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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中国人应该在乎人权

　　作者：JOCHEN BITTNER
　　2020年9月22日纽约时报

　　德国汉堡——有一天，一位土耳其朋友给我讲了他夏天回到安纳托利亚东南
部家乡的故事，那是土耳其一个尤为贫困的地区。

　　在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总统治下，那里的情
况有所改善。我朋友的表亲炫耀了自己的梅赛德斯-奔驰车，吹嘘了自己家收到
的国家援助及总体生活质量。“我在这里过得像美国人一样！”他说。所以理所
当然地，他还会给20年里大部分时间都在当权的埃尔多安投票。囚禁政府批评者？
这事不归他操心。

　　这个故事是21世纪一个关键两难问题的具体呈现。随着在威权主义领导人主
持下经济获得成功，保障人们不受随意惩罚和骚扰的公民自由的重要性可能会下
降。人权的抽象概念可能没有摆脱艰苦、缺乏保障及饥饿的现实诱人。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说的“自由的自由”(freedom to be free)
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只有很小一部分人得以享受的特权：这个世界满是经济上在
进步、政治上被压迫的人们。这就是为什么再次阐述人权如此重要。

　　在土耳其，或者更重要的是在中国，人权的吸引力如此微弱这一点不足为奇。
在中国，当国家明显极尽所能让人们摆脱艰苦生活条件、欠佳的医疗保健及渺茫
的教育机会的时候，对数以百万计中国人说，人权能让公民得以抵御政府对其自
由、生活及生计的攻击，很难有说服力。

　　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成就十分出色：2019年，中国的出口从1980年的113亿美
元增长至2万6410亿美元，其经济即将赶超美国。按照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
(Kevin Rudd)的说法，中国变化的步伐“像是把英国工业革命和全球信息革命的
同时爆发压缩进了30年而不是300年里”。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发出过著名的预测，认为一旦中产阶
级在一个威权主义国家出现，其成员将要求获得公民权，使得政权别无选择，只
能建立法治和民主。这一切并没有在中国发生。事实恰恰相反：如果人们脱离贫
困，他们会选择富裕而非自由。

　　这会降低只有当个人对幸福的追求免受随意限制侵害，一个社会才能繁荣昌
盛这一核心理念的价值吗？不会，它仍然成立。为了证明这一点，富裕的中国人
应当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出现经济下行，我会想在目前的法律保障下生
活吗？

　　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建议，为了找到最佳法律秩序，我们应当
设想自己生活在一道无知之幕后，对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毫无概念。在中国，随
着经济扩张放缓，公民应当设想一种生活在衰落之幕后的生活。如此一来，法治
的重要性看起来要大得多。

　　因为一旦国家的主要利益是最大人群的福祉，那么富有公民（无论对错，这
群人似乎都会阻挠这一目标）如何能确保自己的福祉呢？

　　新疆维吾尔族人，或是那些由于妨碍了新大楼项目，被赶出家门几小时后，
房子就被——像北京官员骄傲地宣布的那样——像“白菜叶”一样被剥掉的劳工
们的命运，或许可以成为一种提示。

　　这么想想：人权就像是消防队。只有当你处于危险境地，才会在意其存在。
但如果你的房子失火，却没有消防队，那求助就为时已晚，损失已经造成了。

　　烟流已经从这个亚洲大国上方升起：中国内债高筑，人口迅速老龄化，长期
污染让人们的健康日益付出昂贵代价。

　　对这些系统性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解决之道。但人权则是一个健康社会的基
本组成部分——并且也是当夜幕降临时，你在白天为之辛苦工作的梅赛德斯-奔
驰还在原地的最佳保证。

　　Jochen Bittner是《时代周报》(Die Zeit)辩论版面的共同负责人，也是一
名观点文章作者。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JochenBittner。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XYS2020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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