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1.dyndns.org)(xys888.dyndns.org)◇◇ 　　翻译所造之孽 　　王彬彬 　　19世纪正“末”着的时候，文化界有些人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寄予了种种在 今天可以断言是不切实际的希望。 例如严复就认为， 在20世纪，衡量一个人是 否是“人才”，应该将是否“通西语”作为必备条件。在《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 科学为当务之急》一文中，他说道：“其所以必习西文者，因一切科学美术，与 夫专门之业，彼族皆已极精，不通西文，吾学断难臻极，一也；中国号无进步， 即以其文字与外国大殊，无由互换智识之故。惟通其文字，而后五洲文物事势， 可使如在目前，资吾对勘，二也；通西文者，固不必皆人才，而中国后此人才， 断无不通西文之理，此言殆不可易，三也；更有异者，中文必求进步，与欲读中 国古书，知其微言大义者，往往待西文通达之后而后能之。此亦赫胥黎之言也， 四也；且西文既通，无异入新世界，前此教育虽有缺憾，皆可得此为之补苴。大 抵20世纪之中国人，不如是者，不得谓之成学。”严复显然没有料到20世纪中国 的文化教育还会长期被一种极端的蒙昧主义所控制，没有料到20世纪中国的历史 进程是如此曲折，没有料到20世纪的中华民族还会如此多灾多难。20世纪70年代， 我上中学时，并没有学过半句外文，却参加过批判学外文的运动。“我是中国人， 何必学外文。学了有何用，不学又如何？”这是那个年代一个“革命小将”气壮 如牛的质问。它作为一种“正义”的声音传遍全国的校园。严复先生地下有知， 该痛哭流涕吧。 　　严复是近代大译家。他对译事之难，有深切的体会。他深深地知道，再“信” 再“达”的译，也不可能把原著的思想意蕴准确完全地表达出来。在翻译的过程 中，他一定时时为译语难达原意而苦恼。正是因为对翻译固有的局限有痛切的感 受，他才多次强调学习西语的必要。他呕心沥血的翻译，既是为了传播新知，更 是为了唤起国人对原著的兴趣，从而发愤学习西语，直接阅读西方著作。在严复 这样的翻译家看来，翻译的最高使命是最终消灭自身，使翻译成为一种不必要的 工作。如果翻译造成的后果，是使得国人都满足于读译作而不去学外语，那便是 翻译的最大失败。 　　但希望毕竟是希望。在20世纪的中国，通过翻译来了解异域文化，仍然是一 种普遍现象。如今，20世纪也正“末”着。人们从各个方面总结100多年来的成 败得失。我觉得，这100多年来，如果要论功的话，在思想文化界，翻译的功绩 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漠视的。不过，100多年间，翻译也造下了种种罪孽。在充分 意识到翻译之功绩的同时，也有必要对翻译所造之孽有所了解。 　　就再“信”再“达”的翻译也必然使原意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化，从而使读者 产生某种程度的误解而言，翻译的过程，就既是在积德，也是在造孽。不过，这 里要说的，不是翻译的这种先天性局限，而是指一种并非非犯不可的错误。这类 错误的发生，或者由于译者外文修养不够，知识结构有欠缺；或者由于翻译时态 度轻率，不负责任。还有一种可能，便是明知故犯。在近100多年的翻译史上， 出现过各式各样的翻译理论，有过种种不同的翻译标准。最离奇的，是“宁顺而 不信，不信而不顺”，也即为了译文的顺畅和适合中国读者的口味，不惜改变原 意。这种时候出现的翻译错误，就是明知故犯！这种翻译观念，曾经还颇有市场。 鲁迅对此曾深恶痛绝，一再著文予以驳斥。 　　虽说上述原因造成的误译都是可以避免的，但要求翻译绝对避免可避免的错 误，正像要求全部驾驶员都绝对避免交通事故一样，显然是不合情理的。但翻译 的错误，也有小大之分。把叉子误译成刀子，甚至误译成中国的筷子，把马车误 译成驴车，甚至误译成中国的轿子，或许都无关宗旨。但有时候，一个概念的误 译，却确乎关系到世道人心和国计民生。比再大的交通事故后果都更严重。—— 这样的误译，就实在可说是造孽！ 　　“你看这匹可怜的老马，它随我走遍天涯。可恨那财主要将它卖了去。从此 苦难在等着它。”这是俄罗斯民歌《三套车》中的几句核心歌词。这首歌在中国 被广为传唱。但近年有人指出，歌中的“老马”，其实是“姑娘”的误译。这真 是一词之差，小姑娘变马。车夫对姑娘的深情，到中国，变成了对老马的留恋， 不可谓不滑稽。但这种误译，充其量只是对国人的一次小小的戏弄，谈不上有什 么不良后果。而下面的几种情形，可就不同。 　　很长时期内，人们在表达民族自豪感，炫耀和讴歌中华民族伟大的传统文化 时，常爱引用爱因斯坦的一段“名言”：“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 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 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 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 全都做出来！”而现在有人指出， 这段话中存在着颠倒黑白般的误译。 最后一 句话，应该译成：“如果这些发现果然做了出来，那倒是令人惊奇的。”而且， “在中国”几个字也是译者硬加上去的，原文中根本没有（见陈明远《对爱因斯 坦的误译》，载1998年4月16日《文汇报》 ）。这个误译真是开了一个“国际 玩笑”。它激起国人的一种虚幻的民族自豪感，使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传统的认识， 对中西文化差异的判断，都发生极大的偏差。其后果就堪称严重，甚至不妨说是 造孽！ 　　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人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起着根本的 指导作用。马、恩、列、斯著作中的一些关键概念如果发生误译，那就是天大的 谬误！而这样的谬误，也并非没有。 　　1942年5月，在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发表了影响巨大的《在延 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据说，毛泽东在准备这次讲话时，命周扬等人收集了 一些马、恩、列、斯和鲁迅关于文艺的言论供他参考和引用。在《讲话》中，毛 泽东两处援引了列宁名篇《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的话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一处是在论述“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时，援引了列宁的话“为千千万万的 劳动人民服务”。一处是在强调“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时，援引列宁的话，说 明文艺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列宁的这篇名文，不但曾被毛泽 东在《讲话》中引用，后来也长期被传诵，为无数人所反复引用。但到80年代才 有人指出，列宁的这篇文章，应该译作《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文学”乃 “出版物”之误。这样一来，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人，都犯了引用不当的错误。 　　“公有制”和“私有制”曾长期被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对核心概念而极为频 繁地使用。所谓“公有”，又被理解成“国有”（“官有”）。所谓“公有”与 “私有”的对立，也就成了“国有”与“私有”的对立。是“公有”还是“私 有”，是区别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标准。按照这种理解，股份制就不属于 “公有制”，因而也被视作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到了 80年代，经济学家于光远才指出，“公有制”是对马克思概念的不够确切的翻译， 更准确的译法应该是“社会所有制”。社会所有也是对私人所有的一种扬弃，而 股份制正是社会所有的一种形式，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与社会主义也并不必然 对立。这样，判断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的标准，便发生了很大变化。 “公有制”这样一个不确切的译语，数十年间在人们的思想上引起的混乱之大， 对中国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造成的影响之巨，是很难形容的。 　　所谓“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在中国也长期被当作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概 念。学过“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人，对这个被认为是出自马克思的概念都很熟悉。 它的意思是说，资本主义在早期，有过一个“抢来资本做买卖”的阶段。在这个 阶段，资产阶级是极为残暴的，因此这个阶段也是充满“血和肮脏”的。英国 “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羊吃人”现象，被作为一种典型例证而一再提及。 正是有了这样一个使“成千上万人”转死沟壑的“原始积累”过程，资本主义才 飞速发展起来。也即所谓“原始积累” ， 是资本主义必经的“初级阶段”。从 50年代到90年代，“原始积累”作为一种理论武器，其功用发生过戏剧性的变化。 80年代以前，“原始积累”是批判资本主义时常举的一种罪证，当然也有力地证 明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虚伪。记得1984年前后“清除精神污染”时，就一 再有文章提到资本主义社会是在充分发展后才被上“自由、平等。博爱”的外衣 的，而在早期的“原始积累”阶段，资产阶级为攫取资本，不择手段，无恶不作。 进入90年代，经济“市场”起来后，“原始积累”理论，则被不少人用于为各种 社会丑恶现象辩护。这些人从所谓“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阶段得到启发，认定 中国要搞市场经济，也必须经历一个类似的阶段，这是“历史进步”的必要代价， 也是“历史进步”的必要动力。这样一想，于是政治腐败、经济腐败，甚至假冒 伪劣、坑蒙拐骗、拦路抢劫、杀人越货，以及在金钱驱动下的各种伤天害理的事， 都似乎有了存在的合理性，甚至还有了“正面意义”。对这种论调我虽然极为反 感，但对“原始积累”这种理论根据，却也无法做出理论上的反驳，而且动辄就 会被说成是对历史进行道德化的评判。当我在 1998年第1期的《读书》上读到卞 悟先生的《拒绝“原始积累”》一文时，真有些喜不自禁。卞文开篇不久，即指 出： 　　……当议论起当前的一些腐败现象时，总有人会说：“原始积累时期嘛，免 不了的。”的确，从学界到社会上，“原始积累”是个被弄得比较混乱的概念。 我曾看到一份地方政府刊物夸耀地说当地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一部电视系 列片则把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称之为“人类历史上最高尚的原始积累过程”！在 这里“原始积累”严然成了褒义词。另一部电视系列片在列举了深圳当时的一些 “缺点”，如现代包县工制，拘禁式工棚，对打工妹的性奴役现象等等之后，话 锋一转，大谈起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所谓“羊吃人”现象，说是那 时死了“成千上万”人。言下之意是：我们这点“代价”与之相比就算不了什么！ 紧接着，卞文就指出，马克思从未把“原始积累”视作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 他甚至根本没用过“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这个概念。马克思谈到过斯密所说的“在 （资本主义）之前的积累”，并且明白地说，这种“所谓原始积累”并不是“货 币转化为资本，从资本生出剩余价值，从剩余价值生出更多的资本”这样一种积 累，也即意味着，这种积累出现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以前的尚无所谓“剩余 价值”的时代，所以不是一种“资本主义积累”。后来列宁也是在这种意义上使 用“原始积累”这种说法的。至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这个概念，是由十月革 命后的苏联经济学家提出的，但他们表达的意思，也与马克思相同，即指资本主 义生产关系建立之前的“积累”，并非捐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 　　而从俄国人那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先驱者，自1920年赴俄的瞿秋白始， 便把俄国人创造的这一术语译作“资本主义中‘最初积累’”。于是在斯密与马 克思那里本是“资本主义以前的”即非资本主义性质的种种野蛮行径，便成了 “资本主义中”的东西。延及于今，原为市场经济以前的即非市场经济性质的一 系列恶行，也被理解为市场经济中（至少是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中）的题中应有 之义了！ 　　却原来，中国人对所谓“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理解，完全是由误译导致的 误解。明白这一点，可真让人痛快！ 　　痛快之余，不免又有深深的悲哀。在下一世纪，翻译恐怕仍将是一种十分必 要的工作。希望在下一个世纪里，翻译不再出现关乎世道人心和国计民生的大错。 同时，读者也应该对译作始终保持一份警惕。这不仅因为翻译可能出现技术性错 误，也因为翻译有着不可克服的局限。提醒读者对译作保持警惕，是译者的一种 责任。十来年前，读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汉译本时，前面的几篇序言给我留 下了很深的印象。熊伟先生的短序强调了翻译之难，并且引用了海德格尔的话： “每一篇对我的哲学的陈述必致不幸，直至《存在与时间》本身亦致不幸矣。” 陈嘉映、王庆节先生在译者序中，则在指出这本书被认为“不可翻译”之后，郑 重声明译本不能作为学术研究的主要依据。精读译本，充其量也只能达到对海德 格尔思想的一般了解。如果要将海德格尔作为自己的理论支柱，或者更进一步要 看出海德格尔思想的局限并创造一种超越了这一局限的新理论，那就不但要精通 德文，恐怕还要精通古希腊文 ——译者的这种提醒，真是对读者负责的表现。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1.dyndns.org)(xys888.dyndn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