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5.dxiong.com)(www.xinyusi.info)(xys2.dropin.org)◇◇ 　　余秋雨“艺术理论研究会秘书长”考 　　作者：吴拯修 　　在2010年10月14日题为《城市文化与城市发展》的九江演讲中，余秋雨讲了 一个他当年在庐山的故事： 　　那年来九江，对我人生很重要。1979年，全国一个文化会议在庐山召开，我 是最年轻的代表，被选为秘书长。离开九江到上海，我在船边思考了很多，其实， 我完全可以做很热闹的事。此后，我读了十多个国家许多著作。当时，我外文水 平不高，翻字典读，读的大多是外文书。7年后，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接着，大师矫情妖妖地说：“从九江出发的旅程很重要，我要感谢九江。” 也不知这个与九江鸟不相干的故事，九江人听了作何感想？ 　　余秋雨的这个“庐山传奇”始见于他的散文《长者》，后来一逮住机会就下 嘴，在回忆录《借我一生》、《我赶上了这巨大的历史机遇》、新版回忆录《我 等不到了》以及访谈、答问中一再提起，原始来源出自余秋雨的不下七八次。其 用意是说明“十一届三中全会”把他从清查中解脱出来，而且立即被当局高度重 视。这一说法，显然对塑造余秋雨的光辉形象有加分的作用，因此一再被歌颂者 引用。 　　余秋雨在《长者》中还告诉读者，王元化先生不但自己参加会议，而且还带 了张可老师一起去的，余秋雨甚至还编造了一个张可问“余秋雨死了没有”的故 事，以此说明王元化先生及其夫人对他是何等关心。 　　对于这段叙述，至今未见有人质疑，我也从来不曾有过怀疑，因为这种事情 并非隐私，既有白纸黑字的证据，又有众多与会者，公开造假难以想象，一旦败 露就是自取其辱，必将名誉扫地。 　　直到今年的一个饭席间，王承义先生（王元化先生之子）亲口对我说：“余 秋雨在胡说八道，我母亲（张可）刚刚于1979年6月26日脑血栓中风连续昏迷七 天，如何在夏天能参加庐山会议？”王先生的话令我大吃一惊，默然无语良久。 此后，我为此作了调查和考证。 　　余秋雨在记忆文学《我等不到了》中是这样叙述的：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半年后，我应邀参加了在庐山召 开的全国文艺理论研讨会。这个会议开得非常盛大，绝大多数文化名人都参加 了。……我是这个会议最年轻的代表，在总结大会上被选为全国艺术理论研究会 秘书长，这年我三十三岁。（174页） 　　余秋雨曾经把文化界分成两拨，一拨是“创造性族群”，比如他自己是搞创 造的，而评论者是“记忆性族群”，属于破坏性的一拨（《霜冷长河》268页）。 　　事实证明，轻信的人们总是低估“创造性族群”的无限创造力。 　　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考证的结果让我大吃一惊，余秋雨的这段话， 没有一句是真的！余秋雨把九江人当儿童，给他们讲了一个美丽的童话。 　　关于这次会议，余秋雨告诉读者： 　　这个会议的名称是“全国文艺理论研讨会”； 　　这个会议的时间是“1979年夏天”； 　　这个会议的“最年轻的代表”是余秋雨； 　　这个会议选余秋雨为“全国艺术理论研究会秘书长”。 　　查证有关档案材料的结果表明：1979年夏天在庐山绝对没有开过“全国文艺 理论研讨会”，从1979年到今天，没有资料证明存在过这个“全国艺术理论研究 会”！ 　　笔者从期刊《文艺理论研究》1980年创刊号至第3期，查到了相关一个会议 的详情。在该刊第3期有白烨整理的“全国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研究会在庐山举行 大型学术讨论会内容报导”： 　　一九八0年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十五日全国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研究会在庐山 举行了大型学术讨论会。 　　这次学术讨论会是江西省文联、江西省文化局、江西大学等七个单位受《全 国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研究会》的委托具体筹办的。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二十九 个省、市、自治区（除台湾省外）的代表300余人。其中有128所高等学校的教授、 讲师和教师，44个文学期刊、报纸和出版单位的编辑，8个文学研究单位的研究 人员。著名作家、文艺批评家丁玲、吴强、王西彦、钱谷融、王元化、白桦、梁 信等应邀参加了学术讨论会。全国文联、全国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研究会和江西省 文联的负责人陈荒煤、徐中玉、俞林、李定坤等主持了学术讨论会。全国文联党 组第一副书记、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研究会会长陈荒煤同志、《人民日报》副总编 辑王若水同志向大会作了重要讲话。 　　这里提到王元化先生参加了会议，而余秋雨在《长者》中也提到王先生参加 了他说的那个所谓的“全国文艺理论研讨会”。 王元化先生参加1980年夏天的 会议是“可以有”的，因为他已于1979年11月平反，接着当了上海市委宣传部长。 余秋雨说王参加的的庐山会议是1979年夏天明显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时候王尚未 平反。在专门报导这个会议的《文艺理论研究》第3期，有余秋雨的一个论文摘 要，说明余秋雨参加的应该是、而且只能是1980年夏天在庐山召开的“全国高等 学校文艺理论学术讨论会”，而不是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在1979年夏天召开的“全 国文艺理论研讨会” 　　原本一个好端端的有组织有章程的“全国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研究会”，被余 秋雨删去“高等学校”四字，又将“文艺理论”改成“艺术理论”，于是一个 “全国艺术理论研究会”从天而降！这个“创造性族群”的创造让我吃尽了苦头， 在多如牛毛的各种研究会中爬梳整理总找不到它的出处。 　　余秋雨为什么要把“全国高等学校文艺理论学术讨论会”篡改成“全国文艺 理论研讨会”？只是为了“简缩”吗？ 严谨的和诚实的学者是不会做这样的简 缩的，两者的差别谁都明白。著名作家吴强就这个会议写过一篇文章，虽然题目 看去很长，但他还是一字不差地写上：《庐山半月——参加全国高等学校文艺理 论学术讨论会随笔》（《南昌大学学报》1980年04期）。 　　余秋雨篡改会议名称是为了自己鱼目混珠，让人查无实据，以便把这个根本 不存在的会议召开时间提前一年，因为这个时间对他非常重要，其目的是为了证 明“197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个衍生性会议，也是全 国人文学科知识分子优秀代表的大聚会”（余秋雨《我赶上了这巨大的历史机 遇》），从而把自己提升为“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个会议的名称和时间根本不存在，他才能编造如下谎言， 才能绘声绘色的描写：“很多老人见了我都会说一句：‘你的事情我听说了，很 勇敢！’”（《我等不到了》174页）“我接受陈荒煤、徐中玉等先生的邀请， 出席在庐山召开的全国文艺理论研讨会，并被选为全国艺术理论学会秘书长” （2004年8月13日《新京报》）。 　　至于余秋雨说的“最年轻”，虽然我们怀疑，既然与会代表有300余人，而 且来自四面八方，余秋雨如何知道这些人的年龄？但是这个问题并不重要，既然 余秋雨那么在乎，就让他最年轻好了。因为与会者在会议中的作用并不是跟年龄 成反比的。 　　那么，这个“最年轻”的余秋雨先生在这个会议中起了什么作用呢？让我们 看看第3期专刊的目录。它分四个层次：第一部分是领导讲话，有四个人的文章： 陈荒煤、王若水、王文生、黄药眠。第二部分是讨论会发言摘要，有丁玲、吴强、 王西彦、白桦、徐中玉、敏泽、王春元等七人。第三部分是“论文摘登”，相当 于书面发言。一共有十五个教师的十三篇文章，余秋雨的文章题目是《文艺与政 治的逻辑关系》，署名“上海戏剧学院余秋雨”，列第10篇。第四部分是会议报 导。 　　八月十二日下午，该研究会理事会、《文艺理论研究》编委会举行联席会议， 到会的理事、顾问参加了会议。没有余秋雨什么事。 　　在公布的所有会议资料中，除了上述那篇论文摘登外，没有一个字提到余秋 雨。一点也看不出有“我（余秋雨）虽然被代表们看重”（《我赶上了这巨大的 历史机遇》）的意思。 　　很明显，虽然余秋雨参加了这次会议，但他仅仅是128个学校的代表之一， 只是提供了书面发言的论文，仅仅是摘要刊登。应该说是一个“有他不多，没他 不少”的角色，鸡不叫天也亮。 　　需要详加考证的是“在总结大会上被选为全国艺术理论研究会秘书长”。余 秋雨担任秘书长的这个机构，在余秋雨的文章中，有不同的称谓：全国艺术理论 学会（《七问五答余秋雨》2004年8月13日《新京报》）、全国艺术理论协会 （《余秋雨有话说》2004年7月22日《南方周末》。学会、协会、研究会，是一 体三名还是余秋雨同时当了三个秘书长？尽管它的名称让余秋雨搞得扑朔迷离， 可以肯定的是，没有资料证明有过这些机构，即使加上“高等学校”四字的限制 也还是没有。会议的所有资料中也没有要另外单独成立一个“全国艺术理论研究 会”的信息。 　　唯一存在的是“全国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研究会”（1985年3月，被改为中国 文艺理论学会），在《文艺理论研究》的第2期和第3期公布了这个研究会的领导 机构。 　　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研究会的名誉会长、顾问及理事会名单中，赫然写着：秘 书长 ：徐中玉（兼），副秘书长：纪怀民 （兼） 、王纪人（兼）。显然，这 个研究会的秘书长不是余秋雨。 　　而且，该研究会的章程规定：“本会设理事会，由理事若干名组成，由会员 大会推选。理事会设会长一人，副会长若干人，正副秘书长若干人，由理事会推 选。”余秋雨连理事都不是，又怎么能“在总结大会上”被选为秘书长呢？ 　　笔者为此分别采访了一些重要当事人，受到了他们的热情接待，并和他们合 影留念。他们的回答仍在耳边。 　　著名作家白桦说：“我自始至终参加了庐山的这个会议，根本没有听说过大 会选举余秋雨当秘书长的事，我当时甚至不知道有余秋雨这个人，他也没有在大 会上发过言。” 　　上海市作家协会某副主席说：“我当时是这个研究会的副秘书长，另一个副 秘书长是北京的纪怀民，秘书长是徐中玉先生，没有听说余秋雨是秘书长。” 　　上海戏剧学院某教授说：“我是这个研究会的会员，不知道余秋雨是秘书长。 可能是因为当时正好放暑假，他怎么会代表我们学院去参加会议的，我都不知 道。” 　　他还顺便接通了华东师范大学某教授的电话，这位教授说：“我是参与会务 具体工作的，余秋雨确实参加了这个会议，但他当时是个‘小八拉子’（上海话， 意思是普通小字辈），没有几个人认识他的，怎么可能选举他当秘书长？秘书长 就是徐中玉老师。这个会议也根本没有再分出个什么‘艺术理论研究会’的分支 机构，如果有，我是不可能不知道的。余秋雨是和我联系后才参会的，我从来没 有听说徐老师邀请他参会的事。” 　　笔者考虑到徐中玉老先生已年逾九五，不便打扰。委托一个朋友电话联系上 徐老。朋友告知，徐老谈起此事仍然思维清晰，徐老说：“我已经注意到余秋雨 的这个说法，曾经把他说的这一段话剪了下来。庐山的那次会议我是秘书长，根 本没有选举余秋雨为秘书长或者副秘书长的事。余秋雨完全是胡说八道。我当时 甚至没有听说过余秋雨这个人，怎么可能邀请他？不知道余秋雨为什么要这样瞎 说。” 　　显然，正宗的秘书长是徐中玉先生，余秋雨的秘书长就是“李鬼”。记忆可 能遗忘曾经有过的东西，但是把没有的记成有，不是心理幻觉，就只能是伪造了。 人们会发生疑问，他的种种“光辉业绩”也都是真的吗？ 　　余秋雨居然敢在这种事情上造假，真是让人大开眼界。较之伪造美国学历， 余秋雨有更加过人的勇气。 　　无怪乎有读者慨叹：余秋雨的话，我是连标点符号都不敢相信了。 　　因为余秋雨认定：“中国文化没有发现谣言、识别谣言、破除谣言的机制” （余秋雨2010年9月26日清华论坛演讲）。于是，他们的造假就肆无忌惮了。 　　大概余秋雨们以为，了解真相的人未必知道他们在造假，即使知道的也毕竟 是少数，知道了也不一定会出来披露，披露了别人也未必都相信。通过点点滴滴 的伪造，他们的完美形象就这样被自己塑造出来了。 　　腐败，各行各业都有，唯有这泛滥成灾的虚假，余秋雨式的假经历才是中国 特色的文化腐败。 　　2010年11月16日 　　附：《文艺理论研究》1980年第3期相关文献资料 (XYS20101122) ◇◇新语丝(www.xys.org)(xys5.dxiong.com)(www.xinyusi.info)(xys2.dropin.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