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3.dxiong.com)(www.xysforum.org)(xys2.dropin.org)◇◇   卿本佳人,奈何作贼!   ——评北大博士生于文同学的抄袭   作者:刘宗明   当今学风存在问题,为大家公认。从学生到教授、到院士,抄袭(最新的说 法是“过度引用”)几成潜规则。最近的又一个证明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的博士研究生于文同学,他发表在《国外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第9-17页) 上的大文《西方书籍史研究中的社会史转向》,就是又一个抄袭例子,他这里抄 袭的主要是《史林》2007年第5期(第151-180页)上的一篇相关主题的文章—— 张仲民的《从书籍史到阅读史——关于晚清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日前,笔者为某一研究,“误入藕花深处”,突然发现于文大作《西方书籍 史研究中的社会史转向》中的高论,拜读之后,大感其似曾相识和粗率!略略比 对一下,不禁哑然失笑。因为于文不仅在写作思路与叙述架构上多有“借鉴”张 仲民的《从书籍史到阅读史——关于晚清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若干思考》一文 之处,就是在行文叙述中亦有许多地方是完全“袭用”张文。这里举出最明显的 几处,大家来“奇文共欣赏”(张文在前,于文在后):   张文:20世纪5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兴盛以后,西方书籍史的研究则进入了一 个新阶段,这可以1958年费夫贺(Lucien Febvre)与马尔坦(Henri-Jean Martin)合著的法文版《印刷书的诞生》一书为标志。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 公认为书籍史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同时也是年鉴学派的研究典范在书籍史领域 的表现。该书比较全面地分析了欧洲书籍的生产、印刷、排版、装帧、成本、运 作、地理分布、书籍制度、发行、消费、社会影响以及相关环节的情况,还有其 背后的经济情况,既有对书籍技术层面的考察,又从社会的角度来讨论书籍与人、 与社会的关系,采用了统计学、教育史、文化社会学的方法,打破了传统书籍史 侧重于书籍技术层面和物质层面研究的状况,初步确立了年鉴学派书籍史研究的 新典范。后来,这种书籍史研究取径又被一批法国学者如孚雷(Fran?ois Furet)、杜普隆(Albert Dupront)等人发扬光大,从而正式形成了这种书籍 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典范。这种典范正反映了当时年鉴学派的巨大影响。(第152页)   于文:在西方,以研究书籍的出版流通及其相关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影响为主 要研究对象的书籍史研究正是发端于20世纪中期的法国,从年鉴学派的书籍史研 究中衍生而来,以1958年费夫贺(Lucien Febvre)与马尔坦(Henri-Jean Martin) 合著的法文版《印刷书的诞生》一书为标志。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公认为是 新书籍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同时也是年鉴学派的研究典范在书籍史领域的表现与 运用。该书为读者描绘了印刷书籍产生之初,从1450年到1800年前后300多年间欧 洲书籍的生产、印刷、排版、装帧、成本、运作、地理分布、书籍制度、发行、 消费、社会影响以及相关环节的情况,还有其背后的经济情况。书中既有对书籍 技术层面的考察,又从社会的角度讨论了书籍与人、与社会的关系,采用了统计学、 教育史、文化社会学的方法,打破了传统书籍史侧重于书籍技术层面和物质层面 研究的状况,初步确立了年鉴学派书籍史研究的新范式。后来,这种书籍史研究进 路又被一批法国学者,如夏特里埃等人发扬光大,从而正式形成了书籍的社会经济 史研究范式。这种范式正好反映了年鉴学派等新史学之风对书籍史的巨大影响。 (第10页)   按语:两段话基本相同,区别在于:聪明的于文同学将张文中的“孚雷 (Fran?ois Furet)、杜普隆(Albert Dupront)”改为夏特里埃。他这里的改 动正好显示出,他虽然有一定的书籍史知识,但只是粗通皮毛而已,书籍的社会 史研究典范(于文用“书籍的社会经济史研究范式”)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确立 了,夏特里埃是40年代生人,70年代才出道。于文君这里的改动蒙混不懂的人可 以,了解相关研究情况的人一看,就知斤两了。他这里的自作聪明实在是自欺欺 人!   再举两个简单的全盘复制例子:   张文:通过这个分析模式,书籍作者、读者与出版者建立了互动关系。(第 154页)   于文:通过这个分析模式,书籍作者、读者与出版者之间建立了互动关系。 (第15页)   且看下一个:   张文:例如,法国书籍史学者弗雷德里克·巴比耶的《书籍的历史》一书,除 了处理像传统书籍史研究所讨论的那些问题外,还专门辟出部分篇幅来讨论阅读史, 并涉及了在西方阅读史研究中争议巨大的“阅读革命”问题。(第155页)   于文:例如,法国书籍史学者弗雷德里克·巴比耶的《书籍的历史》一书,除 了处理像传统书籍史研究所讨论的那些问题外,还专门辟出部分篇幅来讨论阅读史, 并涉及了在西方阅读史研究中争议巨大的“阅读革命”问题。(第13页)   再看下面:   张文:然而通过研究书籍在不同地区的传播数量,来展现欧洲国界的变动以 及不同地区民族意识发生的实证主义做法,自然是包含争议的,因为购书的读者 不一定读,读书的人不一定买,一本书不一定只被一个人读,一个人也不一定只 读过一本书,这些情况是很难统计出来的。(第152页) 罗伯特·达恩顿 (RobertDarnton)也曾讽刺法国年鉴史家的这种数量化取向的研究方法,认为法国 同行“试图用计算来衡量心态———计算安魂弥撒的数量、炼狱的图书、书籍的 标题、学术机构的演说、财产清单上的家具、警方记录的罪行、遗嘱里呼告圣母 玛丽亚的次数,乃至于在教堂里献给守护圣徒的蜡烛磅数。这些数字可以有迷人 之处”,经由诸如年鉴大师们精心编列的数字尤其如此,但“那些数字只不过是历 史学家本人制作出来的表征”,并不能得到“客观的”共识,而且就是这些大师之 间对于数字的运用,存在的差异也很大。(第153页)   于文:例如,对通过研究书籍在不同地区的传播数量来展现不同地区民族意 识的实证主义做法是有争议的,因为购书的人不一定读,读书的人不一定买,一本 书不一定只被一个人读,这些情况是很难统计出来的。罗伯特?达恩顿也曾讽刺法 国年鉴学派史学家的这种数量化取向的研究方法,认为“这些数字可以有迷人之 处”,但“那些数字只不过是历史学家本人制作出来的表征”,并不能得到“客观 的”共识,而且就是这些大师之间对于数字的运用,存在的差异也很大。(第12页)   到底能考上北大博士生,不简单!没有一字不改地袭用,看下面两处:   张文:因此,这种关于图书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典范很快就遭受到修正,夏特 里埃自己就率先“从以非常强烈的统计学和社会学为基础的文化社会史转向接受 的历史、实践行为的历史和意义重建的历史”。(第153页)   于文:以计量分析法为代表的图书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方法很快就得到了修正。 年鉴学派书籍史学家夏特里埃率先“从以统计学和社会学为基础的文化社会史转 向接受的历史、实践行为的历史和意义重建的历史”。(第13页)   下一处:   张文:这不仅因为在考察阅读实践时,势必要跟读者的阅读心态变化联系起 来——“阅读的历史或阅读的人类学迫使我们去面对外来心灵的异己性”。(第 159页)   于文:这是因为,在考察阅读实践时,势必要跟读者的阅读心态变化联系起 来——“阅读的历史或阅读的人类学迫使我们去面对外来心灵的异己性”。(第 11页)   以上如此多的相似之处,于文同学恐怕不能用“英雄所见略同”来搪塞吧? 最有意思的是,于文中还有将张文整整一段话改换一个关键名词后整段照搬,见 下:   张文:同样还由于,阅读史也非常关注对大众心态的解释,阅读史与心态史 研究的良好结合,可以加强文化史研究的深度。因为不同读者的读书方式虽然不 同,所读的书籍也不一样,但在一定社会、一定时期的读者,他们都分享有大致 相似的文化传统、生活态度与价值观,他们所阅读文本的文化构成、叙述方式, 以及他们理解、阐释文本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仿的,“每个时代的人都在一 个由相似的传统、意见和习惯组成的基本环境中成长,他们不能摆脱这些东西的 桎梏。”(第159页)   看下面于文同学如何转述以上这段话:   于文:同时,书籍史也非常关注对大众心态的解释,书籍史与心态史研究的良 好结合,可以加强文化史研究的深度。因为不同读者的读书方式虽然不同,所读的 书籍也不一样,但在一定社会、一定时期的读者,他们都拥有大致相似的文化传统、 生活态度与价值观。他们所阅读文本的文化构成、叙述方式,以及他们理解、阐 释文本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相仿的,“每个时代的人都在一个由相似的传统、 意见和习惯组成的基本环境中成长,他们不能摆脱这些东西的桎梏”。(第11页)   在这段长达200字的叙述中,于文仅仅是将张文中的“阅读史”一词改为 “书籍史”后,就光天化日之下“抢劫”了。行为如此粗暴,真让人瞠目结舌!   且看下面几个于文同学稍微改动后的抄袭例子:   张文第155页注释3言:关于达恩顿所受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的影响情况,可 参看氏著《猫大屠杀:法国文化史钩沉》。意大利著名微观史学家列维 (Giovanni Levi)甚至称达恩顿在《猫大屠杀》一书中的表现比格尔兹还格尔 兹,参看Giovanni Levi, “On Microhistory,” Peter Burke (ed.),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1, p. 108.   于文:意大利微观史学家列维(Giovanni Levi)甚至称达恩顿在《屠猫记》 一书中的表现比格尔茨还格尔茨。于同学为此句做注释:Giovanni Levi, On Microhistory, in Peter Burke(ed.),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Cambridge:Polity Press,2001,p.108.(第13页)   再看下面于同学的抄袭“匠心”,实在有些掩耳盗铃:   张文:在近年来西方的书籍史/阅读史研究中,许多著名学者都投身其中,其 中以法国学者夏特里埃和美国学者达恩顿的成就较大。这两人都是极富有理论修 养和自我反思批判能力的史学家,他们的研究成果及在理论层面的探索,实际上代 表着西方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主要趋势,故而这里比较多地引用了他们的著作。 相较起来,夏特里埃的书籍史/阅读史研究成果更具有思想史色彩,援引的思想资 源以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为多,其著作的理论及方法论的色彩非常浓,材料的使用 则以常见史料为主,加之以别出心裁的解读。达恩顿的书籍史/阅读史研究成果人 类学色彩更浓,这可能与他受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reetz)等人类学家 的影响非常大有关。……达恩顿在具体研究中还非常重视发掘新史料,他的许多 经典书籍史/阅读史研究都是在利用了别人没有注意到的档案材料基础上做出来 的。(第155页)   于文:在近年来西方的书籍史研究中,要数法国学者夏特里埃和美国学者达 恩顿的成就较大。两个人经常互相提出争锋相对的批评却又不断达成新的共识, 两个人的论战极大地推动了书籍史的社会史转向走向成熟。较之夏特里埃的书籍 史中浓烈的思想史色彩,达恩顿的书籍史/阅读史研究成果的人类学色彩更浓。他 善于钻进故纸堆对历史进行细密的爬梳,这可能与他受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 (Clifford Greetz)等人的影响非常大有关。第13页)   按语:于文同学在原文基础上有改编——“两个人经常互相提出争锋相对的 批评却又不断达成新的共识,两个人的论战极大地推动了书籍史的社会史转向走 向成熟”,两个人是经常论战,但达成共识却未必,于文同学又在随性发挥了。   再看下面高明点的改变:   张文:达恩顿的论文集《猫大屠杀》,特别是其中的三篇文章《农夫说故事: 鹅妈妈的意义》、《工人暴动:圣塞佛伦街的猫大屠杀》、《读者对卢梭的反应: 捏造浪漫情》,可以说都是结合心态史的阅读史研究典范。(第159页)   于文:达恩顿的论文集《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中的4篇文章:《农夫说 故事:鹅妈妈的意义》、《工人暴动:圣塞佛伦街的猫大屠杀》、《警探整理他的 档案:文坛解剖》和《读者对卢梭的反应:捏造浪漫情》可以说都是书籍史、阅读 史和深度描述理论相结合的研究典范。(第14-15页)   除了上述对张文的直接“攘夺”与稍微变动后的“改编”外,于同学的另一 种方法则是在张文基础上进行一些论述方式的拆分、糅合工作。这些就太多了, 笔者没有空详细道来了,读者可以去仔细读原文,就一目了然。   不过还得肯定一点,于同学对此文的撰写是下了一定功夫的,找到一些书看 过,也有自己的思考与创造。前者如达恩顿的《什么是书籍史?》(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于文中引用了与张文不同的一个版本,即 Finkelstein和McClerry合编的《书籍史读本》(The Book History Reader)中 所收,并将原文中的关于“交流循环”模式的图示也搬入文中。另外,他也参考 了一些张文没有提及的其他书籍,加进了自己的一些“心得”,至于其是否符合 实际情况及切合于文主题,我们先姑且不论,至少说明于文同学很聪明,知道如 果实行全部“拿来主义”,后果会很严重。   正因为没有全部照搬,也导致了另外一个结果,他自己的篡改之处很多都是 在胡说八道。比如,也许是为了避免与张文观点的重复,于文提出了“书籍史的 社会史转向”这一命题。可是作者若对西方史学发展的脉络有真正深入的了解, 应该会知道,如今西方史学界的研究路径早已转向了文化史(新文化史);在西 方的中国史学界,(新)文化史的研究取向也渐居主流。而作者文中所列举出的 若干部较近时期的“书籍史”研究代表作,都是文化史研究的典范之作,最明显 的是于文同学引述的罗伯特·达恩顿《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一书,此书的 副标题本身就突出了自身的文化史意义,但不知为什么于文中还是把其作为所谓 “社会史转向”的典范。况且,达恩顿在该书中还批评书籍史、心态史研究的量 化取向,于文也引用(或抄袭)这个批评了,却浑然不觉,还在那里自相矛盾! 聪明又糊涂的于文同学以为他把张文中所引此书的台湾版改为大陆版,别人就看 不出来这是抄袭了,这太欲盖弥彰了吧?!   再者,作者在“社会史转向的变迁路线”这一节中,将“计量分析方法的应 用”、“阅读史研究的进路选择”、“深度描述理论的介入”、“传播循环模式 的形成”等都列为所谓“社会史转向”的表征,就实在是让人莫名其妙了。因为 计量分析方法在书籍史研究中属于书籍史研究者20世纪中期使用的方法,后来即 为更强调受众角色的阅读史所替代;而阅读史路径是借助于七八十年代兴起的新 文化史研究典范出现的;深度描述理论更是人类学研究中的代表方法,在书籍史 研究中只有达恩顿对之借鉴较多,别的书籍史研究者则未必,传播循环模式也是 达恩顿提倡的一种具体的探讨书籍作者、读者与出版者之间互动关系的分析模式。 作者在这里将这些并不是同一层次上的理论范式和方法并列,给人一种这些范式 或方法是同时并行的感觉,力图表明自己的“创新”,实则是不懂装懂、掩耳盗 铃。   在于文第三部分,他举出了几本研究中国书籍史的书,这些书都是张文处理 过的,于文同学变相地把张文的介绍改编了一下,其中一个介绍可以被证实为抄 袭:   周绍明(Joseph P.McDermott)的新著《中国书籍的社会史:晚期中华帝国的 书籍与文学文化》,将社会学的视角和方法引入中国古籍研究,通过考察公元1000 年至1800年间中国书籍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情况,探讨了从宋代到清中期中国在 印刷技术、知识获取和文人身份认同等领域发生的重要变化。该书主要关注书籍 在晚期中华帝国文化中的吸引力与权力,以及书籍与社会、经济阶层之间的复杂 关系。(第16页)   以上于文与以下张文的表达何其相似,只是有些删改与顺序微调:   再如美国学者周绍明(Joseph P. McDermott)的新著《中国书籍的社会史: 晚期中华帝国的书籍与文学文化》(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该书借用社会学的 手段,主要关注书籍在晚期中华帝国文化中的吸引力与权力,以及书籍与社会、 经济阶层之间的复杂关系,着重研究11—19世纪之间中国书籍在技术、学术和社 会关系方面的重要变化,书中既有对印刷技术在中国的产生、演变、书籍与文学 文化的播散之类的宏观考察,也有对钱进仁这样的藏书家、学者进行个案研究。 (第162页)   于文第三部分对其他书的介绍,我们不好作诛心之论,说他全部是抄,尽管 其中字句长得很像,毕竟这些书大家都可以看、可以写介绍,只要介绍的字句不 完全一样,你奈我何!况且于文同学还把张文原来的一个小错误:张文误把《为 赚钱的印刷业:11-17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印刷者》(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 [11th-17th Centuries]) 写为包筠雅(Cynthia Joanne Brokaw)所著,其实该书为贾晋珠(Lucille Chia)所著,于文同学没有袭用这个错误,算他还去查了!   但是,接下来于同学犯的这个错误足以表明,他其实并没有读过这本或这些 书,很可能是从张文那里“攘夺”而来,所以于文说:“周启荣和包筠雅 (Cynthia J.Brokaw)合编的《晚期中华帝国的印刷与书籍文化》是一本美国学者 从书籍的角度研究晚清中国社会文化史的文集。”该论文集实际是关注明清时期 的出版文化与流通的,不是只关注如于文所言的“晚清中国社会文化史”,于文 把“晚期中华帝国”理解成晚清时段了。呵呵。   更过分的是,似乎是为了有意强调文中提出的社会史取向,于文同学牵强附 会,明知“当代西方史学的发展是一种从社会角度的文化史学转向文化角度的社 会史学”,却仍声称“新文化史仍然属于社会史的范畴”。又是在胡说八道!什 么时间新文化史属于社会史的范畴?新文化史是因反对社会史而兴起的,于同学 是不是该感叹他太不学了!?其实他之所以有此误解,乃是因为他不知道夏特里 埃在1989年所说的这句名言的真实意思:当前的文化史研究“是从社会的文化史 转向文化的社会史”(多个中国文化史和理论研究者之前都引用此语),而胡乱 理解与篡改,认为文化的社会史,是“文化角度的社会史学”,与原文意思不啻 相差万里!   最后要说的是,于文在其大作后列举的参考文献目录,是把张文算进去的, 但在正文中如此多地“引用”张文(可能还过度引用了别人文章,待查),却又 不注明出处,又不断掩耳盗铃以混淆读者,我们只能慨叹“卿本佳人,奈何作贼” 了!   其实对于文这样一篇抄袭得漏洞百出的文章,本不值一驳,只是鉴于《国外 社会科学》的巨大影响力,如果任于文同学之文谬种流传,恐怕对于初学者为害 不浅;再考虑到当下学风的恶劣,同时也不助纣为虐,笔者这里特意做个纠正和 揭发,或可于初学者有些许鉴戒! (XYS20090429) ◇◇新语丝(www.xys.org)(xys3.dxiong.com)(www.xysforum.org)(xys2.dropin.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