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4.dxiong.com)(www.xysforum.org)(xys2.dropin.org)◇◇ 方舟子先生： 你好！ 我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程念祺。我现将本所高俊博士学位 论文《论穆藕初的实业振兴思想》一文的抄袭情况举例与共54页的抄袭对比材料 寄给你。这份材料我已寄复旦大学，他们至今未给我一个回音，甚至未告诉我他 们收到了这份材料。 我想在你的新语丝上具名公布这份材料。望能得到你的支持。 祝好！ 程念祺 　　上海社科院副院长熊月之包庇抄袭，打击举报人 　　作者：程念祺 　　我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我现将本院副院长、本所所长、 中国史学会副会长熊月之包庇抄袭，并对我进行打击报复的行为公诸于光天化日 之下。 　　我在2008年11月2日，将本所研究人员高俊涉嫌抄袭的举报材料，一式两份， 当面交给熊月之本人和本院党委副书记、学风委员会副主任童世骏。我的举报材 料，主要涉及三个问题：一、高俊《穆藕初评传》的抄袭问题；二、高俊博士论 文《论穆藕初的实业振兴思想》的抄袭问题；三、熊月之包庇高俊抄袭的具体情 况。 　　在我举报之后约三个星期，院学风委员会向我宣读了“审核意见”：一是认 为没有抄袭问题；二是承认有引用资料不规范的问题。与此同时，我将高俊《穆 藕初评传》抄袭《穆藕初先生年谱》及赵靖、虞和平、陈正书、唐国良等人的相 关论著的部分详细情况，交给本院有关部门。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院高评委 审查高俊晋升副研究员的会议上，院学风委员会仍罔顾事实，宣称我举报不实。 鉴于此，我在事后，又将《穆藕初评传》一书抄袭的全部详细材料，分寄院高评 委成员。这份材料，还同时寄往上级有关部门。我当时表示，希望自己最终能以 事实说服各主事者。 　　高俊是熊月之在复旦召的博士，入学后即调进历史研究所。2009年4月20至 22日，高俊先后给我发了四封电子邮件，说有同学告诉他，说看见我去复旦去举 报他，他还要我去所里：“如果有种来，我让你在三分钟之内明白何谓士之怒 也”，“不要幻想让组织给提供下台阶，对决是迟早的事情。”我把高俊的电子 邮件，全部发给院纪委书记。我对纪委申明，我从未到复旦举报高俊博士论文抄 袭一事，也未对复旦的任何人谈过这个问题，我是遵守承诺的。同时，我还把高 俊的电子邮件，寄给另一位院领导。这位领导先是不予理睬，然后回信，既无台 头，也不署名，谓：“真不愿意看到我的这两位同事，年龄相隔一代的这两位学 者，居然以这种方式发生分歧，以这种方式处理分歧！”我回信请教他，我举报 抄袭的“方式”有什么不对？我又以怎样的“方式处理分歧”？他回信要我个人 服从组织。 　　此事过了约三个星期，我接到所办公室打来的电话，通知我第二天去开会。 我知道他们又要开我的批判会，没有去参加。但是，会开过之后，有几位同事告 诉我，会议的第一个议题是“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由熊月之主讲，说了一番 把历史所建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大话之后，就把矛头对准我，说我先后 四次向有关部门“诬告”高俊抄袭，还说此事我蓄谋已久，是有组织有预谋的。 然后，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金大陆发言，说有关高俊《穆藕初评传》一书的抄袭 问题，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也曾提出过，但他看过全书之后发现一点抄袭也没 有。他还指责我作为一上海人，竟这样对待外地来的像高俊这样的苦孩子 “很 不道德”。高俊则声称，他的论文《论穆藕初的实业振兴思想》，是在2006年3 月完成的，而他得到《穆藕初先生年谱》电子版未刊稿，是在当年4月；所以， 说他的论文抄袭，首先在逻辑上就讲不通。他还就《穆藕初评传》一书对《穆藕 初先生年谱》的抄袭，做了谎谬绝伦的自辩。然后就是对我进行无聊的攻击和谩 骂。 　　事后约两个多星期，我在院网上发表的一封公开信中，谈到了高俊的抄袭问 题，并公布了他给我的恐吓信。而在熊月之的策划下，一系列对我进行攻击谩骂 的信也由历史所办公室发至院网，甚至指责我为历史所的“恶势力”。熊月之甚 至别有用心地在所里扬言，他要与我对决。不久之后，我去上班，高俊竟拿着茶 杯要砸我。自从我举报高俊抄袭之后，熊月之不惜在选举中舞弊，撤掉了我的古 代史研究室主任和预算小组成员（作为预算小组的成员，我的尽职，也大大得罪 了熊月之），最近他又无故撤掉了我《史林》杂志的编委。 　　高俊《穆藕初评传》的抄袭问题，最初是由《穆藕初先生年谱》的作者向上 海人民出版社提出来的。高俊说我的举报是抄袭了柳和城（《年谱》作者之一） 的举报信。我是否抄袭柳和城先生，此事应另当别论。但这至少能够证明，柳和 城先生确实写过举报高俊抄袭的材料。据说，《穆藕初先生年谱》的作者曾出具 证明，同意他“共享资料”。我想，同意“共享资料”，并不等于同意抄袭。而 且，就算是同意抄袭，也还是抄袭。学术界对抄袭的态度，不会因为“同意抄袭” 而改变。我还听说，到复旦匿名举报高俊抄袭的有两起。如此说来，对高俊抄袭 的举报，目前至少已发生四起。 　　我已于两个多星期之前将举报高俊《论穆藕初的实业振兴思想》抄袭的详细 材料送交复旦大学的有关方面。我听说，本院的某些领导又在指责我“又在搞 了”。前一阵，我曾将发表于人民日报的天津大学校长龚克的《学生学术剽窃 导师难辞其咎》一文，转贴在我院的“逸思园”上，结果被删掉了，然后我又固 执地将此文再贴上去。我们的有些领导，为什么对包庇抄袭，如此情有独钟呢？ 我就不信，抄袭反倒有理，举报抄袭却有罪了！高俊的《穆藕初评传》在被举报 抄袭后，仍被评为历史所的优秀学术著作，高俊又拿着这么一本抄袭之作晋升了 副研究员，接着又成为浦江人材计划的资助对象。这很可以说明，我们的有些领 导、导师对抄袭的态度了。 　　我本来天真地以为，抄袭问题似以小范围处理为好。我曾对有关领导说，对 高俊的抄袭问题，应该有一个实事求是的认定，至于在什么范围和程度上处理， 是领导的事。结果，连我自己的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胁。这迫使我不得不将高俊的 博士学位论文《论穆藕初的实业振兴思想》的抄袭材料公布于众。我还将陆续公 布《穆藕初评传》一书的抄袭问题公诸于众。 　　《论穆藕初的实业振兴思想》抄袭情况举例 　　程念祺 　　一、抄袭《穆藕初先生年谱》未刊稿 　　（一）《年谱》及其“未刊稿”之关系 　　1、高俊在论文撰写中已得到《年谱》未刊稿。高俊在历史所全所大会上说， 他的这篇论文定稿于2006年3月，而他是在2006年的4月才得到《穆藕初先生年谱》 （以下称《年谱》）未刊稿的；所以，他没有抄袭《年谱》未刊稿。问题是高俊 的这篇论文，其中有二十余处注明“转引自”《年谱》未刊稿。可见他是在撒谎！ 　　2、《年谱》的出版日期是2006年5月。这可以证明，高俊得到的《年谱》未 刊稿，已经是定稿，内容与稍后上海古籍出版的《穆藕初先生年谱》并无二致。 　　根据以上所述，本材料根据已出版的《穆藕初先生年谱》，核查高俊博士论 文对《穆藕初先生年谱》未刊稿的抄袭，是完全合理的；查对的结果也完全符合 这一判断。 　　（二）高俊博士论文抄袭《年谱》的具体情况 　　1、抄袭《年谱》的资料取舍 　　《论穆藕初的实业振兴思想》（以下称《振兴》），其主要材料均来自于 《年谱》未刊稿，前后直接引自《年谱》未刊稿者，约二百余条，却只有二十余 条注明“转引自”《年谱》未刊稿。若仅止于此，或还只是学风不严谨的问题。 但是，《振兴》之文，凡有关穆藕初实业振兴思想的讨论，其材料取舍，绝大多 数与《年谱》一致。材料的取舍，毫无疑问包含着《年谱》编撰者的深入理解和 认识。抄袭《年谱》的材料取舍，则构成了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抄袭。 　　本材料列举了《振兴》抄袭《年谱》材料取舍的主要情况。兹举一例，以概 其余。 　　《年谱》第80页“7月20日、21日”条： 　　发表《日本政府提倡棉业之远识》译文。在该文所加按语中，先生将中日两 国政府对于发展各自棉纺织工业作比较，认为“日本三十五年前土产不振，金货 外溢，人民困苦不堪言状，较之今日之中国曾不少异”。由于“政府悉力提倡， 无少疑虑，今日彼邦纱业发皇气象几几乎与英美纱业相颉颃”。而中国虽系产棉 大国，办纱厂亦有近三十年，但“我政府前此之空言提倡，收效几何?中国纺织 业家对于本业之竞争进取上作若何计划?……”希望“当此欧战行将结束，国内 政治气象一新，内外国百业群谋进展之秋”，我国政府与我纱业中人应从根本上 为棉纺织业前途采取相应措施。（同日《申报》） 　　《振兴》第74页： 　　同年7月20日，穆藕初又撰写了《日本政府提倡棉业之远识》一文，将中日 两国政府发展棉纺织工业的方针及策略加以比较，认为“日本三十五年前土产不 振，金货外溢，人民困苦不堪言状，较之今日之中国曾不少异”。但由于“政府 悉力提倡，无少疑虑，今日彼邦纱业发皇气象几几乎与英美纱业相颉颃。”与日 本相比，中国虽系产棉大国，棉纱厂之创办亦有近三十年时间，但“我政府前此 之空言提倡，收效几何?中国纺织业家对于本业之竞争进取上作若何计划?以致行 事不果。”因此他提醒“当此欧战行将结束，国内政治气象一新，内外国百业群 谋进展之秋”，国内实业界人士应从根本上思考未来棉纺织业的发展及出路，而 政府更要加强对棉纺织业的扶植力度。（《日本政府提倡棉业之远识》，载《申 报》1916年7月20日） 　　两者对照，《振兴》之文，不仅材料取舍与《年谱》完全一致，两者的标点 也完全一致。此外，《年谱》将《申报》中“内国政治气象一新”中的“内国” 改写为“国内”，《振兴》亦谓之“国内”。我们还不难发现，这两段文字，除 资料和资料取舍之外，《振兴》的行文，同样是据《年谱》之文而稍作改写的。 凡此，不仅足资证明《振兴》之文的资料取舍是抄袭《年谱》的，而且其材料本 身也直接抄自《年谱》。但是，《振兴》之文，竟未及《年谱》一字。这不是抄 袭，又是什么呢？ 　　本文所附《振兴》抄袭之对比材料计54页；其中抄袭《年谱》之对比材料约 40页；皆为此类，并有过之而无不及。 　　2、抄袭《年谱》的行文 　　《年谱》第72页“8月29日”条： 　　在江苏省教育会第十一次常年大会上，先生建议会内成立高等化验分析所。 谓：“提倡国货，振兴实业”，须有“主干学术家”，“所谓主干学术者，即高 等化验分析所是”。并列举高等化验分析所与各业关系。 　　《振兴》第84页： 　　29日，穆藕初在江苏省教育会第11次常年大会上发表演讲，指出提倡国货及 振兴民族实业必须要有“主干学术家”，亦即针对农业科技改良的专门研究机构， 由是他建议在教育会内成立高等化验分析所。他还就高等化验分析所与实业关系 进行分析。 　　两者对照，《振兴》之行文，与《年谱》如出一辙。所不同者，《振兴》之 行文，或将《年谱》所引之文言材料改写为白话；这是《振兴》抄袭《年谱》的 惯用手法。本文所附《振兴》抄袭《年谱》对比材料，其行文抄袭《年谱》者， 类皆如此。 　　《年谱》编撰，积十余年之功。勾稽排比，综合贯通，行文类皆史实陈述。 《振兴》大量抄袭《年谱》行文，不过略改其文辞，或添一、二浮词而已。 　　3、以少量“转引自”掩盖抄袭 　　《振兴》抄袭《年谱》材料及取舍；所注材料出处，亦抄《年谱》。如《振 兴》第85－86页，述北京《晨报》发表穆藕初捐资助北大学生留学欧美事，引 《晨报》6处；其中4条注谓“《北京晨报》1920年6月28日”，1条注谓“《北京 晨报》1920年7月1日”，1条注谓“转引自穆家修:《穆藕初年谱》未刊稿”。这 里面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资料出处抄袭《年谱》；二是一条“转引自”掩盖抄袭。 但是，如果作者确实查阅过这两日的北京《晨报》，自不必有此“转引自”一条。 何况这条“转引自”是一大段注文；其另一半内容已引在正文中，出处注谓 “《申报》1920年6月28日”。所谓“欲盖弥彰”，用在这里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振兴》之文，每于大量抄袭《年谱》资料之中，间或有一、二处注以这样 的“转引自”，盖为掩盖抄袭而设。 　　这里，能够更加充分证明《振兴》抄袭《年谱》的，是该年6月28日《晨报》 刊登的题为《实业家提倡学术之创举》的报导。《年谱》将这篇报导，错写为 《实业家提倡科学之创举》。作为“研究者”，连“学术”和“科学”都弄不清， 只能说明《振兴》的作者对穆氏此次捐资助学的目的不甚了了。所以《年谱》怎 么错，他就只能怎么抄了。 　　再举一例！《年谱》将《晨报》错写为《北京晨报》，而《振兴》也一概错 为《北京晨报》。高俊在《振兴》的序言中说，诸如《北京晨报》之类，凡有关 穆藕初者，“目力所及，巨细无遗，自信在资料的掌握上做到了极有价值的积 累”。 　　连文章名、报纸名都弄不清，而敢出此大言，原因就在于他在写作中得到了 《年谱》未刊稿，以为可以据为己有！因为穆家修先生并未允其使用《年谱》未 刊稿；而复旦论文一般也只有少数人能看到。 　　4、抄袭中的“伪注”问题 　　《振兴》抄《年谱》资料及所注出处，为表示查的都是原始资料，则往往省 略《年谱》所注之非原始出处。《振兴》第31页：厚生纱厂“在穆藕初的励精图 治之下，纱厂年底结算时仍有盈余。‘厂内所纺十支粗纱每日夜可出纱一磅又十 分之九，其出数之速全国中无有出其右’，以所生产加工的双喜牌纱及飞艇、双 喜团鹤等品牌粗布畅销全国。自建成后的五年中，由于经营得法，厚生纱厂年有 盈余，至1922年纱锭增至40340枚，工人人数达2434人。……国人欲办新厂者， 皆自参观厚生厂为入手，且派员入厂实习，无形中成为在华美国纺织机器之成绩 展览会及实习工厂。”资料出处注谓“《申报》1919年3月6日。” 　　上述材料，出自《年谱》第139-140页“3月5日”条，以及122页“本月”条。 出处注谓：“《申报》1919年3月6日；穆伯华《先德追怀录》”，以及“《自 述》，《文集》第42－44页；《申报》1919年3月6日；毕云程《穆藕初先生传 略》，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10月6日”。 　　显然，为表明材料的“原始性”，《振兴》的作者只保留了《年谱》所注的 “《申报》1919年3月6日”这一出处。结果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至1922年纱 锭增至40340枚，工人人数达2434人”，资料来源为“《申报》1919年3月6日”。 真荒唐之至！1919年的《申报》，如果能预知1922年的事情？而“国人欲办新厂 者……”一段，为毕云程《穆藕初先生传略》中语。此文作于穆藕初去世后， 《振兴》的作者又如何能在1919年3月6日的《申报》上见到？何况1943年10月6 日发表于重庆《新华日报》者，也没有这一段文字。此文全文收录于《文集》第 603－608页。而且，即便是当时的《申报》，其中也没有“其出数之速全国中无 有出其右”之文。 　　像类似的“伪注”问题，《振兴》之文中，同样是比比皆是！ 　　5、抄袭中的“误抄”问题 　　《振兴》第55页：“……穆藕初本人对此也有切身感受，他将华人企业家经 营的失败总结为四点：‘一是失之于傲慢；二是失之于疏忽；三是失之于舞弊； 四是失之于幸求。……惟此四种劣根性，不识何日方能拔除净尽，有一于此，即 足以招失败，兼而有之，更不堪矣。’”出处注谓：“《对于中国实业破产之感 言》，载《申报》1918年9月27日。” 　　这段材料，载在《年谱》第126－127页“9月27日”条。《振兴》之文所谓 “四点”，《年谱》称之为“四端”。两者所不同者，《振兴》的作者在所有四 个序数词后，去掉顿号，加“是”字，以示与《年谱》“不尽相同”。此亦是掩 饰抄袭之故伎。问题在于，此所谓“四端”，并非穆藕初原文，而是《年谱》作 者对穆藕初原文的概括。此文，载在《文集》，不过一千数百字，《振兴》的作 者都懒得一查。 　　再举一例！《振兴》第97－98页：“在他看来，职业教育的目的在于：一， 谋个性之发展;二，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三，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四，为国家 和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出处注谓：“《实业上之职业教育观》，《文集》 第132一135页。” 　　此段材料和材料出处，其实抄自《年谱》第118－119页“5月5日”条；但抄 时未注意《年谱》中“此次年会提出了职业教育之目的四项”之文，遂将此职业 教育的四项目的，误以为是穆藕初的见解。据查，《文集》中《实业上之职业教 育观》一文，并没有这样一番文字。 　　此类抄袭问题，《振兴》亦甚多，举不胜举！ 　　6、抄袭中的与《年谱》“同错”的问题 　　《振兴》第27页：“7月21日他应张謇、黄炎培等人之邀，在江苏省教育会 举行的当年第一次演讲会上，就自己的留美心得发表演讲，提出两点认识：‘一 为中国原料之富不亚于美，然绝少制成品，以至原料输出外洋，一经外人加工制 造，运回中国各处商埠销售，赚大利以去。漏卮弥巨，其病在中国工价太廉，不 能使工人专心制造；一为中国与美国同为农业国，而美则自十三州独立后，至今 全国皆农场，以资实地实验，而种种鼓励农人示以成绩模范之法无微不至。故乡 村小儿咸具农业常识，反顾中国农业犹极幼稚，则多设农校及试验场，农夫学堂 尤为要务。’”出处注谓：“《申报》1914年7月13日。” 　　上述材料《年谱》第59－60页“7月12日”条；引文与《年谱》完全一样； 出处与《年谱》同。然《年谱》抄错《申报》：“制造品”错为“制成品”； “漏巵（卮之异体字）”改为“漏卮”；“返顾”改为“反顾”；“试验”错为 “实验”。凡此，《振兴》与《年谱》也完全一样。 　　《振兴》第30页：“1917年8月间《申报》又连续报道了德大纱厂的经营规 模、机件设备、产品销售、固定资产、以及工人的数量和工资概况。建厂仅两年 时间，德大纱厂就已取得很大发展，“全厂锭子总数有二万枚，每日出货平均可 得三十包，每包四百二十磅，核其重量即每日可得一万二千六百磅。最细之纱能 出至四十二支，此亦中国纱业进步之征也”，而且产品多“以十六支纱为最多， 销路亦以十六支纱为最大，以本埠各布厂和袜厂均需购用此纱，而尤以汉口为销 路最畅”。出处注谓：“《申报》1917年8月19、20日。” 　　上述材料和引文，抄自《年谱》第103－104页“8月19日、20日”条。所引 《德大纱厂调查记略》，其实连载于《申报》该年8月12、13日。《年谱》错 《振兴》亦错。 　　《年谱》错，《振兴》亦错。此类问题，《振兴》最多！ 　　二、抄袭其他有关论著 　　（一）对赵靖的抄袭 　　《振兴》第61页：“为提高企业效益，穆藕初首先从更新企业的经营理念着 手。他将在美期间所掌握的科学管理学理论应用到纱厂的管理中来，并根据自己 的理解，采取因地因时制宜及灵活变通的原则，建立起了一套以泰罗科学管理制 度为蓝本的管理制度体系。” 　　上引《振兴》之论述没有注释。其来源为《文集》“附录”中赵靖的《中国 经济管理思想史教程》之“穆藕初章”（姚中利执笔）。“他决心建立起一套以 泰罗制为蓝本的管理制度体系”之文，载在《文集》第676页。“这里特别值得 一提的是穆藕初在因地因时制宜、灵活变通的原则指导下建立起自己的管理制度 的思想主张”之文，载在《文集》第678页。 　　《振兴》第62页：“他不拘泥于科学管理学说的学理教条，根据自己的理解 并结合中国国情，将其总结为‘省时间、精神、物质’三种，以之为企业经营的 基本方针。他并就此论述道：‘管理家不能拘泥于陈旧之方式，以遗削足适履之 讥，因管理上一种特到之学识，大半出于天然之经历。故昔人在管理工厂上觅出 心得；仅可认为管理方法上之酵母，而变化动用，应付咸宜者，则在乎管理家心 思之绵密，及脑力之灵敏上讨生活焉。，”出处注谓：“《纱厂组织法》，《文 集》第86页。” 　　以上引文，“省时间、精神、特质”一语，引用者甚多，而赵文未引。《振 兴》之文，出注甚多，以示“博学”和“严谨”。此处不注，绝非疏失。盖不知 所出。倒是《振兴》所抄袭的虞和平文有引；但虞文概不出注。其实，这条引文， 就在《自述》中。足见《振兴》之作者，并未仔细读过《自述》。而《振兴》所 引《纱厂组织法》之材料，则抄自赵文。赵文谓“削足适履”，《振兴》亦因之。 然查《文集》，则谓“削足就屦”。此则《振兴》抄袭赵文又一确证。 　　《振兴》抄赵文甚多。赵文论穆藕初推行科学的管理制度约4000字；《振兴》 以450字抄其梗要。赵文最后一段论述穆氏创造车间日报表制度，《振兴》亦抄。 而后谓：“这种日报表制度后来成为穆藕初经营企业的一项特色而被其他华商群 起仿效。”也是抄赵文，并注谓：“赵靖主编：《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教程》，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像这样的“注”，明显是表示，仅此一 点，或可参考赵文。然查赵文此页，并无此项内容。 　　（二）对虞和平的抄袭 　　虞和平有《穆藕初与近代中国棉纺织业》一文，载于《20世纪中国企业家风 云录》，《文集》则收之于“附录”中。虞文中有关于中国移植美棉失败的原因 “10端”，是从穆氏《报告美棉迁地之效验》一文中概括而来的。《振兴》第73 页抄此“10端”，又据《文集》所载该文，对虞文稍作改动，以示未抄。虞文据 《植棉改良浅说》，还总结了穆氏对此“10端”的“10条建议”；《振兴》则照 抄不误。两者出处，注谓：“《报告美棉迁地之效验》，《文集》第104页。” 然查《文集》，则知《报告美棉迁地之效验》文中，并无与此“10条建议”相关 的内容。 　　《振兴》大段抄袭虞文多处；抄时或略改文字。兹举一例。 　　《振兴》第37－38页，约800字，亦抄自虞文。其最后的一段文字为：“穆 藕初所推行的这种“以物易物”的方法，虽然是一种原始的商业交换行为，若从 学理角度看，固然属于一种倒退现象，但考虑到战时特殊的经济环境，此种非常 措施不失为一种有效之举，它不仅稳定了花、纱、布的市场秩序，而且通过控制 流通环节，合理调节了花、纱、布的供应、生产及销售关系，稳定和促进了生产， 赋予原始的以物易物原则新的经济学意义。”注谓：“虞和平：《20世纪中国企 业家风云录》，第111页，青岛出版社1992年版。”然查虞文该页，亦无此项内 容。 　　《文集》所附录的虞文：“穆藕初所提出和推行的这种以物易物的方法，虽 然是一种原始的商贸方法，从形式上来说，采用这种方法是商贸业的一种倒退现 象，但从实质上来说，采用这种方法是适合于当时物资短缺的特殊经济环境的， 可以说是战时经济的一种特殊商贸形式，它不仅稳定了花、纱、布的市场秩序， 而且通过控制流通环节，合理调节了花、纱、布的供、产、销关系，稳定和促进 了生产，给原始的以物易物赋于新的战时经济学意义。”（《文集》第696－697 页。） 　　两者对照，则知《振兴》抄袭虞文无疑。而《振兴》的注释，则明白地表示： 只此不到200字，或可参考虞文。 　　（三）对洪认清的抄袭 　　洪认清《穆藕初的农业教育思想》一文，载在《中国农史》杂志2004年第4 期。此文约5000字，《振兴》的相关内容，大约也5000字。两者对照，则可知 《振兴》之文在材料取舍、结构布局，以及观点表述上，与洪文并无不同。二者 材料取舍与行文雷同，约3000字。惟一不同的，是《振兴》之文引用了一些洪文 所未引用的材料；但材料来源是一样的。 　　先举一例。《振兴》抄洪文引文：“农业推广之使命，在辅导农民组织，发 展农村经济，促进农业生产，增高农民知识，改善农民生活。”此条引文下，洪 文未注出处，《振兴》亦不注。紧接此引文后，洪文又有引文。出处注谓：“[3] （P518－519）。” [3]即《文集》。查《文集》，则知这两条引引文，均出自 《〈农业推广通讯〉创刊辞》。同一出处的引文，这样注出处，是正确的。而 《振兴》“失注”，显然是疏忽了洪文“[3]（P518－519）”之注。抄袭得太多， 又抄得甚亟，抄得麻木了，出现这样的疏失，是不难想见的。《振兴》于《〈农 业推广通讯〉创刊辞》一文，并未有一字提及，可见是不熟悉的。 　　另例。《振兴》又抄洪文引重庆《新华日报》陆诒《悼穆藕初先生》文： “全国农科大学的毕业生仅六千五百人，中等农业学校的毕业生为一万八千人。 所谓农科大学的毕业生，其中还是以金陵大学与东南大学的农科生占多数。想到 中国幅员之广，荒地之多，以及将来建国工程之艰巨，我们更深感穆先生去世得 太早了！” 　　这一引文，其中“全国农科大学的毕业生仅六千五百人，中等农业学校的毕 业生，为一万八千人”之语，为陆诒引述当时农林部沈部长在参政会上的报告。 洪文误为穆藕初原文，《振兴》亦因之。足见《振兴》抄袭了洪文。又，洪文将 文中“艰钜”一词，改为“艰巨”，《振兴》亦写作“艰巨”。而且，所有的标 点，《振兴》与洪文错得一样。这两点，也是《振兴》抄袭洪文的明证。《文集》 载有此文，可《振兴》的作者就是懒得一查！ 　　三、关于《振兴》的“体系”与“学术目标” 　　作为一篇博士论文，严格地讲，应有自己的体系。但高俊的论文，其讨论的 问题，或据《年谱》之材料取舍，敷衍成篇；或从他人之较完整的论述中，抄袭 拼凑。惟其如此，在《振兴》中，我们不仅看不到任何称得上是独创性的东西， 甚至也看不到稍稍完整一些的叙述与综合分析。为充篇幅，《振兴》的作者大段 地、过度地引用资料，用一些纯粹的空话、废话或他人的论说作为连接，敷衍成 篇。作者所要讨论的是穆藕初的“实业振兴”思想，所“论”却大量而零碎地抄 袭他人成果，又东拉西扯，谈谈穆氏生平，谈谈穆氏对昆曲的赞助，谈谈穆氏的 伦理观，皆无的放矢。如关于穆氏的经济伦理观和社会改良思想，并非不能结合 其实业振兴思想；穆氏的实业振兴思想，与此二者关系甚大。但《振兴》的作者 上万字的讨论，不过就是大段抄录《自述》资料，缀以空废之词，与所谓振兴实 业，无一句切实的论述，真可谓是杂乱无章，又何来“体系”可言！作者在自序 中称：“当前的研究现状在很大程度上留给笔者充足的探索空间，是机遇，更是 挑战。”但读过此文，则不知其所谓“充足的探索空间”在哪里，更未见他探索 出了什么。 　　《振兴》的作者还说，研究穆藕初，“需要精读他的原著”，“多一些来自 原文中的诠释，少一些彼此间的‘转引自’，会更有助于研究质量的提高”； “因而在资料的利用上，特别下了一番功夫。在论文写作之前，不仅认真通读了 穆藕初的所有著述，而且将同时期的国内几大报刊，如《申报》、《大公报》、 《北京晨报》等，仔细浏览一遍，其中观于穆藕初的报道，目力所及，巨细无 遗”。结果，1919年的《申报》，竟然登了1922年的报导，而所谓“《北京晨 报》”，应该是“北京《晨报》。至于《大公报》又怎样呢？穆氏《植棉改良浅 说》一书，《大公报》连载于1915年6月15日、17－19日。《年谱》将19日错为 20日，《振兴》也跟着错。该书序言载于《大公报》1915年6月15日。《振兴》 抄《年谱》，还是把出处注谓：“据《大公报》1915年6月15日、17－19日连 载。”这样的“目力所及，巨细无遗”，真让人不敢领教。 　　高俊在其“论文独创性声明”中说：“论文中除了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 方外，不包含其他人或其它机构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其他同志对本研 究的启发和所作的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声明并表示了谢意。”这一声明， 是复旦大学对博士论文写作的一个明确要求。高俊本人及其导师，都必须严格履 行！ (XYS20091005) ◇◇新语丝(www.xys.org)(xys4.dxiong.com)(www.xysforum.org)(xys2.dropin.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