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dyndns.info)◇◇ 《我的“自白书”》的真正作者 何蜀 拙稿《〈我的“自白书”〉是烈士遗诗吗?》在2003年1月16日《南方周末》 988期发表后,引出了一场新的风波,即杨本泉宣称他是这首诗的主要作者。 2004年6月重庆出版社出版的西南师范大学新诗研究所吕进主编、重庆出版社杨 本泉担任编审的《20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一书,更明确将这首诗称为杨本泉 (穆仁)的“代表作”。此说使不少诗界人士和读者大为愤慨,有的甚至提出了 言辞十分激烈的指责,《华夏诗报》对此已有报道。不过,有的反对意见仍然认 定这首诗是陈然的“烈士遗诗”,认定杨本泉的行为是对“烈士遗诗”的“掠 夺”。 杨本泉的这个说法,最早是在他致广州诗评家杨光治的信中提出来的(载 2003年2月民办小报《小诗原》第11期)。在这封信中,最引起一些诗界人士和 读者愤慨的,就是这几句话:“(我)当时以《重庆日报》副刊编辑身份,应邀 担任辅导革命回忆录《锢禁的世界》写作,且是《我的‘自白书’》一诗的主要 执笔者(全诗12行,有10行出自我手)……”他这信中还说,罗广斌的原诗“算 不上是诗,只是一些激昂表态的概念口号,缺乏必要的意象,……”只有这两句 “颇有诗味”,那就是“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也就 是说,《我的“自白书”》中只有这两句才是罗广斌的原作。 按照杨本泉的这个说法,《我的“自白书”》的著作权自然应主要归属于他 了,即使按集体创作排名,他也应排在首位。 事实真相到底如何? 拙稿《〈我的“自白书”〉是烈士遗诗吗?》在谈及这首诗的创作经过时, 曾引用了罗广斌所写的原诗,在《南方周末》发表时,因篇幅所限,被删掉了。 如果不拿罗广斌的原诗来作对照,问题很难说清楚。现将罗广斌原诗《我的自白 书》照录于下: 望着脚上沉重的铁镣 我没有什么要自白 就拿着皮鞭吧 举起你尖锐的刺刀吧! 我知道你们饶不了我 正如我饶不了你们一样 毒刑 拷打 枪毙 活埋 你们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是一个人不能像狗一样爬出去 我恨煞那些怕死的东西 没有同党,什么也没有 我的血肉全立此地。 就拿起皮鞭吧 举起你们尖锐的刺刀吧 望着脚下沉重的铁镣 我没有什么需要自白 对照一下罗广斌的这首原诗与后来发表的所谓“陈然遗诗”,就十分清楚, 《我的“自白书”》就是根据罗广斌的原诗修改加工而成的。尽管原诗文字粗糙, 没有押韵,但其基本内容、精神主旨甚至主要文句,都明明白白是《我的“自白 书”》的基础和主干,请看: 原诗中的“望着脚上沉重的铁镣”修改成了“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 “我没有什么要自白/就拿着皮鞭吧”修改成了“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 需要什么自白”, “举起你尖锐的刺刀吧”修改成了“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是一个人不能像狗一样爬出去/我恨煞那些怕死的东西”修改成了“人, 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 拷打 枪毙 活埋/你们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以及“没有同党, 什么也没有”这几句修改成了“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任何一个只有初等文化程度的人也能看清楚,《我的“自白书”》全诗三小 节共12行,前面两个小节8行全部是在罗广斌原诗的基础上修改加工而成的,只 有最后一小节的4行是在此基础上新写的——即使这新写的4行,也不能说完全出 自杨本泉之手,比如,老作家胡元给笔者的一篇回忆文稿中,就谈到他当时看了 诗稿后,提出了修改意见:“最后一句缩短点,二十多个字节奏松散,力量气魄 就减弱了。几个人才说都有这个感觉,我的意见客观,证实了他们的感觉是对的, 要设法缩短。”可见,新写的4行也是大家讨论推敲的产物。就连修改后的诗的 标题,也是照原诗标题稍加修饰而成的——《我的自白书》改成了《我的“自白” 书》或《我的“自白书”》。如此而已。除去新写的4行,我们看不到修改后的 诗有什么新的构思,新的形象,新的意象——莫非把“尖锐的刺刀”改成“带血 的刺刀”,把“拿着皮鞭”改成“把皮鞭举得高高”就成了新的创作?杨本泉宣 称“出自我手”的10行是怎么统计出来的?即使其弟杨益言愿意承认对这首诗的 修改加工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杨本泉又能拿出什么证据来否认罗广斌、刘德彬在 修改加工中的作用?再退一步说,即使把修改加工的功劳全部归于他一人,他也 不能说是“主要执笔者”,而只能是如《华夏诗报》的编者按所说,他起到的不 过是编辑的作用而已。而作为编辑,无论在一个作品的创作过程中起了多么重要 的作用,改写了多少字句,也是不应将自己的作用混同于作者甚至凌驾于作者之 上的。这应该是一个编辑应有的职业操守。 杨本泉在这封信中,还有意把这首诗的写作过程说得十分含糊。他说,在 1956年,罗广斌等在重庆南泉写作“《锢禁的世界》回忆录”(他写到此处时特 别注明“不是《在烈火中永生》回忆录”)时,“有一天,罗忽然对我说,他曾 根据狱中感受写了一首题为《我的自白书》的诗,我让他拿给我看……” 杨本泉为什么一定要说明当时罗广斌他们写的是“《锢禁的世界》回忆录” 而且“不是《在烈火中永生》回忆录”,并且还说《锢禁的世界》“基本上成了 胎死腹中的废稿”呢?这有他的苦心,就是想要割断《锢禁的世界》和《在烈火 中永生》与《红岩》的血肉联系。 实际上,《红岩》的创作是一个系统工程,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在50年 代初期对表少年所作的报告讲演,就是前期的集体口头创作。以后从《锢禁的世 界》到《在烈火中永生》再到《红岩》,是他们的创作逐步成熟发展的不同阶段。 1956年秋,罗、刘、杨三人联名向重庆市委书记处请假三个月,到重庆南温泉集 中写作。写的是“革命回忆录”吗?不必多说,请看1959年2月18日《重庆日报》 的报道《本市掀起迎接十周年国庆向党献礼的文艺创作热潮》,其中明确提到: “已经写出初稿和正在加工修改中的……有罗广斌等三人集体创作的反映本市解 放前地下党在‘中美合作所’展开对敌斗争的长篇小说”。当时中国青年出版社 二编室(负责小说编辑)主任江晓天从中国作家协会为建国十周年献礼文学作品 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一份简报中,看到了四川报来的材料中有罗广斌、刘德彬、 杨益言合作创作的长篇《锢禁的世界》,立即叫二编室副主任吴小武(即萧也牧) 写信向三位作者问明:是长篇小说还是长篇革命回忆录(因回忆录归五编室编 辑)。得悉是创作小说后,他们便将其列入了二编室的献礼规划中。 事情很明白,罗、刘、杨三人创作的《锢禁的世界》(后改名《禁锢的世 界》),当时就已明确是小说。直到1961年,《禁锢的世界》书稿即将出版,罗 广斌向重庆市委请示书名怎么定,市委书记任白戈才拍板将书名定为《红岩》。 从这时起,《禁锢的世界》才正式更名为《红岩》。如果《锢禁的世界》与《红 岩》毫无关系,那么,《红岩》岂不是一夜之间从天上掉下来的怪胎了? 其实,杨本泉自己也曾承认《锢禁的世界》就是《红岩》的“初胎”,他在 1977年9月28日下午致老友胡元(胡锡培,四川人民艺术剧院作家)的信中,就 明确写道:“当年,我曾为《红岩》的初胎做过一些催生的工作……”如果按杨 本泉致杨光治信中的说法,《锢禁的世界》只是“胎死腹中的废稿”,那么,他 为《红岩》的“初胎”所做的催生工作又如何理解?世上有哪个助产士,会否认 一个发育成熟的人与他当年亲自“催生”的那个初生胎儿毫无关系甚至硬说那个 胎儿早已“胎死腹中”了呢? 为了否认《我的“自白书”》是集体创作的作品,杨本泉致杨光治的信中, 便不承认这首诗是为当时在南泉集体创作的小说“初胎”中的陈然代拟的,按他 的说法,似乎是罗广斌有一天忽然莫名其妙地向他提起了自己曾写过的一首诗, 请他帮忙修改…… 罗广斌的《我的自白书》是在什么时候写的?据重庆党史专家胡康民考证, 是罗广斌在渣滓洞受审讯时,因态度强硬,毫不屈服,被徐远举下令戴上了脚镣。 这以后,他就构思了这首诗。重庆解放后,罗广斌就把这首诗写成了文字。1950 年1月15日,重庆各界举行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追悼会后,于1月18日起在渝女 师(后为大同路小学)举办了烈士相片及遗物展览会,展览中,就陈列有罗广斌 写的《我的自白书》这首诗。杨本泉在致杨光治信中说:“从重庆解放之初 (1949年12月)我就参与协助他们编印‘重庆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追 悼会筹备委员会’追悼专刊《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但他又说,罗广斌 的诗是在1956年南泉写作中的“有一天”才拿给他看的。这有些令人不解。杨本 泉自称“参与协助编印”的那本追悼专刊的最后一篇文章《烈士遗物展览会巡礼》 中,就明白写着:展览会上展出了烈士遗物遗作,“以及罗广斌志士在狱中所写 的诗”。杨本泉既然“参与协助编印”那本专刊,当时会没有读到甚至不知道有 这首诗吗? 杨本泉致杨光治信中拉拉杂杂说了不少煞费苦心的话,但却偏偏回避了一个 要害问题,即《我的“自白书”》是怎么变成了“陈然烈士遗著”的。他在信中 说:他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后,1958年被送去云南修铁路,“等到1962年结 束劳动教养回到重庆日报搞体力劳动,才知道小说《红岩》已于1961年出版, 《我的‘自白书’》已作为‘陈然烈士遗著’选入了《革命烈士诗抄》……”在 这里,他有意颠倒了一个时间,把《我的“自白书”》选入《革命烈士诗抄》放 在了小说《红岩》出版之后,给读者造成的印象就是:在小说《红岩》出版之后, 这首诗才被当作了“陈然烈士遗著”。 事实是这样的吗? 小说《红岩》中虽然用了这首诗,但却是用在书中人物“成岗”的名下的 (因为重庆市委指示不要写真人真事,在后来的创作中,小说人物大多不再用真 名)。那首诗怎么会变成了历史上真实的陈然烈士的“遗著”呢? 其实,本来史实十分清楚(杨本泉也十分清楚),《我的“自白书”》是因 为在“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一书中被写成是陈然烈士的即兴创作,才 被人们误当作了“陈然烈士遗著”的。有人会问:《在烈火中永生》不是“革命 回忆录”吗?怎么能虚构“烈士遗诗”呢?实际上这很简单,因为当时罗广斌他 们进行创作时,都只是共青团干部,并不是专业作家,都缺乏专业文学创作方面 的素养,对小说和回忆录的体裁形式也并未加以严格的区分,他们写作的目的, 只是为了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而在那个年代,教育、文艺都得“为无产 阶级政治服务”,为了政治需要,不仅是在创作中,早在他们对青少年作报告时, 就已经加进了一些虚构、夸张的内容,后来刘德彬在一份回忆材料中坦诚写道: “事实上,烈士的一些英雄事迹也是被夸大了的。如江姐受刑本来是(夹)竹筷 子,把它改成了(钉)竹签子;全文背诵《新民主主义论》,实际上是提纲和要 点;江竹筠并未见到她丈夫的人头,而把她说成见到了。”罗广斌于1962年5月 14日写给中国青年出版社王维玲、张羽的信中,提到《在烈火中永生》的前一稿 《在烈火中得到永生》时就说:“《永生》实际上是一篇讲稿,也是《红岩》的 第一稿的摘要”。他这里所说的“《红岩》的第一稿”指的就是《锢禁的世界》。 可见他当时对小说与回忆录的体裁区别是不大在意的。 《在烈火中永生》于1959年2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第47至48页就有陈 然在敌人刑讯时“不假思索,一气写出”这首诗体“自白书”的情节和“自白书” 全诗。紧接着,1959年3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萧三主编的《革命烈士诗 抄》,这首诗以《我的“自白”书》为题被作为陈然烈士“遗诗”选入。这时, 离小说《红岩》的出版还有两年时间呢! 杨本泉不是不知道这个情况。他为什么要刻意模糊和回避这个众所周知的重 要史实? 在这里,显然又有他的一番苦心或曰机心。因为,其弟杨益言曾对《在烈火 中永生》的写作有一个惊人的说法:在1958年大跃进高潮中,中国青年出版社写 信到重庆团市委来约稿,当时罗广斌、刘德彬都在长寿湖农场劳动,只有杨益言 因病被安排在团市委办公室值班,于是,“我在办公室值班的三昼夜时间里,取 材于我亲身经历,和参加宣传的报告内容,和已积累的材料,写出了《在烈火中 永生》。写出后,当即将书稿寄给罗(广斌)看,罗看后添了几个字,即从长寿 县寄给我,说不必给刘(德彬)看了,刘处通讯极不便,寄走吧。我未给刘看, 署上罗、刘、杨三人名字,于1958年11月6日寄京。”(杨益言《红岩逸闻》, 重庆出版社1996年1月第一版118页,责任编辑杨本泉。这个说法还出现在杨益言 “文革”之后所写的另一些文章中) 因为杨益言已经说了,《在烈火中永生》是他独自一人用“三昼夜”时间写 出来的,而这个说法又是在杨本泉亲任责任编辑的书中白纸黑字提出来的,所以, 《我的“自白书”》一诗被当作“陈然烈士遗著”的责任,理所当然就应由杨益 言独自承担了。而杨本泉显然不愿让其弟独自承担这样的历史责任,于是干脆来 个模糊处理,避而不提《在烈火中永生》。 杨益言的这个“三昼夜写出《在烈火中永生》”、罗广斌只“添了几个字” 的说法,与其兄杨本泉的“全诗12行,有10行出自我手”的说法,不是有异曲同 工之妙吗? 而杨益言所说的“三昼夜”云云,也并非事实。事实是怎样的呢? 1957年4月11日,中国青年出版社《红旗飘飘》编辑部收到读者赵山林来 信,,推荐罗广斌、刘德彬1956年在共青团江津地委所作的讲述革命烈士事迹的 报告。4月24日,《红旗飘飘》编辑部分别给赵山林和罗广斌发出约稿信,希望 将该报告改写为革命回忆录交《红旗飘飘》发表。11月15日,罗广斌、刘德彬、 杨益言给中国青年出版社回信并寄去《在烈火中得到永生》稿。 1958年1月20日,中国青年出版社五编室(负责回忆录编辑)编辑张羽在将 《在烈火中得到永生》编入革命回忆录丛刊《红旗飘飘》的同时,向罗、刘、杨 发出约稿信,约三人将此稿进行增写,以便出版单行本。 2月1日,中国青年出版社《红旗飘飘》第六辑发表罗、刘、杨的《在烈火中 得到永生》, 3月4日,罗、刘、杨三人联名回信,答应于5月交出《在烈火中得到永生》 的增写稿。 7月,中国青年出版社五编室因未收到罗、刘、杨答应于5月交出的《在烈火 中得到永生》增写稿,发信向罗、刘、杨催稿。 9月1日,中国青年出版社再次向罗、刘、杨发出催稿信催交《在烈火中得到 永生》增写稿。 9月7日,罗、刘、杨给中国青年出版社来信说明《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增写 稿将于10月完成。 11月6日,罗、刘、杨向中国青年出版社寄去《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增写稿, 改名为《圣洁的光辉》。 11月27日,中国青年出版社张羽以该书稿责任编辑身份写出编辑报告书,其 中说明:此书稿系在《红旗飘飘》发表的《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原来基础上的 扩大、补充和加强。其中新增的有五节,即①⑤⑥⑦⑩皆是”。并“建议作重点 书出版”。 除去张羽所举出的新增的五节外,其他各节也都有增写、改写的内容。陈然 写诗体“自白书”的情节和诗的全文,就是《挺进报》一节中新增加的内容。 1959年1月6日,罗、刘、杨给中国青年出版社去信提出将单行本书名再改为 《在烈火中永生》。 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在烈火中永生》。 以上史实都有原始档案可查。不是谁想当然地说一声“我三昼夜写出”就可 以改变的。 从以上所述《在烈火中永生》成书经过可知,该书实际上是在罗、刘、杨三 人已经发表的《在烈火中得到永生》的基础上,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提出增写的约 稿后,在大半年时间里,集体商量增写完成的。由杨本泉亲任责任编辑的杨益言 的那个“三昼夜写出”说,谁会相信?杨益言最多只是在那三昼夜作了一番此前 已经开始的最后的整理誉清工作而已。否则,请想一想,一部4万多字的作品, 杨益言能独自一人在“三昼夜”中“取材于我亲身经历,和参加宣传的报告内容, 和已积累的材料,写出”吗?那岂不是成了大跃进年代的又一颗“卫星”?这样 的写作速度,岂不是要让当今那些使用电脑的高产作家也自愧不如? 杨益言在杨本泉的“责任编辑”下编造“三昼夜写出”的神话时,不可能料 到以后会冒出来个《我的“自白书”》的真伪问题。因此,当杨本泉现在谈及此 诗时,便不得不有意回避《在烈火中永生》一书,而跳过那一段历史,将那首诗 直接与后来出版的小说《红岩》联系起来,给不了解真情的读者造成一种错觉, 以为这首诗是因小说《红岩》的影响才被当作了“陈然烈士遗著”的。事情往往 就是这样无奈:为了圆一个谎,不得不再撒第二个谎。 有读者提出质问:为什么杨本泉不在罗广斌、刘德彬都还在世时说明这首诗 的真实情况,而要在罗、刘都已去世之后,在诗的写作真相已被披露之后,才承 认这首诗不是“烈士遗著”,并宣称诗的主要作者是他呢?杨本泉在致杨光治信 中解释说,“我知道这事在当时的份量”,“连对亲人也不敢泄露一个字”! 真有这样可怕吗?我们再看事实: 1963年,小说《红岩》再版前在北京召开座谈会,有人向罗广斌问起《我的 “自白书”》是否有真迹保留、是如何从狱中流传出来的等情况,罗广斌就坦率 地回答了一段话,大意是:“这个问题使我很不安。《我的‘自白书’》并非陈 然烈士遗诗,而是我们在撰写《在烈火中永生》一书时,以陈然临刑前要写一首 诗的打算和他在刑庭上威武不屈的气概,以及陈然准备找一个机会在向特务做一 番慷慨激昂的讲演后用自杀怒斥敌人、激励战友的计划为史实依据,由几个人共 同创作的。目的在于突出烈士的英雄形象。由于用了真名真姓,《诗抄》的编者 误以为是烈士的遗作收录了。”(峻晨《〈我的“自白书”〉的作者是谁》, 《纵横》1984年第1期(总第3期) 此后,中国青年出版社准备再版《在烈火中永生》,请刘德彬参加再版前的 校订工作。刘德彬从尊重历史出发,向编辑提出,删去了初版中的两个纯属艺术 虚构的情节:一处是陈然在被特务审讯时写《我的“自白书”》,一处是江姐在 奉节县城门口看到被国民党当局悬挂示众的彭咏梧的人头。细心的读者在1964年 9月第二版的《在烈火中永生》书中,就会发现这两个曾经脍炙人口的情节没有 了。 罗广斌和刘德彬怎么都不担心“这件事在当时的份量”?他俩不但大大方方 澄清了事实,还采取了纠错的行动。他们并没有因此而遭到什么不测之灾。 而杨益言则是另一种态度。在“文革”结束之后,歌乐山革命烈士陵园要为 烈士们建立诗碑,在挑选烈士诗文时,杨益言就力主选这首《我的“自白书”》, 这当然遭到一些尊重历史的人士反对,在当时被否决了。   事实的真相就是如此。《我的“自白书”》不是烈士遗诗,而是以罗广斌的 原诗为基础、集体修改加工而成的文学作品。作者是以罗广斌为首的罗、刘、杨 三人创作小组。今后不要再把这首诗当作陈然烈士的“遗著”了,若要署名,最 合理的应该是署名为“罗广斌等集体创作”。   (原载《青年思想家》2005年第3期) (XYS20050719)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dyndns.in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