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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何以成了贬义词？

　　作者：赵灵敏
　　环球网

　　首先，很多公知喜欢跨界发言，却因为知识储备不足，导致言论要么漏洞百
出让人生疑，要么千篇一律惹人厌烦。法学家谈论教育问题，政治学者评论经济，
而经济学者似乎无所不知，这是目前公知界的普遍现象。而且似乎唯有如此，才
能显示出一个人对社会的关怀和担当。于是，有公知为显示其民主素养，倡导通
过在钓鱼岛实行全民公决来解决其归属问题，而不知道那里根本无人居住；有时
常将民主自由挂在嘴边的公知，误认为《通往奴役之路》的作者是哈维尔，在别
人提醒后则坦言分不清哈耶克和哈维尔。

　　正因为知识储备不足，无力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解剖，公知擅长将复杂的问题
简单化，无论是垃圾处理还是公共工程腐败，无论是高铁还是神九飞船，任何事
情到了他们笔下，都要遵循这样的套路：先引用柏拉图、托克维尔等先贤的民主
理论，然后指出中国的任何问题都是制度问题或体制问题，只要推行民主就可以
迎刃而解。至于什么是制度体制问题、民主又该如何推进等，则永远语焉不详。

　　其次，对事实不感兴趣，不讨论具体问题，而是永远站在道德制高点，立场
极端，非此即彼。公知的一个基本 修养 ，就是对于中国发生的任何事，只要和
政府有关，都要在第一时间站出来做反对状，言辞越激烈越好；左派公知不允许
别人讲任何中国的坏话，或讲西方民主国家的任何好话，否则就是不爱国，有汉
奸或西方势力代言人之嫌；右派公知则认为中国目前一团黑暗，现行制度已经穷
途末路，任何替它说好话或辩解的人，都难逃五毛之嫌。

　　推而广之，因为美国、印度等是民主国家，所以它们的缺点也是优点，生活
在这样的国家里，那是做鬼也风流。如果你提及印度基础设施差，他会和你讲 
民主国家不能随便拆迁 ；如果你讲美国枪支泛滥，他会提醒你拥有枪支是为了 
反抗暴政 ；同理，你也不能说任何他们眼里不民主国家的好话，否则也一定是
别有用心。笔者在媒体工作时，曾经现场报道过2011年的新加坡大选并说过一些
好话，文章发表后就被一些公知认定是在 替中国的专制制度辩护 。笔者想了半
天才搞清楚这其中的思维模式：新加坡在他们看来是不民主的，而中国一直在向
新加坡学习，所以说新加坡的好话就等于在夸中国。做这种判断的人，可以完全
不了解新加坡，但一样可以义正词严，言之凿凿。

　　第三，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很多公知言必称民主自由，对民主自由的
渴望似乎比任何人都强烈，但在日常生活中却从不加以实践，对比自己地位低的
人缺乏基本的尊重；遇到不同的意见不能做到心平气和的讨论，而是抢占道德制
高点，给对方贴上各种不名誉的标签，进行人格谋杀。

　　从根本上讲，民主自由不仅是一些高尚的理念和词藻，更重要的是要落实为
日常的生活方式。如果只是把民主自由当作批评别人的工具和获取关注的手段，
这和那种把爱国当成一门生意的行径又有多少不同呢？而且，制度的恶不能够豁
免个人的责任，如果每个人都指望别人去实践那些美好的理念的话，那些理念恐
怕永远不可能成为现实。

　　第四，今年以来发生的方韩大战和约打架事件，则成了压垮公知声誉的最后
几根稻草。方舟子质疑韩寒的诚信，一些公知或出于私谊，或声称韩寒过去有贡
献所以拥有不受任何质疑的特权，还有人收集了海内外一百多个学者的签名，要
求彻查方舟子妻子的诚信，以达到围魏救赵之功效。约打架事件和当事公知的洋
洋自得，则表明这些人突破了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底线，完全失去了作为知识分子
应用的理性精神。这两件事，细细思量起来实在让人绝望：不讲是非，党同伐异，
严于律人宽以待己，用暴力手段对付异己，凡此种种，不正是公知批评了多年的
执政集团的思维吗？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实质上是一种人格，这样的现实着实让人
心情沉重。

　　当然，公知的污名化，实质上也是一种更新换代的必然。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过往那种立场先行、没有知识，只会批评泄愤的老一代公知，已经完成了历史使
命。毕竟，单纯的揭露和批判能激发义愤，却并不足以安慰人心。无力改变国籍
的大多数中国人，需要营养更为丰富全面的心灵鸡汤；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化，
也对公知的专业底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具备这些能力的新一代公知，不是太
多，而是太少。

(XYS2012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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