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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还是抄袭的指纹？ 

王晓渔 
2002年1月21日深圳特区报

    在文学界，流传着这么一个说法：一个作家千万不要让别人迈进他的书房。
这倒不是害怕别人借书不还，而是从作家书架上的书目，就能发现他的精神家谱。
这将使得作家在闪烁着光芒的前辈们面前，不得不收起自己原先的光束。因此，
聪明的写作者，会避重就轻地、向公众坦白他写作青春期的精神奶妈。但是，他
们往往对自己写作的核心秘密守口如瓶，拒绝交供。 

　　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亲自拜访作家的书房，毕竟是异想天开的幻想。但这
并不意味着，作家的秘密永远无法向世人敞开。评论家会像官兵一样，在作家们
的文章中嗅来嗅去。他们不放过这些文字强盗的蛛丝马迹，以期破获整个文学团
伙。而“引文”仿佛作家的胎记，铁证如山，迫使能言善辩的人也将哑口无言。 

　　2001年底，记者徐林正在网上发表《余杰涉嫌抄袭，是江郎才尽还是急功近
利？》，引发了“余杰涉嫌抄袭朱大可”这一文坛公案。他把余杰《我看〈水
浒〉》和朱大可《流氓的精神分析》进行互校，发现两篇文章有诸多雷同之处。
而在此前，已有多篇文章“举报”：余杰“引用”他人文章，常常有不注明出处
的习惯。大概四五年前，我也曾发现：余杰的一篇杨绛论，大段匿名“引用”已
故评论家胡河清的文章。但那时，余杰刚刚成为校园里的文化英雄。朋友们宁可
相信那是另一个重名的余杰，而不愿意接受这么一个残酷而可笑的事实——以坚
持理想、倡导良知而著称的北大学生，竟然也喜欢“剪刀加浆糊”（在电子时代，
它的程序简化为“剪切——粘贴”的键盘操作）的写作。 

　　按照公关学的常识，余杰解决这次伦理危机的最佳方案，无非是坦白过去的
错误。按说，这对于酷爱“忏悔”的他，并非难事。可惜的是，余杰在接受《上
海新书报》采访时，竟然把此归咎于自己批评过余秋雨，而徐林正是余秋雨的崇
拜者。谈笑间，试图揭露学术腐败的记者，被丑化成报私怨的“这么一个人”。
但余杰在构筑这个“批评谱系学”的时候，肯定忘记了，是朱大可而不是他，掀
起了那场声势浩大的反对“文化口红”（余秋雨）的批评运动。 

　　余杰不遗余力地建立自己的“批评统一战线”，上演着“半边脸的神话”：
一方面怀疑记者别有居心，但另一方面说起话来却又是那么“得体”。他声称：
自己“不相信朱大可作为一名学者能说出‘抄袭’如此不负责任的话来”。仿佛
很体谅地为朱大可先生设计了一个台阶——只要这时双方心神领会，就可以“庭
下和解”。余杰对此驾轻就熟，他特意指出，自己与当年论敌谢有顺早已“进行
了沟通”。（在此之前，还有与余秋雨化敌为友的成功范例。） 

　　一位柔弱的犹太人瓦尔特·本雅明，曾为“引文”的名誉拨乱反正。他宣布
自己的“最大野心”是“用引文构成一部伟大的著作”，把“引文”从“原文”
中解放出来。余杰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是“引用”不必完全注明出处。但是，余
杰涉嫌抄袭之处，很难被称为“引文”。“引文”会用引号通知读者自己在借鉴
前人，即使是转述，也会点明它的产权所有人。而抄袭者，则试图抹去原作者的
指纹，把它偷偷地改装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其实，这只是一场鸵鸟的自我欺骗：
虽然在抄袭者的作品中，原作者的指纹被抹去；但在原作者的作品中，抄袭者的
指纹将清晰地留在那里。 

　　当然，余杰也不同于那些试图隐藏精神家谱的作家们。后者往往只是在精神
气质上酷肖那些时间上流的前辈，而前者却是在词语、具体的修辞这些细节上进
行“克隆”。著名学者陈平原，同样接受了《上海新书报》的采访，对余杰严谨
的学术态度作出高度评价。套用余杰的话，我也“不相信陈平原作为一名学者能
说出‘严谨’如此不负责任的话来”。 

　　最有趣的是，作为平庸的写作者，余杰自身的干瘪，使得所谓“引文”成为
他文章中仅有的饱满的钻石。通过“改编”前后的文字证据，可以清晰地听出：
余杰面对汉语只会声嘶力竭地“呐喊”，而朱大可却仿佛在弹奏文字的钢琴。在
此，我将略带羞涩地引用奥登先生的一句话：“一般来说，当我们阅读一个有学
问的批评家的文章，我们从他的引文获得的教益要比从他的评论获得的教益为
多。”（《论阅读》，黄灿然译）。或许，从这个角度来说，余杰可以被认为是
“有学问的批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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