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newxys.com)(xys10.dxiong.com)◇◇

　　面对疫情，专制比民主更有优势？

　　作者：SERGE SCHMEMANN
　　2020年4月2日纽约时报

　　中国和它的一些信徒认为，北京成功应对冠状病毒大流行，是对威权主义统
治的有力证明。

　　该论点认为，尽管起步不佳，中国有能力实施大规模的遏制措施，在很大程
度上将疾病控制在其境内。世界卫生组织称其为“可能是历史上最具挑战、最敏
捷和最积极的疾控行动”，中国当局很快将其转化为对领导人习近平主席的歌颂。
中国外交部长说：“只有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才得以有效管控住这场突如其来
而且传播速度相当快的疫情。”

　　是这样吗？民主制度是否因固有的低效率和政治分歧受到阻碍？或者它们的
开放性和多样性是否能更有效地帮助动员全体人民，及其所有私人和公共机构？

　　其他亚洲国家对冠状病毒采取了相对有效的防御措施，最明显的是韩国和台
湾，这些都是活跃的民主国家，它们在限制出行、积极组织检测和实施严格隔离
方面行动透明。他们的反应无疑是吸取了相对较为近期的流行病的教训，尤其是
2002-2003年SARS暴发。但这并不需要铁腕措施。

　　而同样的“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也是令冠状病毒开始传播的关键原因。政府
否认了最初的证据，并让传递坏消息的人噤声，其中最悲惨的是武汉的眼科医师
李文亮。等到北京做出回应时，冠状病毒已经向世界范围进发。

　　那些赞美民主优势的人往往会引用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的
名言：“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一场饥荒是发生在正常运转的民主国家的。”森认
为，这是因为民主政府必须面对选民。他们有防止灾难发生的强烈意愿。

　　然而，他的论点与这样一个事实背道而驰：当今许多专制政权的领导人——
如奥班·维克多(Viktor Orban)、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和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来说——都是通过民主程序上台
的，而且似乎得到了广泛的公众支持。然而，他们的行动准则更像是“每一次饥
荒都要好好利用起来”。

　　匈牙利总理奥班已经不断积累了越来越大的权力，他很快看到，在整个欧洲
实施的严厉措施是实现真正独裁政权的完美掩护。匈牙利议会通过了由他的青民
盟(Fidesz)控制的立法，实际上等于让他可以开始进行法令统治，取消选举，并
惩罚散布“虚假”信息的人。直到永远。

　　没有哪个领导人有如此放肆的夺权之举，但有的也已在疫情中找到了政治优
势。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执政多年后似乎不可
避免要面临着耻辱的终结，但危机让他得到了喘息。他命令大多数法院关闭，推
迟自己的腐败审判，并设法操纵在三次无说服力的竞选中挑战他的本尼·甘茨
(Benny Gantz)加入紧急“团结”政府，该政府迅速摧毁了甘茨的联合执政。但
是以色列不是独裁国家：内塔尼亚胡的举动在媒体和社会中产生了激烈的辩论，
尽管此刻国家正在为了应对冠状病毒武装自己。

　　其他政府也已利用这次危机采取了一些本应遭到强烈抵制的行动。印度封锁
后，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的印度民族主义政府颁布法律，方便
印度人成为穆斯林占多数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的永久居民。

　　环顾世界各地，可以看到许多国家的政府在防疫过程中存在权力过度扩张。
在菲律宾，平时冷酷无情的铁腕领导人罗德里戈·杜特地(Rodrigo Duterte)攫
取了更大的力量来对抗这种病毒，包括威胁监禁传播冠状病毒假新闻的人——这
一措施可以用来对政府的批评者实施刑事惩罚。土库曼斯坦可以说是中亚最专制
的国家，对信息控制采取可能最为严厉的措施，甚至逮捕了在公开场合讨论疫情
的人。在泰国，2014年靠军事政变上台的总理巴育·占奥差(Prayuth Chan-ocha)
宣布，他正在行驶紧急权力，包括“如有必要，可审查或关闭媒体”。

　　无论专制制度制定的疫情应对措施能够提供的优势有多大，当铁腕领导人选
择拒绝威胁存在或提供不一样的叙事时，专制的真正危险就显现出来了。掌握巨
大权力的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Aleksandr Lukashenko)已允许该国
的足球超级联赛如期进行，并且辩称“恐慌比病毒本身对我们的伤害更大”——
这与特朗普总统的“对策不应该比问题更糟”相呼应。几乎每个政府都在敦促人
们待在家里，卢卡申科却不这样做，反而建议白俄罗斯人每天喝伏特加，定期去
桑拿房，以及下地辛苦劳作一番。

　　在邻国俄罗斯，普京总统加强了对疫情的防御，我们可以看到专制政权带来
的另一个问题：可疑的统计数据。截至周四，俄罗斯感染人数超过3500人，但数
周以来，官方报告的数字低得出奇。实际数字可能要高得多。俄罗斯也一如既往
地加入了中国和伊朗的行列，在社交媒体上散布关于这种冠状病毒起源的虚假消
息——包括来自北京的一种论点：这是一种美国疾病，可能是由访华的美国军人
带来的。

　　最后，关于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抗疫能力的比较，很难得出一个确定结论：
大流行还远远没有结束，除了治理风格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一个国家的财
富和资源显然在应对突发危机的能力中发挥重要作用，以往有疾病流行历史的国
家，在应对新出现的流行病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然而，民主国家似乎仍拥有明显的优势。当中国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就能建
起一座新医院，而纽约市的医院床位正迅速耗尽时，这一点似乎并不明显。但在
美国，信息的流动和公众的互让，可能有助于不断调整对抗这种疾病的策略；错
误的信息，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可以很快被揭露。台湾一位官员指出，透明
度是其政府应对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对1960年以来所有流行病数据的分析发现，
“在任何特定的收入水平条件下，民主国家的流行病死亡率似乎都低于非民主国
家。”文章说，一个原因是专制政权“不适合处理需要信息自由流动，以及公民
与统治者之间需要公开对话的事务”。如果白俄罗斯拥有独立的新闻媒体，卢卡
申科就不太可能坚持自己的鲁莽立场。

　　在这场辩论乃至美国政治图景中的其他许多辩论中，特朗普政府扮演着什么
角色，取决于人们在激烈的政治分歧中站在哪一边。美国民主的多样性——地方
政府、多样的医疗服务、强势的新闻媒体和诸多宗教团体——可以预防中国式专
制统治的形成。但是独裁者利用危机的倾向绝不应被忽视。

　　Serge Schmemann1980年加入《纽约时报》，曾任时报驻莫斯科、波恩、耶
路撒冷以及联合国分社社长。2003至2013年期间，他在巴黎担任《国际先驱论坛
报》的社论版编辑。

　　翻译：晋其角、邓妍

(XYS20200407)

◇◇新语丝(www.xys.org)(newxys.com)(xys10.dxio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