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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了白判 

鄢烈山
原载《法制日报》2002.6.10.

　 这里说的不是法院判决执行难，想说的是所谓“媒体审判”。近来广州有报
纸接过北京的话茬，在讨论“媒体审判”问题。我以为这是一个假问题，根本不
存在。不错，是有媒体在法院判决之前，就称某人犯了某罪乃至罪在不赦。然而，
这就是越权审判吗？否。这只是言论自由，表达“这家”媒体“这个”记者或作
者对“这个”个案的看法而已。有人说张金柱是故意杀人，有人说是酒后驾车肇
事；有人说辛普森犯了一级谋杀罪，有人说证据不足；有人说克林顿犯了伪证罪，
有人说没有……诸如此类，媒体上的话，其法律效力只相当于法学院学生搞的
“模拟审判”，怎可“坐实”？充其量就是有人站在控方立场上讲话了，但他无
权堵住辩方的嘴巴，最终得听法官的判决。 

　 我这样讲是要辨明第一点：真正意义上的审判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原
则上判了就必须执行，所谓“媒体审判”根本不存在这种权力基础。接下来，第
二点是，媒体的报道与评论自然会影响舆论，但请记住：中国的媒体不止一家，
在不关涉大政方针的领域早已不是舆论一律，在具体的个案上，通常不会协调立
场；相反，互相竞争的媒体搞说法截然相反的报道，发表互相对立的言论已司空
见惯。例如在广州这块地盘，互相盯着的几家报纸或许巴望竞争对手报道失实、
言论出错，自己可以出面“纠正”，赢得“惟我独真”的声誉。承认这个现实的
合理性，并不是说报道与评论不要讲分寸（不讲事实、不讲分寸的媒体还有被损
害者依法纠错），而是不希望给刚刚有些生气的新闻报道与评论戴上“媒体审判”
之类有僭越罪的帽子，让他们回归无所作为的故态。 

　 其实，我对这个所谓新闻理论问题不感兴趣，只是当下有件事横亘在我胸臆
忒不爽，听了所谓“媒体审判”的说法更加有意见罢了。我说的是“脑白金风
波”。自从今年3月14日《南方周末》在头版刊出《脑白金真相的调查》，揭
“脑白金”的老底以来，北京等地方不说了，广州的几家主要媒体至今几乎天天
在刊登大幅大幅的脑白金广告。在媒体各自成为利益主体的今天，不接受脑白金
广告、坚持搞“真相”报道的《南方周末》简直是为渊驱鱼，乐坏了许多媒体的
广告主管。说什么“媒体审判”，还是史玉柱高瞻远瞩：他在接受《北京青年报》
记者的专访时，承认“《南方周末》还是一个比较负责任的媒体”，同时满怀信
心地宣称：“我坚信脑白金今年会卖得更好。这点到年底的时候，我们拿数据来
说话。”（见今年3月26日《北京青年报》《史玉柱说感谢〈南方周末〉脑白金
会卖得更好》。上网在google．com里键入“脑白金”可搜索15100条相关信息，
这篇专访在第1页）媒体并非统一体，所谓“媒体审判”判了白判，当然不止这
样一个例证。此前，《南方周末》揭露过“珍奥核酸”的真相，一点也未妨碍它
行销中国。昨日我们住宅小区就有一拨人在分发今年4月24日的《中国××报》，
借以推销“珍奥核酸”。 

　 既然我不主张“舆论一律”，承认今日媒体作为利益主体而多元化的现实，
对此有什么“不爽”呢？我“不爽”的是，在这样的情境中，政府主管部门为何
保持沉默？本埠有家报纸在去年元旦的一篇发展宣言书中说，他们是搞实业的，
什么正义呀良知呀那是政府的事。说该由政府提供良知显然有“语病”，但政府
就是该提供社会正义这种公共物品呀。以“脑白金”为例，要么是揭露它的报纸
造谣中伤合法企业，要么是出品商欺诈消费者，二者必居其一。出品商不怕“诽
谤”不理睬舆论，政府的卫生保健与工商广告管理部门也只当什么事没发生吗？ 

　 瞧，5月28日广州某报A2版这幅脑白金广告，得意洋洋地抬出政府主管部门的
权威性作招徕：“脑白金及其相关产品以食品形式销售，在中国已五年以上。如
果有任何毒副作用……中国主管部门早已出面禁止，中国负责保健食品审批权威
专家委员会也不会批准销售……”这么说，《南方周末》等报不仅是在揭“脑白
金”真相，而且是在向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合法性挑战了。“脑白金”不应战，
政府主管部门何以不维护自己的行政权威？是谁在搞“无政府主义”？ 

　 让我坦白吧：我写这篇《“判”了白判》，就是作为消费者与公民，要对这
种“无政府主义”（学者的说法叫“政府缺位”）表示强烈不满。孰是孰非，我
们总要有个说法，才活得明白呀。 

　 至于，在这类事件中，有关管理部门为何视而不见不表态，我没有调查没有
发言权，不能血口喷人说什么官商勾结啦，也不能乱指责，说什么管这种事无利
可图啦、未死人啦之类无凭无据的话。罢，罢，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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