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freedns.us)◇◇ 谁在炮制钱锺书“拒赴国宴”的神话？ 葛剑雄 以前读历史，常常会看到一些莫名其妙的记载，或者百思不得其解的事。倒 不是有什么文字上的障碍，而是过于虚无飘渺，不是有悖常理，就是找不到任何 其他证据。不过也真佩服一些历史评论家，居然能对那些毫无根据的“史实”大 发议论，写出一篇篇的论文。想当初“评法反儒”时，封“盗跖”为“奴隶起义 领袖”，宣传他如何反孔。于是论述“盗跖”反孔的伟大意义的论文纷纷发表， “盗跖”活动的遗址也发现了不少。等大家从文革的恶梦中醒来时，才发现原来 “盗跖”这个人是否存在过还是个问题，更无论他的“事迹”和有关的评论了。 姚雪垠的小说《李自成》走红后，一些历史学者开展了一场如何评价李岩的争议， 一时间宏论迭起，好不热闹。可是一位熟悉明史的老先生告诉我，李岩这个人有 没有尚无定论。姚雪垠是写小说，可以自由发挥，学历史的干吗跟着瞎起哄？ “评法反儒”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对李岩的讨论也在文革结束后不久， 都可以用受到“文革”或“什么什么”的影响来解释，后人自然应取理解的态度， 不必探究。但时至今日，这种不顾史实有无或真假，先大发一番议论的风气不仅 依然存在，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近年来，常常看到一些颂扬某某大师或贬斥某 某名人的文章，或顶礼膜拜有加，或痛诋犹恐不及，但稍一注意，发现不是毫无 事实根据，就是纯粹出于作者主观想象。更有“后现代”学者声称事实并不重要， 关键在于如何“重构”，使我不得不怀疑自己的判断力是否已太落伍。但大概是 受史学影响太深，我还是认为，总是先有事实，才能发表评论；如果事情都没有 弄清楚，那么所作的评论又有什么根据？所谓“重构”，应该是指重新构造原来 被复原错了的事物或人物。如果原来的构并没有错，重构它干什么？又怎么可能？ 无非是重评吧！所以我以为，任何有价值、有意义的“重构”还是离不开事实的 基础。 在钱锺书去世的前后，有关他的一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有一篇文章披露了 他文革中的一件往事：某年国庆前夕，江青派人给他送来国宴的请柬，为钱所拒。 来人问：“我能不能回去说，钱先生病了。”钱回答：“不，我没有病，我身体 很好，但我不去。”此后又看到有人引用，自然是为了赞扬钱锺书刚正不阿的高 风亮节，或者用以对比某些文人在文革中的失节。 不过我一看到这件事，就先钻起了事实的牛角尖，越想越觉得荒诞无稽。 首先是此事的来源。在场的人只有钱本人和来送请柬的人，最多还有钱夫人 杨绛。是钱家透露的吗？显然不可能。如果当时或文革一结束就传出来，如此多 的“钱学家”最会传播，不必等到钱的晚年。如果传自钱家，他本人与家属既然 已经沉默了二三十年，何必要在钱垂暮之年再旧事重提？至于那送请柬的人，从 他主动想为钱寻找托词看，他并非江青鹰犬，不过是奉命行事，并希望在尊重钱 的选择时也不使江青难堪。估计他绝对不会将钱的话回复江青，还是会用钱生病 的推词。退一步说，如果他真的将钱的话报告江青，江青岂有不发作之理？那么 这个故事早应有文革版本，等不到２０世纪末了。唯一有资格披露消息的正是那 位送请柬的人，既然他曾经对钱同意回复，而且又敬仰钱的人格，那么在“钱锺 书热”出现时早该公开此事了。即使因种种原因拖了一二十年，也没有必要隐身， 完全可以由本人出来说话，或者提供真名实姓和消息来源，但这些从未见于报道 或有关的文章。 其次是从情理分析。从杨绛的叙述中可以看出，钱锺书在文革期间采取的是 养晦避祸的态度，能躲则躲，躲不了就应付，从未公开抗争，更没有直接反对。 何况江青要拉拢或利用某人，一般都会打着毛泽东、党中央、中央文革的旗号， 即使钱锺书不像有些人那样受蒙蔽、受宠若惊，又岂能公然抵制？江青再跋扈， 也没有主办国宴的资格，请柬上用的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就是国务院总 理周恩来的名义，江青不过是做个现成人情，钱锺书若真不想参加，也只是性情 淡泊，不想出头露面，不愿成为点缀而已，又岂能借此事张扬？再说，当时周恩 来有意安排若干老知识分子在国宴露露面，以推动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给国 内外一种积极、缓和的姿态，即使钱锺书当初赴宴，今天来看也没有什么不当之 处。以钱锺书的处世阅历，何至于对此大惊小怪！ 当时我很想写一篇短文，对此事提出质疑，但考虑再三还是没有动笔，唯恐 天下事不无意外，因为我毕竟还没有找到确切的反证。直到2000年初，在钱锺书 逝世一年多后，在2月18日的《南方周末》上读到钱碧湘《杨绛先生二三事》一 文时，我的疑问才最后得到证实。此文有关一段写道： 不久，《毛泽东诗词》翻译工作又被提上日程。这事原来是由周总理负责， 有一个五人小组集体工作，钱先生列名其中。此时，江青插手介入，委派一人来 主持工作。杨先生一再说：“锺书还病着呢！”小组里的人就天天到钱先生的临 时住处来工作。……国庆节到了，钱先生受邀参加国宴，钱先生有病不去。此人 又来替江青做说客：“江青同志特地准备了一辆小汽车，来接锺书同志、杨绛同 志去游园。”钱先生说：“我国宴都没有去。”此人说：“锺书同志不能去，杨 绛同志可以去嘛！”杨先生推辞说：“国庆节阿姨放假，我要照顾病人，我还要 做饭。” 此文说明，钱锺书原来就是《毛泽东诗词》翻译小组（或其他什么名称）的 五位成员之一，是真正在学术、语言上把关的人，不可或缺。江青虽插手介入， 并派人主持实际工作，但名义上的领导仍是周恩来。钱锺书与杨绛称病，并非钱 不愿参加，只是不愿与江青委派的负责人多打交道，或要减轻翻译《毛泽东诗词》 的政治色彩，实际还是在家抱病工作。 邀钱出席国宴，显然因为是《毛泽东诗词》翻译小组成员的原因，未必与江 青有关。即使此事出于江青的主意，也不必由她派人来请。至于钱没有参加，杨 绛说得很清楚，是因为有病。钱锺书和杨绛所推辞的是国庆游园，而理由也是生 病及照顾病人。退一步说，即使真有人代表江青送来国宴请柬，钱锺书肯定是以 生病为理由婉辞的，绝不会特意声明自己没有病，是不愿去。 至此，总算将此事的前因后果基本查清楚了，看来那些就此而发的议论，作 的称颂，或以此事来批评其他文人的委曲求全，都成了无的放矢的废话。但此事 的编造者为什么要这么做，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不过无论是出于道听途说，还 是以讹传讹，是一番好意，还是别有所图，就尊重事实而言，都是不能允许的。 也应该提醒我们的评论家和研究者，在事实还没有弄清之前，或者在疑问没有消 除前，不要轻易发表意见。 我等了两年，终于写出这篇短文时，钱锺书拒赴国宴一事或许早已被人们所 淡忘，当年披露这一“内幕”的人和随之大发议论的人似乎早已将兴趣转到其他 方面去了。但我还是决定将文章写出来，是希望这种现象不要一而再、再而三地 出现。这些年来我常发现一些写陈寅恪、钱穆、季羡林文章的人并非历史学出身， 甚至连他们的史学著作都没有看见过。如果只是一般发些议论，或者谈谈学术以 外的事情倒也无妨，可是几乎每篇都涉及他们的“大师”地位和学术成就。我不 是说非历史出身的人不能研究历史学家，但如果要研究历史学家之所以为“大 师”，岂能离得开他们的历史学论著？岂能不了解必要的学术背景？岂能不将他 们与同时代的其他史学家作一比较？以前有句话“墙里开花墙外红”，现在已经 发展到“墙里无花墙外红”了。例如，一度被传媒和其他学界称为“最有影响的 史学家”的人，在史学界却几乎无人知晓，也不知他究竟有什么历史论著。在哲 学界小有名气的人又有新著问世，题目与内容百分之百属于历史学，却不需要史 学界的认可，照样由哲学界同人给予高度评价。这种事居然被美名为“跨学科”， 可是被他们跨进去的学科却丝毫感觉不到，甚至连他们的影子也没有见到。等而 下之的，是在名片上印上一些并不存在的头衔唬人，甚至用剪接、复印的办法制 造一批假书，也能骗来一些吹捧性的书评，照样能升教授，评博导，当先进，获 津贴。当然这些都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但如果我们能坚持先有事实，才作评论 的态度，至少不至于轻易上他们的当吧！ 原载《东南学术》（福州）2002年第4期 (XYS20050110)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freedns.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