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xlogit.com)◇◇   再读潘知常   陶世龙   在我写《初识潘知常》时,使用了“初识”二字,就有准备再探之意,为什 么?潘先生的表现,太有典型意义了。   既能成为典型,其特点当然是不少人也有,但他们多已奉行“三不政策”, 笑骂由尔笑骂,好官我自为之,深藏不露,如潘先生这样一触即跳者罕见。所以 从这个意义来看,潘先生有可取的一面,比那种学官要多一点坦率。   怎样认识潘知常先生的典型意义呢?有网友钱刚归纳出10条:1、出自名校; 2、从事显学;3、有剽窃的实在证据;4、有前科;5、激怒揭露者;6、引起公 愤;7、形象反差大;8、技术上有代表性;9、官方无任何处理;10、平素口碑 差。   分析的有道理,不过其中有的应属于潘先生个人的特点,剽窃便不是潘知常 博导一类人物所必定有的。我观察的角度不同,是想就潘先生的表现,分析出这 类人物何以能驰骋于今日中国学术界的原因,以期有助于消除今日学界之怪现状。   通过后来大家进一步的揭露和从其他方面了解后。我得到以下几点认识。   1、年龄带来的弱点与机遇   经查到,潘知常,1956年生,即今年50岁。有人会说,这算什么问题呢。当 然不是问题,但这个时间很重要,因为今天四十多五十岁的人正是中国学术界的 中坚,实际的当权者。   这个年龄段的人,上中小学正赶上文化大革命,课没上好,当然不是他们这 一代的责任,但结果就是基础差。这是他们的弱点。不过虽然中小学没上好,却 有幸赶上恢复高考。又开始建立学位制度,赶上成为多年中断的大学毕业生和较 早的学位获得者;而早于他们的,因年龄大了没有机会上大学;更早的上过大学 但又缺少职称,没有学位;晚于他们的,学位获得者多了,也就不稀罕。   在这里回顾一下总体的人才情况就更明白。   1949以前,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为数不多,像地质学方面仅留下三百多人, 其中有硕士、博士学位的不过数十人,那时博士学位靠外国授予;有过授硕士学 位的的办法,但未认真执行,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布的数字,1949年以前, 仅有232人在中国获得硕士学位。   留下的教授数量全国各专业合计也不过几千人。1952年工业生产和教育都要 大发展,高级知识分子成了稀缺人才,开始大规模培养,像北京地质学院一次招 收了1200人,随后连年如此;1952年入学的大部按时在1956年毕业,超过1949年 前中国各地质系大学毕业生的总和。那时这些学生思想单纯,学习努力刻苦,教 授学术水平高并认真负责,教学管理要求也严格,这些人毕业后很快成为教育科 学研究部门的骨干,但没有学位,也极少有人获得高级职称(以后一般也成了教 授,那是二三十年后了)。   1956年,教育部曾部署高校制订师资培养计划,大体上安排为大学生毕业当 助教,三年后可升为讲师,再三年可升副教授,再四年可升为教授,即1966年这 些人能大批成为教授。但计划刚刚订出,1957年的气候使之流产,1962年重新部 署并在1963年提了少量副教授,随即又为文革打断。   还有个特殊因素,1957年,部分教授副教授被打成右派,有的离开了教学科 研岗位。   因此文革后拨乱反正,重新规划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原有的高校和科学研 究机构迅速膨胀,新建的又很多,而这时又强调起职称、学位,建专业,立项目, 招研究生,都规定必须有一定数量的有高级职称的人,虽然这时提了一些教授副 教授,但由于中断教学和科学研究多年,还有政策尚未完全落实,合乎规定标准 能提上来的不多,于是仅有的一点点教授副教授成为抢手货,一人跨几个单位身 兼多职,挂名不干事,以及学术水平被高估的情况都出现了。   再是,随着官员废除终身制,教授也废除了终身制,60岁一刀切。20世纪50 年代中期毕业这批人,到90年代初开始退下,大批教学科研的领导职位空缺需要 人替补,谁去补呢?天然落在在文革后较早上了大学的这批人身上,   而且又有一个没预料到的情况发生,本来派到国外去培养的留学生,1989年 后该回来的,多数人没有回来。所以一些此时在国内得到学位和从国外回来的博 士学士,无须多少时间就接管了很多领域的学术权力,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这些人接替后,中国自己培养的博士硕士出来了,据教育部公布的数字, 到1999年已培养了43万多名硕士,4.3万多名博士,还有从海外留学回来的。   所以生得晚一点,也没有那样好的机会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批四十多五 十岁的接班人,靠年龄获得了优势。下面这几位精英的毕业时间就颇能说明问题:   潘知常,1982年2月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   朱苏力,1982年在北大获得法学学士,1992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   王岳川,1982年7月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并获得学士学位,1988年7月在北 京大学中文系获文艺学硕士学位。;   江晓原,1982年在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专业毕业,1988年获得天文学史 专业的博士;   王铭铭,1985至1987年厦门大学人类学系研究生,1987年10月-1992年6月 教委分派英国伦敦大学博士生,1992年6 月英国伦敦大学人类学博士毕业。 (人民网)   2、优势变成了包袱   我以为,今天四十多五十岁这个年龄段的人中,能进到学术精英行列的,定 有他过人之处,但也必须看到时代给自己带来的弱点。不少人本行的知识与技能 确实卓越,但在别的方面,有时就是还达不到正常的中小学水平,就是本行,有 的也是蜀中已无大将,只好廖化作先锋了。廖化为人是不错的,如能像他那样正 确对待自己,前途不可限量;不能正确对待,优势就会成为一个包袱,而在一旦 成名以后,各种溢美之词都来了,有的人还欣然受之,甚至自己去炒作,事情更 要会走向反面了。   潘知常的学历,讳去了上大学前的一段,有人考证是所在单位所为,但也不 能排除本人也有此心态,而从这次对待问题的毛燥,也显示出确实已背上了包袱。   对此,1955年出生的江晓原教授倒是并不讳言,“‘文革’中失去上高中的 权利,初中毕业后在纺织厂当了六年电工。”(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还有 位也是1955年出生的朱苏力教授自述“1970年12月入伍搞炮兵测绘(最高军职为 班长),1976年6月退伍后当测绘工人,游山玩水8年,喜好写点新诗,一度想当 诗人。1978年因高考成绩不佳,不幸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作者主页)不过 体味起来,实是在自鸣得意,也不可取。对于这种历史造成的问题,需要的是有 清醒的认识,方能成为大器。   3、机遇与枷锁   年龄优势带来了机遇。但仅此一端还不够,就算那时人才缺乏,但具有同样 机遇的并非仅有几个。因此能出人头地,一定还得有其他过人之处。所以我们看 到:潘知常,1988年被特聘为郑州大学副教授与硕士研究生导师,1993年被南京 大学特聘为教授;王岳川,1993年8月破格晋升为教授;江晓原,1994年中国科 学院特批晋升研究员;吴国盛,1997年被破格晋升,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最年轻 的研究员;破格破格,还是破格。朱苏力的介绍没有提到特聘,但那提升的速度 也是很快的:1992年归国,任教北京大学法律系,先后聘讲师(1992)、副教授 (1994)、教授(1996)和博士生导师(1997)。1998年任法学院学术委员会主 席、校学术委员会委员;1999年任法学院副院长;2001年任法学院院长。   对于出类拔萃的人才,不拘常规,破格提拔是必要的,问题在于依据为何? 标准何在?更关键的是由谁来破格。以上几位,多语焉不详,潘知常先生得到特 聘,不知是不是与1989年分别当选为河南省与郑州市的“青年精英”(省、市级 劳模)有关,也许还有别的突出表现,但都未见介绍出来。   根据在中国的经验,能得到破格提拔,关键在有此权力的领导,而非什么学 术共同体无疑。   在潘先生受拔擢的年代,走后门,拉关系等不正之风,在教育科研部门尚不 如今日盛行,但盛行着伯乐相马术。许多人想当伯乐,是为了事业能持续发展, 用心不可谓不善,但这种办法是靠不住的,不仅个人本身是否具备伯乐的特长成 问题,还受到客观存在的不合理因素的影响。我所见到的这些因素有:   一、中国的学术界还没有形成一个界。没有自己的客观评价标准和权威,具 体到一个学科也大多如此,因此一个学者的声望,可以不靠学术而是靠长袖善舞, 媒体的宣传代替了专家的评价,浅薄浮燥者易扬名于世,刻苦治学有真才实学者 反而难为人知。“十载寒窗无人问,一派狂言天下闻。”在这种环境中,伯乐们 误判不足奇。潘先生自称精于炒作,正好作了注解。   二、学术未能作为选拔人才的第一标准。文革前要求又红又专,实际操作时 红是第一位,1963年提了为数不多的副教授便是如此,一些业务很强但被认为不 够红的落选了,更不用说那些被拔过白旗的或“摘帽右派”。文革中更是大家一 起都拉下来,选拔人才不必看业务了。新毕业的年轻大学生能有“新工人”的头 衔,成为普通劳动者,是老知识分子得不到的荣耀。   文革后科学春天来到的初期,确实大有改变,使得许多埋没的人才脱颖而出, 但在1989年后,政治标准又突然成了第一位,其具体内容不同于昔,但要求统一 于一种思想则是一脉相承。这对于人才的选拔特别是文科人才的选拔影响就大了。 因为这种要求定于一尊,对理工科有影响,但他在自己的业务领域中还可以按照 自然科学本身的规律去研究,而人文科学就难以分开。如根据对实际的研究,有 所创新,就很难不被视为异端,至少不能被拔到有学术权力的岗位,因此如真能 有创新成就的人文学者如杨小凯,国内的环境就不可能产生,产生了也留不住。 而一个学者到了拥有权力的岗位上,也会身不由己,不受监督,更难以避免腐败。   三、好大喜功,急于求成。从总体来看大学的扩建和新建,特别是许多人文 学科,1949年后有一批被取消,还有一批合并收缩,老的教授听其凋零,新的没 有加意培养,形成人材的大断层,几十年后重新拾起,师资不足是意料之中,然 而一转眼间,“**大学人文学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人文教授博导满天飞,新 闻系便是其中膨胀很快的一个,固然其中会不乏饱学之士,但滥竽充数者未必没 有。这一切是忽视了教育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事业,需要有长期艰苦努力的 耐心韧性,而急于求成,大干快上。   四、受到物质利益的驱使。虽然教育部一再表示从来就反对教育产业化,但 实际上一些单位是把教育按市场在办,如投入很少,让教师自酬费用,因此有门 路开拓财源的教师底气足说话硬,学术退居次要的地位,潘知常博导看来就属于 有办法的一位。   而且现在是只要有钱就可以出书,出的书多,名气就更大,就更能在社会上 得到财政支持,虽然并不见得有多少人看这本书。而为了制造出那么多书,有些 人走上剽窃的道路也就不奇怪了。   所以这次出现潘知常教授这种情况,不仅是他个人的问题,还有社会的原因, 而关键还在教育学术领域中的制度与决策。像潘先生还是有才的,如果在一种正 常的环境中,能健康发展,再一看过去被揭露过的王铭铭,就其学历和成果来看, 比潘先生还强,更真的使人感到可惜。当然如果能接受教训,包括潘先生在内, 仍是可以有为的。所以我感到更应该关注的,是我们的教育科研体制中的问题, 如何深化改革。   在教育和科学研究部门,同样需要讲科学和实行民主监督。上面提出的这些 问题,就是证明。   当然我也注意到,现一批更年轻的新秀已开始在取代四十多五十岁这一代, 但以上问题仍是应当注意的的,弄不好还会愈演愈烈。周叶中也够典型。已有人 发了不少文章,这次就不再多谈了。   2006年3月11日于加拿大之FREDERICTON (XYS20060313)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xlogi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