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6.dxiong.com)(xys.ebookdiy.com)(xys2.dropin.org)◇◇ 　　饶毅：海归要带头营造好科研环境 　　2012年6月8日文汇报 　　6月2日下午，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做客第54期文汇讲堂，主讲《海 归能推动中国科研改革吗？》，葛兰素史克中国研发部副总裁鲁白受邀出任对话 嘉宾。 　　我在美国工作22年后回国，除了已经强调的归属感外，也因为对中国的远景 有信心。但对近期，我和很多人一样有诸多担忧。作为科学研究者，我担心中国 科学的基础不够坚实。 　　科学需要全体人民都来关心 　　1978年初，我上大学前不久，以郭沫若名义撰写的《科学的春天》、徐迟采 写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先后发表，激励了一代中国人投身科学。30年后 时过境迁，从海外回来感受到国家的巨大进步，也感到全社会对科学的态度有很 大变化。前几天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国科技体制改革，新华社发了消息，但社 会上、即使在科研单位似乎也鲜有反响。 　　当前社会上有几种说法，比如，中国用不着做科学，抄别人专利也能发展； 日本不发展科学，也成世界经济强国；或认为娱乐、服务和金融是中国强大的关 键所在。 　　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天应该重申科学研究与国家和人民的关系。从精神层面 来说，科学研究是现代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强调和培养的创新精神 是国家进步所必需；从应用而言，科学直接关系国家生存、经济发展、人民健康， 所以科学与技术，不仅是科技人员的事业，基础研究，不仅是科学家的爱好，它 们值得中国科学界之外的民众来关心，因为它从来就影响着国家兴亡、民族强盛。 　　科学硬实力是现代大国强盛的基础 　　从历史上来看，现代大国的强盛需要坚实的科学基础。以曾为“日不落帝国” 的英国为例，人口6000万，面积24万平方公里，小于四川省面积，但曾占有全世 界1/4的土地。原因之一，是此前几百年，就有以牛顿为代表的科学家，有剑桥 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使得英国科学曾在全世界遥遥领先。 　　再看现代新产业生物技术在美国如何诞生，这与我1980年代就读的旧金山加 州大学有关。1973年，旧金山加州大学从事基础研究的生物化学家Herb Boyer， 与斯坦福大学的微生物学家Stanley Cohen合作，发明了“重组DNA”技术，不仅 推动了生命科学的研究，也获得广泛应用。1980年他们获专利，该专利成为世界 上获利最多的生物医学专利。1976年，40岁的生物化学家Boyer与29岁的风险投 资家Swanson商谈几小时后，决定在旧金山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基因技术公司。 而后，以教授为首的公司纷纷在旧金山湾区以及波士顿地区建立，这些教授在产 业、创新上领航发力，奠定了一个新的现代产业。 　　以基因工程为代表的现代生物技术，影响了多个行业，如医疗诊断、农牧业， 也改造了制药行业，20个销售量最大的药物中，8个是与生物技术相关的新药， 而非传统药物。 　　所以，原创性的科学研究导致技术创新、导致经济发展，导致国家强大，这 是现代大国崛起的必然规律。 　　所谓日本科学不好而经济发展很好，这是误解。日本科学不如美国，但比中 国好多了，日本1949年获得首个诺贝尔奖，迄今已获奖约20位，中国还是零；生 物医药研究方面，我们不如日本1980年代的世界地位，那时日本已有几个诺贝尔 奖级的工作；日本有年销售近160亿美元的武田公司，而中国全球大药厂数量为 零，这正是因为日本生物医学研究优于中国。与美国比起来，日本技术创新还不 够多，有些领域还受制于美国，不能完全掌握产业的发展，所以它也无法靠调节 金融来影响世界。调节金融的基础是国家有硬实力，没有硬实力不能主导软实力。 　　健康、生存条件的改善离不开科研 　　我们固然要发展服务、金融、娱乐业，但是，老龄化带来的健康、医疗和生 活质量问题，人口剧增带来的能源、资源问题，中国后30年可持续发展需要的原 创技术，没有科学研究做支撑，无法顺利解决。 　　1840年代，中国的GDP高居世界前列，甲午海战时中国从国外购买的军舰吨 位是亚洲最多的，却还是败给了日本；近一百年间，从上海的外滩、北京大学最 漂亮的燕园部分建筑，到很多人引以为豪的奥运会鸟巢，这些“中国建筑”都是 花钱请外国的设计师来设计的，中国的农民工修建；高铁成了中国高科技建设的 成果，但其核心技术并未为我所有；有些信息企业的发展是在中国政府特殊的保 护政策下获得；迄今为止，我国绝大部分药是西方发明的。但是，像肝炎，西方 发病率低，因此并非研发重点，而中国高发有近亿患者，因为无法依赖进口，我 们迄今仍缺乏有效的肝炎治疗药；国人主要食物之一大豆80%依赖进口，而美国 农作物生产过剩，如果美国人为我们提供廉价水稻来垄断全球粮食，我们是否有 对策？因此，能否保证中国食品安全，也必需依赖科学技术。 　　国家和人民对科学有需求，我们中国科学界能应接这样的挑战吗？ 　　中国科学水平还有很大改善空间 　　我对中国科学远景很乐观，但对现状很担忧。一般来说，中国的自然科学学 科已经脱贫。但不争的事实是——重大的科学工作少，原创性科学研究对产业和 经济影响小。在科学基础薄弱时，中国的技术发展绝大部分依赖国外技术，中国 科学界培养了一批人，其中部分参与产业，跟踪国外的科学技术发明，同时微调 某些工艺作为创新。 　　所以，孙中山先生“同志仍需努力”对我们今天的科学界仍然合适。 　　中国科学研究水平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我们目前的水平不仅低于世界的先 进水平，也低于中国的历史记录，低于国家科研经费的增长，低于人民对科学的 需求。 　　美国科学家的比喻：面包与面包屑 　　1883年，美国科学家罗兰在美国《科学》杂志上撰文，有几句话非常刺激。 他说，“我时常被问及，科学与应用科学究竟何者对世界更重要，为了应用科学， 科学本身必须存在，如停止科学的进步，只留意其应用，我们很快就会退化成中 国人那样，多少代人以来他们都没有什么进步，因为他们只满足于应用，却从未 追问过原理，这些原理就构成了纯科学。中国人知道火药应用已经若干世纪，如 果正确探索其原理，就会在获得众多应用的同时发展出化学，甚至物理学。因为 没有寻根问底，中国人已远远落后于世界的进步。我们现在只将这个所有民族中 最古老、人口最多的民族当成野蛮人。当其他国家在竞赛中领先时，我们国家 （美国）能满足于袖手旁观吗？难道我们总是匍匐在尘土中去捡富人餐桌上掉下 的面包屑，并因为有更多的面包屑而认为自己比他人更富裕吗？不要忘记，面包 是所有面包屑的来源。” 　　中国科学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大 　　中国科学与世界先进水平有多大差距？就生命科学领域而言，相对水平低于 美国1910年水准。那年，摩尔根发表了对果蝇白眼突变分析的论文，遗传学的重 要部分在美国被奠定，我们迄今没有这样的成果。 　　人均GDP为世界第一的瑞士，国家很小，却重视科学，有21位自然科学的诺 奖获得者。在生命科学领域，瑞士有较多企业入围世界医药前十强，大药厂 Novartis（诺华）年销售500亿美元，年利润100多亿美元，而年研发经费是80亿 美元——这个数字可能超过全中国对生物医药研发和生命科学研究的资助。 　　最近媒体报道，说中国科学论文发表量是世界第二。英国《自然》杂志为了 赚钱，近年出版《Nature Communication》，前几年另一国外出版社出版了 《Plos One》，这些以版面费牟利的杂志，大量收到中国的投稿，它们不代表中 国科学的水平有所提高，仅是低水平论文数量增加而已。 　　以量取胜会沦为仅做“辅助工作” 　　当代中国科学研究与近代的辉煌期相比有距离。中国数学的高峰可能是西南 联大同时拥有陈省身和华罗庚的年代；应用方面的高峰，1960年代有两弹一星， 1970年代，有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屠呦呦的青蒿素和张亭栋的砒霜治疗白血病， 都优于现在。 　　与国家投入的经费增长相比，我们也有距离。过去几年，中国科研经费以每 年20%的速度在增加，两倍于GDP增速。有部分实验室，不少硬件已经超过国外， 有些单位竟然以买断国外某种仪器而成为国际突出。经费增加后，成果数量确实 增加了，但质量的增加非常有限。在科学领域，数量第二、数量第一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质量。数量和质量之间的比差越大，问题就越大。数量提高以后质量 提高，其间有个过渡，不是不可以，只是不能以数量为目标。科学和技术的本质 中，质量和高度特别重要。从科学来讲，质量最好的人功劳最大，其他人只是辅 助者；从应用专利而言，首先获得发明和专利的人最能赢利，其他人的改进和应 用只是得小钱。所以在科学技术方面，数量常为质量“打工”。 　　中国今天科学研究的水平也低于国家和人民的需求。在应用方面，我们希望 科学研究能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改善人类健康，并从目前大量的加工、拷贝、 山寨、盗版的初级阶段，走向自主创新，从而对得起纳税人提出的合理要求。 　　所以从以上四方面看，中国科学、中国科学界整体仍面临挑战。 　　中国现行科研体制可以改革 　　中国的科学研究要良性发展，体制、人才和经费是三要素。人才，过去几十 年大量培养；经费，近年大量增加；体制则亟需改革。 　　1949年至今体制在不断变化 　　纵观中国现行科研体制，由于历史原因，某阶段内有过设计，但总体并未完 整规划。中国现行的科学体制，从1928年的中央研究院、1929年的北平研究院开 始，那时除数学外，大学科研不够系统、不成规模。1949年，中国科学院成立， 将中研院南京和上海的研究所，北平研究院的研究所和部分私立研究所重组，中 国科学有了相当规模。中国科学院在成立的前十几年是任务带科学，针对某项国 家需求成立相应的研究所。人才和结构由当时国家急需的应用目标所确定。到 1970年代，周恩来总理已想过如何改变，不过那时没有机遇。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从中国科学院分出的一个机构成长为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大学的科学研究不断增长。1985年，国家发布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 决定。1990年代后，国家推出了各种计划，特别是1997年科学院的知识创新体系 和1998年的高校建985世界一流大学，这些对中国科学体制改革都有很大的触动。 　　延迟了7年的科改讨论今年启动 　　2005年有一批刊物、一批人准备好了文章，以纪念科技体制改革20周年并讨 论如何推动中国下一步科技体制改革。因为我、鲁白、邹承鲁于2004年11月在 《自然》增刊发表了有关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文章，有关部委通过关系禁止全国 的刊物讨论科技体制，上版的文章被撤下。而近年很不一样，国家希望推动改革 科技体制。施一公和我于2010年在《科学》杂志发表的英文文章，几天之内国家 领导就批示六个主要部委，要求它们提出改革的应对。经过多方面准备，今年国 家正式提出要改革科技体制，因此，延迟了7年的科技体制改革，有望有较大推 进。 　　对于中国科学界而言，我相信，在四个层面——国家的宏观决策、不同部门 之间的分工、单位的管理和科研效率等都可进一步改善。其中部分重要问题，可 以通过体制改革作出较大调整。如果我们能够集思广益，理性地讨论和设计，逐 渐在多个层面、多个领域进行渐进式的改革，我相信会有成果。我认为科技体制 改革，相对独立于其他领域，关键在于我们多大程度愿意改革自己所在的体制。 　　北生所八年实践是成功范例 　　这里举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NIBS）的成功例子。 　　在中组部、科技部、北京市支持下，国家为探讨科技体制改革，于2004年建 立了北生所，所长是留美著名生物化学家王晓东，他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成为美 国科学院院士的大陆华人科学家。该所改革了体制，探讨了在中国可行的录用、 支持、评审机制，8年实践中在论文发表、科学发现、应用、人才培养、国际同 行认可上都有突出表现，成为中国最优秀的生命科学研究机构。 　　美国资助竞争性最强的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今年宣布资助美国以外的 科学家，每人获几十万美元。全球共27位获得资助，中国有7位，4位在北京生命 科学研究所。以经费投票是比口头赞誉更实在的评价，一个研究所获助超过中国 生命科学半壁江山，是对北生所很大的肯定。 　　北生所的科研经费在2004年是1亿元，当时是突出的。2012年其他研究性质 相同、相当规模的研究所（如科学院遗传发育所、生物物理所）经费已是3亿到4 亿，约为北生所的3倍左右，但其产出与北生所有相当距离，最重要的原因是没 有北生所的体制，经费通过原体制和机制分配，即使钱很多，效率也低，这是活 生生的对比。 　　今天，对国家来说，北生所是一个价廉物美、切实可行、实践了8年的中国 本土的改革成果。2007年，中组部、科技部、北京市在北生所蹲点考察后准备向 科研界推广，促进全国的科学体制改革。但征求其他单位意见时，遇到很多阻力 和负面评价。明明很好的体制和成果，为什么会有争议？一种是害怕新体制会排 斥其他体系；一种是中国式妒忌，一些人认为自己曾在中国国情中“滚过爬过”， 北生所为何免灾？还有是南郭先生心态，怕新体制下显出其原形。 　　国家当然会继续支持北生所，但因为很多人不实事求是的反对，改革得不到 推广，其他机构就无法受益于好体制。 　　所以我希望科学界知情人在不同场合讨论改革，支持改革，实施改革，而不 是描黑、反对和阻碍自己明知是好的体制改革。 　　海归应该积极成为改革主力军 　　我从1995年开始参与一些国内工作，见证或参与了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 所、中国科学院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等。2007年9月我 回国任职北大生命科学院，做了一些体制机制的改革，对此我另有文章总结过。 　　多年来，海外留学人员对中国的科学有过很多的作用。今天，海归在中国科 学体系里基本已占主导地位。因此，有些存在的问题其实并非国家的失误，而是 我们海归的实践所致。 　　相比较而言，我们“文革”后大学生的海归们要向“文革”前大学生留学归 来者学习，他们回国后个人待遇一度很差，据悉科技部前部长徐冠华从瑞典回国， 四口之家在北京只有11平方米的住所。但他们做了大量工作，并且做人处事相当 有自尊。 　　“文革”后的大学生回国后质量参差不齐，包括带来不少负面形象，以至我 们要以行动扭转海归在中国科学界的负面形象。无论海归、非海归，都应该继承 中国优秀先贤的德性——坚持原则，为人正派。我们回国要适应该适应的，但如 果与不良习俗合流，对不起国家对海归的引进。所以海归们更应该成为良性力量， 助推改革。 　　不能因意见不一致就不作为 　　无论在什么岗位，我们都可以推动改革。行政力量固然推动幅度更大，即使 单个海归学者在自己领导的研究组、所教的课程上也可以推动改革，也能通过支 持其他人的实践而影响改革。有一种现象很普遍，但需要纠正。科技教育界95% 的人都说支持改革，怎么改革？很多人想法不一。还有90%的人，一听说具体某 人、某项目要改革，就开始说风凉话设置一些软性阻力。结果是，人人高喊改革， 但很少人改革，而且不会因为不改革而受罚。因为不改革可以成为既得利益者， 比如课题申请到国家项目时，费用平分，还会获得鼓掌，但没为国家发展带来益 处。 　　我这5年的体会是，其实在任何层面，包括院系的改革都是能做的。无论是 国家，还是北大的行政体系，对改革坚定支持。常常是基层的科研、教学人员不 愿意再跨一步，有一劳永逸的倾向；在科研相关的研究型大学，教育需要改革， 并非教育部不准做。我咨询了多个政策，学校批准即可实施，但院系负责人、老 师不愿意尝试，或害怕造成矛盾，或怕工作加压，或怕承担责任，等等。 　　另外，还要敢于做没有共识的改革。我在北大做教学改革时，每个老师有不 同看法，这很正常。应择其部分予以推动，而非意见不一致便不作为。 　　许多海归回来后处于制度设计者的角色，千万不要设计漏洞为自己谋利，或 者自己不执行，这都是假改革，最后可能还不如不改革。 　　海归要坚持原则、扎实工作 　　我认为，海归对中国科学的作用有两个关键点，一是在国内环境中，为人要 坚持原则，二是在自己的科研领域，工作要扎实。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就可 造就中国的良性科学环境，即使近50年中国科学难以全面超过世界水平，但近30 年之内，必定会出现在应用和基础方面有重大意义的科学研究成果。某种程度而 言，要通过自己的工作，影响中国社会环境的变化，科技教育界应该走在前头。 　　我相信几十年后，中国科学界的人会笑话今天我和鲁白的一些言论，说你们 这也是改革？那是常识——为人自尊一点，做事扎实一点。 　　罗兰曾说，“为了我们自己的幸福，为了国家的富强，为了全世界的利益， 我们应该形成一套能够真正衡量人或事的价值和地位的评价体系，把头脑中所有 高尚和高贵的思想放在前面，把所有对科学发展重要的东西放在前面，这是我们 义不容辞的责任。”我相信这句话也适用于一百多年以后今天的中国科学界，可 以把他说的“评价体系”改为“科学体制”。 　　科学对未来中国一百年很重要 　　对于很多家长和年轻学生，对于很多要离开科学技术和工程的人，我想引用 美国总统奥巴马回应Barbara Walters的问话，奥巴马说，最好的工作是在科学 和工程界。 　　不仅一百年前美国的科学家呼吁重视科学，今天的美国总统也重视科学。在 中国青年纷纷要投入金融、娱乐、服务业的时代，应该清晰地阐明，科学不仅对 于一百年来的美国很重要，对至少未来一百年的中国肯定也很重要。海归、非海 归的科学家，特别是影响中国科学界的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大家应当联合起来， 努力营造良好的科学环境，培养优秀的本土人才，支持他们的工作，一起做出美 丽的科学。 (XYS20120618) ◇◇新语丝(www.xys.org)(xys6.dxiong.com)(xys.ebookdiy.com)(xys2.dropin.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