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 赵南元点评乌龙茶《江湖理性主义者的美梦》 　 点评部分见【】 　　　　　　　　　　　　　　　　 江湖理性主义者的美梦 　　　　　　　　　　　－－读方舟子《对基因工程的痴人说梦》有感 　 　　　　　　　　　　　　　　　　　　　　乌龙茶 　　候美婉女士的《美梦还是噩梦》一书最近有些热闹，据说它被誉为“反科学、 伪科学之大全”。方舟子先生为此写了两篇评论，一篇短文《〈美梦还是噩梦〉 不是科普著作》发表于12月12日《中华读书报》，另外一篇长文《对基因工程的 痴人说梦－－再评侯美婉《美梦还是噩梦》兼评柯志阳《遗传工程：美梦还是噩 梦》》12月14日发表于新语丝网站，与笔者还有些瓜葛。此文继续对该书给予 “非常酷评”。照此看来，阅读本书无疑有中毒的危险，为此笔者不得不特意再 三地阅读了这本书。下面结合“江湖理性主义者”的特点，谈一谈有关的问题。 1．科学主义是“伪的科学”　 　　读这本书显然需要一些耐心，因为思想来源庞杂，思路不是一下子能抓住的。 静静读下来，我认为本书主要有来自三个方面的理论资源。一是带有“社会建构 论”色彩的科学史研究，二是现代生物学的新进展，三是系统科学与哲学。 　　 从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的角度来说，社会建构论部分是笔者觉得本书特别 “有意思”的部分。但是我并不就一定就完全同意她的观点，这种态度在人文社 会学科中是很普遍的，一般来说“视角”比“结论”更重要。我建议读者阅读一 下第四章到第七章，一开始看会觉得比较激进，但具体到历史细节其实是很有启 发性的（当然，这并不是一本科学史的学术著作）。例如孟德尔的数学和物理背 景使他在探索性状遗传模式的时候有明确的“制造”统计规律的目标（p。 75－ －79），所以曾有学者认为他有伪造数据的嫌疑。又如孟德尔的老师昂葛尔根据 与前辈一样的实验结果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这是由于他们的思想背景的巨 大差异（p。 77）。关于达尔文进化论的部分则显得激进一些，谈到了更多社会 政治经济因素对知识建构的作用。但这些社会建构的观点在西方不过是科学研究 （Science Studies）领域主流学术机构中最标准的观点之一。 【“视角”比“结论”更重要，这是科学与哲学的根本分歧。科学关心的是 结论是否正确，而不问“视角”。对于哲学而言，可以不关心“结论”是否正确， 因为哲学不具有“可证伪性”，所以在哲学界中并不具备分辨正确与错误的公认 方法。所以你只关心按照你的立场本书是否“有意思”，当然，与你立场不同的 人也有同样充分的理由认为本书“没意思”。孟德尔或是牛顿是否伪造数据，是 科学界如今不再关心的事，因为这些理论的正确与否，或是昂葛尔的结论是否正 确的问题早已被其后的诸多研究所解决，不会因为“社会政治经济对知识建构的 作用”而改变。科学的可靠性恰恰在于其正确性并不依靠科学家的良心或操守。 而哲学呢？自己没有分辨正确和错误的愿望，也没有这种能力，尽可以百花齐放， 但是如果以为在科学中也可以推行相对主义，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那就大 错而特错了。】 　　　其实这种社会学观点根本不是什么新东西，更不是伪科学。马克思就是这 个观点的奠基人，罗素的《西方哲学史》附标题是“及其与从古代到现代的政治、 社会情况的联系”，该书用了很大篇幅分析的就是这个问题。其中对达尔文进化 论是这么说的：“从历史观点来看，有趣的是达尔文把哲学上的急进派特有的那 一套经济学推广到了生物学全体”，据达尔文讲“进化的原动力就是自由竞争世 界中的一种生物学的经济。”“促使达尔文想到了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为进化根 源的，正是推广到动植物界的马尔萨斯的人口学说。”（271－2，下卷，商务 版）。　 【如上所述，达尔文的正确，不会因为该学说的来历和我们对马尔萨斯的人口学说 的看法而改变。】 　　 　　但在一些自大的科学主义者心中，一谈论这类观点就是制造伪科学，反科学， 就必然是骗子。实际上他们自己心中的“科学”到真是一种“伪的科学”，即一 种虚幻的科学形象。在他们看来，科学家群体就象一群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一样 依靠他们定义的“理性”来工作（实际上他们自己就从来不是这样）。在学术上 存在着对科学的多种看法，但在一些人看来，只有他们才代表真理，而且只有他 们才凭着良心说话！于是他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谩骂。难道这就是“科学精神”？ 【科学家不需要哲学家代替他们来思考。按照自己心目中的虚幻的科学形象塑造 出一个活靶子，然后给以痛击，并不是辩论的正当方法。你尽可以谈论科学史、 科学哲学，但是你以为可以用相对主义在科学中判断是非，那么你的判断多数一 定是反科学或伪科学的，毕竟偶然蒙对的概率是很小的。科学家不是不食人间烟 火的神仙，当然也不会认为自己是神仙。而且我不认为科学家代表真理，甚至不 认为科学的目的是追求真理，因为真理是一个源于宗教的形而上学概念。我们不 是凭着良心说话，而是凭着事实和证据说话。哲学家没有这种习惯，难免对科学 和科学家产生扭曲的看法。】 　　 　　“社会建构论”的观点经常被视为“反科学”，这有些道理。因为它似乎切 断了“科学知识”与“实在”的传统纽带，进而动摇了科学权威在人们心中的地 位。但是社会建构论者自己多半是不承认“反科学”的，有趣的是，这也很有道 理。据我理解，著名的“强纲领”的提出者布鲁尔的所谓社会建构观点与其说是 “反科学”还不如说是某种“科学主义”。这些社会建构论观点的倡导者（正如 他们的学术对手一样）来自欧美各著名学术机构，例如伊利诺斯大学（UIUC）社 会学系主任皮克林（Pickering），康奈尔大学（Cornell）科学技术研究系主任 平奇（Pinch），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历史系教授沙宾（Shapin）等。 只有拒绝理解，怀着宗教情绪、原教旨冲动的江湖选手（只是把“上帝”换成了 “科学”，而且还是“伪的科学”）才以为他那个道理才是道理，别人都只能胡 扯。 【这就是你们的“道理”，“反科学”或不承认“反科学”都是“很有道理”， 所以无论你怎样贬低“理性主义者”，但你那个自相矛盾的“道理”还是不如 “理性主义”那种前后一致的道理。】 　　 　　笔者完全能够理解这部分内容对一般称为“理性主义者”以及“科学主义者” 们的神经的巨大触动。这种触动就好比某些学院派人士最初听到斯特拉文斯基的 《春之祭》，一下子感受到过于强烈的“不和谐”，一是不想听，二是听不懂， 于是不免大怒：“这也叫音乐？”干脆拂袖而去－－“反了！”　 与方先生的三言两语相比，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物理学教授G。牛顿倒是下了些功 夫写了个大部头“狠狠”地教训了这派观点（中译本《何为科学真理》）。不过， 正如我在《理性主义与相对主义的交锋》一文中指出的那样，这位从科学界杀出 来的“理性主义者”，真正讲起道理来并不十分有趣，其“学术严谨性”倒不如 那些被他称为“反科学”的对手。这一点也不奇怪，毕竟人家才是“专业选手”。 其实，人们不必为“理性主义”的名号所吓倒，因为持有这一观点的人未必“讲 理”，所谓理性主义只是众多可以“讲道理”的观点中的一种，其中不讲道理的 “理性主义者”未必比“其它主义者”少。 【至于哪一个洋人的观点更有趣，与我们所说的“反科学”和“伪科学”无关，也 并不会因为某些洋教授写了很多反科学的著作就意味着科学家应该向他们顶礼膜 拜，否则就是“原教旨冲动的江湖选手”。毕竟我们争论的是一本书在科学上是 正确还是错误的问题，与某个人是否钟情于“社会建构论” 或者“科学社会学” 无关。因为我们讨论的“科普”是科学普及，而不是“科学社会学普及”或是 “科学哲学普及”。无论是“社会学”还是“哲学”，都没有在科学领域裁判正 误的能力。原因很简单，这些“学”连在自己的领域里都无法分辨正确与错误的， 所以他们会以为科学也可以这样搞相对主义。出乎他们意外的是，科学是一个不 那么容易鬼混的地方。你们喜爱伪科学或是反科学那是你们的自由，但是不能以 此为理由把反科学和伪科学作品塞进科普著作的行列中来。】 2．自己“全无敌”，别人“伪科学”　 　　科学主义者多半（正如其他许多人一样）还是温和的，但是我们生活中也有 些“科学主义者”往往自我感觉特好，精神状态与“全无敌”常有一拼，以为自 己研究过一些科学，就自动升任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科学哲学的发言人，还成 为科学主流的代言人，甚至“科学”的代言人。对人文学者常带鄙视态度。其实， 他们自己的“理性主张”，“科学思想”无一不是历史上的哲学家提供的。就拿 常被科学主义者放在嘴边作为招牌的“逻辑实证主义”为例，好像他们天生就知 道，而人文学者、哲学家们就像一群围着他们喋喋不休制造奇谈怪论的多余的人。 问题是：在维也纳学派之前，科学家怎么就不知道这个？在上个世纪“逻辑实证 主义”早已被哲学家推翻重建多次，批得体无完肤，“理性”科学家又知道多少？ 【正因为“逻辑实证主义”早已被哲学家推翻重建多次，批得体无完肤，我们才 知道哲学是何等脆弱，何等靠不住的东西。科学可要坚固得多，不那么容易推翻 和重建。所以“对人文学者常带鄙视态度”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谁知道你们今天 说的明天不被推翻重建多次，或批得体无完肤呢。】 　　候美婉女士是一位专业的生物学家，方舟子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论文列表 （但不全）。那么，她“对遗传学，进化论有着深入的研究”，又如何？按照方 的视角，只有在实验室里第一线的人才叫做“研究”，探究思想，追踪前沿的就 不叫研究，对遗传学，进化论的科学思想史，社会史，政治学，经济学进行研究 的就更不叫研究。我们倒是经常可以看到方舟子在还原论，有机主义，进化论思 想等方面发表言论，进入到哲学，社会学，历史学，以及他并不熟悉的某些生物 学领域发挥余热（正如他在《对遗传工程的痴人说梦》中所做的那样），方舟子 即无这方面的博士学位，也没有受过任何正规的学术训练，更没正经研究过什么， 他倒是真真正正的江湖人士。照他的说法，他也能在这里说三道四？他是不是在 搞“伪科学”？那位研究自动化的赵南元先生又怎能谈论“基因工程”呢？（这 纯粹是模仿方的说法；否则的话，最好集体闭嘴。） 【这个原因很简单，我们所根据的科学知识属于常识范围，没有企图对科学“推翻 重建”，所以有中学程度的知识也足以谈论“基因工程”。而候女士却是企图对 科学整个“推翻重建”的，那当然需要过硬的证据。正如我说你借了我两块钱， 只要有目击者的旁证就够了，但是如果我说你借了我两亿元，没有正式的经过公 证的合同恐怕不行吧。】 　　且说那位83年获诺贝尔奖的麦克林托克女士，方先生严厉批判了吴国盛的一 种“胡说”之后，洋洋洒洒数百言，用“客观”语言慷慨地为我们提供了“历史 的真相”（注：那个“三十年代”显然是“三十年前”之误）。他一眼就洞察出 “麦克林托克所用的研究方法，和当时的遗传学家并没有根本的不同”，其它观 点则是“不懂装懂的胡说八道”。我想，真正的历史学家绝不会有他那样的气势。 因为学界之中一家之言甚多，他所说的无非是他碰巧从学界听到的一种版本，女 性主义科学史则提供了另外一种言说。在这里，他不自觉地采用了科学文本中经 常使用的修辞策略，即把别人的观点称之为“未经证实的”，“假设性的”，或 者“胡说”（这恐怕是他的策略），而自己持有的观点或者“另外一种胡说”则 是“事实”，“理论”，“已被证实的”。至于为什么是这样什么道理也不用说。 【对于懂科学的人而言，这确实是不需要解释的，对于不懂科学的人，解释了也 没用。女性主义科学史关于麦克林托克的“言说”至少没有获得麦克林托克本人 的赞同。】 　　 　　总而言之，只要某些“科学主义者”认为是对的，不管出现在哪个领域，无 论是科学，技术，伦理，哲学，历史，社会学，只要敢发言，就总是对的。而别 人除了成为所谓“科学主义者”以外，只有搞伪科学，反科学的份。　 【很遗憾，事实就是如此，不管你高兴不高兴。】 3．自我中心，拒绝理解 　　再三地阅读了候女士的著作之后，我认为，对于候美婉女士，说她是“反科 学”完全是误解。对此我并无特殊的成见，因为反科学是西方很普遍的一种思潮。 但实际上，她在这本书里使用这些带“社会建构论”色彩的科学历史学的说法只 不过是为了表明，历史上延续至今的这些“科学思想”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 济条件下出现的，与人们当时的思想状态有关；因此，科学思想是可以改变的， 并不是天然的绝对真理。 【我们知道“反科学是西方很普遍的一种思潮”，也知道你们唯西方思潮马首是瞻 （例如女性主义什么的）。所以你们完全可以打出反科学的旗号，没有必要扭扭 捏捏、遮遮掩掩。科学思想当然有其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根源，而且可以改变，也 不是天然的绝对真理，这些都是废话。关键是，要改变它，不像你们哲学家想象 的那么轻松，转眼之间就可以推翻重建多次。改变科学需要过硬的证据和艰苦的 工作，不是哲学家的几句屁话可以凑效的。】 　　 　　要说她反科学，那么请问：反在哪里？她反对做实验吗？反对数学吗？反对 存在DNA吗？反对有基因这回事吗？反对基因与蛋白质的联系吗？……请方先生 提供哪怕一个例子。这一点再清楚不过，候美婉女反对的是“还原论”。她认为 还原论“没有考虑基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对细胞和生态环境的绝对依赖。 把基因当作焦点，便忽略了生理学以及物理化学和数学对理解生命过程和组织的 作用”（p。 75）。反对“还原论科学”，不是“反科学”。事情如此简单，方 先生非要搅成一锅粥。 【候女士反对还原论就是反科学，分析和综合是求知的基本程序，还原论并不像候 女士所故意歪曲的那样不考虑其他作用。反对“还原论科学”就是“反科学”， 因为现在并不存在“整体论科学”，“还原论科学”就是科学的全部。而候女士 所倡导的“好科学”现在还不存在。】 　　方先生又说了，遗传学的新发展早就超越了这种还原论，“这些'大量的生 物遗传学自身的发现'早已写入遗传学教科书，为每一个遗传学的学生所熟知， 哪里用得着侯自命导师来教训我们基因是‘流动的'？”－－出现这样事情的确 是可笑的，但是可笑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作者可笑，二是读者自己可笑。由 于方舟子“反反”心切，根本就没兴趣读懂别人的思路，就要强为人师。候女士 明确指出，反映机械生物学和遗传决定论的“中心法则”是50～70年代的事情 （这还用得着方舟子告诉我们吗？），然后，“70年代中期直80年代的整个10年， 对于生物学来说，是最令人激动和为人称道的时期……突然群芳吐艳，似乎每一 星期都有一种新的发现。”（p。107）这些发现就促使了遗传决定论的逐渐消亡， 然后，她列举了逆转录酶，重叠基因，DNA甲基化，RNA编辑酶，转座子等70年代 以后的新进展作为证据（p。104－128）。 　　所有这些主流发现都是候女士支持的，她对提出新遗传学信条的学者是衷心 赞许的，因为这些新进展正是她反对遗传工程的理论基础！她批判的着力点（请 方先生看清楚了）在于：这些遗传学的新进展并没有改变遗传工程宣称者实践者 的观念－－“在遗传工程学者的思想中，”基因“的概念与50～70年代分子生物 学所确定的概念非常一致”（p。107），“多数分子遗传学家……认识不到自己 领域中大量发现（哪怕写在教科书里！－－笔者注）的含义及其广泛的影响，以 及最重要的是，它们孕育的危险。”（p。139）－－如果别人的观点在哪都看不 明白，还争论什么呢？ 【如果候女士把所有科学家都看成傻瓜，我倒是倾向于怀疑她自己是傻瓜或别有用 心。】 　　最后，方舟子攻击候女士散布阴谋论，并说这是搞伪科学、反科学的惯用手 段。首先，我们还是请方先生来读读书。候女士说：“我同其他批评家一样，并 不认为这里有什么阴谋诡计”，接着引述苏珊·乔治的话：“如果他们有着相同 的世界观，就用不着玩阴谋诡计，他们自然会追求类似的目标，并采取一致的步 调达到这一目标”（p。 7）。所以“大商业利益，遗传决定论的科学思想，以 及工具主义自然观”的密切结合根本无需阴谋。对自然的无限索取和利用，追求 个人、生物技术公司、保险公司、跨国财团的利益最大化，相信基因能决定许多 事情（比如同性恋，精神分裂症，智商，糖尿病，癌症），正是我们现在的生活 方式（当然不是所有人）。至于这样下去行不行，方舟子也许觉得不错，但候女 士坚持认为不行。这种批判观点，正如她的社会建构论观点一样，读者无需完全 赞同，但是作为多种声音中的一种对于公众是非常有益的，在中国尤其是非常欠 缺的。 【“多种声音中的一种”并不能证明这种声音是“非常有益的”。事实上这种反科 学的声音恰恰是有害的。而把它打扮成“科普”就更加有害。】 4．因自大而无畏 　　本书关于遗传工程的危害部分，方用“大胆假设，无心求证”来概括。首先 我们看到，候女士所说的危害包括范围十分广阔，包括：对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 国家的剥削，对小农经济的危害，对有机自主农业的危害，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 对生态平衡的破坏，对农业遗传资源的消耗，等等。这里很多政治经济方面的观 点都是激进的，但警示作用也是明显的。 　　仅在转基因作物方面，遗传工程可能存在的危害有（以下引自方舟子撰写的 《转基因作物的是是非非》）：1。 转基因作物可能产生过敏反应（方认为经过 了严格检测和管理，能够上市的可能性很小）。2。 可能产生超级野草：“如果 两个物种亲缘关系很近，或者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例如染色体数目相同），则有 可能产生基因交流。几乎所有的农作物都有其野生的亲缘物种。……其他国家对 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更大的关注。”3，“用转基因技术抗虫害只能有暂时的效果， 从长远看会适得其反，因为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害虫会逐渐产生对毒性蛋白的 抵抗能力，出现”超级害虫“”（生态平衡打破，军备竞赛升级－－笔者注）。 4，“对抗虫害转基因作物对其他生物的影响（比如毒死非虫害生物－－笔者注） 值得进一步研究”。以上四条也都是候女士的书中提到的。被方先生视为“谬误” 的有抗菌素抗性标记基因传播给消化道细菌和病原菌，产生“超级病菌”；食用 转基因食物有可能使转基因侵入细胞导致癌症（候女士说的是具有这种可能性。 顺便说一句，18日中央电视台午间新闻报道了科学家发现可直接穿透肠道进入血 液的蛋白质大分子，打破了长期以来认为蛋白质分子无法穿越消化道的观点（详 情待考））。 　　 　　可见，遗传工程危害的可能性是明显的，只不过对形势的估计不同。我们不 妨问一句，目前从事着生物技术研究的每一个科学家对遗传工程可能存在的危害 是否都做过严肃的思考？国内的公众对于遗传工程的风险性有多少认识？方舟子 告诉我们“不要吹毛求疵”，我看多几个吹毛求疵的人没什么坏处。如果说有人 “因无知而恐惧”的话，那么为什么不是有人“因自大而无畏”？　 　　方舟子的原则很有意思：“越是特别的主张，越需要特别确凿的证据。”但 在候女士看来，最特别的主张恐怕是“遗传工程是安全可行的”。对此有特别确 凿的证据吗？也没有。我们不仅有看到的危险，还有未能料到的危险（就在方的 短文在网上发表的11月29日，《自然》周刊报道墨西哥发现土生土长的玉米已普 遍带上了转基因DNA，而转基因玉米在墨西哥是禁止种植的，伯克利的微生物生 态学家Quist但心会对生态多样性造成损害（来自Science Online））。 　　 　　在这些争论当中，包括在著名的Nature杂志上关于GM（遗传修饰）食品的系 列争论（1999。 401，　402。 包括候美婉女士的一篇通讯），隐隐涉及对科学 和科学家是否信任的问题。科学家看来是很恼火的，这似乎可以理解。问题是别 人并没有义务也没有理由对自然科学家完全信任；其次，质疑某些问题不等于指 控搞阴谋；第三，在技术上目前谁也没有绝对信服的理由，Nature的争论中，剑 桥大学植物科学系的Mark Tester也认为，对某些类型的GM食品要做更多的检验； 第四，不要神经过敏地以为别人都是无知无耻之徒，这很不“理性”。　 【反科学的一个手法就是对科学进行诋毁，但是这种诋毁并无作用，因为无论基因 工程是否有害，我们只能凭科学的根据判断，哲学或科学社会学在这里毫无建树 可言。】 5．冒充专家，谎称主流 　　方舟子批判说：“为了支持自己的结论，把一些非常初步的结果当成定论做 为证据，而有意忽视相反的结果和争议，是反科学、伪科学者的另一特征。侯美 婉在书中反复用到这一手段。为了证明后天获得性能够遗传，她花了很大篇幅介 绍约翰·凯伦斯（John Cairns）在80年代末发现的细菌的”定向突变“或”适 应性突变“（见中译本pp。126－128），并以此抨击新达尔文主义。而事实上， 早在她的英文原著出版（1998年）以前，已有众多的证据证明这种突变并非拉马 克式的，而还是达尔文式的，是”超突变“（hypermutation）造成的假象。连 凯伦斯本人也已接受了这个结论，而侯却还在以此攻击达尔文主义，若非无知， 就是有意的误导。”　 　　这是方舟子五大批判之三，在此全文引述，立此存照，以便大家对这位“理 性”的前科学家的工作方式有所认识。这个抨击来自他最有资格发言的生物学领 域，在全文看起来是最具专业水准、最有学术价值、最令人信服的，彻底揭穿了 伪科学者的谎言，对此我们似乎应该感激方先生再次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真 相”。不过，对于这位生物化学博士、前专业人士的话，我仅凭高中生物学的微 薄“资历”，用了半天时间“深入研究”了一下，查阅了十几篇近年来重要的遗 传学专业文献，结果发现：原来这倒是个真正的谎言！－－且容我慢慢道来。 （笔者无意中做了一回科学争论的实证研究）。　 　　第一，远的不说，还是先看原书。就在方舟子所引的127页上，候女士自己 就指出了，“适应性突变”涉及的机制包括：“无效DNA修复造成的超突变，遗 传重组和单个碱基缺失等。”－－“超突变”三字赫然在目。还用得着方先生说 吗？不知他是无心疏忽，还是有意误导？ 　　 简单介绍一些背景知识（我临时出家抱了点佛脚，现学现买，敬请指正， 千万别把我当“遗传学家”）。John Cairns 于1988年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 名为“The origin of mutants”的论文（1988。 Nature 335，　142145），突 破了Luria和Delbruck检验，表明在非致死选择压力下存在“适应性突变” （adaptive mutation），引起学界轰动。 　　所谓“超突变”是B。 G。 Hall（Genetics，　1990，　126：　5－16）提 出用来解释“适应性突变”现象的一种机制（还有别的假说），即细胞饥饿可能 诱发部分细胞呈极度（随机）可变状态。有实验支持，但仍有问题（见下文）。 候女士所说的“遗传重组”可能是指芝加哥大学的J。 Shapiro所说的“自然遗 传工程”（natural genetic engineering），即细菌为了适应新环境，主动地 改变自己的遗传结构（Trends in Genetics。 1997。 13（3）：　98－104）。 　 　　本人对新达尔文主义没有什么研究，也不是很感兴趣，也不想捍卫这个那个 的。但既然看了些东西，也就产生了一点想法。我觉得，无论“适应性突变”现 象上溯的最终机制是不是纯粹随机的，似乎都已经是对原先意义上的新达尔文主 义的突破。就以被视为随机突变的“超突变”为例，这虽然是随机的，但首先， 它是细胞静止期或慢生长期的突变，不同于原先的快生长期的随机性突变；其次， 它是在特定环境压力下产生的随机性突变，换而言之，环境压力促进了变异（虽 然是不定向的），如果没有这种压力，就没有这种随机变异，这还能叫“纯粹的 随机性”吗？我想这与原来所说的先随机突变再接受自然选择已然不同了。当然， 只是一点浅见，仅供参考。　 　　第二，方舟子说“已有众多的证据证明这种突变并非拉马克式的，而还是达 尔文式的，是”超突变“造成的假象。连凯伦斯本人也已接受了这个结论”。这 里所谓“拉马克式”，“达尔文式”具体是什么意思，我看需要斟酌（见前一 段）。关键是：已有众多证据证明这种突变是“超突变”造成的假象，而且凯伦 斯也接受了，仿佛科学界已有定论。这不免就要考究一下：到底是科学家公认的， 还是方舟子自己想象的；是凯伦斯本人说的，还是方舟子做梦听到的？　 　　且不说1998年是怎么回事，在去年即2000年10月由美国遗传学会出版的 Genetics上刊登了J。 Cairns（凯伦斯）本人所写的文章，题为：“细菌的超突 变对静止期突变的贡献”（Genetics，　Vol。 156，　923－923，　October 2000，读者可以在www。genetics。org上找到全文），文中Cairns批评了Harold J。 Bull等发表的一篇关于超突变的文章（Genetics，　Vol。 154，　1427－ 1437，　April 2000），他说： 　　“正如前面提到的，Bull等进一步提出：所有的突变实际上都是从超突变子 中产生的。这与现有的证据相矛盾。”（As mentioned earlier，　Bull et al。 have gone further and have proposed that virtually all mutations arise in hypermutators。 This contradicts the available evidence。）“他们的 论断是不正确的，并且，作出了一个与他们自己的结果相矛盾的预言。” （Their argument is unsound and，　furthermore，　makes a prediction that is contradicted by their own results。） 　　可见，方舟子“若非无知，就是有意的误导”。 　　第三，Cairns所说的“现有的证据”包括Bull自己的（因为自相矛盾），还 包括波士顿大学医学院William A。 Rosche　和Patricia L。 Foster于1999年 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的“The role of transient hypermutators in adaptive mutation in Escherichia coli”（Proc。 Natl。 Acad。 Sci。 USA：　Vol。 96，　No。 12，　68626867，　June 8，　1999。　我在Web of Science（SCI，　SSCI，　A＆HCI）网站上检索到它的摘要，在PubMed Central 网站上检索到全文）。文章很长，单说其中的结论： 　　“从这些数字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超突变子是几乎所有multiple突变的原 因，但是只产生适应性Lac　＋突变中的约10％。”（From these numbers we conclude that the hypermutators are responsible for nearly all multiple mutations but produce only ≈10％　of the adaptive Lac　＋　 mutations。） 　　白纸黑字。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谁不懂装懂？是不是以为学“文史哲”的 就看不懂“遗传学”的专业英文文献，于是可以信口开河？我认为，适应性遗传 的很多问题绝对仍属高度争议，Cairns表示不同意，自然表明有人同意。这是一 个典型的科学内部的争论，在方舟子手里却变成了一个以他领导的正确路线与歪 理邪说之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他把某种“一家之言”冒充成学界定论，还要栽 在反对者头上，其实纯粹是他的“一”家之言，“一”厢情愿。顺便在此向方先 生提个建议：在谈论遗传学话题的时候，请注明观点的出处，别把自己当成遗传 学家。 　　 第四，这次争议的主角，牛津大学著名遗传学家J。 Cairns 12月17日写给 我的信（收件时间：2001年12月18日凌晨1：26）－－事实表明，我前面所作的 理解完全正确： 　　Dear Mr。 Zhiyang Ke　　　　17 December，　2001 　　You should read the paper by Rosche and Foster，…，　which shows that only a minority of all adaptive mutations arise in hypermutators。 In the short article you have quoted，　I show that Bull et al are wrong when they suggest that ALL mutations arise in hypermutators 　　亲爱的柯志阳先生：你应该看看Rosche和Foster写的论文（注：我已经看 了）……，该论文表明只有少数适应性突变产生于超突变子。在你已经引用的短 文中（注：我的信中引用了Cairns 2000年在Genetics上的文章），我指出： Bull等人提出“所有”的突变产生于超突变子，在这一点上他们是错误的。 　　 　　第五，J。 Cairns在他给我的第二封信中进一步指出（收件时间：2001年12 月18日22：39）： 　　The exact process responsible for the production of chromosomal mutations in non－growing bacteria is not known，　either for the rare hypermutators or for the more common normal mutators。 解释产生非生长 期细菌的染色体突变的确切过程我们并不知道，无论是对稀少的超突变子，还是 对更普通的突变子。（注：可见未有定论） 　　Susan Rosenberg believes that all mutations are arising in a hypermutating minority　（see her recent review in Nature），　but her argument is wrong　（because she has made a simple mathematical error）。Susan Rosenberg相信所有突变都从发生超突变的少数［细菌］中产生 （见她最近在Nature上的评论），但她的论断是错误的（因为她犯了一个简单的 数学错误）。 　　正如方舟子所说的那样：“为了支持自己的结论，把一些非常初步的结果当 成定论做为证据，而有意忽视相反的结果和争议，是反科学、伪科学者的另一特 征。”如果就此给方舟子先生定个名号，恐怕也不辱没他了。 　　　　　＊　　　　　　　　　　　　　＊　　　　　　　　　　　　　＊ 　　世界确实有点乱，心里有点烦，不过有些所谓理性主义者为了“一统江湖” 的美梦，用过于简单的思维来观察世界、处理问题，难免不出新的乱子。 　　　　　　　　　　　　　　　　　　　　　2001年12月18日于清华园 后记　 　　打算发稿前，收到芝加哥大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系微生物学正教授 James A。 Shapiro（Professor of Microbiology）给我的信（收件日期2001年 12月19日23：09），专门回答了我关于随机性的提问，这位“主流”生物学家的 说法与我上文关于“新达尔文主义”的“随想”不谋而合：　 　　The process is not random with respect to time because it occurs in response to specific physiological conditions and internal signals。 Whether the spectrum of mutations that result from adaptive mutation is random remains to be determined。 There is a clear element of non－ randomness in those cases where transcription seems to be involved　 （e。g。 starvation for specific amino acids　－Wright，　B。 E。，　 Longacre，　A。　＆　Reimers，　J。 M。 Hypermutation in derepressed operons of Escherichia coli K12。 Proc。 Natl Acad。 Sci。 USA 96，　 5089－5094　（1999）。）。　 　　这个过程就时间而言不是随机的，因为它是响应特定的生理条件和内部信号 而发生的。适应性突变产生的突变谱是否随机仍有待确定。在那些似乎涉及转录 过程的情形中，有一个明显的非随机因素…… 　　12月20日上午10点，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研究员、著名遗传学家王敖全先生 给我打来电话，就他目前正在进行的适应性突变研究及当前最前沿的进展与我进 行了半个多小时的详谈。（饶毅最近关于中国科学进展的文章中指王先生是文革 后最早在Cell上发表论文的大陆学者，见Aoquan Wang，　et al。 The Transposition Properties of Transposon Tn2 in E。coli，　Cell 21： 251,1980.）他的观点我总结如下：适应性突变的机制并未定论，谈不上什么伪 科学；突变机制有可能是随机的，但实验还未做出（他正在做）；全面否定达尔 文主义不太可能，但不可能不发展。（笔者在此特别感谢John Cairns，　James A。 Shapiro，　王敖全三位重要的遗传学家给我的帮助。） 【以上任何文献都没有对推翻达尔文主义给出任何证据，而候女士的目标恰恰在 于此。王敖全的看法是对的，全面否定达尔文主义不太可能。其实突变非随机而 朝向适应或有利的方向的最大问题在于，基因自己怎么会知道哪种突变是有利的。 这是候女士所鼓吹的那种拉马克学说的要害。】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