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freedns.us)◇◇ 是“见到的”还是编造的 ——评杨益言《我见到的“中美合作所”》   孙曙   (载《书屋》2003年第11期)   小说《红岩》作者之一杨益言在2003年5月号《中华儿女》发表了《我见到 的“中美合作所”》一文,拜读之后,发现杨先生在对一些重要历史事实的陈述 上,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笔者从重庆解放时起就亲身参加过对“中美合作所” 有关历史情况的调查,十分清楚杨益言当年被关押过的渣滓洞监狱并不是“中美 合作所”,他所谓“我见到的‘中美合作所’”,并非历史上存在过的“中美合 作所”。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3日前,重庆市军管会公安部第二处(政保 处)6位处、科长,已随野战部队进城,于12月5日进驻了市区老街34号 “慈居” (原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34号附2号(原国民党联合侦防处办事处, 简称侦防处)、老街32号(原保密局西南特区)。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 务团第六(公安)支队一大队二中队(政保处)营、连、排干部进驻这些地方。 我当时被分配在内勤科任见习科员(排级)。内勤科的职责是汇集、管理敌特档 案、情报、线索,汇编敌特组织人头资料,20日左右,内勤科长黎强派我们三人 去磁器口原军统局乡下办事处拉办公用品,这时我第一次到了那个曾经设立过 “中美合作所”的地方。1950年10月,我被调到政保处国外间谍侦察科任内勤, 科内开展了对“中美合作所”等间谍机构组织、人头情况的调查, 1954年和 1958年,重庆公安机关又组织力量,专门对外国间谍机关及其掩护、控制机构开 展了系统的敌情、社情调查,整理成组织资料和人头名册。从 1990年开始,我 又参加了重庆公安、国家安全反特务间谍斗争史、重庆公安志的编撰工作(到 2002年完稿)。再次从历史角度了解了“中美合作所”的有关资料。   中美合作所出现的历史背景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国民政府先后与苏联、英国、美国进行了反对日本法西 斯的军事情报合作。   中苏情报合作。1938年7月,中、苏成立特种情报所,俗称“中苏合作所”、 “中苏情报所”。首任所长由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兼,副所长由军令部第二 厅副厅长、军统局主任秘书郑介民和苏方瓦西列夫将军担任。任务是对日军进行 电讯侦测和情报派遣。中方参与人员主要是军统特务,最多时达268人,俄方人 员 32人。下设情报搜集、情报研究、电讯侦测、人事总务四个科(到重庆后将 情报搜集和电讯侦测合并为一科),另在重庆南岸放牛坪设立特种电讯总台,负 责测向、破密。在兰州七里河设立电讯支台,辅助总台侦收边远地区日台电讯。 在重庆城内遗爱词11号(即石房子)设无线电通讯总台(后来成了保密局重庆支 台),负责与派往各地的情报组(分台)和兰州支台的通讯联络。在重庆市商会 内开办了谍报人员训练班,学员从军统临澧训练班挑选,从社会上招收及私人介 绍,共约五六十人。毕业后派往沦陷区建组设台。1943年3月,中苏情报所结束。   中英情报合作。1942年1月11日,英国派驻华大使馆一秘凯瑟克,和军统别 动军司令周伟龙洽谈组建“中英情报合作所”,所址在重庆市郊沙坪坝红槽房。 另在沙坪坝小龙坎周家桥(别动军司令部)驻地办一个训练班,对军统武装忠义 救国军下级军官进行敌后作战战术和爆破技术等训练。但因双方矛盾纠纷,这个 情报合作被蒋介石下令撤销。4月29日,英方人员撤到印度。另外,同年3月,缅 甸国防部国防局局员、英国间谍鲁宾逊,国防局顾问、军统特务李汉元,到重庆 与中统局局长徐恩曾洽谈。徐同意以国民党海外部名义,派中统特务骆剑雄率6 名特务、2名报务员,携电台2部,去缅甸腊戍。4月25日,日军占领腊戍,中统 情报人员罗大年遭日军杀害,其余特务分两批逃回。这次合作就此告终。   1943年5月,李汉元代表军令部二厅副厅长郑介民,英国驻华大使馆一秘安 献今代表英国经济作战部(管辖英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情报,总部设印度墨鲁) 负责人麦根基少将,经商谈签订情报合作协定,7月25日协定生效,军统局从军 统南洋训练班第一期学员中挑选缅甸归国华侨青年32人,军统重庆电讯训练班报 务员8人,共40人,送往印度受训后,派往缅甸开展对日情报工作。1943年冬, 军统局又从军统南洋训练班第二期学员中挑选越南归国华侨青年和军统重庆电讯 训练班报务员共70多人,分两批去印度受训,后派往越南开展对日情报工作。日 本投降后协定终止。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合作所”或“中美所”。1943年7月1日在 重庆磁器口钟家山成立,范围包括梅园、白公馆、松林坡、杨家山、五灵观等地。 戴笠任主任,美国海军中校梅乐斯任副主任,美国战略情报局又先后派了魏金生、 康诺陶任第二副主任;正副参谋长、主任秘书、组长,由中美双方人员分别担任; 下设人事、情报、作战、通讯、气象、侦译、研究分析、心理作战、行动、交通 运输和总务、会计、医务等组,秘书、翻译两室。作战组在安徽歙县、临泉、浙 江瑞安、江西修水、湖南南岳、河南临汝、绥远陕坝、福建华安、建瓯、贵州息 烽、广西南宁、广东梅县开办了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共训练、装备军统特务武 装5万多人,另在昆明、贵阳、福建建阳设中美合作所办事处。   1943年12月,为加强共同对日作战,美国派战略情报局局长杜诺万来华,与 中方签订合作补充条款,主要是美国帮助军统训练特种警察和供给特工器材。年 底,联邦调查局派詹森中校率各类器材专家30多人,携测谎侦察器、强光审讯器 来华。1944年10月,在五灵观(今西南政法大学处)开办了中美所特警班(又称 中美所第九训练班),在现烈士墓地址修建了特警班礼堂,美方总教官为联邦调 查局庄士敦上校,训练期一年,共两期,1000多人。中美所最盛时有美方人员约 500人,中方人员约1000人。1945年日本投降,双方合作停止,1946年5月,美方 与军统局签署“结束协定”,9月30日正式结束。   杨益言何时看到手铐上的英文字   从以上所举历史事实可见,中美合作所与中苏合作所、中英合作所一样,都 是在当时反法西斯战争的大背景下诞生的国际军事情报合作机构,中美所在抗日 战争结束后已经结束。而杨益言先生被关进渣滓洞监狱的时间是1948年8月,那 时中美合作所早已撤销,其房屋、物资均已由军统局(后改为保密局)接收。杨 益言举出渣滓洞监狱里手铐上刻有“Made in U.S.A”,桌椅上有白漆写的“中 美所”,就硬说他被关进的地方是中美合作所,这能证明得了吗?他虽然避而不 谈中美合作所早已撤销的事实,但却在文中一处漏了马脚,他说徐远举“以公产 组组长身份管理着庞大的重庆中美所留下的所有‘公产’”,这句话说明,中美 合作所已经不存在,“留下的所有‘公产’”(自然包括他看到的用白漆写着 “中美所”字样的桌椅在内)已被徐远举接管。不过,就是这句话也不全对,因 为据我从重庆市公安局50年前编印的《重庆市敌特组织参考资料》查知,徐远举 并未在公产组担任过任何职务。   再说,杨益言强调手铐上刻有“Made in U.S.A”,这也是他编造的——只 要把他在1949年12月5日至16日化名“杨祖之”在重庆《国民公报》连载发表的 《我从集中营出来——磁器口集中营生活回忆》作一对照,就会看出破绽。他在 《中华儿女》上发表的文中对他的被捕情况是这样写的:   “1948年8月4日,四名便衣特务将我从重庆菜园坝一家工厂的三楼宿舍押下 楼。一副银色手铐将我铐上,我看见手铐上刻着几个英文字:‘Made in U.S.A’。我被拖上一辆美制中型吉普车。车子摇摇晃晃,不知驶去了何方。/终 于,我被押向山谷中的一处被无数岗亭监控着,又由电网、高墙围着的一座监 牢。”   而他发表在《国民公报》上的《我从集中营出来》对他被捕的情况是怎么写 的呢?请看:“四个流痞型的特务把我从一家工厂里挟走了,被拥上一辆‘军警 宪巡逻车 ’,在重庆行辕的门口停下来……穿过伪行辕各处办公室被押进了一 间挂着‘第二处’木牌的小办公室里去。接着,裤带被解去了,除了一张擦汗的 小布帕外,均被 ‘代为保管’。……”“五天后,另外一个姓刘的秃头朋友带 上了手铐——卫兵喊着‘金膀圈’,说是美国人送的,比土手铐‘好’多了……”   他以前写的是他被捕时没有戴手铐,是在重庆城里“二处”看守所关了五天 后(转押渣滓洞监狱之前)才因另一朋友(不是他本人)被戴上手铐而听卫兵说 了是美国人送的——并不是他亲眼从手铐上看到了英文字。此外,请想象一下四 个特务把他“挟走”的场面,即使当时给他戴了手铐,又怎么可能让他有时间从 容地看清手铐上的英文字?   同样是他的回忆,对同一件小事的写法就如此不同,这实在叫人不知道他的 回忆中哪些是真的。   杨益言文中还说:“大屠杀由二处行动科长雷天元实施,全市大爆破由中美 所训练的杜长城率队执行”,这些说法也不确。白公馆大屠杀,是由所长陆景清 传达毛人凤的命令,由看守员执行的;渣滓洞大屠杀,是由西南特区二科(行动) 科科长龙学渊(军统湖南黔阳训练班毕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一科(情报) 科长雷天元(军统湖南临澧训练班毕业)、特区行动组副组长熊祥、组员王少山 (均毕业于特务五团技击班)和看守员执行。而大爆破,则是由国民党兵工署警 务处长廖宗泽任“破厂办事处”总指挥。杨益言还说:“二处的用刑特务,多曾 由这特警班训练过”,这也是他的想当然。因为他已经把中美合作所与渣滓洞、 白公馆监狱划上等号了,所以就想当然地认定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的特务多曾由中 美合作所特警班训练过。其实,与杨益言的说法相反,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的“用 刑特务”中,不是“多曾”而是“均未”在中美合作所特警班接受过训练。只有 杨元森和李磊二人曾在特警班第二期分别任过副总队长和区队长的管理职务(不 是接受训练)。特警班训练过的两批学员,毕业后先后分配到一些大城市警察局, 大多从事刑警工作。与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和保密局西南特区并不是一个系统。   杨文中诸如此类信口开河的错误还多。如说,渣滓洞监狱“岗亭上的哨兵是 内二警”,实际上并不是“内二警”(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而是西南长官公署 警卫团五连。又如杨文中说:"我最先看到这一切,是1949年11月初(注:原文 如此,11月初重庆还未解放),重庆解放的头几天,是和成千上万愤怒的群众一 道走进这昔日的禁区的。它的十座军火库已被敌特全部引爆……”据我公安档案 记载,国民党溃逃前夕,其公产管理组(又名交警总局直属大队七中队)管理员 陈国清、王跃彩令保管员丁国栋等10人,装了三卡车武器弹药后,焚毁了特警班 礼堂和一个枪弹、无线电、汽车零件仓库,然后逃往成都打“游击”。杨益言既 然是“见到的”,能指出“十座军火库”的具体地点吗?   哪来的“中美合作所档案”   杨益言文中又说:“1949年11月30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重庆。刚组建的西 南公安部、重庆市公安局、川东区公安厅当即将查‘中美所’情况列为最紧迫的 工作之一。‘中美所’未被销毁和抢运走的档案大量被缴获。”“我曾看过西南 公安部缴获的中美所1945年12月25日由美方照会中方的备忘录,以及敌特杀害革 命者的秘密文件。”似乎这样就可以证明他亲眼见到了有关中美合作所“杀害革 命者”的秘密档案了。其实,这也是杨益言的编造。   据公安文书档案记载:1949年12月26日,川东行署公安局(不是什么“川东 公安厅”)在重庆南岸凉风垭成立。而西南公安部则于1950年1月在重庆市区成 立,这时,重庆市的接管工作已经结束。查重庆市军管会公安部(不是什么“重 庆市公安局”)政保处在《入城四十天工作总结》中,没有什么缴获“中美所” 大量档案的记载,据我亲历,当时政保处也没有接管缴获保密局(军统)和“中 美所”的档案,只是在西南长官公署二处(慈居)看守所后面防空洞内缴获特务 未烧尽的一些残缺文书档案。   至于杨益言说“我曾看过西南公安部缴获的中美所1945年12月25日由美方照 会中方的备忘录,以及敌特杀害革命者的秘密文件”,这里杨益言用了一个含糊 其词的手法。首先,他举出一个有具体日期的中美合作所备忘录,但故意不说是 什么内容,然后接着说“以及敌特杀害革命者的秘密文件”,这样就巧妙地把中 美合作所与“杀害革命者”联系在一起了。然而,既然他已经亲眼看到过中美合 作所的这一份“备忘录”,他又为什么不说出其内容呢?仔细分析一下就会明白 了,一是那份文件是1945年12月25日的,并不是1949年的,从时间上可以推断, 那时中美合作所给中方的备忘录应该是有关该所撤销、移交物资方面的备忘录, 而与“杀害革命者”无关;二是杨益言根本就没有看到过什么“备忘录”,一个 在1946年就已全部撤销的机构写于1945年的“备忘录”,怎么可能会在三年中都 来不及“销毁或抢运走”而让杨先生看到呢?   杨文中还说:"1944年,我在重庆求精中学——当年美军驻华总部所在地 (它租用了该校部份校舍),通过4个持枪美军宪兵的岗哨,进入当年设在该校 的一个高考考场……”他这里所写到的“美军驻华总部”也是不确的,我公安机 关社会调查中未发现抗战时期重庆有名为“美军驻华总部”的机构,当时驻于求 精中学内的美军机构只有“美国陆军G-2翻译组”(1944年秋,4个月)。再说, 杨先生在控诉“中美合作所”时特地写到他曾“通过持枪美军宪兵的岗哨”去参 加高考,想要说明什么呢?是想说明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对那些与中国人民并肩 对日作战的美国盟军很反感吗?他为表达“反美”情绪而忘记历史阶段了—— 1944年正是中国共产党热烈欢迎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与美军关系最好的时期。 请他重读一下当年延安《解放日报》为欢迎美军“战友们”所发表的社论是怎么 说的吧。   杨益言能“审讯”徐远举吗   杨益言文中说:1951年3月,“西南军区战斗文工团团长陈播告诉我:贺龙 司令员要该团以此为题材创作一部话剧。他们不熟悉地方生活,希望我和罗广斌 抽出一月时间,陪文工团编、导、演同志深入察看‘中美所’,提审在押敌特, 查看有关敌档。”“西南公安部那时刚将白公馆利用起来,改作战犯管理所。穿 军装的陈播等坐在两边,穿灰布中山装的罗广斌和我坐在审判席上。”审讯了徐 远举。这也是讲的一个“神话”。   1951年3月,当时还没有战犯管理所(重庆的战犯管理机构在1956年才成 立),徐远举关押在白公馆西南公安部第二看守所。杨益言和罗广斌有可能去 “坐在审判席上”“审讯”徐远举吗?据我所知,当时全国镇反运动正进入高潮, 各看守所在押未决案犯思想波动很大,就连有关业务单位如重庆市公安局政保处 因查案需要审讯徐远举,办案侦察员也不准直接讯问,而只能开列审讯提纲,交 看守所预审员审问后,由徐写出书面材料,再转交有关方面。从未有过非公安人 员随便审讯重大未决案犯的事例。更何况当时罗广斌属于“涉案”人员(有领导 干部对罗广斌自述的出狱情况有怀疑,徐远举关于罗广斌出狱情况的交待也跟罗 的自述有出入),这更是公安纪律所不允许的。我在撰写《重庆战犯管理所改造 战犯纪实》(见中国文史出版社《改造战犯纪实》)一文时,先后在成、渝两地 访问了当时的预审、看守员张新志、张先创、李象炬(女,预审徐远举的记录 员)、姜昭阳、蔺远贵等,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1950年6月、1950年8月、 1951年秋,陈赓、贺龙、周保中到看守所的情况,但没有一个人知道杨益言“审 讯徐远举”的事。   再退一步说,即使杨益言当时真的“审讯”过徐远举,又能说明杨益言曾被 关进过中美合作所吗?显然不能。这两件事毫无关联。徐远举本人既未在中美合 作所任过职,更未在中美合作所受过训,他于1946年7月被调到重庆就任行营 (即后来的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时,中美合作所已经撤销了。   杨益言是由谁营救出狱的   在《中华儿女》发表的杨益言大作后边,附有一个他的小传,显然这是他提 供的自我介绍。这个自我介绍中也同样有不合史实之处,比如,其中说他“1949 年4 月,和仲秋元、唐弘仁等同志先后被营救出狱”,这句话又使用了他惯用的 含糊其词混淆视听手法。好像他真的是同仲秋元、唐弘仁这些同志一起被中共地 下组织营救出狱的。   实际情况是怎样呢?1949年初,因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就任代总统,4 月国、共在北平进行和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由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关押的 一部分政治犯获得了释放。其中,许多是通过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由民盟出面, 以民盟盟员名义(有的政治犯既是共产党员又是民盟盟员)保释出狱的。先是由 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向被派到四川主持西南军政大计的张群提出释放民盟盟员的要 求,张群同意后,3月21日,由民盟中央委员范朴斋等向张群提出了释放1947年 “六一”大逮捕被捕的成、渝等地民盟盟员37人名单。3月底(赶在4月1日国、 共和谈在北平开始之前),分批释放了21人,他们是:田一平、李康、舒军、唐 弘仁、龙圣夫、张真民、颜士奇、张明泛、仲秋元、周世楷、屈楚、罗克汀、王 颖冰、孙文石、刘慕宇、张大昌、余阳明、唐珍润、蓝国农、何舒杰、熊鸿嘉。 除去这 21人之外,在国、共和谈前后,还通过中共地下组织的大力营救,以多 种方式,让牛筱吾、皮晓云、李玉钿、管植成、胡春浦、张坤碧、曾紫霞等政治 犯陆续获得了释放。   一目了然,在民盟向国民党当局提出的包括“仲秋元、唐弘仁等同志”的名 单中,并无杨益言,因为他当时既非民盟盟员,也非共产党员,连共产党外围组 织成员都不是。他的被捕,只是因为他四处邮寄同学通讯录引起特务邮检组的注 意,以为又是在寄发地下出版物,将他作为嫌疑犯逮捕。他自己在重庆解放初期 发表的《我从集中营出来》一文中,特别有一节的小标题是“我也成了政治犯”, 就等于承认他本来并不是真正的政治犯。他的出狱,是由他的家人出钱,通过他 在重庆市警察局任局员的堂兄花钱通门子放出来的。他说他是“和仲秋元、唐弘 仁等同志先后被营救出狱”,他从众多被营救出狱的难友中单单挑选出“仲秋元、 唐弘仁”二人来与他并提,真是用心良苦,因为仲、唐二人在那批被营救出狱的 难友中资历最老,以后的职务也最高——仲秋元曾任文化部副部长,唐弘仁曾任 贵州省政协副主席。杨益言既想让不知情的读者以为他是和仲秋元、唐弘仁一样 由中共地下组织和民盟营救出狱的,又怕引起知情人的反驳,因此用了“先后” 二字来作为掩护,也是煞费苦心。不过,不论他是“先”还是“后”,他能明白 说出他是由谁提出名单、由谁出面与当局谈判、通过谁、用什么方式营救出来的 吗?   至于他在文章中自称他在上海“受党的委托,我成了上海地下学联油印快报 的总编辑”,也是叫人难以相信的说法。按他这个说法,他在上海“第二条战线” 上的地位应该是相当高的了——堂堂大上海地下学联油印快报的总编辑,当然应 该比重庆市的《挺进报》负责人陈然地位更高,令人奇怪的是,他所说的“党” (能够领导上海市地下学联的党组织,起码应是上海市委一级吧)怎么会“委托” 他这样一个当时不但不是共产党员(他直到1952年才由刘德彬等介绍加入中国共 产党),连中共外围组织成员都不是的人担任地下学联油印快报的“总编辑”? 重庆解放初,我们重庆市军管会公安部有四位同事是原复旦、同济和浙江大学的 学生,他们有的原是地下党员,有的原是中共地下外围组织成员。在1947年10月 29日浙江大学发生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山被害事件,1948年1月29日上海发生 “一 ·二九”学潮后,特务打算继续抓人。中共地下组织就把他们通过地下交 通线先后于6月、8月、9月转移到了大别山根据地。他们当时在“第二条战线” 中的地位应该不如“上海市地下学联油印快报总编辑”高。奇怪的是,当时地下 党组织怎么会把更需要转移的杨“总编辑”忘了?   历史不容戏说,不容编造。作为退休干部(不是离休干部)的杨益言,在向 孙子辈吹牛聊天讲故事时,不妨有些夸张、虚构,但在以“亲历亲闻者”身份为 广大读者“专写”文章时,就还是老实一点才好。 (XYS20031222)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freedns.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