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inyusi.us)(groups.google.com/group/xinyusi)◇◇ 　　走出秦城监狱的父亲周扬 　　作者：周密 　　大约是1966年2～3月，肺部手术后的父亲到无锡休养。后来听说，是上海市 委书记柯庆施邀请他去的。路经上海时，张春桥还登门拜访，表现十分谦恭。在 热情接待的背后，他们正在紧锣密鼓地做一件大事，策划着“部队文艺座谈会纪 要。” 　　1966年7月1日，正式揪出了“文艺黑线上的祖师爷周扬”。不久，父亲就经 历了9年的监狱生活。 　　初出秦城 　　1975年7月13日正午，母亲突然顶着炎夏的烈日从城里换坐几次车赶到我家， 落座后连气都没来得及喘就对我说：你爸爸明天要出来了，将住到万寿路西街7 号中组部招待所。她叫我明天上午直接去那儿，并通知我在京的二哥周迈。来不 及休息，妈妈又匆匆赶回她在东城沙滩的住所——一间6平方米的小屋。下午一 上班，我赶紧到办公室给周迈打电话，什么也没敢说，就约他到西四某公共汽车 站等我。我们找了个喝冷饮的小店坐下，我悄悄地、激动地告诉了他这个消息。 在这特大意外惊喜的轰击下，周迈直愣着眼睛盯住我说不出话来。我叫他这两天 先不必过去，以免爸爸过于激动身体出问题。并嘱咐他暂时保密，对谁也别讲此 事。第二天上午我请了个病假，从办公室骑车赶到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终于见 到了阔别九年多的父亲。 　　父亲已是满头白发，步履蹒跚，面色苍白，语言迟钝。我心中一阵酸痛。但 表面露着微笑。母亲已在那里，她十分镇静，不提不问这些年来各自悲惨的经历， 尽量说些轻松的话题。她说，咱们家人口没减倒增加了，周迈结婚并育有二女， 周岳和周密也各添一女。说她在干校时哪个哪个熟人养鸡、养猪、赶驴、赶马时 出的洋相笑话。说她和住处的邻居相处得如何好，她学会做的酸菜、泡菜、豆腐 乳如何如何有水平。爸爸一听也很高兴，说自己在狱中学会了缝洗被子，说每月 可买30块糖，他每天一块计划着吃。但紧接着，他说听见外面大喇叭广播“最高 指示”，说“周扬属人民内部矛盾”，叫我们打听一下。我和妈妈有点莫名其妙。 下午，我先到办公室转了转，一切如常，很平静，知道今天没什么“最高指示”， 悄悄对组长老阮讲了父亲放出一事，他给了我几天“病假”。我去商场采办了脸 盆和一些洗漱用品，赶回万寿路招待所。母亲说关于“最高指示”可能是父亲的 幻听。很多关久了的人刚出来都有幻听幻觉的现象，过几天就好了。果然，第二 天父亲就不再提起。 　　我在七机部搞设计工作，自己主管一摊子事，还必须天天上班。那几天我一 下班就骑车去看看。父亲的神经很快恢复正常，他很少谈及关押期间所受的折磨， 只说耳朵残废是专案组人员揪打的。这些审讯者打人很有手段，一巴掌下去，头 “嗡”地一声，有时人就昏过去了，看不出外伤。他最怕这些人对他几天几夜轮 番审讯，几个百瓦大灯泡照在脸上不让睡觉，逼他承认是叛徒特务，他说，我没 有被捕过怎么当叛徒？他困得睡着了，人家就拧耳朵扯醒他，以至左耳朵基本被 扯掉了，残留的一半贴住耳孔长死了，变成现在这个模样。父亲谈这些事时，态 度平静，好像在讲别人的过去。他更关心的是其他老同志们的情况。听说不少国 家领导人、老帅、将军们遭了很多磨难，有的去世了，有的家破人亡，他很难过， 甚至流下了眼泪。他总说：比起他们，我这算不了什么。妈妈也常说，我们已经 不错了。 　　据父亲讲，这九年他基本上关在一处叫“交通大队”的地方，只是在最后一 个月转到秦城监狱，监狱中生活管理比较正规，日子反而好过一些。进了正规监 狱，他想此生大概就在监狱中度过了，于是拟定了一个学习计划。还说以前成天 忙忙碌碌，没时间静下心来好好读书、好好想想。关押期间他已通读了马恩列斯 毛全集，也算是九年来一大收益。他还想要一些书，催妈妈赶快去给他找或买。 妈妈说，以前的家——东城沙滩孑民堂现在军管住着，家里的书库已让红卫兵抄 偷搞得乱七八糟，最糟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和南开大学的学生都在老师带领下进 去过几次，挑走了不少有价值的书。而且现在也不可能进去，书店也没什么书卖， 叫他老实休息几天吧，别老想着书了。 　　父亲最骄傲的是，这么多年来他从未服过安眠药，从未失眠过。他说：我这 个人毛病很多，犯过很多错误，可我不反党不反毛主席，又不是叛徒特务，为什 么睡不着呢？不过，出狱前几天接到专案组通知后，他在床边赶了三天，把“检 讨书”写完交上去，在狱中住了最后一夜，这一夜他通宵失眠了。 　　在万寿路招待所 　　在万寿路招待所，父母住进办公楼二层一间大办公室，足足有30平方米。右 边有一间约8平方米的小房间，大概是原来的资料间或秘书间，通门上着锁，左 边通着一个厕所。办公室是50年代两开的毛玻璃门。大约第2~3天。我发现右边 小间也住上了人，有一位三十来岁的军人出入。那个年代人们讲话都十分小心， 我从屋里看见门外一个站着的人影，显然是那个隔壁的军人有意站在那儿倾听。 我不免心生愤怒，就大声在屋里嚷：“什么野狗在偷听，有种就进来谈谈吧。” 妈妈急得冲我摇手，那人影立刻走开了。第二天妈妈笑着告诉我，隔壁来住的是 黄克诚同志，他眼睛瞎了，那个陪着他的可能是警卫员或秘书，可惜没过几天他 就搬走了。 　　这个办公大楼里还住着蒋南翔、舒同等人，大院里住过陈丕显、帅孟奇、宋 任穷、王从吾、周桓、刘景范、马文瑞、强晓初、卓雄、侯金镜、郭小川……等 等。住在办公楼里的在食堂吃饭，到锅炉房洗澡，那儿有几排淋浴喷头，每周男 女轮流使用。招待所办公楼后面还有四座二层小楼，每楼可住两家，配有独立的 卫生间和厨房。 　　开始几个月父母在食堂吃饭，逢周日我和孩子们去，或有客人来，就一块上 街吃一顿，父亲要求不高，还是老湖南的特点，有红烧肉和辣椒就行。那时没有 现在这么多吃饭的地方，我们常去的是翠微路商场旁边的小饭馆，偶尔也去新侨 饭店楼下打打牙祭。有次在新侨饭店下面碰见几个京剧界名角，看见父亲都跑过 来紧紧握着手不放，激动得流眼泪。那时父亲尚未“解放”，不好多谈，只向他 们询问了几位名家的情况。对于经历了十年浩劫的文艺界人士来讲，过去的“文 艺沙皇”周扬已经快变成慈祥老人了，他们那高兴劲我都感到意外。过了不久， 原中宣部马关同志找到一个煤气罐，我找到一大块木板作厨案，又备了些锅碗瓢 勺，就在厕所里搭起一个简易厨房，有时妈妈自己做做饭，总比食堂可口和便宜 一点。 　　不久，又解决了洗澡问题。锅炉房的淋浴室地滑人多，容易出事。后来果然 有一位老干部在那儿滑倒摔伤，不久便去世了。这人也姓周，也是湖南人，1926 年的老革命，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老同志，就这么在锅炉房淋浴室摔死 了。父亲那时年近七十，动作又笨，妈妈不放心他一人去，就只能打水在厕所兼 厨房里给他擦擦身。后来舒同也住进这个大楼，他那儿的卫生间里有个澡盆。那 澡盆多年不用，塞满垃圾，脏不忍睹。妈妈和他们去大清理了一番，说足足用了 半盒去污粉才擦洗干净。之后，我父母、舒同、蒋南翔几个人轮流到彼处洗澡。 用前，我妈擦盆放凉水，他们则从水房各打一两壶开水兑入。每人每周能洗一次， 直到搬走。 　　万寿路招待所大院住的几乎全是等待分配和等待“解放”的老干部。他们常 在一起散步聊天，交流信息，生活得比较清闲，相处得很亲密。谁家得了或做了 些什么好吃的，常常分送左邻右舍。谁的身体不舒服，需要看病拿药，左邻右舍 通过各种关系找车送医院。 　　“四人帮”倒台前后，万寿路招待所还是组织部长郭玉峰的天下，生活上的 诸多不便主要靠老同志们之间相互照顾。 　　有一次，不知谁得到了一些足球票，老头们请招待所派个车去趟体育场。那 年头得张票不容易，派车更难。据说，招待所所长请示了郭部长之后，同意派一 辆专门运送院内垃圾的130小卡车去。老头们一听，干脆不去了。 　　不管郭部长怎么不痛快，来招待所看望这些老干部的人还是一天天多了起来。 特别是当时已经复出的邓小平正大刀阔斧地搞整顿，大家都很高兴。来客们往往 同时看好几家，也带来不少“小道消息”，这些消息多半是叫人充满希望的。有 次章蕴妈妈来看帅孟奇妈妈，也顺便看看我爸，一谈，原来他俩不仅都是湖南人， 还是小学校友。章妈妈鼓励父亲耐心等待“解放”，一定要把身体养好，年届七 十的她还示范做了一套保健操教父亲。无奈父亲实在缺乏体育细胞。只好由母亲 代学。 　　这期间，吴德、丁玲、冯雪峰等人的孩子都来看望过父亲，更不用说一大堆 文艺界的老朋友、老部下了。有梁斌黄胄兄弟，陈荒煤夫妇，杨沫，等等，在北 京的文艺界名人来得真不少。王昆阿姨心灵手巧，看见父亲的羊毛衫肘部破了一 小块，她拿回去织补了一番，做得天衣无缝，连我妈这针线活儿不错的人都赞叹 不已。任白戈的儿子会使缝纫机，他给妈妈做了两条布睡裤。“文革”前的炊事 员小李，已经回农村了，每次来北京都带上他做的父亲最爱吃的一只烧鸡或一碗 粉蒸肉。有个人从南方带来一大筐嘉兴粽子，下了火车就直接送到招待所，粽子 多，妈妈赶紧分送大院内熟人。当时父亲前途未卜，党报上还时不时地批判他一 下，朋友们这番真情关切给父母带来许多温暖。 　　我和孩子们周日才去，碰见的人不多。有一次正好碰上父亲的老警卫员王保 群带着老婆孩子来访。我们一块儿去翠微路小饭馆吃了一顿。王保群从1946年张 家口时就跟着父亲，张家口撤退时他们刚从外地返回（当时妈妈带着我和弟弟一 月前已撤走了），在他们赶回住所收拾完文件和被褥跑到院子里时，敌机已开始 轰炸，街上人们四散奔逃，他们的马也丢了，王保群赶紧在路上抓到一头乱跑的 毛驴，才和父亲仓皇跑出张家口。解放后他在文化部做些行政后勤的工作。没想 到这么老实巴交文化不高、出身贫寒不贪不腐的老党员，“文革”中居然受周扬 牵连被遣送回原籍。这次来北京看我父母亲时，他已知自己患肝癌，回去没多久 就去世了。 　　1975年8月27日，中央专案组对周扬有个结论：“犯有严重路线错误，属人 民内部问题。本人做了检讨。恢复其党的组织生活，原工资照发，补发审查期停 发的工资，由中央组织部分配工作。”这几条指示当时的部长郭玉峰均未执行。 　　恢复组织生活，对于那一代人来讲比生命还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党还承认你 是个党员。母亲从1972年起每月有20元生活费，后来又加到30元。她无处去交党 费，就每月留下2元（后加到3元）用手绢包好准备将来交。1975～1976年父亲无 处过组织生活，无异于头上还悬挂着一把利剑，不仅他本人，母亲和我也觉得是 件大事。谁能想到三十多年后，不少党员懒于参加组织生活，借口病假事假躲着 不去，不交党费没关系，工资里直接扣，想退党都不容易，时代在变啊! 　　原工资也没照发（父亲的工资大概是三四百元左右），每月30元生活费。好 像是1978年底前后父亲才拿到全工资和补发工资，他们把补发的一半交了党费。 母亲1975年6月就拿到补发工资一万多元，她给自己留了2000元，其余全部分给 亲属们和一些生活困难的过去的工作人员。父亲出来后，她尽其所能买了三七粉 天麻人参等补品给父亲吃，使父亲的身体很快得以恢复。 　　当时院内老头子们个个积极锻炼身体。父亲只会快速散步，每天按自定的标 准在大院内走几圈。快步走完若是碰上伴儿，还能边走边聊，其乐融融。我见到 过的就有宋任穷、郭小川等。有时他自己边走边想什么，还曾一头撞到树上。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大院内老干部们个个伤心落泪，父母和我 们全家都痛哭失声。春节前几天我去万招，大门口碰见了聂力，她刚从宋任穷伯 伯家出来，专程来此嘱咐大家春节期间最好在家待着，不要走亲访友，说现在形 势比较严峻，叫我转告父母和其他熟人。3月下旬我出差去靶场，5月上旬回京， 正在查“四五”运动。7月朱老总去世，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万寿路招待所的墙 根里侧扯起一溜塑料棚，一家一个。大女儿阳阳十四岁，乐得不用上学，正在一 个棚下忙来忙去帮着姥姥料理家务。大地震后，父母搬进后面小楼去住，条件好 多了。不久，又请了一个阿姨做饭，大大减轻了妈妈做饭洗衣的杂务负担。 　　用妈妈的话讲，那几年的生活虽然开始苦一点，倒真像回到了延安时代。对 于刚刚经历了十年浩劫的父母来讲，确实过了几年充满希望和轻松愉快的生活。 　　父亲承受的最后一击 　　父亲一生对毛泽东崇拜之至，不管毛主席一生犯多大错误，他都只往好处揣 摩毛的动机。早在1976年前后，估计他就和有些人讨论过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 “文革”的问题，他对我说，有人说是“帝王思想”，另一些人说是“急于建成 社会主义的极左思想”，父亲当时好像还没想清楚。不过在他眼里毛泽东仍是一 个伟人，人无完人，伟人也一样。毛泽东去世时，他流下了真心的眼泪。 　　我理解父亲的这份真情。 　　1927年“4·12”白色恐怖开始后，父亲抱着一腔救国救民的热血加入共产 党。上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党组织遭破坏，父亲独撑局面，为保存左翼文艺做 出重大贡献。但“他需要支持的时候没有得到支持。”又因他当时年少气盛，没 有处理好和鲁迅的关系，挨了骂，带着一肚子委屈到了延安。 　　在延安，父母首先是有了回到家的感觉。不用躲避国民党的追捕。生活虽艰 苦，但有了保证，不用为没钱发愁。他心情舒畅，工作积极。看来毛泽东对这个 勤奋能干的年轻人也很赏识，安排住处，促膝谈心。当1939年底周立波到达延安 时，父亲对他说：“立波，我们找到了自己的领袖。”不难想象，当年轻的周扬 遇到一位雄才大略的领袖人物，并得到他的信任和理解时，他便自然地从心底生 出“士为知己者死”的情结。从此，他跟定了领袖，跟了一辈子。完成了一个忠 臣的使命。 　　对建国后中国历次政治运动直到“文革”的错误，他认为不能都推到毛主席 一人身上，全党都有责任。30多年来，知识界文艺界受到的伤害最重，作为当年 的领导者，父亲愿承担一切责任，从不上推下卸，他给许多蒙受了冤屈的老同志 们道歉，不去辩白具体真相。人家骂他也不在意。有时，连了解内情的妈妈和他 的老秘书露菲大姐都愤愤不平，他就说：“人家委屈了二十多年，大半辈子都过 去了，吐吐怨气骂骂人也可以理解嘛。”他和我谈到有人反对“伤痕文学”时说： “人家受了那么多伤害，为什么不能写写伤痕？”每当他对我说起这些老同志们 经受的磨难和委屈时，从不提及这些人本身的一些缺点毛病，我感到他的道歉完 全出自内心，是坦然和真诚的。如果人们能从同情弱势者的习惯氛围中走出来， 冷静地审视一下历史，他们会发现，如果胡风或丁玲当了权，正如贾植芳先生所 说，可能他们“比周扬还周扬”。 　　“文革”之后的父亲，是能深刻反思的少数共产党人之一，以至被人看做是 “党内异端分子”。我想是他没有把党走过的弯路只看成是毛主席和“四人帮” 的错误，而是有着更深刻的原因。为了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1983年3月7日， 父亲在中央党校作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这个报 告是中央安排的。他在报告中讲到“异化”和人道主义的问题。报告说：“所谓 ‘异化’，就是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 然后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转过来反对或支配主体本身”、 “由于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做人 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上的异化，或者叫做权力的异化。”没想到，这一段话引 起了轩然大波，由此引发了批判“人道主义和异化”的重大政治事件。这一事件 给了父亲最后一击，一年后他便倒下不起，直到去世。 　　记得1984年秋父亲住院不久，大约已进入冬季，听妈妈说，耀邦同志专门派 人送来一个西瓜，那是朝鲜送给耀邦同志的，一共只有几个。当时反季节水果极 少，不像如今一年四季水果都能买得到，所以十分珍贵。我觉得，在当时，胡耀 邦同志也只能用送西瓜对周扬表示一点安慰而已。 　　晚年的父亲为大多数文化界知识界的人们称颂。至死忌恨他的是极少数。袁 鹰回忆1984年12月29日的中国作协四次代表大会开幕时说，周扬从医院打来电话 祝贺，“十秒钟的简单祝贺博得了两分钟的不息掌声。”“没有人发号令，没有 人在主席台上带头，掌声完全是自发的，真心诚意的。”1月3日，356个代表自 发签名的慰问信和十一个省、市、自治区的作家代表团的联名信送到医院。我看 过这两封信，是用毛笔（或粗水彩笔）写在几张大白纸上的。这信的思想是真诚 的，感情是深挚的。 　　在饱受病魔五年多折磨之后，1989年7月31日，父亲默默地走了。 　　我从机关赶到医院，父亲已经去了。老秘书露菲大姐已到，我六神无主，全 凭露菲张罗。没多久，一些领导和父亲昔日的部下也来到医院，大家决定暂时瞒 着住在医院的母亲。把父亲遗体送到太平间后，我们赶紧回家布置了灵堂。院子 里已经来了不少文联的同志，在夏义奎同志和露菲的指挥下，一切有条不紊。 　　第二天开始，李瑞环、温家宝、王忍之、朱厚泽、翟泰丰等也来了，父亲生 前战友部下学生朋友，母亲的熟人朋友学生，吊唁者络绎不绝，灵堂（客厅）摆 满鲜花，只好把沙发搬到厢房廊下。院子里排满花圈。 　　父亲在三个单位任职：中宣部，社科院，文联。也应是官方的丧事办理单位， 不过实际上来的主要是文联的人。多半是夏义奎和露菲的部下，他们从早到晚不 辞辛苦，有事我们一起商量，我就定心了。 　　习仲勋同志来了两次，关心得很具体，嘱咐一定要把丧事办好，看到他很难 过的样子，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宋任穷伯伯和钟阿姨来，建议把告别式定在9 月，因为8月份中央领导人多数不在北京，同时，叫我把《周扬生平》稿好好找 人看看。《周扬生平》原稿是顾骧同志写的，我作了少许修改，送交陆定一伯伯 审阅。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和回稿。陆伯伯比父亲有过更多的血和火的战斗经 历，几十年一起工作，两人意见未必完全一致，平时私人来往不多，他们是“君 子之交淡如水”的知己。有这些可信赖的长辈的支持，我不怕什么了。 　　9月5日早上，母亲坐在轮椅上到北京医院和父亲最后告别。她的眼泪早已流 干，呆呆地看着父亲，抚摸着他干柴一样的手，坐了一会儿。她已虚弱得不可能 去八宝山了。我托好朋友吴铁梅陪妈妈回友谊医院。一个多月后，妈妈也随父亲 去了。 　　父亲的告别仪式十分隆重，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灵车队伍很长，前面警车 开道，在长安街上由东到西呼啸驶过，引起不少行人驻足观看，好不威风。八宝 山第一告别厅前人头攒动，花圈一直摆到了大门口，不够，又上库房取。中央领 导人几乎全部到场。 (XYS20240422) ◇◇新语丝(www.xys.org)(xinyusi.us)(groups.google.com/group/xinyu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