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5.dxiong.com)(www.xinyusi.info)(xys2.dropin.org)◇◇   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海燕“假书”再确认并对其诸多谎言的驳斥   作者:姜广辉   一 对张海燕“假书”再确认   近日在《新语丝》网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张海燕针对我们对其假书《传 统与人文》的揭露,作了“公开回复”,但只是作了“回复”,并未“公开”其 假书的真相。假书就是假书,假书不能说成真书。试问学术界的朋友,谁见过哪 个书店卖过张海晏《传统与人文》这本书,哪个图书馆收藏过张海晏《传统与人 文》这本书?如果大家都说“没有”,这部书“真”在哪里?然而该书版权页上 却赫然写着印数3000册,这3000册都在哪里?这不是存心欺人骗人吗?自己的书 到底印了多少册,难道张海燕自己不知道?按照学术界的惯例,自己出版了一部 学术著作,通常会赠给学术界的朋友请其批评指正,那又有几人收到他的赠书呢? 他没有那样做,因为那样做别人就会发现他的破绽。大家去看一下历史所几年以 来一直保持的张海燕的个人主页: (http://ich.cass.cn/UserInfo.asp?UserID=57),简介中只提了发表论文、 译文的篇数和出版的译著,却只字不提他还出版过一部专著,而只把这部著作混 迹在“成果一览”里的论文中,这不是刻意所为、怕人寻着蛛丝马迹查他的假书 吗?张海燕作伪的虚怯心理不是一览无遗吗!   张海燕《回复》援引“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书刊注册组工作人员告知”的 话:“在香港图书出版后,有书刊注册的规定,也有‘毋须注册的书刊’”。我 们姑且相信张海燕真的联系了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书刊注册组工作人员,但是 香港书刊注册组工作人员如果介绍香港法例中的《书刊注册条例》,那一定要说 明哪类书刊是“毋须注册的书刊”。张海燕于后面的话不说,显然又在欺骗大陆 不熟悉香港《书刊注册条例》的人们。   好在现在互联网发达,在“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的网站 上大家很容易就可以看到《书刊注册条例》的相关规定, (http://www.hkpl.gov.hk/sc_chi/books_reg/books_reg_bro/books_reg_bro. html)所列“无须注册的书刊”简明扼要:“1. 每星期出版不少于4次的报章。2. 并非提供予公众人士的书刊。3. 内容纯粹是价目表、销售目录、商业通讯或商 业广告的刊物。”那么,张海燕的假书应该不在其列吧?他自认属于“毋须注册 的书刊”显然没有任何法例依据,但却明白地告诉了我们,他承认了自己的那本 书没有在香港经过依法注册。一本假书当然无须在香港注册,也无法注册。而即 使是真书,若不注册,也属于非法出版物,要受到香港相关法律处罚的。我们已 经提到过,香港《书刊注册条例》规定:任何新书刊的出版人,须于该书刊在香 港出版、印刷、制作或以其他方式制成后1个月内,将该书刊5本连同附属该书刊 的所有地图、图片或其他刻印,免费送交书刊注册组登记。任何人违反《书刊注 册条例》,即属犯罪,一经定罪,可处罚款$2,000。   张海燕又把责任推给了一个只存在两年的中国三贤出版社(香港)有限公司, 说他交付出版费用及书稿后,其余事项由出版社负责。言下之意,我送出去的是 真书稿,该公司在版权页上所写的不实信息,以及不在香港注册等等都是他们的 责任。这就是张海燕式的狡辩了。你自己的书究竟印了多少册你自己不知道?你 自己的书没有印刷商和印刷厂的名称和地址你自己也不知道?你自己的书没有发 行者你自己不知道?还有,《传统与人文》封面与版权页的书名都对不上,这也 是出版社的疏忽吗?这些破绽,明眼人一看便知!而这些虚假信息和信息不全, 无论在香港和内地都属于违法行为。这样一部以复印纸为质地的隐匿印刷者的 “书”,怎么印出来的都是令人生疑的事情。历史所领导和院人事教育局领导却 愿意相信,我认为无论历史所领导和院人事教育局领导,就此而言,那都是太容 易上当受骗而不够格的!   张海燕又把书中“错讹过多”,归咎于该公司“出版前未让本人审校”。正 式出过书的人都知道,任何负责任的出版社都是要求作者校对的,而且出版社也 配备专人校对,这就是所谓“几审几校制度”。即使“出版前未让本人审校”, 作者也有权要求校对,只有那样才不会闹出把韩愈封为“弄部侍郎”等一系列大 笑话。遗憾的是,这样的笑话竟出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研究员之手!而历 史所领导和院人事教育局一起出面说张海燕“并无学术不端行为”,包庇黑污, 自己也被染黑,真是不智之举。   张海燕又祭起“社科院历史所进行了调查与取证”的大旗,来作为其“造假 书”的保护伞。其实,所谓的“社科院历史所进行了调查与取证”,不过只是历 史所党委书记刘荣军一个人用历史所党委会的名义对张本人的包庇行为。刘荣军 同志作为一名退伍军人,对学术一窍不通,却在处理此事上避开了所长和主管副 所长,也不就处理过程和程序召开所学术委员会或党委会,竟用历史所党委会的 名义,向院里为张海燕打了包票,说张海燕“并无学术不端行为”。张海燕在这 里强调“社科院历史所进行了调查与取证”,无非是要把自己的欺骗行为同历史 所领导刘荣军更紧地捆绑到一起。至于“社科院历史所进行了调查与取证”云云, 我相信不会比张海燕在这封“公开回复”中所提供的苍白证据更多。   张海燕说我曾讲过:“没有那本书(指《传统与人文》),你也能评上研究 员。”这是故意歪曲我的意思。社科院评职称比较看重资历,以张海燕的资历而 言,即使没有那本书,当然也是可能评上研究员的。那一年正好我在台湾华梵大 学做一年访问学者,张写信告诉我他要参评研究员,我表示支持。但张自己没有 信心,要造一部假书来确保他能评上研究员。当年评职称时间是11月份,张海燕 在很短时间内赶制出一部假书(版权页注明2005年10月)。其实够不够研究员水 平是一回事,用假书骗取研究员是另一回事。一个盗墓贼的专业知识有可能会超 过大学考古学教授,但任何大学不会聘请盗墓贼去当考古学教授。学术界应该是 一个讲求学术良知的地方,即使你达到了学术大师的水平,你若是学术造假,也 还是要被揭露,要受到惩罚的!这不是什么人“别有用意”,而是理所当然,否 则就太无“天理”了!   我们一直期待张海燕对其书的出版真相做一个说明,还不错,他给了一个说 明。但他的说明,只是更加说明他的所谓专著《传统与人文》是一部到现在还未 见天日的假书!      以上是对张海燕“假书”的再确认。我们希望张海燕将其所谓专著《传统与 人文》主动提交若干册给历史所学术委员会,呼吁历史所领导启动调查程序,召 开学术委员会,由专家学者对此书作出学术鉴定,给学术界一个交代,而不是由 刘荣军这种虽居高位而不懂学术的人来“钦定”。历史所新一年的职称评定又将 开始,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不解决,如何去让张海燕这种欺世盗名的学术委员和 职称评审委员去评审别人!“学术者,天下之公器。”如果历史所领导和学术委 员会愿意邀请本人到会指证,本人愿意专程从长沙到北京参加会议。   二 对张海燕诸多谎言的驳斥   张海燕的《公开回复》在继续欺骗社科院、历史所和学术界的同时,话锋一 转,转到了对我个人的无中生有的人身攻击。对这一点,在我准备揭露他之前, 就做好了思想准备。因为他早就说过“大家一起抡大棒”嘛!   他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要转移视线。我本可不予理会。但这里除了“无中生 有”的造谣外,还有蓄意的挑拨离间,所以我这里有必要作些澄清。同时通过澄 清也使大家来看清张海燕其人的阴暗心理。   一、张海燕说:“姜在担任国际儒学联合会秘书长期间,他作为法人代表签 字将儒联近千万元人民币借给某商人,多年无法追回。他因此被免职。这事在北 京学术圈内早就不是什么新闻。当年,听了他挪用巨额公款的事,我自己一连几 宿都没睡好觉,并打电话询问与责备他,开始与他疏远。”   张把“在北京学术圈内早就不是什么新闻”的新闻又拿出说一通。感谢他为 我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向学术同仁解释的机会。我虽然担任国际儒学联合会秘书长 (当时还不是法人代表),但并没有那样大的权力将儒联近千万元人民币借出, 在当时,不要说“千万元”,即使只有千百元的支出也要由常务副会长宫达非同 志签字的。借出的700万元(不是近千万元)是由常务副会宫达非批示(儒联现 存有批示文件),由我经办的。当时儒联只有一千万元人民币基金,没有任何活 动经费,银行利息一年只有2%,,而借出的利息要高得多。儒联是靠这笔钱维持 运行的。后宫达非同志去世,新常务副会长坚持要追回原款。而该公司一时资金 周转不灵,后几经磨难还是将原款还回。而在此之前,因宫达非同志已经去世, 我做为秘书长和法人代表承担了全部责任,递上辞呈,辞去了秘书长职务。事实 上,儒联收到还款后,因无活动经费,由新任常务副会长批准、新任秘书长经办, 将钱又借给了天津某公司,从中收取高利息,同前任常务副会长、秘书长如出一 辙。我想,在这里我还不配戴上“挪用巨额公款”的桂冠。至于张海燕说“自己 一连几宿都没睡好觉,并打电话询问与责备他,开始与他疏远。”显然是文学创 作的移花接木。事实上,在那段时间,我到所里上班,中午休息,躺在椅子上酣 然大睡,张海燕说我“你心真大”,至于有人曾打电话出于关心询问我(并无任 何人打电话责备过我)那是别人,不是张海燕。张海燕想在这里扮演一个正义之 士的角色,但他选错了地方。编这样的故事只能蒙骗那些不知情的人。   二、张海燕说:“姜是以同等学历的身份考取78级研究生的,没受过高等教 育。室主任黄先生不辞辛苦,帮他修改论文,一改就是10年。可是在黄先生退休 后,他对黄先生颇不友善,还下套巧取本来分配给黄先生的住房。那是社科院最 后一次福利分房,黄先生因为资历深工龄长,分到农光里的一处新房,姜则落空。 但他却忽悠黄先生说,黄先生分到的那套新房如何不好,不如不要。黄先生信以 为真,退了新房。这套房遂在所里重新分配,正轮到了姜。黄先生后来发现上当, 与一位老邻居老同事换房,才又搬到原来新分住房所在的那座楼,只是朝向和格 局均差。   黄先生生前多次同我们讲:‘姜不让我要那房,可他却要了。’ 后来,黄 先生去世后一段时间,本室某同事打电话告诉我他的重大发现:姜当年骗了黄老 师的房子。我感到震惊的同时,也觉得此人有打探他人隐私的“考古癖”,不足 为训。不过,此事后来在所里有关人员那里又得到了印证。黄先生晚年贫病交加、 妻离子散,姜对他如此无情无义,我感到不满。”   我是“以同等学历的身份考取78级研究生的,没受过高等教育”,室主任黄 先生不辞辛苦,帮我修改论文,一改就是10年。这是事实,我当着任何人都这样 说。我从不以未受过所谓“高等教育”就觉得低人一等。饶宗颐先生说他的学术 成就得益于他没有受过大学那种分科教育,我也这样看待我自己。提到研究室同 仁互相改稿,本是侯外庐学派的一个良好的学术传统,黄宣民曾说过当年张岂之、 李学勤、林英诸位先生就经常帮助他改稿,后来我也继承了这个传统,帮助室里 同志,也包括给张海燕本人改稿,一改可不只是十年!而且尽管我手头工作再忙, 都会把改稿之事排在前面,尽快地将意见告诉作者本人。我也在许多场合讲过, 我的成长与在侯外庐学派集体中,特别是与黄宣民同志的帮助有直接的关系。所 以当黄宣民同志去世时我特别撰写长文纪念他,并发表在《中国哲学》第二十三 辑的首篇。   至于说我“对黄先生颇不友善”,在分房问题上“下套”云云,那不仅是 “天方夜谈”,而且是张海燕本人心理极其阴暗的杜撰。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是, 那次所里分房是靠许多项目“打分”的。我打的分比较高,分到一套93平米的房, 房型并不好,也没有达到研究员应有的110平米标准(以致张海燕说去我家,还 把我从地铺上叫起来,我在北京常年一直睡在地铺上)。我对房型虽然不满意, 但此房毕竟较原住房在面积上有所改善。至于黄宣民先生那次没有分到房而换房 过来,是因为他当时在皂君庙的住房面积已经超出这里的93平米的房间。不可能 再参加农光里的分房,而只能在个人之间以大换小。所以,我的分房与黄先生的 换房,根本是两件完全挨不上边、扯不到一起的事。所谓“下套”云云,不是 “天方夜谈”似的杜撰又是什么呢?   张海燕曾因为连续两次外语职称考试没通过而没有评上副研究员职称,却归 咎于他的老师黄宣民不积极推荐,用红笔给黄宣民先生写了一封“绝交信”,引 起黄宣民先生的终身不快,这件事黄宣民的朋友和学生几乎无人不知。张海燕这 样一个欺师之人,却来中伤我和黄宣民的师友关系,有谁会相信呢!    三、张又说:“姜当年曾用笔名写批评文章,攻击自己的某位同学、同事兼 同志。若干年后又到处散布说,那篇文章是清华的彭某人写的,企图嫁祸于人。”   张海燕所说的“某位”,是指历史所原所长陈祖武,他的确是我的“同学、 同事兼同志”,他点校整理了一部《仪礼通论》,日本学者桥本秀美曾著文指出 其书错误甚多。陈把责任全都推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辑李树琦(李也是我们 的同学)身上,李树琦感受到很大压力,拿其书找我来评判。我读其书发现许多 错误是作者本人的理解性错误,并不是编辑技术性的错误,因此我站出来打抱不 平,以“郑学锋”(取“正学风”的谐音)为笔名在《中华读书报》分析其书错 误性质。陈祖武虽然是我的“同学、同事兼同志”,我也并不会因此袒护他的学 术粗糙行为。此后,我在同事和朋友圈里从不忌讳说此文是我写的(否则张海燕 如何知道是我写的)。有一次我在台湾碰到彭林教授,彭说有人怀疑那篇文章是 他写的(因为彭是仪礼学大专家,别人作此怀疑,本属正常,但那并不是我散布 的)。我回到北京在室里转述了彭林的话。张海燕居然说我“若干年后又到处散 布说,那篇文章是清华的彭某人写的,企图嫁祸于人。”又是信口雌黄,挑拨离 间!学术圈的人并不多,且彼此经常见面,有谁曾亲口听到我这样散布过?张海 燕拉出那部已经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宣布为“废书”的书来为自己以“假书” 评职称的学术不端行为正名,这有用吗?   四、张说:我身边的师友知道我性情刚烈,多人多次嘱咐我不要惹他、防着 点,可最后还是防不胜防。近年,姜为了使其学生超越本室的其他青年学者而先 一步评上副高职称,早已调离社科院的他,通过室里某人诱使所里个别职称评委 在评审会上例举竞争对手的著作中所谓“硬伤”,结果如愿以偿。事后他又与被 伤害者联系,电话告诉她:他打听出来了,是张海燕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而 叫该评委如此而为的。得知此事,我当即在寒夜骑车赶到他家,把他从地铺上叫 起,与之对质。他笑而不答,后又威胁说,他整起人来可狠了。他信中所谓“抡 大棒”之说,实缘于此。   “性格刚烈”?!张海燕太会美化自己了。“刚烈”的前提是要有一股凛然 正义之气。张海燕有吗?我们只看到他在领导面前低眉顺眼,阿谀奉迎,而对师 友或挑拨离间,或动辄动粗。这叫“性格刚烈”吗?张海燕说我“通过室里某人 诱使所里个别职称评委在评审会上例举竞争对手的著作中所谓‘硬伤’”,这又 是张海燕造谣中伤、挑拨离间,说这种话是不能靠想象的,是要有证据、证人的! 他说的“所里个别职称评委”是指王育成研究员。我在这里可以说,王育成在评 委会上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与我既没有直接关系,也没有丝毫的间接关系。   还说什么“某人诱使”,“诱使”是什么意思,拿什么“诱使”,真是好笑, 还能编得更离谱吗?现在所有的当事人都在,这件事是可以在任何时候诉诸公庭 对质的,是不容张海燕信口雌黄的。室里“其他青年学者”都是我的学生辈,都 是我所重视和扶持的对象,也包括那位“青年学者”。那位“青年学者”事后曾 打电话问我是不是我要王育成在会上那样说的。当时我听了觉得很诧异和荒唐, 问她是不是张海燕同她这样说的,她不肯讲。我批评她不该打电话责问王育成, 指出评委说什么,那是他的权利,你以后还有解释的机会。并问她怎么知道王育 成的电话的,她说张海燕告诉她的。后来再问张海燕谁告诉她的电话,张坚称 “不知道”。连一件小事也在撒谎遮掩。不过,张海燕这次一番话倒是澄清了一 个事情,那就是到底是谁在背后对我造谣中伤,挑拨我与室里年青学者的关系, 当时我就怀疑只有张海燕会这样做,现在他自己终于跳出来证实了。在这前前后 后张海燕究竟扮演了一种什么角色,明眼人一看便知。从这份所谓“公开回复” 中,你看张海燕影射了室里和学界多少人,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让这样一个没 有学术诚信、缺乏起码政治素质的人去做学术带头人,历史所的领导不是瞎了眼 吗!由此也可见社科院的体制和用人机制有多么腐败和落后!   五、至于张海燕说《中国哲学》如何如何,他连《中国哲学》编委会委员都 不是,本来没有置喙的份儿,我也不想再同他多扯。《中国哲学》是在上个世纪 八十年代初的一种特殊政治背景下挂靠在历史所党委的(那时需要保证学术刊物 的政治正确性)。它的整个运作权力是编委会,不是历史所党委会。张海燕想通 过我调离历史所来接掌《中国哲学》主编之职,上上下下做了许多小动作。当然, 我是不会让他这样的人得逞的。   六、至于说我调离历史所思想室已经多年,企图把听命于我的人扶上室主任 的位子,好对研究室进行遥控。这也是莫须有之事。我只是认为张海燕为人心术 不正,不适合做研究室主任。至于其他人谁做研究室主任合适,我说过“没有想 过”,那也不是我“应该想”的问题。   七、至于说我在当主任时把研究室的大部分经费据为己有,同样是信口雌黄, 重点研究室经费除去公共开支外,是全室无论新、老人平均分配的。重大项目课 题费是按字数分配的,一部290万字的书稿,参与编撰的有35人之多,我个人除 了当主编帮别人改稿外,自己就承担了几近四分之一即72 万字的篇幅,但我自 己并没有完全按照实际字数拿足课题费,这在历史所的财务处是有帐可查的。   我们在上面终于就看到了张海燕手里的“大棒”,造谣中伤也好,挑拨离间 也好,那也需要一种“逻辑性”啊!张海燕连像样的“逻辑性”也没有。真丢人! 可惜历史所刘荣军等同志却一直被这种巧舌如簧、经常以悲情式出演的人所蒙蔽, 却毫无察觉。   总之,张海燕想用一种“乌贼”战术,把水搅浑,这都没有用。退一步讲, 即使姜广辉本人学问、道德一塌糊涂,张海燕以及历史所还是要回答那最实质的 问题:张海燕那本书究竟是不是假书?如果不算假书,其他人以后评职称,是否 也可以如法炮制?历史所在此事上是否构成包庇?在用人路线上是否存在较大偏 差?如果我弄错了,毁坏、“糟蹋了社科院历史所”的名誉,我愿意以任何形式 出面澄清,赔礼道歉!   张海燕《回复》一文最后说:“家丑外扬,实出无奈。”自己本来做出了丑 事,铁证如山已经摆在了面前,非但不肯认错,反而多方遮掩抵赖。而大打“乌 贼”战,将本不是揭发人的“丑”当作“丑”去讲,这样做的结果,只是让人更 清楚地看到张海燕其人的阴暗心理,我说他为人心术不正,殆非虚也!“人而无 信,不知其可”,我们不知张海燕在这条谎话连篇的路上还要走多远?也不知社 科院历史所在这条“包秽掩丑”的路上还要走多远? (XYS20111121) ◇◇新语丝(www.xys.org)(xys5.dxiong.com)(www.xinyusi.info)(xys2.dropin.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