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xlogit.com)◇◇ 今日话题·聚焦学术丑闻泛滥 代表委员揭露学术腐败 背后的利益共同体 2006-03-10中国青年报 本报记者 原春琳 全国政协委员朱清时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前不久，国内一所大学的校长 接到国外一家著名科学杂志的来信。这家杂志要求这所学校对该校的一名学生进 行调查。因为他们认为这名学生投给杂志的论文有假的嫌疑：论文中发表的实验 都不可重复，一个小小的发现被扩大了许多倍。这家杂志同时也表明自己的态度： 如果学校不愿调查，就要取消这所学校所有人在该杂志上发表论文的权利。 调查结果证实了这家杂志的怀疑。这位大学校长决定对这件事情严加惩处， 却不能如愿：不少人责备校长，不同意给学生严重的处分；那个学生也跑到校长 办公室大吵大闹，以自杀来要挟。 无奈之中，学校最后的处理结果是只给了这名学生警告处分。 张鉴祖委员也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南方一所大学教授的论文涉嫌造假，学 校最后证实了这件事情，结果只是取消了他的教授资格。这位前教授的生活一切 照旧，继续在学校开设的公司任职，继续挣钱。 “很多人都说，造假的代价并不大，其实还受益不少。”张鉴祖委员说。 近几年来，为了惩治学术不端行为，教育部和高校都出台了不少规定和条例。 “各种惩处条例是有声有势，但是给人的感觉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欠缺实际 的东西。”肖红代表说。 各种有关学术不端的行为依然在发生。“任何时代都有人企图不劳而获，但 是发生太多就有问题了。现在看，这个趋势愈演愈烈。”王子镐代表说。 为什么学术不端行为惩处不下去？ 张鉴祖委员说，现在学术不端行为很难治理，很大一个原因是领导袒护。曾 经有个年轻的学者在一所学校担任到一定级别的领导，可后来这位学者被人揭发 论文造假并被印证。学术同行纷纷要求处罚这名学者，可上级主管机关的领导不 同意，还在公开场合表示不要再讨论这件事情。最后，这位学者被调到另一所学 校担任领导职务。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协委员也承认了这个观点。他说，学术不端行为的背 后牵扯领导人的政绩。不少造假者都是在某位领导人在任期间内被当作人才引进 的，如果造假者被公开处理，就会让领导人下不来台。 从目前状态看，发生造假事件的单位也不愿意扩大事态。王子镐代表分析， 之所以如此，因为个人和学校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王子镐代表说，现在的评价体系非常急功近利。一个单位方方面面都有指标 考核。比如说，大学里学生有指标，不少学校要求博士生发表多少篇SCI论文， 否则就不可以获得学位。老师也有考核指标。老师们要竞争上岗，这个竞争一直 延伸到当上院士才可以结束。之前，就连五六十岁的老教授也免不了这个局面。 而所有的这些指标汇总到最后，就成了学校的综合实力。学校要凭借这些指标与 其他学校竞争，去获得认可并获得资源优势，比如说，重点学科的审批，进入 211学校。结果就是压力逐层下移。学校把压力转移到学院，学院转移到老师， 老师转移到学生。 各个学术单位竞争激烈。对他们来说，发生学术不端行为的事件是个致命的 打击。王子镐代表说，单位与学者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如果学者受到打击，就会 使单位的荣誉受损。在这个资讯发达年代，这类信息容易散播，那单位就要上级 领导的批评。 即使单位愿意公布这件事情，但是现在的社会舆论也不够公正。王子镐代表 说，媒体更愿意以揭丑的心态来看待这件事情，而不会说这个单位多么有勇气。 “最让我们担心的是目前的风气对年轻一代腐蚀太大，是插在人心上的利 剑。”张鉴祖委员说。他说，现在有一批年轻的科研工作者几乎成了得奖专业户， 这很让人疑惑。这种高产违背科学精神，其实只要问问他们的实验周期有多长， 就可以知道他们到底搞了多少东西。有的人吹牛，好像除了“两弹一星”不能做， 没有不能做的事情。 张鉴祖委员说：“这不是个体现象，而是一个群体现象。我们的教学质量下 滑，许多年轻人没有沉下心来，而急于求成。我们要建设创新型国家，但是我们 的创新精神完全被摧毁了。” 不少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一起呼吁：“学术不端行为，到了非整治不可的时 候了！” “论文论英雄”衍生学术怪胎 谢佑卿代表：核心学术刊物狂收“买路钱” 本报记者 刘世昕 “每个领域能否都有一本不用交钱就能发论文的核心学术刊物？当然这样 的刊物需要国家扶持。”谢佑卿代表在湖南团的全体会议上这样说，当时科技部 部长徐冠华正好参加了这个团的讨论。 谢佑卿提出这个建议的背景是，现在大多数科研单位都用发表科研论文的数 量、发表的杂志是不是核心刊物等指标来考核科研人员，科研人员只得花精力发 表论文，核心刊物毕竟不多，结果僧多粥少，越来越多的刊物都是得交了钱才能 发表文章。 与国内一些学术刊物付费刊登不同，谢佑卿说，国际上那些顶级的核心刊物 是不收钱的，正因为不收钱，那些刊物对论文的要求可以说是精益求精，他自己 就经历过一次在国际刊物发表论文的“磨难”。 谢佑卿研究的领域是材料学，2004年他研究的这个领域的国际核心刊物《物 理学报》（欧洲版）发表了他的四篇系列文章，而发表之前是杂志编辑部门长达 8个月的审核。 事情还得从2003年说起，谢佑卿向《物理学报》投稿后几个月，突然收到 杂志主编波尔的电子邮件，波尔说，谢佑卿的论文经他们论证，认为有发表的价 值，并将他的论文送给了国际热化学奠基者考夫曼审查，但考夫曼觉得有谢佑卿 的一些思路他不是很熟悉，能不能和谢佑卿通过邮件交流。 之后，谢佑卿就和考夫曼通过电子邮件一来一往交流起来，对方逐渐了解了 谢佑卿的思路后，认为文章很好，帮谢佑卿写了发表论文的推荐信，还邀请谢佑 卿去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 “长达20多页的论文，一分钱不要。”谢佑卿说，更重要的收获是——还能 和国际热化学奠基者进行交流。 谢佑卿说，现在国内的很多学者都愿意在国外核心刊物发表文章，一方面 确实是因为这些杂志能体现学术影响力，另一方面是因为在那些杂志上发表论文 确实能有所裨益。这次经历，让谢佑卿觉得有必要呼吁，国内每个学术领域也应 该有一本不用付费就能发表文章的核心刊物，这样的刊物要办成顶级的学术杂志， 用于吸纳领域那最有价值的文章，甚至应该聘请国际大师来评审文章，不仅发表 国内专家的文章，也可以在逐渐办出名声后，吸收国外的优秀文章。 卷进丑闻的学者教授已不下百人 代表委员：学官不分 丑闻不已 本报记者 万兴亚 实习生 孙颖 从天津一副教授因剽窃登报致歉，到四川大学海归教授“学术造假”，学术 丑闻在过去的2005年频频曝光。按照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学术批评网主持人杨玉 圣的说法，国内几乎所有著名高校都已传出有学者卷入学术丑闻，被点名和被质 疑的不下百人。 这也成为两会代表委员的话题热点。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福建农林大学校长谢联辉在福建团小组发 言时直言，“学术腐败”、“学官现象”，是对教育和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一种腐 蚀。这种风气一旦形成，会“遗传”、影响到今后几代人做学问的品质和素质。 记者注意到，去年爆出的几起有影响的学术丑闻，一倒查经过，大都和 “学官现象”有关。一头挑着官位、一头挑着学术职称的“双肩挑”人群，正在 成为学术丑闻的高发人群。杨玉圣认为原因有二：一是学官们忙于管理和社会事 务，顾不上做学问，由别人代劳，把关不严，结果就出事；二是学官们有名气， 带的研究生也太多，管理不过来，容易出事。 学术打假名人方舟子分析说，其他国家的学术不端行为往往只局限于学术界， 但是中国学术领域的腐败行为却是与其他领域（特别是政治、经济领域）的腐败 行为紧密结合。当前中国的科技、教育体制缺乏独立性，容易受其他领域的腐败 现象的影响。一方面，官本位的体制使得科研、教育机构变成了官场的一部分， 研究职务、头衔都有一定的行政级别，例如系主任是处级、校长是局级、院士是 副部级等等，名为学者，实为“学官”，因此，官场腐败必然会导致学术腐败， 也必然要包庇学术腐败。 高等教育问题研究学者、上海交通大学熊丙奇教授说：“高校实行岗位津贴 制度后，行政管理岗位的津贴基本按行政级别来确定，收入差距大大拉开。一些 人为了获得提拔、重用，不去踏实工作，而是紧跟某个领导，变‘为集体工作’ 为 ‘给某个领导工作’，更有甚者，为了争夺权位，造谣中伤、诽谤倾轧。他 们的工作与学术环境可想而知。” 现实中还有另一种现象：在管理人员谋求学术职称的同时，拥有学术职称的 人，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处级、局级干部。学校领导也会用“升官”来奖励 那些有一定学术成果的老师，与此同时，一些在学术上稍微有所作为的教师，也 会热衷于谋求某个领导岗位，这些做法虽然会使他们刚刚开始的学术研究走向荒 芜，但他们本人却可以用手中的权力调配更多的资源，照样可以谋得学术界的地 位。 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社会学家、上海大学教授邓伟志说：“我们有些学人在 追求官位，想当系主任、院长、校长的教授现在越来越多，一旦在学术上取得一 点成就，就希望在仕途上得到发展，似乎仕途发展成为对学术成就的肯定。另外， 追求当官，还因为现在只要一当官就有了学术成果，他可以利用职权，承接课题， 当图书的主编，在论文上署自己的姓名。他认为一当官就有人帮他做一切事情了， 而他周围确实也会有一帮人主动帮他做这一切。” 谢联辉代表认为，有那么一部分人认为当官“可以获得更多的非工资的东 西”，甚至是被我们常人所尊重的“高学术地位”。究其原因，除了这些人自身 的修养，更主要是机制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大学副校长冯培恩认为，“如果大学非要论级别的话， 怎么能要求专家学者不重视级别？！” 冯培恩指出，机制问题不解决，“学官”现象短期内解决无望。 政府配置科研资源的权力太大 国情催生“科研老板” 本报记者 李健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是科研人员，却担负着项目公关任务；他们几乎不在一 线搞科研，可往往比任何专家更能拿到大的科研项目。 中国工程院院士黄尚廉委员今天说，中国式科研国情——政府主管部门及其 主管人员拥有太大的资源分配权及项目审批权、项目申请不透明、科研人员待遇 和项目挂钩——日益催生了科学界一个全新的职业：“科研老板”。 黄尚廉说，称其为老板，是因为他们已经把科研变成了经营，他们的任务就 是“跑部钱进”，奔忙于申请项目。 他说，这些人中有国内培养起来的科研工作者，也有一部分是从国外回来 的，相当年轻，大约在30岁到40岁之间，最多也就是40多岁，他们曾经在科研第 一线做出过成绩，可现在他们不再亲自搞科研，他们获得了各种国家级的头衔和 荣誉，有一些还成了“863”计划和“973”计划的专家。他们被提拔到一些科研 部门的领导岗位，逐步脱离了科研第一线，成为“科研老板”，经常“飞来飞 去”，荣誉和头衔成了他们进行公关的必要工具。 黄尚廉说，这些人通过不同渠道积累了各种关系，以自己的名义拿到大把大 把的项目，可这些项目他们自己并不参与研究，而是层层发包，有的项目给了自 己的同事，有的项目给了自己的学生，然后又把承包项目单位的成果集中到自己 的头上，成为拿到更多更大项目的资本。“即便承包的项目在预定的时间里没有 大的研究成果，对这些人的生存也不会有影响，因为国家在这方面管理松散。” 对于这种“新职业”的诞生，黄尚廉很无奈，“到目前为止，还不能准确地 说这些人的存在和做法是好还是坏”。 他说，最大的浪费是人才的浪费，这些原本可以在自己的领域内好好钻研， 能出大成果的科研工作者，这么年轻就放弃了科研，而把精力转移到项目公关上， 实在很可惜，“他们的存在让项目申请不公正，不透明。可另一方面，在中国现 阶段国情下，他们的存在也让部分项目最终能够进行下去。” 同样感到无奈的，还有中国政法大学中国法律史研究所研究员夏家骏委员， “很多博导、教授正在充当着这样的角色——他们把通过关系拉来的项目，给自 己的研究生和博士生去做，出了成果自己署名，两边都不耽误。”“我敢说，给 这样的人布置一篇论文，哭爹喊娘可能都弄不出来，他们早已没有这样的心思和 精力。”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委员，是某研究所所长，他表示：“这样的人在单位往 往还比较吃香，没有他们，很多项目的确无法拉来，没有钱，什么事情也干不 成。” 黄尚廉委员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凡是国家重大项目的立项、拨款、督察、 验收、评价、审计等工作，分别由相关科技管理部门、财政部、责任专家、国家 法定计量测试部门、中国科学院或者中国工程院以及国家审计局组织实施。” 他解释说，凡是国家重大科技计划的立项，应该聘请德高望重的国内外同 行专家参与。专家们按照立项要求，独立地对项目提出评审意见，并实行无记名 投票。专家在受聘期间，不得申报涉及这个项目的相关研究课题，以杜绝专家既 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既是裁判员，又是教练员的弊端。 在科研经费上，重大项目一旦立项，财政部直接将研究经费分阶段拨给项目 承担单位。项目执行过程中，主管部门聘请责任专家督察，专家应当经常到研究 现场调查进展情况，写出评估报告，专家应对评估报告的正确性负法律责任。财 政部根据报告情况，作出继续拨款或者减少甚至停止拨款的决定。 项目最终完成后，根据项目性质，由中国科学院或者中国工程院组织同行专 家进行最终评估。另外，在国家层次的奖励类别上，逐步过渡到只保留几个最高 奖项，其他奖项全部取消。 (XYS20060311)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xlogi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