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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抄袭的一代”？ 

倪乐雄
 
　　惊悉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王铭铭在自己的著作《想象的异邦》中严重抄袭哈
维兰的《当代人类学》，这一事件实在出乎我们的意料。

　　记得三年前，笔者曾撰文指出王教授在负责翻译吉登斯的《民族--国家与暴
力》时，误把中国的孟子译成"门修斯"，不料文章发出后影响颇广，当时有福建
同学提醒，都是厦门大学的校友，需手下留情些个。其实，当时笔者只是对中国
学术界普遍存在的浮躁学风表示不满，对王铭铭教授个人来讲，不过是治学粗糙
了些，以后多加注意就是了。故而笔者也就不再作声。但王铭铭教授这次抄袭实
在令人为他感到惋惜和难过，因为他已经突破了一个中国高级知识分子起码的职
业道德底线，这对他个人不能不说是毁灭性的，而对中国学术界又是灾难性的。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王铭铭教授身上，那是不公正的，王铭铭教授
固然要对自己的抄袭行径负个人应负的责任。但他所处的环境，造就他这种行径
的土壤就没有问题吗？享有世界声誉的北京大学出现严重抄袭的教授，反映的是
中国学术事业的危机、中国高等教育的危机，以及中国知识分子职业道德的危机。
也许有人会反驳，中国大多数教授是没有抄袭行为的，此话差矣！教授群体肩负
着培养社会各方面精英人才的使命，因而是国家栋梁中的栋梁、民族精英中的精
英，正因如此，教授这一社会群体就像眼睛一样，容不下一粒沙子，不能有一个
抄袭剽窃者混迹其中更不能以"大多数同志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作为标准来评估抄
袭现象。

　　从社会大背景看，整个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贫富差距迅速拉开，相应提高
高校教师待遇的措施严重滞后，迫于经济窘境的无奈，高校教师心理普遍失衡，
一个月读一本专业书没有挣得一个大毛，兼职或兼课一月少者千元，多者数千元
进帐，难怪有人说"现在读书是高消费"。一旦形成呆在书房就是经济损失的局面，
教师业务素质下降就如决堤之水，师德、师风、学风、产品质量（学生素质）则
一发而不可收拾。这种现象视作高校腐败一点也不为过，虽然高校即将实行岗位
津贴制，但可以预言，上述状况不会发生根本改变。

　　但是，没有科研成果是不能在象牙之塔里混下去的，怎么办？只有多快好省
的地抄袭、拼凑加以应付。于是，出现了当今高校抄袭拼凑的景观。于是，有人
长期不搞科研居然也能够混下去，从道理上讲，大学教师不坐班，是为了科研，
一是提高学校的科研水平，二是将科研成果融于教学以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培养
出高素质的专业学生，为此，蔡元培先生担任北大校长时提出：不搞科研的人是
不能上讲台的。现在相当一部分大学教师却把国家给他们搞科研的时间大量化在
外面兼课、兼职挣钱上，上课照着教材念，业务水准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就连
刚进大学的高中生都能一眼看穿。以致于他们在中学时代培养起来的学习热情都
消失在大学校园。现在许多人感叹学生学风日下，但一个学校的学风是由师风决
定的，师德、师风如此，又何必苛求学生的学风呢。如果说中国的高等教育过去
受到政治的冲击，那么今天则遭受经济的冲击，中国高等院校普遍存在的师风、
学风问题又涉及体制和体制后更深层的诸多原因。此处暂不一一列举，当专文另
论。

　　言归正传，中国学术界抄袭问题真正反映了知识份子的精神危机和精神堕落。
追求虚名、不择手段、利令智昏、巧取豪夺、鸡鸣狗盗却又要道貌岸然、为人师
表。屈指算来，老一代学者教授几乎没有类似行径，而抄袭的一代人皆是"文革"
后成长起来的，由于"文化大革命"既"革"宗教的命，又"革"传统道德的命，几乎
什么都"革"，所以这代人既没有信仰支撑、也没有道德支撑，只剩下一个"利"字
为其立身之本。也许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老毛病，至此，笔者想起了毛泽东解放
后的知识份子改造政策，事至今日，方觉其见识洞察却有过人之处，岂吾等书生
所能及之！其实毛泽东早就发现中国知识份子上述毛病，缺乏社会精英应有的素
质。故而让其下放"五七干校"种田锄草、养鸡放鸭经受磨炼，再让其意识到自身
的使命，担负起自身的责任，所以经过改造后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勤勉、谦虚、踏
实、刻苦、敬业，堪为社会师表。想象一下，王铭铭教授抄袭若是发生在毛泽东
时代，咋办？事实上，毛泽东时代学术界虽僵化却没有抄袭成风。当然，要杜绝
抄袭并非一定要回到毛泽东时代，西方国家的知识份子就没有这么严重的抄袭剽
窃行径。

　　中国学术界的腐败已经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笔
者以为，现在已是政府教育部门进行行政干预的时候了。西方有"垮掉的一代"、
"颓废的一代"，照此下去，总有一天子孙后代会把我们这一代学者称作"抄袭的
一代"。

　　 2002.1.5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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