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freedns.us)◇◇   带有斜视眼光的《正视陈寅恪》   柔涛   《读书》杂志2004年第二期发表了署名刘浦江的文章《正视陈寅恪》(以下 简称“刘文”)。乍看文章题目,似乎颇有新意,陈寅恪为一代学术大师,如今 要正视他,或许前人都看偏了?也确实有人推荐此文 (http://www.people.com.cn/GB/14738/25835/2518490.html)。但是细读之下, 此文题曰正视,实则带有斜视眼光。可以推测作者对陈先生的学术并无深入了解, 道听途说者居多,且行文不谨严随处可见。 “刘文”中有许多观点本不值一辩, 笔者无意全面评述这样一篇粗糙的文章,但因《读书》杂志影响颇大,兹不揣鄙 陋,略为一评。   “刘文”之失,大处言之,为论点不明,结论不清。小处言之,为出语草率, 以感代评。   “刘文”论点不明,结论不清。“刘文”为一篇学术评论文章。但是就其内 容而言,当作一篇访谈录更为合适。可以不做多少修改,加上采访人的问话就可 以作为一篇访谈录。作者到底要向我们传达什么信息?破除陈寅恪迷信?并没有, 作者倒是先迷信上陈先生的记忆力了。他说“成功=1%的天赋+99%的汗水,这 个公式对陈寅恪来说肯定是不适用的。”何以出语如此肯定?作者首先自建此一 迷信,而且深信不疑,然后再去试图破除陈寅恪迷信,岂不是南辕北辙?作者佩 服了一番陈寅恪以后,就拉拉杂杂说了一大通,其用意大概是陈寅恪不值得崇拜, 他的某些著作没有什么价值,如《柳如是别传》。但是由于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 与论断,把一些口耳相传的东西罗列进去,实在看不出他在怎么“正视陈寅恪”。   “刘文”并无一中心议题,行文真正散漫,但是作者并不自知,反讥陈先生 行文散漫,如关于陈寅恪能否被超越的问题,在文章前后部分都有,而且后边并 不是对前边论述的发展,即使是,也最好合在一起阐述。其实陈先生真正是行文 流畅,考证谨严,很耐读。   陈先生行文中详细引证,作者做了很外行的评论。作者说,“如果非要学他 那套引史料加按语的做法,甚至连他引用史料时卷页数码必用大写数字的习惯也 刻意效仿的话,恐怕就难免效颦之讥了。”失于引证,疏于引证,是我国学术不 规范的表现之一。你不去引证别人或前人的研究成果,如何看出你的研究结论的 新意所在。不引证或引证不详,很容易被认定为剽窃或是抄袭,要么就是以论代 史,而这正是历史研究中的大忌。   可以推测作者并没有完整深入地读过陈先生的全部著作,甚至没有完整深入 地读过其中一部分。即使以其文中提到的《柳如是别传》而言,作者并未通读, 根本谈不出自己的见解,完全是拾人牙慧,再加上一些随感,而这些随感可谓是 “欲贬不得其道”。   “刘文”小处言之,为出语草率,以感代评。   从网上资料查知“刘文”作者任教于国内某著名大学 (http://www.hist.pku.edu.cn/person/liupj.htm),但是从此文来看,作者 缺乏应有的文字修养,出语草率,经不起推敲的地方不胜枚举,兹略举数条如下。   “刘文”中讲, “如今北大文科学生没有读过这部书 (指《陈寅恪的最后二 十年》) 的怕是不多”。作者有什么依据做出这种结论?多半是想象之词。文科 涵盖面很广,你怎么就知道多数学经济管理、国际贸易、教育等的学生也读过这 本书?   “刘文”中讲, “不管怎么说,他一生以遗民自居,这一点是不能不承认 的。”请问作者陈先生在什么文章中以“遗民自居”?而且“还不能不承认”? 这种毫无根据的诛心之论,用于私下聊天未尝不可,但是写到纸上,就要慎重些 了。   “刘文”中讲, “而对他这样一个既无博士头衔,当时又没有什么著述的白 丁,清华国学研究院竟然肯发给他一纸导师聘书,又是一桩叫人纳闷儿的怪事。” 陈先生在应聘清华之前,并非没有什么著述,只是数量少而已。请看作者称当时 的陈寅恪为“白丁”,实在新颖。   “刘文”中讲,“《柳如是别传》恐怕是(陈寅恪的所有著作中)问题最多 的一种,其中包括一些史实错误。这一方面与作者对明清之际的历史不十分熟悉 有关,......”此话的前半部分可以商榷,说陈先生对明清之际的历史不十分熟 悉,这一推测颇为大胆。陈先生不做清史研究,部分原因就是在于对清朝历史, 尤其是清朝后期的历史很熟悉,且其祖父曾参与维新运动,容易融入个人感情 (参看出尘:陈寅恪为什么不治清史,http: //xueshu.newyouth.beida-online.com/)。他怎么会对明清之际的历史不十分 熟悉呢?“刘文”作者可能会辩解说:“我说的明清之际,是指的明清嬗变之 际”。对此一论点,由于资料不足,笔者将难以评论。   “刘文”中讲, “比如说陈寅恪文章写得不高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好 一个“不争的事实”!   陈先生为一学术大师,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如何评论陈寅恪,如 何真正正视陈寅恪,参看陈先生讲过的一段话,相信会对我们大家有所启发:   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 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 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始能批评其 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 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 告》)   [注]:作者现居海外,没法读到《读书》杂志原文,依据的是网上版本: http://bnuep-chinese.com/data/Print.Asp?ID=7 该网页显示:“本站所有权 归北师大珠海分校文学院所有”   *正视陈寅恪   作者:刘浦江   日期:2004-05-22 19:42:25   打印至:北师大文学院[*珠海*]   URL:   点击打印本页   中国人向来迷信,没文化的人笃信神,有文化的人敬畏权威。人们曾普遍陷 溺于对政治权威的迷信,经历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思想启蒙运动的中国知识界, 迷信对象是学术权威。   一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曾连续数月稳居北大风入松书店畅销书排行 榜榜首,如今北大文科学生没有读过这部书的怕是不多。毫无疑问,在二十世纪 九十年代的国学热衷,得分最高的就要算是陈寅恪了。   陈寅恪崇高的学术地位无可否认。二十世纪有五位历史学家堪称第一流的史 学大师,这就是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钱穆、顾颉刚。陈寅恪何以会卓尔不群, 出其类而拔其萃? 周一良先生总结了四条:非凡的天资;深厚的学养;良好的训 练;充分的投入。成功=1%的天赋+99%的汗水,这个公式对陈寅恪来说肯定是 不适用的。人们普遍认为,天赋是成就陈寅恪的极重要的因素,单是他那惊人的 记忆力,就让你不得不服。在他中年失明之后,仅仅靠着助手的帮助,能够继续 从事研究和著述,这里不只是一个毅力的问题,记忆力的顽强至关重要。除了天 赋超凡,陈寅恪学问的渊博尤其可观。当年吴世昌与唐兰纵论天下饱学之士,曾 出大言云:“当今学者称得上博极群书者,一个梁任公,一个陈寅恪,一个你, 一个我。”一九一九年,吴宓在哈佛初识陈寅恪,就向朋友宣称:“合中西新旧 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傅斯年也说过陈寅恪 “在汉学上的素养不下钱晓徵(大昕)”的话。钱晓徵何许人也? 有清一代三百年, 学问家之渊博,当首推钱氏。而汉学之外,陈寅恪更有丰厚的西学素养。过去人 们盛传陈寅恪懂十几种甚至二十几种中外文字,看来并非夸张之辞,从他留学德 国期间留下的部分笔记本来看,就涉及藏文、蒙文、突厥文、回鹘文、吐火罗文、 西夏文、满文、朝鲜文、卢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古波斯文、希伯 来文、东土耳其文等十六种文字,难怪季羡林先生用了“泛滥无涯”四个字来形 容他的治学范围。毋庸怀疑的是,陈寅恪的学问远比我们从他留下来的著作中所 看到的东西多得多,吾辈其生也晚,无缘亲聆其教诲,自然难以窥其堂奥。陈寅 恪的弟子们就不同了,他们的感受要深切得多。据周一良先生回忆说,三十年代, 他在北大、清华、燕京三所大学听过好些名家的课,当时的想法是,别的先生学 问固然很大,但自己将来或许也能达到他那种境界,而陈寅恪的学问则深不可测, 高不可攀,简直让人不可企及。这种感受应该是很真实的。说到陈寅恪的学问之 大,有一个故事素为人们津津乐道,这个故事出自毕业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蓝文 徵之口。据说蓝氏一九三三年在东洋文库邂逅日本东洋学泰斗白鸟库吉,白鸟一 听说他是陈寅恪的学生,马上趋前与他握手,原来白鸟研究中亚历史时遇到某个 难题,写信请教奥地利、德国学者,都不得其解,后来托人请教陈寅恪,问题才 总算得到解决。对于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日本学者大都表示怀疑,因为在《白鸟 库吉全集》中从未提到过陈寅恪的名字,当时在东洋文库的石田干之助也说不知 有此事。如此看来,关于陈寅恪的学问,恐怕也难免有一些神话的成分。   陈寅恪一生的数百万字论著,如今大都被奉为中国史学的经典著作。二十世 纪前八十年总共出版了一万二千余种历史学著作,今天还有阅读价值的,连一书 架都装不满,而陈寅恪的某些著作,可能会被人们读上几百年。前些年,北大历 史系的一位班主任曾向学生许愿:谁要是把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抄上 一遍,就把这本书送给他。结果真有几位学生那样做了,害得这个班主任跑遍了 全市的书店。陈寅恪的论著对今天的历史研究影响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在他用力 最多的隋唐史领域尤其如此。一位历史学家感慨说,作为一个隋唐史研究者,我 没有办法不对陈先生又敬又畏,“研读陈先生著作时所抱的心情,虽然有如到西 方取经求法的唐僧,但拿起笔来希望发挥点私见的时候,却往往发现自己变了孙 悟空,不容易跳出陈先生论学的五指山”。他说他私下感到庆幸的是,我们只有 一个而不是五个或十个陈寅恪。   陈寅恪的学术地位如此崇高,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一九八八年在中山大学 举行的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曾就陈寅恪是否可以超越的问题有过 一番争论,与会的大多数学者认为陈寅恪是无法超越的,季羡林先生致闭幕词时 就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以为陈寅恪又可以超越,又不可以超越;在他研究过的 某些具体问题上可以超越,但他的总体学术高度不可以超越; 作为一个学术巨人, “在他的范围之内无法超越,原因就是我们今后不可能再有他那样的条件”。陈 寅恪果真是中国史学界一座无法逾越的顶峰么? 陈门弟子不能把话说得这么绝。 我们尽可以预言将来会发生什么,但怎么能断定将来不会发生什么呢? 必须承认, 陈寅恪是一位资质过人的天才,但肯定不是世上最后一个天才。天知道二十一世 纪会发生什么事!   季羡林和邓广铭先生在为《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一书题词 时,都写的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类的话,作为陈门弟子表达对先生的敬 仰,固无不可,但如果要对陈寅恪的学术做一个公道的评判,那就应该取一个正 确的视角,既不能斜视,也不能仰视。汪荣祖教授的《陈寅恪评传》一书,对陈 寅恪的学术成就做了全面的评述,颇有意思的是,陈寅恪学术观点中的所有不妥 帖之处,都让汪荣祖教授弥缝得毫无破绽。比如陈寅恪将牛李党争解释为科举与 门第之争,即所谓“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可是很多人并不赞成这种看法, 根据日本学者砺波护的统计,牛李两党中出自科举和门荫的几乎都各占一半;汪 荣祖教授对此的说法是,陈寅恪的观点被简单化和绝对化了,这是一个理解的问 题。我觉得,这大概就是仰视的结果吧。   处于今日的陈寅恪迷信之中,王季思先生的评价是难得的冷静和公允,他的 评语有三条:考核精严,论证周密,而不免有些繁琐;识解超卓,迥异时流,而 不免偏于保守;缅怀身世,感情深沉,而不免流于感伤。所谓“保守”,大概是 指陈寅恪的遗民情调而言,也有人称陈寅恪为广义的文化遗民。不管怎么说,他 一生以遗民自居,这一点是不能不承认的。早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时,胡适就说他 颇有 “遗少”的气味,他之所以与王国维交谊极笃,情感上的共鸣恐怕是一个 重要的原因。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陈寅恪有“依稀廿载忆光宣,犹是开元 全盛年”的诗句。晚清时代,人们一般称咸、同为中兴之世,至于光、宣的衰败, 是连清人也不否认的,而陈寅恪居然把光、宣比作开元盛世。在他看来,辛亥革 命以后的中国是在开历史倒车,故谓“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 退化论之说者”。再者,陈寅恪对门第、家世的过分看重,也与他思想意识的保 守倾向有关,这种早已不合时宜的社会观念,给他的历史观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他的隋唐史研究,主要就是以门第、婚姻、地域集团作为坐标的。问题在于,唐 代已经处在从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的转变时期,身份制社会的逻辑是否可以顺理 成章地说明一切问题?   繁琐考证是实证史学的一大痼疾。陈寅恪一生的著作大都是考证文章,繁琐 也就在所难免。譬如韦庄《秦妇吟》“一斗黄金一升粟”句,有的版本作“一斗 黄金一斗粟”,为了计较这一字的是非,陈寅恪在《韦庄〈秦妇吟〉校笺》中, 一口气列举出十六条史料,以证明“斗粟”、“斗米”是唐人习称,而后又引宋 人记载,说明“斗”、“升”二字隶书相似,因此很容易误“斗”为 “升”, 可末了却以巴黎图书馆馆藏敦煌卷子为据,肯定这句诗还是应该作“一升粟”才 对,因为“一斗黄金一斗粟”是唐人习语,不足为奇,韦庄用“升”字,乃是 “故甚其词,特意形容之笔”。看了这段考证,你不觉得他绕的弯子太大了么? 果真有必要浪费那么多笔墨吗?   一九五八年,中山大学的学生给陈寅恪贴过这样一份大字报,说他在讲授 “元白诗证史”一课时,考证内容非常无聊,他曾考证白居易《琵琶行》诗中的 那个妓女有多少岁,在长安属第几流妓女,甚至考证出白居易那天晚上到底上没 上她的船云云。《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的作者认定这完全是莫须有的杜撰, 他找到一份当年的课堂笔记残页,证明陈寅恪在讲授《琵琶行》时,是从政治关 系和经济关系两个方面来论述此诗所反映的唐代社会的。然而我倒以为,那张大 字报里的故事不像是编排出来的,因为在陈寅恪以诗证史的史学名著《元白诗笺 证稿》中,就有过类似的考证。问题是由洪迈《容斋随笔》的一条文字引起的。 洪迈对白居易半夜三更不避嫌忌地登上那个妇人的船感到诧异,——这是宋人的 道学心肠,本不值得与他理论,不料陈寅恪竟认真计较起这事来。他认为洪迈对 诗的理解有问题,所谓“移船相近邀相见”的 “船”,乃是“主人下马客在船” 之“船”,而非“去来江口守空船”之“船”;也就是说,是白居易邀请那妇人 上了他送客的船,而不是白登上那位妇人的船。史家解诗,在研究文学的人看来, 一定会觉得很可笑。人们常说,陈寅恪以诗证史,为历史研究另辟一蹊径;作为 一种创意来说,固然值得肯定,但我总觉得,陈寅恪说诗,心眼未免太实在了一 些。好比文人一说“风和日丽”,气象学家就非要寻根究底问清楚究竟气温几度, 风力几级。这种路子并不值得提倡。   如果有谁想要认真见识一下陈寅恪的考证繁琐到什么程度,那他真应该去读 读《柳如是别传》才是。这部耗费作者十几年心血的八十余万字的巨著,是他晚 年聊以自娱的创作。坦率地说,直到今天,我仍不明白这部书究竟有多么高的学 术价值。对于陈寅恪这样一位史学大师来说,把偌大的精力消磨在这部书上,实 在是太不值当。这让我们想起为了一桩《水经注》的笔墨官司而耗去十几年学术 生命的胡适,不禁令人叹惋不已。在陈寅恪的所有著作中,《柳如是别传》恐怕 是问题最多的一种,其中包括一些史实错误。这一方面与作者对明清之际的历史 不十分熟悉有关,但更重要的,我们不能忘了,他是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说到 这部书的冗长繁琐,主要是失之散漫,许多考证都游离于主题之外,让人不得要 领。作者自己也感觉到了这方面的问题,他在书中不止一次自称其考证“支蔓”、 “烦琐”。读《柳如是别传》,就像是听一位上了年岁的老人絮絮叨叨地扯家常, 写到开心处,还不时来上一句“呵呵”,——看得出来,确实是信笔所之。要想 读完这部书,可是需要足够的耐心。   陈寅恪的文章有独特的风格,他总是习惯于先引上若干条史料,然后再加上 一段按语的做法。给人的感觉,他的文章更像是没有经过加工的读书札记。胡适 在日记里曾经这样评价说:“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 用材料的人,但他的文章实在写的不高明。”这不只是胡适一个人的印象,很多 人大概都有同感。陈寅恪写文章惯用文言,不过他的文言实在让人不敢恭维,据 说钱钟书先生也说过陈寅恪文章不甚高明之类的话,主要就是着眼于文言的标准。 这是那一代知识分子一种共同的尴尬,白话对他们来说还不习惯,文言又写得不 够典雅。当然,表达只是一种形式,但形式的完美与否绝不是枝末小节。   评骘陈寅恪,不能不涉及他的为人。大师有两种,一种是学问和人格都可以 为人模范的;另一种呢,作为学者是巨人,作为人是侏儒。陈寅恪属于前一类。 尽管他的思想不免保守,观念不免陈腐,然而他的人格却近乎完美。人们最看重 的,当然首先是他特立独行的精神。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这样推 许王国维:“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 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 光。”这段话也可以用来表彰陈寅恪。陈寅恪一生以“贬斥势利,尊崇气节”相 标榜,经历了百年来的世事纷扰,这种操守显得格外难能可贵。对于今天的中国 知识界来说,陈寅恪的人格魅力显然更甚于知识魅力,这也可以部分解释陈寅恪 迷信产生的社会背景。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人们对陈寅恪的尽力揄扬,实际上 包含着对某些学者的谴责意味,在大陆学界更是如此。   陈寅恪一生始终不接受马克思主义,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一九五三年,当 郭沫若请他出任科学院历史二所所长时,他甚至公然提出历史二所不学马列,并 要求毛公或刘公给一亲笔批示。由于这种原因,对陈寅恪的评价自然就比较棘手 了。在一九八八年举行的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许多学者都表达了 一个类似的意思,说陈寅恪虽不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治学之道具有 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因此“与马克思主义有相通之处”。这种评价 充满了学者的睿智,不过它反映的完全是一种政治思维定式,就像把知识分子算 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就似乎是替读书人正了名分一样。陈寅恪地下有知,一定 会觉得啼笑皆非。拿政治眼光去打量陈寅恪,往往不免于穿凿附会。比如关于他 一九四九年为何不去台湾的问题,大陆方面把它解释为一种爱国举动,台湾方面 则说是他思想“左”倾的女儿极力劝阻的结果。依我看,这都是一厢情愿的说法。 问题的要害在于,一九四九年的中国,大概没有几个人会相信丢掉了大陆的蒋介 石能够守住一个小小的孤岛,陈寅恪一生不介入政治,如果去了台湾,一旦台湾 失守,他不就太尴尬了么? 这可能是当时相当一批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   俗语云“名师出高徒”,此话仔细推敲起来有很多问题。有人把它修正为 “严师出高徒,高徒出名师”。这后半句话可以用来解释今日陈寅恪之热闹和王 国维之寂寥。作为中国近代史学开创者的王国维,在二十世纪学术史上的分量绝 对不在陈寅恪之下,然而今天的实际情形是,陈寅恪的声誉远在王国维之上。看 看《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的词条长度就一目了然了,在所有历史学家 中,“陈寅恪”一条是最长的,而“王国维”一条的字数竟不到前者的四分之一。 这种偏向颇耐人寻味。王国维之所以受到如此冷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弟 子为他捧场,他一生中只是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执掌过两年教鞭而已,而陈寅恪自 归国后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大学讲席,前后几达半个世纪,今天中国史学界的耆宿 硕儒,大都与他有某种渊源关系。当然,王国维名声的不振,与他过早弃世也不 无关系,毕竟他只活了五十岁。   对上面那句俗谚,我也有一个修订版,叫做“大师门下必有高徒,高徒未必 皆出大师,大师无师”。前两句不必解释。大师无师,不是说没有师承,无师自 通,而是说不囿于家法,没有一定不变的路数,亦即博采众家之所长,能得前贤 之真谛,而不只是仿佛其形式。比如说陈寅恪文章写得不高明,是一个不争的事 实,如果非要学他那套引史料加按语的做法,甚至连他引用史料时卷页数码必用 大写数字的习惯也刻意效仿的话,恐怕就难免效颦之讥了。平常学者,大抵看重 门户,甚至每以出自某某名师之门相矜尚,可是你说得上来王国维、陈寅恪出自 哪家师门吗?大师与俗儒的区别就在这里。   说到超越陈寅恪的问题,虽然我不认为没有这种可能性,但是直到今天为止, 可能毕竟还没有变成现实。为什么二十世纪上半叶产生了那么多的大师,而近五 十年来的和平环境反倒很难造就出新的学术巨人?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不 少人指出,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是二十世纪学术史上的十年黄金时期,这十年 间所产生的文化巨人,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数出一大堆来:鲁迅、胡适、陈寅恪、 熊十力、冯友兰、赵元任、陈垣、顾颉刚、郭沫若……只是对于这一学术文化高 峰形成的原因,人们的意见尚有分歧。汤一介先生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学者们能 够在比较自由的环境下从事学术研究,而反对者则说“当时写下《黑暗中国的文 艺界现状》的鲁迅先生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不过反过来想想,既然当时的社会 允许鲁迅发表这样的文章,怕是多少也能说明点问题吧?不要忘了,就连中国第 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吕振羽、侯外庐等人也是那个学术环境造就出来 的。   有人说,知识分子有三个境界,一是学识,二是见识,三是胆识。照我的理 解,学识并不难办,只要方向一定,只要充分投入,再不乏聪明,就足够了。不 过要是只有学识,哪怕学识再多,终究只是个书呆子。要想有见识,就需要有一 个比较自由的社会环境和比较宽容的学术氛围,当整个历史学界都在围绕“五朵 金花”做文章的时候,怎么能指望有见识? 最难得的是胆识。在严酷的政治环境 和令人窒息的学术空气中仍能保持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这就叫胆识。对于 大多数学者来说,这个标准显然太高了,你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成为陈寅恪或顾准。   陈寅恪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学术必须疏离政治。二十世纪的中国 史学与政治有着太多的牵连瓜葛,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从四十年代的翦伯赞、吴 晗到七十年代的罗思鼎、梁效,影射史学的传统源远流长。史学一旦沦为政治的 附庸,就无异于宣告它的灭亡。我一向不赞成史学为什么什么服务、与什么什么 相结合的口号,“服务史学”、“应用史学”必然沦为庸俗史学。要想造就出超 越陈寅恪的史学大师,必须呼唤独立的历史学家。历史学家怎样才能具有自己独 立的学术品格? 我的宣言是:不盲从于政治,不盲从于时代,不盲从于权威,不 盲从于习惯。这就要求社会给我们提供一个相对自由和宽容的环境,允许不同史 学流派和异端思想的存在。近二十年来的史学繁荣,正是建立在历史观念多元化 的基础之上的。   如今的史学,景气倒是景气了,可是却再难见到陈寅恪般气象恢弘的大师。 问题的症结还在于,今天的学术太功利了。政府功利,每做一项研究,他先问你 能派什么用场,看看每年的国家社科基金指南吧,哪一项不是为现实服务的? 学 者也功利,而今学者治学,为的是学位,为的是职称,为的是项目经费,何曾为 过学术? 等到拿到博士学位,当上教授、博导、院士,人生的追求就到了尽头。 陈寅恪们似乎不是这么个活法。他游学欧美十余年,上过那么多名牌大学,居然 就没有拿一个博士学位,这在今天的人们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而对他这样一 个既无博士头衔,当时又没有什么著述的白丁,清华国学研究院竟然肯发给他一 纸导师聘书,又是一桩叫人纳闷儿的怪事。是的,时代不同了,学术功利化的时 代可以陶冶出一大批兢兢业业的专家学者,但终难铸就器宇磅礴的鸿儒。   陈寅恪的幸运,正是我们的不幸。   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于京西大有庄 (XYS20050308)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freedns.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