电灯、电话,内燃机的发明和汽车、钢铁、 化工、建筑、军工等新型工业的发展;直至20世纪初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创立 带来的物理学革命,这一系列重大事件使科学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同时, 由于卡文迪什实验室和爱迪生的“实验工厂”的创立,促进了现代科研组织的建 立,开创了基础科学研究和工业实验的新时代。而在这场科技革命的主战场即在 电力技术的广泛使用上,美国在许多方面都赶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前头。如1876 年贝尔发明了电话,1879年爱迪生发明了白炽灯,1882年在纽约建立了世界上第 一座大型发电站,1884年美国出现了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干线,1889年爱迪生发明 了电影放映机,1892年,又在美国出现了第一个自动电话站。因而,20世纪初, 美国已是号称世界上科学最发达的国家。[38] 美国在这段时期中无论是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美国高等教育 的发展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段时期,也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取得关键性突破 的一个时期。 1862年,林肯签署了“莫雷尔法案”,该法案决定由联邦政府赠 予各州公用土地以建立公立高等学校,加强农业和技术教育,从而促进了一批注 重实用科学技术和适应社会需要的“赠地学院”的创立和发展;而这批“赠地学 院”不仅适应了当时美国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时对人才和科学技术的需要, 也加强了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促进了科学知识的“下移”以及大学 学科的综合化。1876年以研究生教育为重点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成立,则进 一步促进了美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并促进了现代科学研究体制在美国的形成。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美国又出现了强调大学为社会服务的“威斯康星思想”, 并出现了以服务于社区为办学宗旨和在入学上具有较大开放性的社区学院。这一 系列事件,使美国的高等教育在数量和规模上得到了迅速的扩张,在质量和水平 上也得到了极大提高,从1870年到1900年,美国大学在校学生由5.2万人增至 27.3万人,开设研究生课程的大学和学院到1900年已达150所。同时,科学研究 的队伍也不断发展,从1876年到1905年,全美先后建立起15个重要的学术团体, 如美国化学学会、美国数学学会等。 中国科学社的诞生地康乃尔大学就是在“赠地学院”发展时期成立起来、 并在其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一所大学,它成立于1865年,创办经费来源于赠地资 金和私人捐赠。有人曾评述,康乃尔大学的理想是两个理想的复合物,即其创始 人埃兹拉.康乃尔的理想和其第一任校长安德鲁.D.怀特的理想。埃兹拉.康乃尔 曾经说过:“我要创办一所学校,人人都能在此学习他想要学的学科”,他“坚 持以实用功效为准绳,强调学术的实际应用”,注重工程学、农艺学和各种自然 科学;而怀特则有着广泛的学术兴趣,注重“诸如文学、历史学、政治学和哲学 等”。这两种理想的结合,使他们“把这所学校设想为一个直接为他们那个时代 的需要服务,向社会提供训练有素的工程师、农场主、建筑师、化学家、物理学 家、企业家、教师和公职人员的团体”;也使康乃尔大学“教育的大门是向所有 的学科敞开的”,“把实际应用和学术研究、把农艺和文学看成是同等有价值 的。”因而,康乃尔大学既充满着“常春藤联合会”(美国东北部哈佛、哥伦比 亚等大学组成的大学集团)教育特有的气质、风格和人本主义色彩;又带着 “大型州立大学所常有的朝气和活力以及对于公共事务的关注。”当时的康乃尔 大学,正处于其第三任校长雅可布·古尔德·舒尔曼任期间,他1892年上任, 1920年卸任,他上任之前,在1888年就曾在一篇题为《一所人民的大学》中提出 过他的办学思想:“1.不专制,不排除异已,真正平等地接收和容纳来自不同阶 层、不同群体的人及其思想。2.认识到科学知识是一切追求、一切进步的基础, 能够提供满足大众需要的各种课程。3.能够敏锐地接受和适应变化。”在他的领 导下,康乃尔大学继承和发扬了埃兹拉.康乃尔和怀特留下的传统,实现了“古 代理想主义和现代工业主义的完满结合”,成为当时美国最负盛誉也是世界著名 的大学之一, 慕名来求学者日益增多,学校规模也日益扩张,1913~1914学年, 入学人数高达5015人。[39] 从当时的中国来到这种环境中的中国留学生,无疑会觉察到一种巨大的反 差。这种反差,会使他们对于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有更切身的体会,也会使他们 对祖国科学技术的落后状况有更强烈的感触和担忧,任鸿隽在《科学与实业》一 文中就曾提到,“记得在美国的时候,有一天到纽约图书馆的发明注册室,不觉 惊叹不置。满室中所藏的,皆是美国专利特许,就美国一国而论,每年以新发明 得专利权的,已不下数万。有许多的发明,实业焉得不进步呢?”[40]这种切身 体会和强烈感触,也正是推动他们立志为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而倾力的内在动 机。正如杨杏佛在《科学》1卷7期上《学会与科学》一文中所说,“今之科学昌 明之国,莫不自有其学会为崇学尚能之劝”;而在科学上,“今以中国与他大国 较,且将视侏儒细流有愧色矣。侏儒虽短,尺寸之长固在;细流虽微,涓涓之量 犹存!反视中国何有乎?既落人后,犹不急起直追,则相去日远;更安望有及人 之时。” 特定的环境氛围也使他们有可能会受到更多现代科学的熏陶,使他们对科 学的内在发展规律有更多认识。中国科学社与戊戊维新时期的学术团体所相似或 一贯之处,是其创始者们都同样怀着强烈的科学救国的理想。然而在“为什么必 须组织学术团体”的问题上,中国科学社的创始者们除了强调科学救国以外,还 十分强调是为了从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出发和推动现代科研体制的建立,以促进 科学事业的发展。如任鸿隽在《 外国科学社及本社之历史》一文中就曾谈到为 什么要组成科学社的另两条理由: 一是由于科学的不断分化又相互影响的原因。“第一,科学的境界越造越 深,其科目也越分越细,一人的聪明材力断断不能精通诸科,而且诸科又非孑然 独立,漠不相关的。有人设了一个譬喻,说世上人的知识,譬如起屋筑墙,四方 八面,一尺一寸的垒高起来,但是若不合拢,终不成屋宇,一人的力量有限,只 好造一方的墙壁,不能同时四方并进。今要墙壁成为屋宇,除非大家合在一起, 分途并进,却是共力合作。此现今的科学社,必须合多数人组织而成的理由之 一。” 二是因为科学发展所需要的一定的物质基础。“其二,现在的实验科学, 不是空口白话可以学来的。凡有研究,皆须实验。实验必须种种设备。此种器具 药品,购买制造,皆非巨款不办。研究学问的人,大半都是穷酸寒 ,那里有力 量置办得来,所以要学问进步,不为物质所限制,非有一种公共团体,替研究学 问的人供给物质上的设备不可,此现今的科学社不得不合群加以组织的原因。” [41] 在1916年科学社的第一次年会上他也曾提到“譬如外国有好花,为吾国所 未有,吾人欲享用此花,断非一枝一叶搬运回国所能为力,必得其花之种子及其 种植之法而后可,今留学生所学彼此不同,如不组织团体,互相印证,则与一枝 一叶运回国中无异;如此则科学精神科学方法一切无移植之望,而吾人所希望之 知识界革命,必成虚愿。”[42]以后,他又在中国科学社第五届年会的开幕词上, 强调成立科学社与建立现代科研体制之间的关系:“现代科学的发达与应用,已 经将人类的生活、思想、行为、愿望,开了一个新局面。……一国之内,若无科 学研究,可算是知识不全;若无科学组织,可算是社会组织不完全。……科学社 的组织是要就两方面弥补缺陷。”[43] 杨杏佛则在《学会与科学》中,针对一些留学生回国后因科研组织缺乏而 在学术上再无进步的问题,分析了学校与学会在科学发展中的不同作用,强调建 立学会的重要性:“夫兴学以学校为重,尽人能言之。然学校不过科学之母;生 之育之,学校之能事尽矣。培养训诱而使为有用之大器,则有赖于师友;学会, 师友也。今之学者一离学校则毕生之科学告终,入而家庭,出而社会,举非无舆 于科学间之事;不用则朽,物理固然,忧世之士,欲国学术之昌明者其以学会为 当务之急乎。”[44] 这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正源自他们在大学的科学氛围中所受到的 薰陶。科学社的创始者在留学期间,都曾是学生中学术活动的积极参与者, 胡 明复、赵元任曾与胡适一起于1913年被同时推举为美国大学生联谊会(Phi Beta Kapba)会员;1914年,他们两人又被推举为美国科学学术联谊会(Sigma Xi)会员,这是当时自然科学方面的一荣誉团体,在接纳会员时有很严格的要 求。而任鸿隽曾担任《留美学生季报》主编;杨杏佛则曾于1914年9 月留美中国 学生在康乃尔大学举行的年会上作《科学与中国》的演说,获得全校华人演说第 一名。他们平时还经常组织一些学术活动,如1914年夏天,任鸿隽、胡适和梅光 迪等曾发起读书会,规定参加者每周最少须读英文文学书一部,周末相聚讨论一 次。[45]这些活动,不仅拓宽了他们的学术视野,增进了他们对学术活动的兴趣, 也使他们在组织学术团体方面受到了一定的实际锻炼。 特定的环境,还为中国科学社的成立和以后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宽实的组 织基础。辛亥革命前后,在中国也曾出现了某些自然科学学术团体,除了前面所 提到的中华工程学会外,如 1907年留法学生组织的“中国化学会欧洲支部”, 张相文等人于1909年创立“地学会”[46]。但有的没有能持续下去,只如过眼烟 云;有的也并没有能象中国科学社那样形成很大影响。而唯有中国科学社在当时 能一枝独秀,很快形成一定气候。这与中国科学社拥有人数众多又对于现代科学 有较多了解的留学生群体作支撑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向西方派遣留学生,始于19世纪60年代。但自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后, 由于日本在近代化道路上取得的迅速进展引起的许多中国人的重视和关注,加之 空间距离较近,中国青年学子留学的热点一度主要是日本。而众多中国青年学子 涌向美国留学,则始于辛亥革命前夕。 1908年5 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一条法 案,决定退回中国在1901年为八国联军赔款的余款,即美国所得赔款扣除美国公 民当时所受生命财产等损失(和两年应有利息)以后的额外赔款。清政府便提出 利用此退回的赔款,作为派遣学生留学美国的学杂费。1909年,第一批“庚款留 学生”包括以后的中国科学社的发起者金邦正以及科学社社员梅贻琦、胡刚复、 张子高等共47人(另一说是56人)被派往美国;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先后共派 出三批“庚款留学生”,并成立了清华学校(即清华大学前身)负责派遣“庚款 留学生”事务。赵元任、胡明复等第二批“庚款留学生”,共70人;而第三批则 为63人。[47]辛亥革命后, 除由清华学校继续派遣的“庚款留学生”外,还有 某些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向美国派遣的留学生,以及许多通过私费渠道赴美的留 学生 。《科学》1卷1期上所载《中国留美学生科目调查表》一文中就提到:“ 留美中国学生自退还庚子赔款以后,人数骤增,几及千人, 济济彬彬,不可谓 不盛矣。”据此文中所列不完全统计,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学文科与纯粹科 学的有151 人,学机械工程的有147人,学农林的40人,学土木工程的52人,学 化学的40 人,学医学的35人,学商学的24 人,学建筑的5 人,学军事的3 人, 共523人,估计这只是全数的70%。而据《科学》1卷10期中《关于“留美中国学 生之确数”的调查》一文,当时由清华学校派送的“庚款留学生”有303人,各 部派学生13人,各省派学生24人,总计公费留学生464人,并有私费学生997人, 在美留学生共达1461人。正是这一数量已相当可观、又分布在各个学科领域的留 学生群体,为中国科学社的成立和初期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基础和有力的依托。 而康乃尔大学是当时中国留学生比较集中的大学,中国留学生举办的《留美学生 季报》编辑部也设在康乃尔大学,任鸿隽又担任其主编,这为他们联系中国留学 生也提供了一定方便。当时,任鸿隽与以后和他结成终生伴侣的陈衡哲的相识, 也与此不无关系,陈衡哲曾向《留美学生季报》投寄《莱因女士传》一稿,任鸿 隽阅稿后“觉得作者很有文学天才”,以后,联系日多而情愫渐生。[48]由于与 留学生们较广泛的联系,也使中国科学社在当时很快得到了许多留学生的支持和 参与。中国科学社初期的成员构成也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如1915年10月底中国科 学社正式成立时,已有社友115人,其中85 人都为在美的中国留学生。[49] 当然,在当时的留学生中,认识并不尽一致,有的人起初对他们成立科学 社之举也有一定误解和不以为然,但经过他们努力沟通,大部分人都能给予理解 和支持。任鸿隽在《科学》4卷6期上的《故社友陈藩传略》一文中就曾说到,科 学社初创时,在科罗拉多矿业学校的中国留学生陈藩因情况不明而责怪他们异想 天开,经他们解释后误会消除而后成为科学社的骨干成员:“民国三年科学社成 立,有以其事告君者,语简略不详。君复书大骂,谓倡建科学,事贵宏远,岂粗 疏如君辈所能有成。鸿隽闻而心仪之,移书具道科学社之旨趣及组织,君乃忻然 愿入社共事。是时科学社方草创,规模狭隘,君为悉心筹划,知无不言,言无不 尽,往来书札,盈箧累帙,尝为译著部长。值修改总章,君建议设分股委员会。 会成,君被举为长,创议调察欧美各科新书目录,编译科学辞典,皆有成绩。” 一方面,创始者本身深受现代科学的薰陶和对现代科学有着较充分的认识, 另一方面,又有人数众多并受过现代科学训练的留学生群体的参与和支撑,这就 为中国科学社的诞生提供了比它以前乃至同时代的中国学术团体更深厚的科学基 础,正由于这一基础,才使中国科学社得以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有影响的科 学团体。 注释: [1][9][29]赵元任:《早年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 年版。 [2][3][4][28]许为民:《杨杏佛年谱》,《中国科技史料》1991年第2期。 [5][6]《发刊词》,《科学》1卷1期。 [7][12][13] 任鸿隽:《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文史资料选辑》第15 辑。 [8]章元善:《忆*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 委员会编:《文化史料(1983)》。 [10][14][15] 胡适:《回忆明复》,《科学》13卷6 期。 [11][16][43]任鸿隽:《外国科学社及本社之历史》,《科学》3 卷1期 [17]《科学社改组始末》,《科学》2卷1期。 [18]《中国科学社总章》,《科学》2卷1期。 [19]冬风:《〔李约瑟文集〕简介》,《中国科技史料》1987年第1期。 [20]《中国近代教育史汇编·戊戊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21]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第二历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文化)》, 第10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22]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上海东亚图书馆1923年版。 [23][24][45]耿云志:《胡适年谱》,第20页、第23页、第29页,中华书 局1986年版。 [25]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第334~335页,上海人民出版 社1992年版。 [26][48]赵慧芝:《任鸿隽年谱》,《中国科技史料》1988年第2期。 [27]《我所认识的明复》,《科学》13卷6期。 [30]胡适:《藏晖室札记》卷12。 [31]俞玉滋:《记著名语言学家、作曲家赵元任先生》,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文化史料(1983)》。 [32]周佩德、董德明:《周仁》,《科学家传记大辞典》编辑组编:《中 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五集)》,第783-791页,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33][34]《胡适来往书信选(下)》,第561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35]曹伯言、季维龙编著《胡适年谱》第5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36]张耀翔:《美国社会最近情形》,《科学》4卷3期。 [37]《简明世界史》429页,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38]〔民德〕W.康拉德等著,周忠德等译:《科学发现与发明辞典》,第 391页~407页,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 [39]徐新义、萧念:《康乃尔大学》,第67页~70页,湖南教育出版社。 [40]《科学》5卷6期。 [41][42]《科学》3卷1期。 [44]《科学》1卷7期。 [46]杜石然、范楚玉等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第299- 300页。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47]参见赵慧芝:《中基会和中国近现代科学》,《中国科技史料》1993 年第3期。 [49]《科学》2卷1期。 (XYS20030304)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1.dyndns.org)(xys.332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