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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科院院士评选：撇去学术泡沫

　　王春瑜
　　2005年11月03日中国青年报

　　10月20日《社会科学报》载高放教授在一次座谈会上题为《解决瓶颈问题，
繁荣社会科学》的发言，他提出五条建议。第二条说：“要及时选出中国社会科
学院院士，以便通过院士的活动来带动、促进、加快各门社会科学的发展。”我
认为，选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的时机，还远远没有成熟。

　　从1954年以来，社会科学领域被“左”的指导思想所左右，直至“文革”，
20多年间，学者难以自由地进行独创性的研究，故鲜有扛鼎之作。以我所在的历
史研究所而论，本来应当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镇。1979年初我调入该所时，在
上海辞别老师谭其骧先生。谭先生说：“‘文革’中历史所造反的人，给尹达
（原历史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扣了不少大帽子，说他犯了多少错误，那都
是冤哉枉也！其实，尹达最大的错误，是领导历史所这么多年，并没有产生像样
的学术成果。”当然，这并非是尹达先生一人之过。但是，谭先生的一针见血之
论，对于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其他各所，恐怕也是适用的。尽管粉碎
“四人帮”后，社会科学学者有不少人奋起直追，有所建树，但总体状况如宋史
专家王曾瑜先生所公开坦承的那样，“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与学术前辈比，要
差一大截。”

　　尽人皆知，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严重断层。我每每发出“哲人其萎，大匠不
在，后继者谁”的感叹。在史学界，谁是郭沫若、范文澜、陈寅恪、谭其骧第二，
甚至哪怕是第三？即以谭其骧先生而论，其高足、名满天下的葛剑雄教授曾对我
说：“我们在某一点上，能够赶上谭先生，但在总体上，根本不可能。也许一百
年后，才能再产生一个谭先生这样水平的学者。”我以为，剑雄的话，洵为至论。
跟史学界一样，在经济学领域，谁是孙冶方第二？在哲学领域，谁能与贺麟、冯
友兰比肩？在社会学领域，谁达到了费孝通的水平？如此等等，要赶上这些前辈
的学术水准，不知道还要经过多少年的艰辛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无疑是中国社会科学的首脑机关。倘若现在就要产生院士，
肯定一大半要从现在的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按：现已改为咨询委员会）
中遴选。现在委员41人，其中16人，我作为该院的一位资深研究员，竟然从来没
有听说过他们的名字，况院外人士乎！按理说，他们都应当是在全国社会科学界
都有重要影响的著名学者啊。其实，说怪也不怪。其中一些是各所的学官。他们
的学术水平，自己应该心知肚明。某人出版过一本学术自选集，居然把财政部高
官写给他的一封与学术无关的私人信件，特地影印在书中，借以炫耀。不知何故，
此人忽然成为清史专家，位居修清史的要津，为清兵入关大唱颂歌，遭到读者、
学者的痛斥。而有几位院学术委员，本是政工干部。最近，国家拨重金，给每位
委员都出了印刷精美的文集，可谁又敢说，每本文集，都能称之为“学术著作”？
反过来，中国社科院有几位成就突出，被国内学术界认可的一流学者，如文学评
论家何西来、现代史专家陈铁健、隋唐史专家张泽咸、哲学家王树人、中国政治
史专家白钢、世界史专家陈启能等，则在院学术委员会之外。

　　还令人深思的是，高放先生说：“把当今还健在的当年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
方面的三位学部委员（即骆耕漠、季羡林和于光远）改称院士，然后责成他们按
照党的方针政策推选出若干名新院士”云云。前述三老，骆老不仅是杰出的经济
学家，还是投身新四军的老革命，抗战时担任盐阜抗日根据地的“盐阜银行”行
长，对新四军的发展壮大，根据地的建设，其功厥伟。于老作为马列主义理论家、
自然辩证法专家、经济学家，“天下何人不识君。”季老虽是北大教授，但曾兼
社科院南亚所所长，不是外人。三老有足够的资格担任中国社科院终身学术委员，
可他们都不是学术委员，甚至连顾问这样的荣誉头衔都没有。这很难使人不想起
“有眼不识泰山” 这个成语。

　　显然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要“及时”产生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而是要端
正学风，反对官本位，建立民主、公正、透明的学术体制，坚决抛弃学术泡沫，
倡导关心国运、民瘼，埋头做学问的严谨学风，争取弥合学术断层。 

(XYS2005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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