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freedns.us)◇◇ 　　再谈江晓原是否做过证明 　　黎日工 　　一 　　伯也执殳对笔者文“新阿Q精神—谈江晓原‘三不政策’”贴出评语： 　　“你（指笔者—黎注）说：‘实际上关键一步江氏也没有做，正是这一步决 定了结果是否可信。这一步就是得证明：自己所用记载是可靠的！如果缺了这一 步，因为古籍记载的出错率高，很可能条数用得越多而结果误差越大！所以江氏 此语并无科学上的根据，徒贬文科学者而已。’实际上这一步在江氏的论文中早 就做了，那论文江氏的网上就有，只怕是你不肯花功夫去研读，就信口雌黄吧。 网上评论，大多如此，所以江氏‘三不政策’实在是非常高明的。”（见2004年 3月16日虹桥科教论坛） 　　其中“实际上这一步在江氏的论文中早就做了，那论文江氏的网上就有，只 怕是你不肯花功夫去研读，就信口雌黄吧。”一句，可能代表了对方的话，笔者 应予以回答。盖笔者经人告知才知伯氏之语，答复迟了一点。 　　笔者上述意见不是现在才讲的，早在一年前在“也谈磁悬浮列车及武王伐纣” （见2003年2月4日新语丝）一文中讲得更加完整： 　　“因为，根据古籍天象记载来推算武王伐纣日期是否可靠，完全取决于记载 是否真实可靠。16条古籍记载经江先生及合作者一分析已有9条有问题，也就是 说古籍记载出错率达56％！这样剩下来的7条，是不是如江先生所言，他们把这7 条全部用上了，所以是正确的‘逻辑’，而其它‘文科学者’ 仅用其中一条就 是不正确的了？ 　　这种思维方法是把最关键的一步漏掉了，正是这一步决定了最后结果是否可 信。这一步就是每一位研究者必须证明：自己所用记载是可靠的！江先生检验不 出问题不等于没有问题，只有经过证明是可靠的记载才能用来推算。如果缺了这 一步，因为古籍记载的出错率如此之高，很可能条数用得越多而结果误差越大！ 在大家无法做到这一步的条件下，不能说因为‘理工出身的人’把7条全用上就 比‘文科学者’只用一条要高明。 　　第二，因为武王伐纣日期问题是一项纯历史学的研究，它自然具有历史学的 特点。确定一条古籍记载是误记比较简单，江先生们的工作就是一个例子，只要 找出一个矛盾就可以了。但要证明一条古籍记载可靠则十分困难，许多千古之谜 就是这么产生的。如果现在无法正面证明武王伐纣的7条天象记载可靠无误，江 先生及合作者的研究结果也就是一项可能的估计。不能说因为研究中用了天文学 知识结果就自然而然‘科学’一些了，天文学在此就象计算器一样完全是一个工 具，仅仅帮助研究者进行估计，使用的软件版本越新估计也就越精确，但是精确 并不意味着‘科学’” 　　伯也执殳现在挑起的问题：江晓原是否对所用记载的真实性做过证明？实际 上只要看一下他们的文章就可以知道的。在此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对所用记载的 可靠性或不可靠性做证明要怎么个做法。 　　二 　　有一点说明一下，笔者所批评的是江晓原对“科学”的态度。一方面号召 “破除对科学的迷信” ，另一方面却喜欢把自己搞的东西跟“科学”联系在一 起，而且还显现出比别人搞的更科学，这是十分虚伪的。至于江晓原等工作的学 术意义并不在笔者的议题之中。 　　江晓原等确定的“武王伐周”日期最后并未被“夏商周断代工程”所采用， 笔者认为此一结果与江氏上述态度也有关系。因为他所谓的“破除对科学的迷信” 是对别人的，对自己搞的“科学”则很欣赏甚至到处做广告，起码來讲，这是一 种“对人严、律已宽”的作风，用这种作风做学问有几人能取得真正的成绩呢？ 　　笔者的要求“实际上关键一步…就是得证明：自己所用记载是可靠的！”， 并不是笔者独家要求。江晓原早就有如此要求了！可惜他要求的又是别人而己。 在“武王伐周日期”研究一案中，对于江氏等不用的记载，或者能推出不同日期 的记载，江氏等都用各种方法证明出它们的问题，请看以下三案例。 　　1. 《淮南子·兵略训》所载“武王伐纣，……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为什 么不能用？江氏说： 　　“在如此之多的关于武王伐纣年代的研究中，最著名的当数…张钰哲依据哈 雷彗星回归而推算的武王伐纣之年。其结论为：如果《淮南子·兵略训》所载 ‘武王伐纣，……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之彗星是哈雷彗星的话，则武王伐纣发 生于公元前1057年。 　　…要想确定《淮南子·兵略训》上所说的那颗彗星是否为哈雷彗星，实际上 极为困难──几乎是不可能的。我的研究生卢仙文博士，最近在他的博士论文 《中国古代彗星记录研究》中…得出了极有说服力的结论…： 　　…《淮南子·兵略训》上所记彗星为哈雷彗星的概率…仅为0.0029～0.0035， 简单地说，就是0.3％左右！而常识告诉我们，显然不可能将结论建立在0.3％的 概率之上。 　　退一步讲…张钰哲所推与武王伐纣时彗星记载相符，而Yeomans.K 和 Kiang.T（江涛）所推就与记载不符。也就是说，武王伐纣时的彗星很可能不是 哈雷彗星。其它的彗星就更不用说，差别只能更大。因此结论是：无法依据现存 的彗星记录确定武王伐纣的年代。”（江晓原《天学外史》） 　　2. 天象五星聚（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齐现夜空）的记载为什么不 能用？江氏等说： 　　“殷末周初是否已有此种假想天体之定义，大可怀疑” 　　“用DE404计算该时间段中的所有五星聚，发现只有一次可以非常勉强地谓 之‘聚于房’（公元前1019年8月29日～9月25日，五星先后出现于角、亢、氐、 房、心、尾等六宿）” 　　“此外，五星聚还有两个问题：一是定义问题，五大行星究竟要聚在多小的 范围中才算是‘五星聚’？现今找到的古籍中的定义都是伐纣千年以后的，我们 不知道武王伐纣时代天学家是用什么定义----如果他们真的记载过‘五纬聚房’ 的话。其二，从后世史籍所见此类天象与人间事变的对应来看，前后出入两三年 乃至五六年都可。也就是说，只要在伐纣之前或之后三、五年内出现‘五纬聚 房’，武王伐纣都可被作为它的‘事应’。考虑到这一层，五星聚对确定伐纣之 年的权重就非常之小了”（江晓原，钮卫星《以天文学方法重现武王伐纣之准确 年代及日程表》，载《科学》51卷5期，1999） 　　3. 《国语·周语下》伶州鸠对周景王∶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为什么 先不使用，江氏等说： 　　“‘岁在鹑火’历来极受各家注意，但这条记录的可靠性实际上大成问题。 我们用DE404对《左传》、《国语》中有明确年代的岁星天象记载共9项进行回推 计算，发现竟无一吻合！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而其原因，则尚待解释。[9]　 但至少已经可以看出，用“岁在鹑火”作为确定伐纣之年的依据，是不可靠的。 所以在下面的工作中，我们先不使用‘岁在鹑火’──但考虑到伶州鸠所述天象 的特殊性，不妨用作为辅助性的参证。”（江晓原，钮卫星《以天文学方法重现 武王伐纣之准确年代及日程表》） 　　江氏等的论据是否正确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但是从江氏为我们提供的上 述范例可以看到，对所用记载的可靠或不可靠必须做慎密的分析。如果对记载的 不可靠性要做如此详细的证明，那对所用记载的可靠性作证明就要更加严格了。 　　三 　　关于江晓原等对所用天象记载之可靠牲是否做过证明的问题，从《以天文学 方法重现武王伐纣之准确年代及日程表》一文第五节“史籍中伐纣天象之记载及 考察” （全节见附文）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江纽二氏在这一节中讨论了所有 16条天象记载，我们从第一、第二条看起（引号中系江纽原文）： 　　“…利簋铭文∶武王征商，佳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可信。” 　　“《汉书·律历志下》引《尚书·周书·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 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 可信。” 　　作者仅用“可信”说明之。事实上这两个“可信”的可信度就不相同，第一 条有物证，可信度要比第二条大。每一条记载又有两个“可信”问题，一个是记 载本身的可靠性，另一个是内容的可靠性。以第一条讲，第一个“可信”不成问 题，但第二个“可信”江纽应该有所交代。第二条，则两个“可信”都必须有所 交代。对这两条记载的可靠性，江纽显然没有给出任何证明。 　　再看第三条，江纽二氏说： 　　“前人常认为《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 周，于征伐纣’，以及《世俘》“惟一月丙午旁生魄，若翼日丁未，王乃步自于 周，征伐商王纣”两条记载矛盾，一直是据《武成》以改《世俘》，而未见为这 样改动提供足够的根据。 　　根据我们的研究，从壬辰到丙午正好半个朔望月，这两条记载的月相和历日 干支是完全自洽的，我们可以给出一个新的解释：将《武成》‘武王乃朝步自周’ 释为‘武王自周地出发’（注意：周师已经先期出发），将《世俘》‘王乃步自 于周’释为‘武王从周地来到军中’。武王于一月壬辰旁死魄之次日从周地出发， 至一月丙午旁生魄的次日与大部队会合。这样的解释合情合理，又不必改动文献， 就可使《武成》、《世俘》两者同时畅然可通，应该是更可取的。” 　　作者称为“解释”，实际上是一种猜测或假设。“合情合理”“畅然可通” 不但到“证明”远矣，就是到“可信”还有很大距离！因此这一条江纽也没有证 明。 　　第四条记载（《国语·周语下》伶州鸠对周景王∶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 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 江纽处理同第三条，也是作者的猜测。其中有一句话： 　　“这一组天象实际上是按照伐纣战役进程中真实天象发生的先后顺序（这是 江纽的假设—黎注）来记载的，可以说是武王伐纣时留下的天象实录” 　　“武王伐纣时留下的天象实录”怎么能用“可以说是”来下断语呢？这是把 “假设”当证据用了。 　　“‘岁在鹑火’历来极受各家注意，但这条记录的可靠性实际上大成问题。 我们用DE404对《左传》、《国语》中有明确年代的岁星天象记载共9项进行回推 计算，发现竟无一吻合！” 　　因为9条有明确年代的记载不可靠就推出没有明确年代记载的第10条也不可 靠，没有这样的逻辑吧。可能江纽也觉得难圆其说，他们在公元前1047年找到 “岁在鹑火”的天象，于是作者又说： 　　“在牧野之战的前二年，武王已经进行了一次军事示威，表明了反叛的姿态， 这可以视为伶州鸠所说的‘武王伐殷’的开始。…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伶 州鸠所说的‘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也是正确的” 　　我们看到的又是作者的猜测。 　　再看第五条： 　　“《淮南子·兵略训》∶ 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关于东面而迎岁，须 稍作辨析：木星总是从东面升起，一年中许多日子皆可见到它东升。关键在‘迎’ 字──迎是一个动作。武王的军队从周地出发，基本上是向正东方向行进，只有 他们在清晨进军路上恰好见到木星出现在东方（这就不是经常可见的了），这才 能称为‘东面而迎岁’，也才值得专门记录下来，流传后世。 　　也是作者之假设，至于“值得专门记录下来，流传后世”更是作者的想象之 笔了。 　　第六到第十条共5条都是天象五星聚（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齐现夜 空）的记载，上文讲过，江纽二氏给出若干证据证明了它们的不可靠。在江纽的 推算中就不再用这5条了。 　　第十一条，江纽说： 　　“《逸周书·小开解》∶维三十有五祀，(文) 王念曰∶多□，正月丙子拜 望，食无时。 …‘食无时’是否能解释为月蚀，大有疑问。更合理的解释应是 ‘未按时进食’。故本条难以用来定年。 ” 　　是作者一家之言吧。 　　第十二、十三条系气象、日期记录，略过。 　　第十四条： 　　“《尸子》卷下：武王伐纣，鱼辛谏曰：岁在北方不北征。武王不从。‘岁 在北方’含义不明，更何况武王克商无论如何不是‘北伐’而是东征。” 　　略过。第十五、十六条是日期记录，略过。 　　至此我们看到，作者对自已所用记载的确没有做过任何谈得上是证明的工作， 应无疑义。不要说按照江晓原以上所给范例的标准，就是在我们普通讨论问题的 情形下，作者也没有拿出任何令人感到信服的东西。 　　附文： 　　《以天文学方法重现武王伐纣之准确年代及日程表》一文第五节全文： 　　五、史籍中伐纣天象之记载及考察 　　史籍中武王伐纣有关天象及日期记载，共有如下16项，我们逐条讨论∶ 　　1、利簋铭文∶ 　　武王征商，佳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 　　可信。指明克商之朝为甲子，其时（例如此日凌晨）在牧野见到“岁鼎”─ ─即木星上中天。[7] 　　因属必然会发生之的天象，无需检验。克商之日的天象中，上述两点都应被 满足。 　　2、《汉书·律历志下》引《尚书·周书·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 　　粤若来三(当作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 　　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庙。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 日乙卯，乃以庶国祀馘于周庙。 　　3、 《逸周书卷四·世俘解第四十》∶ 　　惟一月丙午旁生魄(一说应作“壬辰旁死魄”，依据2，下同)，若翼日丁未 (一说应作“癸巳”)，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纣。越若来二月既死魄，越五日 甲子朝，至，接于商。则咸刘商王纣。 　　可信。历日，无需检验，重现的克商日程，应满足其中的干支、月相及历日。 关于此两条记载中月相术语之解读，采用李学勤先生最新研究成果：依文义只能 取定点说。[8] 　　前人常认为《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 于征伐纣”，以及《世俘》“惟一月丙午旁生魄，若翼日丁未，王乃步自于周， 征伐商王纣”两条记载矛盾，一直是据《武成》以改《世俘》，而未见为这样改 动提供足够的根据。 　　根据我们的研究，从壬辰到丙午正好半个朔望月，这两条记载的月相和历日 干支是完全自洽的，我们可以给出一个新的解释：将《武成》“武王乃朝步自周” 释为“武王自周地出发”（注意：周师已经先期出发），将《世俘》“王乃步自 于周”释为“武王从周地来到军中”。武王于一月壬辰旁死魄之次日从周地出发， 至一月丙午旁生魄的次日与大部队会合。这样的解释合情合理，又不必改动文献， 就可使《武成》、《世俘》两者同时畅然可通，应该是更可取的。 　　4、《国语·周语下》伶州鸠对周景王∶ 　　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 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 　　此条特别重要，我们已在另文中作了详细考证，[1]　此处仅述其结论： 　　这一组天象实际上是按照伐纣战役进程中真实天象发生的先后顺序来记载的， 可以说是武王伐纣时留下的天象实录。 　　“岁在鹑火”历来极受各家注意，但这条记录的可靠性实际上大成问题。我 们用DE404对《左传》、《国语》中有明确年代的岁星天象记载共9项进行回推计 算，发现竟无一吻合！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而其原因，则尚待解释。[9]　但 至少已经可以看出，用“岁在鹑火”作为确定伐纣之年的依据，是不可靠的。所 以在下面的工作中，我们先不使用“岁在鹑火”──但考虑到伶州鸠所述天象的 特殊性，不妨用作为辅助性的参证。 　　“日在析木之津”表示太阳黄经当时在223°～249°之间。 　　“月在天驷”，“天驷”，星名，可指中国古代的“天驷”星官，由包括天 蝎座π星（Scoπ，正是二十八宿中房宿的距星）在内的四颗黄经几乎完全相等、 与黄道成垂直排列的恒星组成，古人将之比附驾车之四匹马。 　　“辰在斗柄”：指日、月在南斗（斗宿）合朔。 　　“星在天鼋”：意为“水星在玄枵之次”。 　　“星与辰之位皆在北维”：当太阳和水星到达玄枵之次时，它们就是在女、 虚、危诸宿间，这些宿皆属北方七宿，此即“北维”之意。 　　5、《淮南子·兵略训》∶ 　　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 　　我们最近的研究已经证明：彗星天象是无法用于确定武王伐纣之年的。[10] 　　关于东面而迎岁，须稍作辨析：木星总是从东面升起，一年中许多日子皆可 见到它东升。关键在“迎”字──迎是一个动作。武王的军队从周地出发，基本 上是向正东方向行进，只有他们在清晨进军路上恰好见到木星出现在东方（这就 不是经常可见的了），这才能称为“东面而迎岁”，也才值得专门记录下来，流 传后世。 　　6、《荀子·儒效》∶ 　　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 　　太岁是人为定义的假想天体，匀速绕周天运行，方向与岁星相反。殷末周初 是否已有此种假想天体之定义，大可怀疑。故本条仅可作定年时辅助参考之用。 　　7 、《今本竹书纪年》卷下∶ 　　(文王时)孟春六旬，五纬聚房。 　　8、《新论》(严可均辑本)∶ 　　甲子，日月若合璧，五星若连珠，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从天以讨纣， 故兵不血刃而定天下。 　　9、《太平御览》引《春秋纬·元命苞》∶ 　　殷纣之时，五星聚于房。 　　10、《今本竹书纪年》卷上： 　　（帝辛）三十二年，五星聚于房。有赤乌集于周社。……（帝辛）三十三年， 王锡命西伯，得专征伐。 　　“五纬聚房”是否能在本文所考虑的时间段内出现，需要检验。 　　房宿的距星（巧得很，正是天驷！）在我们所考虑的时间段中，黄经（因岁 差而有微小移动）在199.63°～201.03°之间，房宿本身的跨度又非常小（不足 5°！）。我们用DE404计算该时间段中的所有五星聚，发现只有一次可以非常勉 强地谓之“聚于房”（公元前1019年8月29日～9月25日，五星先后出现于角、亢、 氐、房、心、尾等六宿）。 　　此外，五星聚还有两个问题：一是定义问题，五大行星究竟要聚在多小的范 围中才算是“五星聚”？现今找到的古籍中的定义都是伐纣千年以后的，我们不 知道武王伐纣时代天学家是用什么定义----如果他们真的记载过“五纬聚房”的 话。其二，从后世史籍所见此类天象与人间事变的对应来看，前后出入两三年乃 至五六年都可。也就是说，只要在伐纣之前或之后三、五年内出现“五纬聚房”， 武王伐纣都可被作为它的“事应”。考虑到这一层，五星聚对确定伐纣之年的权 重就非常之小了。故在后面的工作中我们不使用“五纬聚房”。 　　11、《逸周书·小开解》∶ 　　维三十有五祀，(文) 王念曰∶多□，正月丙子拜望，食无时。 　　本条中“维三十有五祀王念曰”，有谓“三”字为“王”字之误者；有谓 “王念曰”之王为文王或武王者（理解为文王较可从）；且“食无时”是否能解 释为月蚀，大有疑问。更合理的解释应是“未按时进食”。故本条难以用来定年。 　　12、《旧唐书·礼仪志一》长孙无忌等奏议引《六韬》曰 　　武王伐纣，雪深丈余。五车二马，行无辙迹，诣营求谒，武王怪而问焉，太 公对曰：此必五方之神，来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职命焉。既而克殷， 风调雨顺。 　　13、《周书·刘璠传》载刘《雪赋》： 　　庚辰有七尺之厚，甲子有一丈之深。 　　有助于表明武王克商时在冬季。这一点实际上“日在析木之津”一致。 　　14、《尸子》卷下： 　　武王伐纣，鱼辛谏曰：岁在北方不北征。武王不从。 　　“岁在北方”含义不明，更何况武王克商无论如何不是“北伐”而是东征。 　　15、《周书·泰誓》序：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16、《史记·周本纪》： 　　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孟津，……武王乃作《泰誓》，……。 　　提供了周师渡过孟津的日干支。 (XYS20040410)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freedns.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