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newxys2.com)(xys10.dxiong.com)◇◇ 　　希望、绝望和控制：跨越半个多世纪，我父亲所见的那个中国仍在回响 　　作者：艾莎 　　2020年7月30日纽约时报 　　深港边界——这座桥只有20码长，却是父亲（WILLIAM STEVENSON）一生最 长的旅程。他拿着一张有瑞士水印和汉字的薄纸，从英国殖民地香港穿过这座桥， 进入毛泽东的中国。1954年，他成为最早报道这个基本不为外界所知的国家的记 者之一，这张纸就是他的“金券”。 　　大约60年后，我在另一头凝视着同一座桥。 　　在中国大陆，拿着令人艳羡的记者签证，我透过把我和香港分隔开的金属栏 杆向外看去，香港现在是中国的半自治领土。父亲之前与中国最贴近的一次，是 来到这座桥不远处和传教士们见面，他说他们跌跌撞撞“带着悲惨的故事走出了 中国革命，他们消瘦的身躯和憔悴的眼神，就是这些故事的明证”。 　　竹门在他身后关上，父亲的一只脚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抬起头，看到一座简 朴的土屋村落，即将迎来全新的时代。几十年后，我回头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 的景象：一条玻璃和金属构成的高耸天际线，其中有世界上最高的建筑之一，整 座城市正在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毛泽东统治初期，要想从西方进入中国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国家五年前 刚刚宣布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正值冷战初期，共产主义国家与西方民主 国家势不两立。 　　我的父亲开辟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路线，为《多伦多星报》(Toronto Star)和 《星报周刊》(Star Weekly)先后报道诸多新成立的共产主义国家，记录每个国 家的发展历程。他在旅途中寻找一个可以获得访问签证的中国外交机构。 　　如果能在莫斯科或东欧某国首都找到一个友好的中国官员，他或许有机会说 服那个人给他签证。然而，在铁幕之下最初的那些旅行中，中国始终是难以企及 的。了解这个巨大国家的迫切心情促使他坚持了下来。 　　最终，在一次波兰之旅中，他的坚持得到了回报。 　　1954年7月，他前往瑞士的伯尔尼，他被告知到那里去领签证。 　　父亲留下了手写笔记、剪报、一摞摞带签证的护照、照片和他第一次以及随 后来中国旅行的记录。它们让我能够想象，在他去世后的六年里，我们可能进行 怎样的对话。我们会谈起他当年看到的这个国家——充满希望和热情，但也受到 严格控制——在哪些方面与今天的情况相似。 　　他的第一次中国之行历时两个月，行程数千英里。他见到了毛泽东（他从相 机后面拍了拍毛的肩膀，误以为他只是一个挡镜头的“小跟班”）以及当时的总 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他还和工厂工人、演员、报纸编辑和店主交谈。 　　中国是无法一概而论的。“然而，”他在一本笔记本中写道，“在目前的领 导层下，政府压制其他观点的方式让人忍不住想得出这样的结论。” 　　他说他目睹的人性让他充满希望。但他也感到绝望，因为政府派来的管理人 员从不会远离他，随时准备让任何偏离共产党路线的人闭嘴。 　　今天就存在这样的情况。我有一份长长的名单，上面有很多人不愿意和我说 话，因为我为《纽约时报》工作，而《纽约时报》被中国国家媒体描绘成“无中 生有和抹黑”的来源。我私下采访的信源后来受到当地警方的威胁，而国家媒体 上充斥着刺耳的民族主义言论。 　　返回香港几个月后，作为同美国外交争端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在3月驱逐了 我的美国同事。过去一个月，北京通过一项新的国家安全法加强了对香港的控制， 威胁着香港的言论自由和其他公民自由。 　　父亲的旅程从南方的深圳、广州和重庆北上，到达沈阳、上海、武汉和北京。 在他的报道中，一些电头的写法与今天有所不同——Canton（广州）、Hankow （汉口）、Mukden（奉天）、Peiping（北平）——但他的许多观察放到今天仍 然属实。 　　在北京，他看到的不只是一座城市，还是一种挑战共产主义束缚的生活方式。 他写道：“这里的人们拥有热情和个性，还没有被橡皮图章所左右。” 　　直到今天也是如此。炎炎夏日，男人们卷起衬衫露出肚子，尽管政府称这种 行为是“不文明”，并且试图取缔。在狭窄的非机动道骑着自行车的人，一不小 心就会跟逆行疾驰而来的狂躁送餐员撞上。到处都有吸烟者把烟头按在贴满禁烟 标志的地方。 　　在一本笔记本里，父亲注意到他会见和采访的人都很严肃。但是，他又说， 微笑是很难抗拒的，“每个人似乎都在微笑；当然不全是政府的命令吧？” 　　人们会跟父亲分享他们的个人和职业抱负。 　　一位年轻的工厂工人告诉他，她没有时间考虑结婚。她说，织毛衣、做饭和 做家务都是在浪费时间。无论如何，一等生完孩子，她就会继续工作。 　　“14个月后，孩子就得生活自理，”她告诉他。所以她会把孩子留在工厂托 儿所，一周工作结束后才带孩子回家。 　　我采访过的一些女性觉得，今天的共产党在家庭问题上辜负了她们，没有给 她们任何支持。 　　毛告诉她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和男人是平等的。但政策制定者却一次次地干涉， 命令女性应该如何管理自己的身体。首先，她们只能生一个孩子。现在，她们被 告知爱国的话就该生两个孩子。 　　对许多女性来说，做母亲是一场亏本生意。她们需要保住工作，但一旦怀孕 就有被降职或解雇的风险。 　　“一个女人生完孩子之后是否就应该回去履行她作为妻子的传统角色，被社 会拒之门外？”李晓萍（音）问我。33岁的她说自己因为怀孕被解雇了。在她离 职后，之前供职的电子公司给她开了一张相当于五年薪水的账单，要求她赔偿损 失。 　　在父亲的第一次中国之旅中，遭到了不友善官员的恶劣对待。 　　在游览长城时，他离开了向导，追拍城墙另一边的两名男子。他写道，“你 都来不及说出‘蒋介石’几个字”，两名人民解放军士兵就已经采取行动，他指 的是1949年被共产党打败、逃到台湾的国民党领导人。 　　他愉快地挥挥手，那两人退了回去。他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直到向导 告诉他，他未经批准拍摄了照片，军方正在北京等着他，在那里他必须交出自己 的相机。但冲洗过的胶片最终还是被归还到他手上，“一位面带微笑的官员道了 谢，并认同它拍下的唯一军事秘密就是这叹为观止的永恒壁垒——长城。” 　　如今，官员们经常要求记者从他们的智能手机上删除照片。去年夏天，我和 同事来到位于中国煤矿产区中心地带的一座小镇，寻找空置的体育场和建了一半 的政府形象工程。就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突然被十几名警察和政府官员包围。 　　他们扫描了我们的身份证件。他们质问我们的目的。他们威胁我们的司机。 他们劝说我们写一篇正面报道。他们要求查看我们的手机，删除我们的照片。我 们用免提给一位北京官员去了电话，向警察说明我们是被允许来到这里的，但毫 无用处。 　　这出戏持续了两个小时后，另一位女警莫名其妙地走到我们面前，和我的同 事握了握手，说：“欢迎您来这里，感谢您的配合。” 　　这样的遭遇并不新鲜。十年前我在中国工作时，也经历过类似的恐吓。但现 在有一股让我感觉不一样的暗流，在我父亲的一些作品里似曾相识。 　　他很难在自己看到的与自己知道的真相之间找到一致。在他的第一次中国之 旅中，那个“将变节者投入监狱和惩戒所的邪恶政权”几乎是隐形的。但他想知 道，那些消失后又重新出现、手里拿着忏悔书的熟人都经历了什么？ 　　政府的铁腕最后还是现形了。在上海，他造访了一家剧院，由于这是数周以 来首次没有政治意味的访问，他很高兴。但当他偷偷溜进后台的时候，看到了一 块大黑板。 　　别人告诉他，黑板上是其中一位演员写下的文章。“题目叫作《谁是我的朋 友，谁是我的敌人？》”，实际上是一个曾经埋怨“政府让我痛苦”的人写下的 忏悔书。 　　当我在中国为期6个月的工作任务结束时，中国正准备庆祝共产党统治70周 年。全国各地都掀起了欢庆热潮。高速公路旁的巨大广告牌上都是微笑的习近平， 以及关于中国的宣言。当我和丈夫乘坐一辆摇摇晃晃的巴士穿越山区时，我们开 始用一个新游戏打发时间：寻找习主席。 　　阅兵的前一天，我在深圳机场搭出租，结果要跟37岁的沃尔特·刘(Walter Liu)拼车，一位现居加利福尼亚的北京人。1999年，17岁的沃尔特·刘和他所读 的高中参加了50周年阅兵。他和同学们拿着粉色和黄色的纸片，在天安门广场上 排出队形。从上空能看出“50”的标志。 　　这是两个月的彩排后——先是在他的高中，后来是在午夜时分的天安门广场 ——迎来的高潮。 　　沃尔特·刘记得最清楚的，是在午夜排练时与女友见面的兴奋。“我很少能 在晚上见到女友，”他微笑着回忆道。“我们可以在人群中凝视彼此，互相眨眼 睛。我们甚至都不能交谈。” 　　在阅兵当天，他的父母眯着眼睛，试图在电视上找到他。“我不觉得他们能 看见我，因为太小了，”沃尔特·刘笑着说。“我在电视上就是一个彩色像素。” 　　而在70周年阅兵那天，我也是一个像素。我成功说服政府给了我一张珍贵的 入场证，让我在看台上观看阅兵，就像我父亲在他第一次中国之旅结束时所做的 那样。 　　那是一个异常炎热的日子，空气中弥漫着烟雾。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份标识。 蓝色制服的环卫工人。绿色制服的士兵。深蓝色制服的海军军官。蓝白相间运动 装的志愿者。白衬衫上带有红鸟标志的上千名北京某区的政府工作人员。尽管手 里挥舞着一面鲜艳红旗，我仍感觉很不自在。 　　我父亲就站在同一个地方观看了五周年阅兵。他记录了相似的军队、枪炮和 坦克、齐声行进的士兵，以及那种仿佛他们是“从什么人类工厂的生产线直接走 下来一样”的“可怕节奏”。 　　在看台上，父亲通过双筒望远镜关注着站在10个巨大灯笼下挥手大笑的毛泽 东。他的手藏在厚厚的大衣后面。 　　我无需望远镜就能找到习近平。他僵硬站立的每个角度都被投射到巨大的屏 幕上。就像很久之前毛泽东所做的那样，习近平乘坐一辆特殊的黑色老式轿车出 现在长安街，问候并检阅部队。 　　在这场两小时阅兵的最后，展示了1949年以后数十年来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 巨幅画像。当巨大的彩车载着画像入场，看台上爆发出热烈的欢呼。毛泽东的画 像排在第一位。最大的欢呼声则留给了最后的习近平。 　　如今有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在讨论，自40年前对外开放以来，这个国家看起来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毛时代。 　　我真希望能问问我父亲这个问题。但我已经很清楚他会怎么回答了。 　　艾莎(Alexandra Stevenson)是时报驻香港商业记者，报道中国企业巨头、 跨国公司以及中国在亚洲日益增长的经济和金融影响力。欢迎在Twitter和 Facebook上关注她。 　　Alain Delaquérière自纽约对本文有研究贡献。本文由Gabriel Gianordoli、Renee Melides设计、制作。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XYS20200731) ◇◇新语丝(www.xys.org)(newxys2.com)(xys10.dxio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