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xlogit.com)◇◇   靠抄袭《辞源》“著书立说”的博导   ——读高伟浓先生的近著《韩山拾得》有感   马明达(暨南大学历史系)   《辞源》一类工具书,其参考价值勿庸置疑,所以读书人总是置之案头,时 常检索,多受其益。但很少有学者直接引用它,因为这不够档次,不是约定俗成 的学术规范所认可的。若是非用不可,亦必注明出处,以免抄袭之嫌。这也是由 来已久的学术规范。记得大学读书时,讲工具书的金少英老先生曾讲道,有人奉 工具书为“史料渊薮”,徜徉其中,放手采撷,用作“著书立说”的资料,然后 再据工具书提供的文献出处一一另加标注,以表明这些资料都是自已博览群书、 辛勤搜寻所得到的——金先生大声说:“这种人,不只是做学问不老实,而且鼠 窃狗盗,心术不正,多半是钓名射利的不学之徒!”几十年过去了,金先生严厉 的教诲一直在耳边回响着,不但我们自已奉之为“金科玉律”,而且也时常拿来 告诫学生:无论做人做学问,都万万不可出此下策。   在高校工作已三十余年的我,曾庆幸并没有碰到过如金先生所说的那种“钓 名射利之徒”。以往偶有耳闻,也多半是当笑话听,觉得言之者无非是讽刺某些 急功近利的庸浅者罢了,未必确有其人。的确,真正这么干的人过去极少见,读 书人毕竟把荣誉和尊严看得很重,一般不肯冒欺世盗名的骂名去这么干。然而, 在学术腐败之风十分猖獗的今天,这种情况不仅时有所闻,而且在我们身边就赫 然冒出来一位,而且居然就是一位专靠抄袭《辞源》来“著书立说”的教授、博 士生导师。此人就是某大学华侨研究所所长高伟浓先生。   高伟浓先生一向以多产闻。据说他从来只写书,不屑或干脆不写论文,故不 到“知天命”之年,竟有了十多种专著。特别这两年,差不多年年有新“著”问 世,令人目不暇接。如今,他头上带着博士、教授、博导、研究所长、基地主任 等一系列璀璨的光环,照时下流行的人材评估标准,真是一位顶级学人,一位辉 煌耀眼的高位学者。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大牌学者,却公然捧着一部《辞源》当 “史料渊薮”,昼夜翻检,尽情地搜寻所需要的资料,然后稍加修改和剪裁,安 排到自已的“著作”之中。于是,不但高教授“博览群籍”的学术底蕴和旁征博 引的“考据功夫”都豁然展现出来,更重要的是大大加快了高教授“著书立说” 的速度,“学术成果”纷至沓来,名利之丰自不待言。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高教授在抄袭《辞源》以冒充“考证”这点上,确 实是驾轻就熟,游刃有余,显然是一把老于此道的“高手”。有人调侃说,高伟 浓开创了一门可以叫做“高氏考据学”的治学方法,他给当今光怪陆离的学术腐 败现象增添了一个花色品种,也算是一个不小的“贡献”吧!   谓予不信,请看事实。下面,就让我们用一条条具体的证据来说话。   一   2002年6月,高伟浓教授的新著《韩山拾得》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久闻 高教授勤于笔耕,著作宏富,但因为专业不相近,他的书我基本上没有拜读过。 非常偶然,最近读到他从《韩山拾得》(以下简称《拾得》)抽出来二次发表的 《朝鲜开国神话中的中华文化痕迹》(以下简称《痕迹》)一文,发现抄袭之迹 举目皆是,简直到了毫无顾忌的地步。于是,便找来《韩山拾得》翻一翻,也算 是为了长点见识。真是不翻不知道,一翻吓一跳!原来堂堂的高博导竟是靠抄袭 《辞源》来“著书立说”的。   《痕迹》一章的主题是探讨朝鲜“开国神话”里的中华因素,以说明中华文 化对朝鲜半岛的早期影响。全文分二节,第一节是《檀君神话》;第二节是《其 他神话》。文章重心在第一节。第一节的重心又在对“檀君神话”的若干概念的 研究,也就是对恒雄、恒因、天符印、三危、太伯、风伯、雨师、云师8个词和 “檀”字字义的考证。经过了相当繁细的搜索群籍、分析比证,高教授一一找出 这些词的汉文献出处,从而证明朝鲜开国神话中的某些概念的确是套用了中华文 化的概念。从整篇论文看,这部分内容高教授用的是条分缕析、引经据典的传统 考证文章的写法,文字清晰严谨,有板有眼,读上去很有些“江南老儒”的笔调。 实际上这是障眼法,是扒窃者挂在鼻梁上眼镜和搭在臂上的衣裳。只要稍加留意, 就不难发现高教授的“考证”,无一例外抄自《辞源》,是《辞源》里一大堆相 关辞条的罗列和改写。   将高教授抄掠《辞源》的证据一一找出,这并不难,只是做起来十分乏味, 令人郁闷。然而没有别的办法,为了证实我的结论,大家只能跟着高教授的“心 学历程”,亦步亦趋走进《辞源》。望读者勿惮其烦,耐心地阅读我们对高教授 的“考证”做一番“再考证”。所引高文一律按《拾得》的页码标示。   前面说了,高教授的“考据”集中在恒雄以下的8个词上,其中位列1、2的 是恒雄、恒因两词,涉及到朝鲜史事和史籍问题,拟另文再谈。本文对高教授的 “考证”从第3个词“天符印”开始“再考证”。为方便阅读,我们加了个序号。   一、高文(页6)考“天符”云:   “天符一词初见于《吕氏春秋》:‘唯彼天符,不周而周。’《后汉书》亦 载:‘天符仍臻,元气大同。’此二处之天符均指上天之符命。《古记》作者加 一印字,意谓上天符命所降之印。可以推定,‘天符印’系作者在传说原意的基 础上活用汉文化而创立的概念。”   文章之末,作者加有两个注释,其一是注④:《吕氏春秋·知度》;其二是 注⑤:《后汉书》卷99《王莽传》。显然,两注是为了表明这是作者披览古籍得 来的资料,是考证的基础,一般也被看成是作者学养的表露。然而,这两条文献 资料都出自《辞源》,并不是高教授读书得来的。查《辞源》1983年版第一册页 690“天符”条云:   “天符 上天的符命。《吕氏春秋·知度》:‘唯彼天符,不周而周。’ 《汉书》九九上《王莽传》:‘天符仍臻,元气大同。’”   请注意,高文抄袭《辞源》时,往往会做一点“技术处理”,以此节为例, 一是加了一点显示学问的词语,如“天符一词初见于《吕氏春秋·知度》”,其 中“初见于”三字,意在表明作者在广泛搜寻先秦典籍后才得出这个结论。实际 这是抄袭者的狡狯,是障眼法。二是将《辞源》原文分柝开来,分别安排在文章 和注释两个地方。文章里一般只写书名,不写篇名和卷帙;篇名、卷帙则在文末 用注释标示出来,这样更显“严谨”,更显“规范”。只是此处高教授一不留神 抄出个不小的错误来,他将《汉书》抄成了《后汉书》。无人不知王莽是西汉末 年的人,怎么会跑到《后汉书》里呢?显然高教授忙于“著书立说”,对两汉史 事并不熟悉,抑或抄得兴起,一时失手。   二、接下来是对“三危”一词的“考证”(页6)。高文云:   “在汉文化中,三危有两义。第一义,为实有之山名,典出《禹贡》:‘三 危既宅,三苗丕叙’,其地,一说即今甘肃敦煌之三危山,即古三危;一说甘肃 岷山之西南,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尧典》中有载。还有一说在云南,见 《通志·地理略》;第二义,为神话中之仙山。《山海经·西北》载:‘又西二 百二十里曰三危之山,三青鸟居之。’显然,作者在《古记》中有意采用《山海 经》之义。”   以上文字全部抄自《辞源》第一册页28“三危”条:   “三危 山名。1,《书·禹贡》:‘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关于三危的 地理位置,说法不一:一说今甘肃敦煌有三危山,即古三危山。见《书·禹贡》。 一说在甘肃岷山之西南。见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尧典》。一说在云南。 见《通志·地理略》。2,神话中的仙山。《山海经·西山》:‘又西二百二十 里曰三危之山,三青鸟居之。’”   我料想,抄袭到如此地步,读者只能哑然一笑了,除了叹服高教授的“抄胆” 之大,还能说什么呢!   三、考“太伯”(页6-7)。高文云:   “太伯则是周先祖太王之长子。相传太王欲传王位于季历(周文王父),太 伯乃与其弟弟仲雍避居江南,断发文身,开发吴地,为吴国统治家族之始祖。 《论语》作泰伯。”   此条全抄《辞源》第一册页702“泰伯”条:   “太伯 周先祖太王长子。相传太王欲传王位给季历(周文王父),他和弟 仲雍避居江南,断发文身,开发吴地,为吴国统治家族之始祖。见《史记·吴太 伯世家》。一作‘泰伯’。见《论语·泰伯》。”   高教授故伎重演,在文末特地加了一条注⑥:《史记·吴太伯世家》。   照理说,像吴太伯这样的历史人物及有关文献依据,是任何一个稍有史学常 识的人都不会陌生的,高教授不应该不熟悉,那为什么还要抄《辞源》呢?有人 说,这是抄上了瘾。抄袭如同吸毒,一旦上瘾,便难根断。何况“科研成果”求 多求快,心气浮躁,耐不得寂寞,自已查书总不如抄书来得便当,于是便抄而又 抄,一抄百了。   四、再下来是“风伯”(页7)。高文的“考证”是:   “风伯为风神,字飞廉,能兴疾风,《楚辞》谓:‘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 廉使奔属。’汉王逸注曰:‘风廉,风伯也’,将两者全而为一。又,中国传说 中以风伯指箕星(即南箕四星),又俗指鸢类,不赘。《古记》中云风伯,显然 取风神之义。”   这段文字全抄《辞源》第四册页3405“飞伯”条:   “飞伯 ①风神。1,字飞廉,能兴疾风。《楚辞》屈原《离骚》:‘前 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汉王逸注:‘飞廉,风伯也。’………2,指 箕星。南箕四星,类人间簸扬之器,故名风伯。②俗指鸢类。………”   有趣的是,高教授在抄袭并略略改饰《辞源》此节文字之后,照例又加了一 条注⑦:“屈原:《楚辞·离骚》”。这是一条弄巧成拙的蛇足之笔,适见高教 授之浅薄。按,《辞源》的写法是:“《楚辞》屈原《离骚》”,这当然是对的。 人所周知,《楚辞》是西汉刘向最终编成的总集名,东汉王逸为之作注,内容所 收以屈原作品为主,还有宋玉、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等人作品,后来王逸也 将自已的作品收进去。《楚辞》中包括有屈原的《离骚》,但屈原并非《楚辞》 的编辑者。这是常识,是太过普通的常识,身为堂堂“博导”的高教授居然不知, 这真正令人大惑不解!顺便一提,高教授将王逸注:“飞廉,风伯也。”抄成了 “风廉,风伯也。”   五、接着看高教授对“雨师”的“考证”(页7)。此节文字较长,言之无 物,读来十分乏味。但为了弄清事实,我们只能耐着性子移录下来:   “雨师为司雨之神。其典出多处。一为《周礼》:‘掌建邦之天神、人鬼、 地示之礼……以□、燎祀司中、司命、雨师。’注:‘雨师,毕也。’即二十八 宿之毕宿。二为屏翳,为雨师,见《山海经·海外东经》“雨师妾在其北”晋郭 璞注。三为共工之子玄冥,为雨师(典出汉应劭《风俗通·雨师》)。另,柽柳 (河柳)之别称亦为雨师,因相传天将雨,柽先起风迎之。故称。不管怎样,作 者对雨师之释义是清晰无误的。”   上面这关于“雨师”的大段“考释”,全部抄自《辞源》第四册页3324的 “雨师”条,两者文字基本全同。为两相对照,我们还是将《辞源》的文字也录 在下面:   “雨师 ①司雨之神。《周礼·春官·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 地示之礼……□燎祀司中、司命、□师、雨师。’注:‘雨师,毕也。’即二十 八宿之毕宿。一说,屏翳为雨师,见《山海经·海外东经》‘雨师妾在其北。’ 晋郭璞注。一说,共工之子玄冥为雨师,见汉应劭《风俗通·雨师》。②柽柳之 别称。相传天将雨,柽先起风迎之,故称。《尔雅·释木》‘柽,河柳。’”   这段文字相对繁难,难为了高教授,故在抄袭出了不少误差,我们不必一一 指出了。需要指的是,1,《辞源》举述的第一个例证出自《周礼·春官·大宗 伯》,高文则在正文里改成《周礼》,然后以注⑧形式标明出自《周礼·春官· 大宗伯》。这当然还是故技重演,表明资料来自作者的独立搜求。2,《辞源》 举第三个例证时,写明“见汉应劭《风俗通·雨师》”。而高文改成:(典出汉 应劭《风俗通·雨师》)。高文用了“典出”二字,不知真情的读者,一定会有 感于高教授的渊博,其实这是故弄虚玄,是非常滑稽的“学术作秀”。   六、最后是对“云师”的考据(页7)。高文写道:   “云师有三义,一为古官名,典出《左传》‘昔者黄帝氏以云记,故为云师 而云名。’注曰:‘黄帝受命有云瑞,故以云记事,百官师长皆以云为名号。’ 其二为云神之名。《楚辞》云‘吾令丰隆乘云兮。’汉王逸注云:‘丰隆,云师, 一曰雷师。’三指毕星。显然,《古记》作者系取其一与其二之合义。”   这段文字全部抄自《辞源》第四册页3329的“云师”条:   “云师 ①古官名。《左传》昭十七年:‘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 云名。’注:‘黄帝受命有云瑞,故以云纪事,百官师长皆以云为名号。’②云 神。《楚辞》屈原《离骚》:‘吾令丰隆乘云兮。’汉王逸注:‘丰隆,云师, 一曰雷师。’……③即毕星。……”   高教授照例在文尾加了两条注。一是注⑨:“《左传》昭十七年。”一是注 ⑩:“屈原:《楚辞·离骚》。”高教授在抄完了《辞源》“云师”条之后,得 出一个结论:“显然,《古记》作者系取其一与其二之合义。”仔细一想,这个 结论,也包括前面几个类似的结论,都非常之好笑。关于“云师”,中国古籍中 的说法很多,远不止于《辞源》所举述的三种。作为工具书,《辞源》只能举其 大要,没有必要全部罗列出来。朝鲜古籍《古记》的作者难道也跟在高教授后面 抄《辞源》,他所见到的中国古籍关于“云师”的说法也仅限于《辞源》里的三 条?应当说,高教授抄得太多,不免神志迷惘、物我两忘,竟把自已当成了《古 记》作者,可悲也夫。   以上是高教授对天符印、三危、太伯、风伯、雨师、云师六个“概念”所做 的考证,经过比对,看得一清二楚,主要内容全部抄自《辞源》,可以说除《辞 源》提供的资料外,高教授没有提出任何一条自已的资料,也没有任何一个属于 自已的观点。如此大面积地抄袭工具书以冒充“考证”,在文史学界极其罕见。 尽管如此,高教授意犹未尽,声言“还有一个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就是关于 “檀君神话”的“檀”字的来路问题。于是,高教授又展开了关于“檀”字的 “考证”(页7-8)。他说:   “檀木,又名旃檀,质坚硬,能作香料,亦可入药。有白檀(皮白)、紫檀 (皮腐而色紫)之分,皆有香,尤以白檀为胜。此木早为古人所注意,《诗经魏 风》有伐檀。汉《论衡》谓:‘树檀以五月生木,其材强劲,车以为轴。’唐罗 隐有诗云:‘艳多烟重欲开难,红药当心一抹檀。’对檀香木极尽赞美之意。佛 教传入中国后,与檀香木结下不解之缘。檀字在佛教使用率甚高,如佛寺称檀林, 布施称檀那,亦称檀施,施主称檀越,等等。”   这一大段文字同样抄自《辞源》。由于文字量比较大的原因,高教授对几个 辞条做了点拼合工作,还有一点删改。但抄袭的痕迹亦然清清楚楚,丝毫不做任 何掩饰。其内容主要见于两个辞条,其一是《辞源》第二册页1640的“檀香”条, 该条云:   “檀香 香木名。又名旃檀。质坚硬,能作香料,亦入药。……白者白檀, 皮腐而色紫者紫檀。皆有香,而白檀为胜。”   其二是《辞源》同册页的“檀”字条:   “檀 ①木名。《诗·魏风·伐檀》‘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汉 王充《论衡·状留》:‘树檀以五月生叶,后彼春荣之木,其材强劲,车以为 轴。’……③浅红色。《全唐诗》六六五罗隐《牡丹》:‘艳多烟重欲开难,红 芯当心一抹檀。’”   其它有关佛教与檀字的内容,分别见同页的“檀那”、“檀施”、“檀越” 诸条。高文在本页加了脚注①:“王充:《论衡·状留》。”脚注②:“《全唐 诗》665,罗隐:《牡丹》。”如上所论,关于“檀”字的考据是高教授用两个 以上的辞条拼合起来的,技术上多少有点难度,所以抄出来好几个错误。比如, 引《论衡》一段文字,高文将“五月生叶”误抄为“生木”;下面“后彼春荣之 木”一句被抄漏。还有,罗隐诗第二句是“红芯当心”,高抄成“红药当心”, 一字之误,不知所云。   读高教授《拾得》及其注释,不难发现,高文关于朝鲜古籍的引用,多半都 是转引他人的,高教授自已并没有直接阅读过这些书。至于中国典籍,高教授的 引用量很小,除抄取《辞源》外,只有一条不在《辞源》之内,就是用了陈寿 《三国志》一条材料。《痕迹》第二节《其他神话》(页14)讲到朝鲜半岛移民 多来自中国时,高文引《三国志》云:   “其耆老传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来适韩国。马韩割其东界之地与 之。’”   高文在脚注中标明:“陈寿:《三国志·辰韩传》。”显而易见,这条唯一 不是抄自《辞源》的资料也是抄来的,绝非高教授直接采自《三国志》。理由之 一,稍有史籍常识的人都知道,《三国志》并没有什么《辰韩传》,有关辰韩史 事,见于《三国志·魏书》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专门研究东北亚历 史并有专著接踵问世的高教授,居然闹出《三国志·辰韩传》这样的笑话,令人 啼笑皆非。理由之二,我们以中华书局点校本《三国志》与高教授的引文一比勘, 发现尽管只是二十多个字的一小段引文,二者竟有着明显差别。请看中华点校本 《三国志》的这段文字:   “其耆老传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来适韩国,马韩割其东界地与之。”   高的引文不但在标点上大有问题,而且还多了一个“之”字。这是为什么? 原因只能是这段资料是高教授从别人文章中抄来的。抄袭固然省时省力,出“成 果”快,获利丰厚,但却要冒上当受骗、以讹传讹的风险。不要说一般著作中常 有错误,就是《辞源》这样的工具书也难免有错的地方。   二   经上文之揭露,高伟浓抄袭《辞源》的事实已经彰明昭著。但读者会不会有 这样的疑问:《痕迹》只是高教授《拾得》中的一章,出现在这一章的问题,未 必就是全书的问题,高教授的抄袭行为也许就局限在这一章里,与全书相比,这 是局部,是瑕疵,不可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事实绝非如此!高教授抄袭《辞源》 的劣迹贯穿于《拾得》全书之中,不是局部现象,不是偶尔的瑕疵。还是让事实 来说明问题吧!   一、《拾得》第二章第二节《感怀诗》(页53),新罗女诗人薛瑶诗《还俗 谣》中有“瑶草芳兮思葐蒀”一句,高教授讲解说:   “‘瑶芳草’句用了《蜀都赋》之典:‘郁葐蒀以翠微,崛巍巍以莪。’ (载《文选》晋左太冲(思)《蜀都赋》),亦意在显露才华。”   这抄自《辞源》第四册页2687的“葐蒀”条:   “葐蒀 烟气氤氲貌。《文选》晋左太冲(思)《蜀都赋》):‘郁葐蒀以 翠微,崛巍巍以莪。’”   二、第二章第六节《离别诗》(页103-104),韩国诗人郑知常诗《大同江》 有“送君南浦动悲歌”一句,高教授讲解道:   “南浦,本义是南面之水滨,古人常在南浦送别亲友。《楚辞·九歌·河 伯》:‘送美人兮南浦。’江淹《别赋》:‘送君南浦,伤如之何?’故‘南浦’ 又成了送别之处的代名词,犹如古戏曲中长见之‘长亭’一词。”   这抄自《辞源》第一册页421的“南浦”条,该条云:   “南浦 泛指面南的水边。《楚辞》屈原《九歌·河伯》:‘子交手兮东 行,送美人兮南浦。’后来多泛指为送别的地方。《文选》南朝梁江文通(淹) 《别赋》:‘送君南浦,伤如之何?’”   三、《拾得》第三章附录一《说隐》(页276),是高教授把抄袭《辞源》 的“技巧”运用到“淋漓尽致”的一篇精心之作。此文通篇所有的引文,所有与 “隐”有关的文献依据,无一例外抄自《辞源》第四册页3298-3299的“隐”字 所属各个辞条。因为抄量甚大,实在难以备述,我们只能举例来看。   《说隐》页277,在谈到古代的隐士现象时,高文引了《庄子》:   “庄子说:“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弗见也……时命大谬也。”   同页,又引了《新唐书》一条资料:   “《新唐书》云:‘上好用隐民,苏威以隐者招,得美官。’”   278页又引了《左传》一条资料:   “《左传》谓:‘政自之出久矣,隐民多取食焉,为之徒者众矣。’后人对 此语还加注为:‘隐、约、穷、困。’可见其时隐民们多困顿蹇促,属优先扶贫 对象。”   上面三条资料均抄自《辞源》。   《庄子》一条见《辞源》第四册3298页的“隐士”条:   “隐居不仕的人。《庄子·缮性》:‘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 也……时命大谬也。’”   高文抄漏了一个“而”字。高文在本页的脚注①注明:“《庄子·缮性》”。   第二条抄自上引《辞源》同页的“隐民”条②:   “隐民 隐士。《新唐书》九六《杜如晦传附杜淹》:‘上好用隐民,苏威 以隐者召,得美官。’”   高文的脚注②:“《新唐书》卷九六,杜如晦传。”   细心的读者一定看得出来,高教授在抄袭时错了两个地方。其一,这条引文 出自《新唐书》卷九六的《杜如晦传》附《杜淹传》,并非《杜如晦传》;其二, “苏威以隐者召”,高抄成了“招”,这两个字当然是有区别的。   第三条同样抄自《辞源》“隐民”条①:   “穷人。《左传》昭二五年:‘政自之出久矣,隐民多取食焉,为之徒者众 矣。’注:‘隐,约,穷困。’”   除此之外,《说隐》中还有一大堆零星的引文,依高教授引用的顺序,主要 有以下这些:   《颜光禄集家传铭》:“青州隐秀,爰始奠居。   孟浩然《寻白鹤岩张子容隐怵》诗:“白鹤青岩畔,幽人有隐居。   元倪瓒《赠葛子熙》诗:“闻道阴涯留积雪,将寻隐地看青松。   刘向《说苑·正谏》:“咎犯对曰:‘臣不能为乐,臣善隐。’”   孔子《论语·季氏》:“‘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骄, 未见其人也。”   司马迁《史记》卷六三《老子列传》:“老子,隐君子也。”   《河岳英灵集》储光义《寄孙山人》诗:“借问故园隐君子,时时来去在人 间。”   《晋书·任旭传》:“旭与会稽虞喜一隐学,被召。”   《新唐书·选举志》:“大率十人竞一官,余多委积不可遣,有司患之,谋 为黜落之计,以避书隐学为判目,无复求人之意。”   《尔雅·释草》:“蒡,隐荵。”注:“似苏有毛,今江东呼为隐荵,藏以 为菹,亦可瀹食。”   屈原《楚辞·九章·思美人》:“宁隐闵而寿考兮,何变易之可为。”   《淮南子·原道》:“穆忞、隐闵,纯德犹存。”   《史记》卷六六《伍子胥传论》:“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 忘郢也?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三国志·管宁传》:“臣闻龙凤隐耀,应德而臻;明哲潜潜遁,俟时而 动。”   ………………   这些文献,从先秦子书到到秦汉史籍,到晋唐诗文等,差不多有二十多种, 学问涉及到文史哲多个学科,而高教授信手拈来,从容调遣,加上一番恣意发挥, 一派大家风度!不知底细的读者,不能不被如此“渊博”的学识所折服。一位给 《拾得》写序的韩国学者说:“高教授博古通今,笔锋秀丽,无一不使人钦佩之 至。”这应该是许多读者的同感。孰不知,高教授的“博故通今”主要在能够大 胆而无耻地抄袭《辞源》,像上面《说隐》所引用的数十种古典文献,其实不过 是《辞源》一页半纸而已,就这么简单!一般人不知道这个窍门,知道的或不屑 于此,或难以突破的良知和羞耻心。想想看,读书人能蔑视“羞耻”二字如高教 授者,天下能有几多!   四、《拾得》第三章附录二是一篇叫《说星》(页289)的文章,一般读者 不要说拜读其内容,光是这个题目就足以让人肃然起敬,不能不让人又一次对高 教授的“博古通今……敬佩之至”!然而,你若是耐下性子深入其中,就会又一 次失声大笑。原来这是又一次对《辞源》的大抄袭,是“高氏考证法”的又一次 大展示。   如同上面《说隐》主要抄袭《辞源》“隐”字各条一样,根据《说星》特定 的资料需求,高教授便主要抄袭《辞源》第二册1425-1426页的“星”字各辞条。 我粗略地统计了一下,大致抄了约二十条以上,规模略与《说隐》同。对所抄条 目,我以为已经没有必要一一查举出来了,只是其中有一个耐人玩味的现象,举 出来与大家共同赏析。   在页294,高教授抄袭了《辞源》关于“星平”等词的解说,照例做了一番 发挥,接着写了下面一段话:   “明代王元寿《景元记》传奇二记载有下面一段话:‘我儿,你学业虽成, 但不知命运如何?此间有个术士李兰仙,星平有准。我已约他到来,与你算命。’ 这表明‘星平’之术曾长期在民间广为流传。”   然后,高教授给这段引文加了一个脚注①,郑重写道:“转引自《辞源》, 1426页。”页码准确无误。   这令人惊讶。这是《拾得》大量抄袭《辞源》条目而唯一一处说明其出处的 注释。这是一个奇怪现象,不能不让人纳闷。   从这条注释看,高教授对引用《辞源》的规范是非常清楚的,用而不注就是 抄袭,高教授同样心知肚明。但他就是不肯这样做,就是要抛开《辞源》,直接 标注资料的原出处,以造成资料来自本人“博览群书”的假象。那么,为什么又 要在这儿加上一条“转引自《辞源》”的注呢?这不是等于“不打自招”吗?我 想,这恐怕出于心虚。如此大规模地抄掠《辞源》,即使在高教授的同道中也不 多见,如所谓《说隐》、《说星》,干脆就是用《辞源》某一个字的辞条拼接铺 陈而成的,高教授尽管是此道中之老手,但夜阑人静,孤灯高悬,一番得意之后, 再一想,万一败露了怎么办?不免心虚起来。于是就有了这个“此地无银三百两” 的举动,有了战战竞竞写上去的“转引自《辞源》”几个字。   五、《拾得》第三章附录三《说龟》(页299),如同《说隐》、《说星》 一样,同样是一篇靠大量抄袭《辞源》拼凑成的“论文”。所抄资料集中在《辞 源》第四册页3617“龟”字下的各辞条,高教授靠了“龟”部两页多一点的辞条, 写成洋洋数千言的一篇“龟考”。我粗算了一下,一共抄了近30条,比《说隐》、 《说星》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所用手法雷同,读来味如嚼蜡,为节约读者时 间,我们就不一一例举了。有兴趣的读者拿《辞源》来对读一下就可一目了然。   三   关于高伟浓先生《韩山拾得》抄袭《辞源》的实例,我的揭发暂时到此。   我想,一切都清清楚楚的了,没有必要做更细琐的罗列。但,我必须强调指 出,《拾得》的抄袭行为绝不仅止于此,也就是说高教授的抄袭对象绝不限于一 部《辞源》。只是因为他抄《辞源》的例证相对集中,易于搜索和汇集,故我先 以《辞源》为例来加以揭露罢了。实际上高伟浓抄其他书,抄当代学者的学成果 胆子更大,数量也更多,这需要专文揭露,不是本文所能容纳的。   举例说,《拾得》第三章《韩国古代汉文作品与华夏文影》,凡100余页, 是书里的第二大章。该章第一节起笔处,即页160,高教授就特意在页下加了一 个声情并茂的“注”。注云:   “据韦旭升《朝鲜文学史》,第1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以下拙著 所引述之韩国古代汉文作品,多据是书,并由笔者作了技术性整理。韦先生为老 一辈朝鲜文学史家,享有盛誉。笔者在此向韦先生表示敬意和谢意。”   这是一个学术著作中非常少见的“注”。   通过这条“注”,我们看得出来高教授是懂得注释的意义和规范的,所以这 条注释的规范度,与从《辞源》抄来的文献上的所有的注释完全不同。同一本书 里用着形式完全不同的注释方式,这正是抄袭者露出马脚的地方,同时也是此类 人费尽心机、巧作掩饰的地方。至于高教授借“注”对韦旭升先生表示的“敬意 和谢意”,不要以为是“盗亦有道”之类,其实这是“先礼后兵”的策略。因为 第三章的内容主要是从韦旭升先生的《朝鲜文学史》里“引”过来的,只是“作 了些技术性整理”。“引”了多少?我粗数了一下,在本章,光是“据韦旭升前 揭书”几个字完全相同的“注”,就出了整整90个!也就是说,这一章内容所涉 及的朝鲜古典文学家及其作品,至少有90个(人或作品)是从韦旭升书中转“引” 过来的。这是名符其实的资料大搬家,有人说这是“另类剽窃”,确实如此,而 且是“忍能当面为盗贼”式的大劫掠!   细想想真是奇怪,也真佩服高教授“著书立说”的本领。   专门研究朝鲜古代文学高教授,对所研究的朝鲜古典文学作品几乎一部都没 有直接接触过,所有研究对象都是从韦旭升著《朝鲜文学史》里转读的;多种韩 国古代史籍,如《三国史记》这样最基本的史书,高教授也没读过原书,所用资 料也主要是从别人书中转引的。即使这样,高教授一挥笔就是几十万字的“著 作”,真不可思议!还有,《拾得》第四章《韩国古代音乐舞蹈以及来自中国的 影响》,如此专门的学问,基本资料也竟主要取自顾铭学、贲贵春、宋桢焕编著 的《朝鲜知识手册》一部书。在一章之内,高教授出了“据顾铭学、贲贵春、宋 桢焕:《朝鲜知识手册》,某某页,辽宁民族出版社,1985年”这样完全内容相 同的“注”,多达45个!还是借花移木,搞资料搬家而已。   综上,高伟浓《韩山拾得》一书其实主要靠抄袭三部书拼凑而成。首先是 《辞源》,其次是《朝鲜文学史》、《朝鲜知识手册》。抄袭方法则略可分成一 暗一明两手。“暗”的是抄《辞源》。一般人绝然想不到一个“博导”竟会下做 到抄袭《辞源》,高充分估计到了这一点,故而出其不意,放开手脚大抄狂抄, 甚至到了用一个字部的辞条铺陈敷衍成一篇文章的程度。“明”的,如对韦旭升 先生的书,采取“先礼后兵”的办法,在一番彬彬有礼之后大搞批量“转引”, 实则还是抄袭。正因为高教授采用了如此“先进”的科研方法,所以他成果累累, 名利双收,坐享风光。   值得注意的是,高是“基地主任”,他的书自然都是单位拿钱出版——有扉 页上的题字为证,然后又理所当然地享受单位上给予的“科研成果”奖金。如此 这般,循环往返,高于是越抄越起劲,越抄胆越大起来……   其实高教授的所作所为早就引来同行和研究生们的侧目,学界也多有议论, 只是大家要顾一点面子,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因素,有的甚至还有点顾虑,因为 高教授风头正劲,不是随便碰得了的“学术官员”。然而,有心人是有的,不但 有人用无名状子的方式表达过愤慨,而且有人在给高博导的大著写的序里有过若 明若暗的讥议。请看某先生在给《韩山拾得》写的《序》里的一段话:   “我和王介南都曾为高博士的书作过序。就一般常识而言,作序总比写书易。 可是我们作序的速度,竟赶不上高博士写书的速度,你说怪也不怪?细看一下, 一本书里,总得征引十数本书,查证上百条资料。高博士究竟有何特异功能,连 着出书?直到几个月前,我才有机会解开这个谜:我和高博士一起去厦门大学讲 学,住同一间宿舍。半夜醒来,看到他正伏案写作,据说是睡梦之中,突然来了 灵感,遂乘兴将它记录下来。这一写,便是通宵达旦。看他这副做学问如醉如痴 的模样,我才知道‘天道酬勤’,此话不假。”   这是一段耐人寻味的绝妙文字,在时下花花绿绿、各式各样的“序”里,是 一篇难得的佳作。“天道酬勤”自然不假,高教授的“勤奋”似乎也不假。但, 因为“勤”就能写书快到连写序都赶不及?这不可思议。其实,如我们在前面所 议论过的,高教授写书之快,著述之丰,主要还在他“勇敢”地突破了读书人最 难突破的某些界限,成功地进入了一种“不知其可也”的境界。唯其如此,才能 创造出写书比写序还快的“高速度”,才能著述等身。所以,高教授的“特异功 能”的确值得深入研究,是一个“现象”,其间的种种鬼灵古怪、玄机奸巧,怎 一个“勤”字了得! (XYS20060422)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xlogi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