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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重提“代笔门”联想到中国公众人物的“狡黠”

　　作者：王以武

　　近日陈丹青接受凤凰网专访，谈到一年多前的方韩之战。从他的语气可以看
出他并不在乎代笔作弊之类的行为。他说，“如果是他父亲代写的，那我连他父
亲一块喜欢”，“你能写出那样的文章么？你能有那么多的粉丝么？”而之前还
有很多公众人物在媒体上表达了相似的意思。

　　在这段对话中，凤凰网的采访人员提出的对立说法是“公众要求获得更多的
知情权”。其实在笔者看来问题的本质并不仅仅在于公众这边“要求得到更多的
知情权”，还在于讲诚信，不对公众撒谎是公众人物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作家代笔而又不肯承认实质上是一种商业欺骗行为，损害的不仅是读者的知
情权，还有自由选择权——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用于销售的书籍也是一种
商品，属文化商品；购买书籍的读者也是消费者，属文化消费者。购买商品的消
费者有权知道所要购买的商品的实际情况，比如生产厂家、生产地、生产日期、
原料、成分等等。同样，购买书籍的读者也有权明悉所购书籍的真实作者。有很
多读者是冲作者的名声或对作者本人的喜爱、信任才来购买他的书，而这些读者
如果事先就知道该书不是作者本人所写则根本不会去花这笔钱。

　　一部分公共知识分子自称是自由主义者，也许在他们看来对公众撒谎也是一
种“自由”，“既然你是傻瓜，你就活该让我骗”，不过这类话他们不敢公开说
出口。但是我要说，这是对自由主义的一种误读。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在追求自身
自由的同时也同样尊重他人的自由，而不守信用、不讲公平的“自由主义”其实
是“自己主义”、“自私主义”。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是仗势欺人（这里的势包
括权势和财势），而有的人则是仗智在欺人，二者欺人的本质并无区别。很多人
都把自由和公平二个概念对立起来，然而笔者并不认同这种看法，撇开宏观的资
源分配等领域不说，就指微观的社会生活中的人际交往或个体活动层面，二者并
非不可兼容，只要在中间加上诚信即可。

　　有的公众人物是以保护个人隐私权为名来对抗公众的知情权。这让我想起多
年前余秋雨起诉他人侵犯自己隐私权的官司败诉，当时一个法官说“中国的公众
人物都不成熟”，他所说的“不成熟”是指中国的公众人物不认同自己的隐私权
是受到限制的，与一般的无名“草根”是有区别的。

　　对于公众人物隐私权的受限，西方社会给出的理由是：公众人物所获得的名
声、地位、财富与公众对其品行的欣赏、信任有很大的关系，比如名人出书的销
量，在媒体上做节目的收视率，他们个人受欢迎的程度等都受此影响，所以公众
就有权知道一些他们私人方面的真实情况。由此可见，在隐私权保护方面，名人
和普通人是有区别的。西方社会在讲自由的同时也讲公平，认为一个人从社会获
得的权益与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必须对等。况且与普通人相比，公众人物还拥有
特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所以应承担比普通人更多的社会责任。而中国的公众人
物是很“狡黠”的，他们一方面从公众那里获得了特殊的权益，另一方面却不愿
承担比普通人更多的社会责任。

(XYS2013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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