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xlogit.com)◇◇   尊敬的方舟子先生:   您好!   贵网日前刊登了马明达先生指责拙著《韩山拾得》为“抄袭”的文章。我认 为不符合事实。对此,我有回应的权利。现将我的回应文章附上,敬请刊登在贵 网上。   此致   敬礼!   高伟浓   就《韩山拾得》被指“抄袭”一事致马明达书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 高伟浓   2006年3月16日后,有一位叫马明达的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我的前同事在 多个网上先后刊登同一篇文章,指责拙著《韩山拾得》为“抄袭”《辞源》之作, 词意狂漫,语多嘲讽。其实,马明达先生此文早在2003年春节期间便已拟就,并 作为“告状信”寄达当时的暨南大学各位领导。暨南大学领导班子会议上明确拒 绝了马先生的指责。我当时亦曾咨询过一个律师行,该行胡律师根据国家版权法 向暨南大学写出法律意见书,对《韩山拾得》是否“抄袭”《辞源》明确作出了 否定的回答。不意三年后,马先生又旧事重提,还将此文刊登在多个网页上,是 故态复萌?还是别有他图?不得而知,也不欲猜知。三年来,我对此事一直保持 沉默,退避三舍,期待马先生得到“感化”,幡然悔悟,不再生无端指责之事, 则此事休矣。但今天马先生此举,令国中没读过《韩山拾得》者或不明就里,或 将信将疑;少许以惯看“教授之争”为乐事的少年或因得茶余饭后之谈资而雀跃 不已。有人对我说,目前风气,只要某人敢于公开发难,贬损别人,他就有勇气, 就是“英雄”,不管他骂得对不对。而被骂、被贬损者不管有理无理,他在大部 分旁观者的心目中就已入“嫌疑”之列,他就成了事实上的失败者。是否如此, 我未曾深思。但我之名受损事小,是非不明事大。为此,我只能对马先生的指责 作出回应,敬祈天下贤者辩识之,赐教之,不胜其幸也。请允就《韩山拾得》被 指抄袭一事作以下回答:   一、《韩山拾得》如何处理《辞源》里的出处?   《韩山拾得》确实是作者先参看了《辞源》,然后再去查对《辞源》所引之 出处,而对一些找不到原文之《辞源》条文,作者也确实只根据《辞源》。我认 为,对很多我觉得有把握、今人耳熟能详的古代名言、警句,因《辞源》的出错 率公认极低,故可不必再核对原文(如果原文印在另一本今人写的书上,还不如 直接根据《辞源》更好)。此其一;按照行内惯例,在引用古典文献(尤其是先 秦文献)时,引用者一般只注明最先的原出处即可,而无需一一注明后来引用者 的文献名称。这是常识。我在处理《辞源》的引文时,也是根据这一惯例行事的。 此其二。谓予不信,请参对国内学者在其浩如烟海的有关中国古代史的著述中对 古典文献的引用,便可知道了。需知,这些古典文献,古往今来,引用过的人不 知凡几,难道一定要把引用过这些古典文献的作者名单一一开列出来,要不,就 是“抄袭”吗?《辞源》本是荟萃古籍文献之集大成者(不过是其出错率极小而 已),根据它提供的线索找到原始出处后,一般来说,只要把原始出处注上即可。 其实,《韩山拾得》还引用了大量的古诗,有的为我所熟悉,有的似曾相识,在 查明原文后,我均只注明为某古诗人所作,而没有注上古今引用它们的诸多典籍, 是一样的道理。   二、《韩山拾得》对《辞源》条文是“引用”,而非“考证”   马文把我对《辞源》字数不多的引用说成是“考证”,以此混淆视听,为指 责作者“抄袭”制造根据。众所周知,“考证”指的是对历史概念(事件、人物、 时或地等)运用文献、资料和各种技术手段进行求索的过程。它本身就是一种创 新性的劳动,可以不附带考证以外的文字而可以独立作为作品存在;而“引用” 则只是对文献、资料的摘采,在此基础上,作者必须进行创造性的论述来展现其 作品的创新性。只要稍稍一翻《韩山拾得》便可知,里面所出现的《辞源》里的 条文,完全是“引用”而非“考证”,所占的份量很少,并夹杂在作者的大篇幅 论述中,目的是找出中国古代文化对韩国的影响及其例证。简言之,作者根本无 意进行任何“考证”,而只是对本书的主题——韩国古代文化及中国的影响进行 论述,在论述的过程中,适当地根据需要引用一些文献资料而已。马先生处心积 虑地将我的引用说成是“考证”(还冷嘲热讽地喻为“高氏考证法”),无非是 想说明我并无任何创新性阐述,是在“抄袭”,而对作为本书基本内容的大篇幅 论述,却视而不见,装聋作哑,肆意误导读者。   三、《韩山拾得》是论述类文稿而非资料考证类文稿   众所周知,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创作体系中,对于创新性作品,大抵分为三大 类别:一是资料与事实(含历史事实)的发掘、发现与整理;二是在现有资料与 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思想的阐发、观点的提炼与见解的争辩;三是应用新方法、 新手段(包括综合研究、学科交叉研究等方法手段)开展新旧题材的研究。在中 国的传统史学中,向以史实本身的发掘、整理、考辩为正宗。我丝毫无意贬损这 类研究的功用,且认为无论现在或将来,它仍然存在着继承和发展的巨大价值。 与此同时,我还认为,当代史学还应该重视和张扬第二、第三类创新性研究。惟 其如此,古老的历史学才可能不断焕发青春,获得新的动力源泉。另外,不应排 斥和打压历史学者进行别的学科或交叉别的学科开展学术研究。特别是在中外文 化交流史研究这样的领域,跨学科研究不仅必要,而且必须。当然,上述看法在 学术界存在着争论。这本属学科之间、学派之间、学人之间的正常争论,丝毫不 值得大惊小怪。但若执某一学科、某一学派之偏见,对他学科、学派和敢于实践 新的学术手段者横加打击,就决非一个正直的学人所为。   马明达先生在其文中肆意攻击我“是个靠抄袭〈辞源〉作著书立说的博导”。 在他看来,书中所有其他大篇幅的论述都不是学问,不值一提,惟有我对《辞源》 份量极少的引用(在马先生看来是“抄袭”)才值得他去评判是不是“学问”。 我以前曾见过马先生某本大著,里面绝大部分内容是对资料和铭文的抄录,马本 人只是作了少量的考注,他给此书的写作定性是“著”。我无意否认马先生在此 书中的劳动,这里也无意讨论将此书定为“著”是否合适(如按马先生下面的说 法,是不是也算“资料大搬家”?)。但既然是“著”,自然是百分之百的“著 书立说”了。我这里只想请问,既然马先生在抄录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加上少量 自己写的考注是在著书立说,为什么就不敢承认别人引用少量的资料加上大量自 己的论述也是著书立说,而反诬别人是在“靠抄袭〈辞源〉著书立说”?马先生 是不是只承认上述第一类学问方式,而压根儿不知道在学术界还有第二、第三类 学问方式的存在?如果是这样,不能不说是可悲的。试想,在暨南大学校园内, 在全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圈中,有多少教师与学者做的是第二、三类学问,又有多 少莘莘学子是靠第二、第三类论文拿学位啊!   必须指出的是,不同的作品形式对标注要求(这里主要是指标注的密集度和 资料的原始度)是不尽相同的。就上述三大类别作品而言,第一类对标注的要求 最高,评判者往往以某作品的注释是否量多,是否密集,是否从来未为人所用, 来衡量该作品质量的高下。这一类研究的最重要目的是考辩历史事实本身的真伪, 思想的阐发是次要的。而第二类作品则与此相反。《韩山拾得》无疑属于第二类 型作品,自然不可以以第一类作品的标注要求来衡量。事实上,《韩山拾得》与 其说是一本历史书,不如说是一本比较文学史书。各位可以去翻一翻已经出版的 多少文学论著,看一看它们的标注做法与论述方式与《韩山拾得》有什么不同。 我真不敢设想,哪一天马先生拿他的那一套去看待国际关系、经济学科的论著, 情况会怎么样。当然,必须申明,这样说丝毫不否认任何学科的标注要做到规范 化,但这与对标注的密集度、原始度的要求是两码事。   四、《韩山拾得》如何援引《朝鲜古代文学史》?   在马明达先生的大文中,另一个指责得最狠的地方是我大量援引韦旭升先生 《朝鲜古代文学史》中的资料,说这是“资料大搬家”,是“变相的抄袭”,帽 子大得吓人。韦旭升先生是我国老一辈朝鲜(韩国)文学史专家,他编撰的《朝 鲜古代文学史》,资料丰富,全面详博,付出了大量劳动,理应受到学界包括我 本人的尊敬。马先生在嘲讽了我对韦先生的敬意表达后,却作出“资料大搬家” 与“变相抄袭”的指责。事实如何呢?请允分两方面回应之:   其一,《朝鲜古代文学史》是当时国内已出版的一本资料搜罗最详备的专著, 还很难找到别的资料可以取代。我想,与其去援引其他文章中零碎的相关资料, 倒不如集中地、系统地援引此书的资料。打个比方说,假如马先生有朝一日编写 了一本《中国古籍中的阿拉伯史料汇编》。后人在作中阿关系史研究时,就会大 量援引此书的资料,在注释中就会大批量地出现“见马先生《中国古籍中的阿拉 伯史料汇编》一书某页,某出版社,某年”的字样,这有何不可?我认为,标注 只是手段,是为作品的内容服务的。倘若再置换几条新的来自二三手材料的注释 装装门面,而其实际效果还远远比不上《韩山拾得》目前的资料处理,那又何必? 资料的密集程度(还要看是否有条件做到密集)并非判断做学问与论著质量高下 的唯一标准。   其二,我在援引《朝鲜古代文学史》一书时,没有简单地原文照引。这是由 于此书的原文较详,而《韩山拾得》是以论述为主,不可能容纳太多的引文的缘 故。因此,我在不改变原意的情况下,对原文作了简化和改写的处理。反映在注 释上,则是标明“据”韦旭升《朝鲜古代文学史》(或上揭书)某页的字样,跟 着便是在引文的基础上大篇幅地展开论述。这跟对《辞源》引文的处理一样。就 这样,还被马先生指为“资料大搬家”与“变相抄袭”。敬请马先生仔细读读 《朝鲜古代文学史》,然后对照一下《韩山拾得》的引文,再发议论还为时未晚。   五、《韩山拾得》写作的知识与思想基础   马先生一口咬定《韩山拾得》的写作只用了三本书。大概马先生忘了(或故 意看不到)两个基本事实:   其一,我在对比中韩各类文学体裁的传承关系时,不知追寻了多少相关资料。 例如,为了找出某一首古韩诗与古中国诗的传承关系,我常根据记忆翻阅大量古 诗,有时真有“上穷碧落下黄泉”之感。此中艰辛,惟有自知。而追寻这些诗之 所源,何止翻过几本书?   其二,稍有常识的人都知,单凭几本书的资料,一个没有前期思想、知识与 文化积累的人,谁敢轻易写出二十万言的文字?有哪一家出版社,敢出版一部 “只靠抄袭《辞源》”写出来的著作?马先生此言,实在是太抬举本人了!实在 是视一家国家出版机构为无物!实在是视天下学子为白痴!   顺便一提,《韩山拾得》并非一朝一夕的产物。早在1980年代我做博士论文 选题时,导师朱杰勤教授就有意让我选中韩文化交流(含文学交流)的题目(朱 先生是个中外比较文学的爱好者,他本人就写过有关古代中朝诗人诗歌唱酬的论 文)。我当时以为资料不足,且学力有限,就放弃了。事隔十多年后,有韩国人 马仲可教授到暨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他鼓励下,我想起了当年朱先生的嘱托, 才鼓起勇气写出此书。据我所知,此书在韩国的反应良好。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郑 成宏先生对此书曾写过一篇评价颇高的书评,读者可以查参。   六、作序者所言只代表他们自己的观点,我本人并不自认为“博古通今”   马先生总喜欢拿《韩山拾得》两位作序者的褒语来对我冷嘲热讽。其实,大 可不必。常识告诉我们,一篇序只代表作序者本人的观点,对一本书或褒或贬, 所评或过之,或未及,此书的作者未必同意,也不必为此承负道义上的责任。例 如,一位作序者说我“博古通今”之类,我受之有愧。马先生大可不必为此而光 火,就好比有人说马先生“博学多才”,我断不会光火一样。实际上,马先生经 常自夸“博揽群书,根基厚实”。我与他同事时(1997-2000,那时我是他所在 的系的系主任),他常当众以居高临下之势,颐气指使,“你敢跟我比吗?”是 他的口头禅,我也只是一笑置之,不置一词。因为,我认为我确实学养不深(直 到现在还这样认为),且人要以己之短比人之长,才会进步。说实话,马先生那 时的狂妄自大确实不敢恭维。我本以为在不再共事的这几年间,马先生在待人接 物上,在学术涵养上会多一点君子风范。现在看来为时尚早。当然,有人说文人 多狂,不必太计较。我认为此说未必尽然,虽然说有时“狂”一点还可以理解, 但至少不要“狂”到对人胡说八道而不负责任的地步。要不,还要“谦谦君子” 一词作甚!   七、真诚地欢迎公平地对《韩山拾得》提出学术批评   《韩山拾得》是我从跨学科的角度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一次尝试,如果能对 国内研究古代中韩文化交流的同仁有一点点启迪,于愿足矣。但我从来没有说过 此书完美无缺,其中缺点和商榷之处颇多。衷心地期待着中外学者对本书提出他 们的学理上的批评。   八、对“反学术腐败”之我见   无疑,学术界存在着腐败现象,必须坚决反对。但是,也决不能容许个别人 打着“反学术腐败”的旗号,以售一己之私,浑水摸鱼。历史上,每当出现一股 潮流,一个风向,总有那么几个人,夹杂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接过旗号,乔装打 扮,以“唯我独革”和“判官”的架势,对人对事无限上纲,攻其一点,不及其 余,从中捞取资本。特别是在今天,“文化革命”才过去30年,而“文革”时期 的人还在,其思维方式和习惯还潜移默化地保存着。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XYS20060428)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xlogi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