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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基因安全与否只能听科学家的

　　作者：司马南
　　2014年03月28日环球时报

　　转基因产品究竟安全与否？能回答这一问题的是科学家而非他人。转基因安
全性评估涉高科技，具专业性，赖制度机制。没有必要的知识储备和专门精深的
研究，怕说不到点儿上。虽有发言权，但不能作为决策依据。

　　在需要科学家对转基因产品安全性给予有说服力的明确解释时，中国科学家
却近似集体失声。此前就转基因科普讲过话的一些科学家被骂得狗血喷头，上书
要求加强转基因研究和推广的61名院士被迫匿名。科学家缄默不语，导致公共舆
论生态失衡，各种谣言犹如田野杂草疯狂生长：转基因导致不孕不育、白血病、
肥胖症、高血压、癌症……社会恐惧心理由此蔓延。

　　强调转基因安全性只能由科学家研判并下结论，是因为安全与否首先是事实
判断，而非价值判断。科学事实判定只能依据客观事实本身，而非民意、道德或
天皇老子。

　　科学要发现隐藏在自然中的规律，科学结论应放之四海而皆准，而不能是地
域性的，不能带有文化色彩，更不能与某道德或主义媾和调兑。科学惟在求真，
求真须握证据，证据须符合可重复可检验的法则，故而某科学家的“独特发现”，
在给足相应前提下，必须有其他科学家“共同发现”的印证支持。

　　判定科学证据的法则有某种独特性。人类政治生活中的票决法则、金主法则、
丛林法则等，均不适用于判定科学研究中的事实。冷峻的科学只讲证据不讲其他，
近代被认为较为合乎情理的“数人头的多数人标准”、“大人物的权威标准”、
“诉诸情感的道德标准”等，在科学证据面前同样一文不值。

　　没有比用文化标准、政治标准替代科学标准更愚蠢的了。最有名的例子莫过
于布鲁诺被烧死。苏联摩尔根学派和李森科学派之争，有人错以政治标准替代科
学标准，用政治家偏好取代科学讨论，给苏联生物科学发展带来灾难性影响。有
人以爱国的借口盲目反转，以为道德动机有资格决定科学发现，这是典型混淆不
同性质的问题。

　　转基因安全性评估听科学家的，与转基因科研成果如何推向社会不是同一问
题。从863立项发展转基因，到每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转基因农业，再到推出转
基因重大技术专项，研究上大胆创新与推广上积极慎重并为纲策，虽有质疑但并
无不妥。

　　无疑，公众知情权应得到满足，对主管部门的批评监督也是正当的，但建立
在谣言之上的恐慌激愤之词远离知情权的本质诉求，将科学家、政府主管部门、
监管机构概斥为国外资本帮凶，没有证据支持，也只能姑妄听之。

　　不容忽视的是，公众中基本具备科学素养者比重较低，而科教兴国系既定国
策，绝不可改弦更张，向公众讲清楚转基因科学的道理，清理妖魔化转基因的
“反智反秩”行为，是一项迫在眉睫的政府责任。

(XYS2014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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