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dyndns.info)◇◇ 　　评中国青年报总编李而亮答李大同“我的几点意见” 　　作者：公民评论员 　　最近，中国青年报资深编辑，“冰点”栏目主编李大同公开发表了“就中国 青年报新的考评办法致李而亮总编辑并本届编委会的公开信”，立即吸引了国人 （可能用“知识分子”和“官员”更准确些）的眼球，使得“中国青年报”事件 再次进入公众视野。在评论“我的几点意见”之前，先按时间顺序，向各位读者 介绍“中国青年报”事件这一“话剧”中出场的“演员”及其动作。 　　1、人物：赵勇，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时间：2004年5月24日下午，地点： 中国青年报六楼大会议室，动作：在中国青年报中层干部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 了“谁要是不想干，今天打报告今天就批准”，“不是抽象的大报”，“不能用 理想主义办报”[1]。 　　2、人物：卢跃刚，中国青年报资深记者，时间：2004年6月13日，动作：公 开发表“卢跃刚致赵勇的公开信”，标志“中国青年报”事件“话剧”拉开帷幕。 　　3、人物：李方，中国青年报年轻编辑，青年话题主编，时间：2005年8月14 日之前的某一天，动作：向中国青年报社书面提出辞职。 　　4、人物：贺延光，中国青年报图片总监，著名新闻摄影家，时间2005年8月 14日，动作：发表“作答总编辑和编委会”，在李方辞职前的某一天，在内部发 表了《本报评论员，我为你害臊》，反对在时评中用“灯塔”一词。 　　5、人物：李大同，中国青年报资深编辑，“冰点”栏目主编，时间：2005 年8月15日，动作：公开发表“就中国青年报新的考评办法致李而亮总编辑并本 届编委会的公开信”[2]。 　　6、，人物：李方，2005年8月16日，动作：发表了“自述”，表明他的辞职 不是贺延光发起的争论所逼走的，是与报社“道不同，不相谋”所致，虽然他自 嘲地说：“宁愿是贺延光逼走他”。 　　7、人物：李而亮，中国青年报总编辑，时间：2005年8月16日，动作：公开 发表“我的几点意见”[3]。 　　8、人物：没有公开露面，时间：逝者如斯夫，动作：正在后台进行……。 　　上述笔墨是向读者介绍“中国青年报”事件的来龙去脉，好让读者对这部 “话剧”的总体框架有一定的把握。 　　李而亮先生的“我的几点意见”，指出了李大同先生的“就中国青年报新的 考评办法致李而亮总编辑并本届编委会的公开信”一文中的四处“不实”之处。 在这儿，笔者特别声明，“不实”加引号并不表明李而亮先生讲述的是真实的， 也不表明其讲述的是虚假的，要表明的是：这些“实”与“不实”，还需要多方 多个回合的论证，读者在此只能是保持足够的理性。 　　下面本文在视同李而亮先生指出大同先生文中的“不实”为真的情况下，有 几个问题与李而亮总编辑商榷。 　　1、 新闻的真实性问题。 　　坚持新闻的真实性，是新闻从业人员应该具有的最基本的职业操守，也是执 政党反复强调的，可以说是“党性”与“人民性”统一的内在要求。李而亮先生 感到困惑的是，“在同一文章里，你（李大同）一再标榜自己职业操守、价值观 念的同时，一面又大量引用未竟经证实的报料，难道这就是你（李大同）把守的 底线吗？”[3]。笔者以一个非新闻界人士，在这儿来给李而亮先生解解困惑， 不对之处请李而亮先生批评指正。 　　如何做到新闻的真实性？笔者认为首先必须有“心”，也就是从内心虔诚接 受新闻真实性原则，视新闻真实性为新闻从业者的生命；其次要将此“心”在行 动中体现出来，对于具体某件事情，要用理性的精神来科学求证。新闻的采访方 式，笔者认为有直接方式和间接方式之分。所谓的直接方式就是记者在事发 （“新闻”）第一现场，记者用自己的感官去感受新闻，用笔、录音笔、摄像机 等辅助工具“记录”新闻，然后将新闻报道给读者。所谓的间接方式就是记者不 在事发（“新闻”）第一现场，而是事后采访当事人或与事件（“新闻”）相关 人员，通过记者个人的理性及科学判断，然后写成新闻稿件，报道给读者。这里 的事件相关人指的是当事人的亲人、同事、朋友、同学或邻居等能与当事人发生 关联的人。对于读者而言，就新闻的“可信度”来说，直接采访方式比间接采访 方式要高。但是，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就是采取直接采访方式，也就是记者 在事件第一现场的所见所闻，如果不用理性和科学加以判断，也会得出错误的结 论。例如，2004年3月，泸州老中医陈建民在四川雅安碧峰峡进行绝食表演，这 是一个新闻，很多媒体进行了客观的报道，但有不少的媒体缺乏理性和科学精神， 也缺乏道义责任，也有少数媒体对这位老中医进行了无耻的吹捧。在中国大陆， 由于大众科学素养还不高，对于这类伪科学表演，媒体为了吸引读者眼球，只进 行新闻报道，而不发出质疑之声，那么就会有相当多的读者会认为这位老中医的 绝食是真实的，媒体就放弃了应该承担的道义责任，这绝不应该是一个负责任的 媒体所为，也违背了执政党提出的“正确的舆论导向”和“科学发展观”。再举 一个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将一个筷子插入一盆清水中，我们的眼睛会发现筷子在 水下的部分发生了弯折，如果，媒体将这一现象用中立的语言描绘出来是没有任 何问题的，但是，如果记者或编辑真的认为筷子在水下的部分发生了弯折，那将 会贻笑大方。因为只要学过初中物理的人，都会知道筷子本身还是直的，只不过 由于光线的折射，“欺骗”了人们的眼睛。举这个简单例子，就是想说明科学的 重要性。对于媒体记者而言，哪怕你就是亲临其境，你的所见所闻还可能是表象， 这时候你应该用理性和科学的精神，去剥离表象，还原真实，这才是一个有良知、 有责任的媒体和记者所为。可叹的是，现实生活中真的相信“筷子在水下的部分 发生了弯折”的记者、编辑以及读者还为数不少。因此，不论记者、编辑以及读 者，对任何新闻事件一定要有理性怀疑，科学求证的理念。否则，在现实生活中， 就会经常被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所蒙蔽。我们对待“中国青年报”事件也应如此。 　　但是受各种客观条件所限制，记者不可能在第一时间亲临现场，有时候只能 采取间接采访方式，也就是说间接采访方式是在直接采访方式不可求的情况下， 不得已而为之。因此，间接采访方式有它存在的价值，并且不可缺少。就上面的 “剧本”而言，大同先生在李而亮先生提出的几个“失实”之处，是采取间接采 访方式造成的（大同先生文中，“据了解……”）。我猜测大同先生也是在直接 采访方式条件不成立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在这儿，笔者要表达的观点是间 接采访方式存在误差或曰“失实”是客观存在的，是普遍现象，是常态；而间接 采访方式不存在误差或曰“失实”是特殊现象和个案，是非常态。理由是，就是 采取直接采访方式，由于受主观和客观条件的制约，也还存在误差或曰“失实”， 只不过是其误差出现的概率应该较间接采访方式低。那么，如何采取措施和方法， 来减少间接采访方式的误差率呢？笔者认为存在两种办法。其一，在条件可能的 情况下，将间接采访方式转化为直接采访方式。卢跃刚先生在文中讲到原中国青 年报社长李至伦同志的其人轶事，说过一个小故事。1986年12月，卢跃刚先生发 现某篇团的生活部的长篇通讯有问题，反映到社长李至伦同志处，经过一番调查 后，发现记者是看汇报材料写的，没有深入到新闻现场，处理的意见是让记者重 新采访[1]。其二，通过某一公共话语平台，各方当事人公开表达的意见。各方 当事人就新闻事件，本着“君子之争”，不多话，不减话，以求仁求善的态度， 以理性和科学精神讲理（礼），将所见所闻免于恐惧地说出来，经过多个回合， 就会达到由表及里，去伪存真。虽然，这时候得到的“真”可能还离实际上的 “真”还有距离，但只有各方当事人，秉承刚才说到论事的理念和行为方式，才 有可能使得这两个“真”的距离渐渐靠近。各方当事人在公共话语平台论事的过 程中，出现偏差是正常现象，是可以理解的，只要各方当事人本着有则改之，无 则加勉的态度，对不实的地方，向对方说一声对不起，对指出不实地方的人道一 声谢，承受不实“伤害”的当事人本着宽恕之心予以谅解，那么就会有和谐的结 局。其实，秉承理性（礼性）论事，也是给可能受到“伤害”的人一个恢复名誉， 有效“疗伤”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讲，如果大同先生的文章中出现了“失实” 也是很正常的，笔者相信大同先生是一个君子，对于这些“失实”之处被证实后， 会有一个正确的表态。因此，就算大同先生文中的这些“失实”是真实的，也不 妨碍大同先生所声明和坚持的职业操守。行文至此，不知道解了李而亮先生之惑 没有？ 　　不过相对于大同先生有些事情只能采取间接采访的方式而言，李而亮先生当 年在河南任记者的时候，策划了一起50对50年婚龄的夫妇齐上立交桥参观的活动， 其报道登上了人民日报头条。通过大同先生的文章，以及李而亮先生回应的文章 看，“郑州立交桥”新闻事件是确有其事，笔者真是“大开眼界”，“茅塞顿 开”，第一次听说新闻事件还可以有“导演”。虽然，李而亮先生在回应的文章 中强调“这样的做法不可多用”，但是，坦率地讲，笔者为李而亮先生害臊，记 者居然成了新闻事件的导演，这算哪门子新闻？有人会为李而亮先生辩解，“人 非圣贤，孰能无过”。是的，如果李而亮先生认识了当年的荒唐之举，在文中承 认错误，那么，笔者认为李而亮先生还是一个汉子，但在其文中丝毫没有体会到 李而亮先生的愧疚，让人为其扼腕叹息：人是一个聪明人，就是点子用歪了， “文灭其质”呀。难怪李而亮先生有这般非常人的资质，参加国防大学“舆论战” 研讨班回来后就“大彻大悟”了。 　　2、 舆论监督 　　对于舆论监督的问题，笔者先引用两届总理对媒体的要求。1998年10月7日， 前总理朱镕基同志专程来到中央电视台与《焦点访谈》的编辑、记者座谈，并郑 重赠言：“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2003年8月26日，温 家宝总理自上任以来第一次视察中央电视台，在《焦点访谈》演播室赠言：“与 人民同行，与祖国同在，与世界同步，与时代同进”。可见，不论是政府还是老 百姓，都对舆论监督寄予了厚望。我们首先看看“中国青年报采编人员绩效考评 条例（试行）”[4]，通篇没有出现舆论监督方面的内容，正如大同先生所言， 这不是“疏忽”，而是刻意为之。我们再看看李而亮先生对这个问题的答辩。李 而亮先生在“我的几点意见”一文中提到，中宣部阅评组对中国青年报舆论监督 表扬的稿件是：“北京禁放屡遭挑战”、“遏制泛滥的美女经济”和“别让富豪 牵着鼻子走”，从标题就可以知道这是什么样的舆论监督！笔者在此为中国青年 报仅只有这样的“舆论监督”而汗颜，内心感到极度悲愤！难道李而亮先生对新 闻媒体是“第四权力”这样的基本常识不懂吗？新闻媒体在人们的心目中就是监 督权力的权力！笔者在此质问李而亮先生，这3篇稿件是在监督权力吗？当然如 果说这3篇稿件中没有出现权力的气味，可能有失公允，但硬要说与监督权力有 关，那只是给当权者隔靴搔痒，是给权力拥有者按摩！难怪这3篇稿件能获得中 宣部阅评者赏识！深为总编辑的李而亮先生却为此感到光荣，笔者却为中国青年 报和李而亮先生感到羞耻！笔者在大学求学时期，是中国青年报的忠实读者，特 别喜欢看“小辣椒”栏目，可以说是伴随“小辣椒”一起成长。可是，后来“小 辣椒”不辣，笔者也就逐渐远离了中国青年报，同时也远离了所谓的主流媒体。 笔者日常生活中是买都市报消遣，获取新闻主要靠网络。卢跃刚先生文章中提到， 中国青年报是对青年人有着广泛深入影响的“全国性大报”，是备受读者和业内 人士尊敬的“伟大报纸”，笔者认为此言不虚。年轻的时候，笔者从中国青年报 吸取了很多有益的营养，受益匪浅。虽然，现在不买中国青年报，也很少看中国 青年报，但作为曾经被中国青年报惠泽的一代人中的一员，在中国青年报何去何 从的十字路口，笔者有义务和责任站出来表达心声！ 　　3、 核心问题 　　前“导师”曾教导我们，看问题要分清楚主流还是支流，分析矛盾要分清楚 主要矛盾还是次要矛盾。就“中国青年报”事件而言，李而亮先生为首的编委会 是否想将“中国青年报人奴化、庸俗化”，是否想“试图整体颠覆中国青年报精 神和价值观”，这才是此次事件的核心问题。在这个核心问题上，李而亮先生是 如何应答的呢？李而亮先生在文章中写道：“最后，回到你公开信的主旨。信写 了那么多，按我的理解，核心就是你认为这部新条例，颠覆了中国青年报的优良 传统，否定了人民群众欢迎的舆论监督，特别是有意挤压冰点；只唯上，不求实， 是李而亮个人意志的产物。这是个大问题，要论述起来需要很大的篇幅。其实， 在条例讨论稿之前，社党组、编委会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贯穿的主线已经 非常清晰，也经大家讨论通过。”[3]。相对于在大同先生的几个“失实”之处， 所用的大量笔墨来比较，李而亮先生在核心问题上惜墨如金，只是用寥寥数语 “这是个大问题，要论述起来需要很大的篇幅”一笔带过，可谓是“举重若轻” 呀！我们不竟要问，什么是“贯穿中国青年报的主线”？在李而亮先生解释之前， 我们读者只能从“中国青年报采编人员绩效考评条例（试行）”具体条文来分析。 从该条例中的加分和减分条目看，就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以李而亮先生为首的中 国青年报编委会，是想将中国青年报办成领导最喜爱的报纸，而不是读者最喜爱 的报纸。也就是说，领导喜欢就是我们报社的最爱，也就是中国青年报的价值观， “中国青年报的价值就是你们的价值！”，这就是李而亮先生“贯穿中国青年报 的主线”吧？当然，李而亮先生这么差的办报水平，更不可能将中国青年报办成 领导和读者都喜欢。其实，办成领导和读者都喜欢的中国青年报是可能的，在周 强、赵勇同志之前历届团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下，中国青年报一直保持着这个鲜明 的特色。要想将中国青年报办到这个境界，需要三个条件，一是开明的团中央领 导，二是有一个好的总编辑，三是有一大批有新闻职业操守和才气的报人。现在 看来，对于中国青年报而言，前两个条件是不具备了，第三个条件在前两个条件 不变的情况下，随着青年话题主编李方的辞职，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中国青 年报在同业中引以自傲的杰出报人将会越来越少，吹鼓手式的报人将会越来越多。 虽然，笔者现在很少看中国青年报，但对中国青年报的杰出报人，一直深怀敬意。 笔者通过《大国寡民》，神交上了卢跃刚，通过这次“中国青年报”事件，又神 交上了李大同、贺延光、李方等诸位先生。在此，笔者向卢跃刚、李大同、贺延 光、李方等诸位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特别是对李方先生置地有声的言辞：决不 做XX的狗，毅然辞职的举动击节，这表现出了一个崇高报人的气节！但是，我要 对中国青年报还有良知底线的先生女士们进言，李方先生这样的抗争是必要的， 但有一个李方已经够了，如果都像李方先生这样一种方式抗争，那将是自己损兵 折将，正中了那些希望将中国青年报办成第二份光明日报的人的下怀！你们应该 继续留在中国青年报忍辱负重，在体制内抗争。没有熬不过去的黑夜，没有等不 来的黎明！我们读者的心永远和你们在一起跳动，我们读者是你们永远可以依靠 的力量！关心中国青年报的命运就是关心我们自己的命运，就是关心中华民族的 命运！ 　　4、 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 　　这次“中国青年报”事件，之所以引起世人瞩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卢跃 刚先生和李大同先生在文章除了批评了主编李而亮先生外，还批评了主管中国青 年报的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赵勇同志，要知道赵勇同志是部级干部呀。这些年 来，像卢跃刚先生和李大同先生这样直言不讳地公开著文批评高级干部不多见， 简直就是稀缺！不过很多官员和老百姓都会认为卢跃刚先生和李大同先生不识时 务，这样做不适时宜。其实，批评与自我批评一直被执政党认为是自身的优良传 统，是其执政的几大法宝之一，执政党并没有明文规定不能对高级干部进行公开 批评。可是，这些年来，自我批评几乎绝种，批评只是上级对下级批评，鲜见有 下级对上级的批评，奴才文化，犬儒文化已经从官场向教育、科技、新闻等行业 蔓延。一些官员作报告，对社会上一些不好的现象，经常归结于受“封建流毒” 影响。事实上，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除了“封建流毒”和“封建糟粕”外， 还有“封建亮点”。在“封建社会”，皇帝经常由于自己的错误决定，对国家造 成的损失，向全国人民以“罪已诏”的公开方式做“自我批评”。开创唐朝盛世 的唐太宗能容许宰相魏征直言“犯上”的批评，并且视魏征为其“三镜”之一。 可叹的是，经过一千多年的进化，在一些地方封建迷信又开始沉渣泛起，而鲁迅 批判国人的封建劣根性之一奴性并没有减少多少，反而大有发扬光大之势。就领 导干部与人民群众和谐的关系而言，笔者愿意时光倒流，去做大唐的子民！ 　　前面用冗长的言语向各位读者讲了很多，肯定会有读者发问：“中国青年报” 话剧已经拉开帷幕，各路人马正在演出，何时以什么样的方式谢幕呢？笔者不是 预言家家，也没有李而亮先生那样的“导演”水平，不能回答此问题，还是让我 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再一次对卢跃刚、李大同、贺延光、李方等诸位中国青年报同仁，表示崇高 的敬意！ 　　以上材料均是引自相关网站，笔者与上述“名角”均没有会过面，欢迎上述 “名角”或知情者指出文中不实之处，以求得“中国青年报”事件大白如天下。 　　最后，以诗人臧克家的诗“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 着…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场可以看到；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 着的人，群众把他抬得很高，很高。”与本文中提到的诸位先生和读者共勉！ 　　1、卢跃刚，“卢跃刚致赵勇的公开信” 　　2、李大同，“就中国青年报新的考评办法致李而亮总编辑并本届编委会的 公开信”，XYS20050816 　　3、李而亮，“中国青年报主编李而亮回复李大同：我的几点意见”， XYS20050817 　　4、“中国青年报采编人员绩效考评条例（试行）”，XYS20050818 附： 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 作者：卢跃刚 赵勇阁下： 我们必须进行一次直言不讳的谈话。阁下五月二十四日下午在中国青年报中 层干部会上的讲话令报社许多同仁及我本人的极度反感和失望。阁下代表本届团 中央书记处在中国青年报树立了一个恶劣的形象，一个小官僚“一朝权在手，便 把令来行”的形象。阁下的讲话，传达的信息很多，剔除大话、套话和言不由衷 的话，择其要点有三：一、谁要是不听话，随时随地可以滚蛋，虽然阁下的原话 是“谁要是不想干，今天打报告今天就批准”；二、中国青年报是“团报”，不 是“抽象的大报”；三、不能用“理想主义”办报。阁下的讲话充满了教训、恐 吓和无知。 关于第一点，在座聆听阁下教诲的中国青年报同仁很清楚，阁下已不是恶狠 狠的威胁，而是在重述已经发生的事实。对副总编辑樊永生、《青年参考》主编 梁平、记者陈杰人的处理，显然是“杀鸡给猴看”，赶尽杀绝，在报社内部引起 了极大的思想混乱。武汉女大学生卖淫的报道有严重错误，察其原因，主要是因 为记者缺乏经验，编辑把关疏忽，总编辑通气不够。有错，但是错不当诛。记者 开除，主编撤职，主管副总编辑“辞职”，阁下们开创了中国青年报历史上“小 题大做”、“党同伐异”、“落井下石”的先例。 按照阁下们的逻辑，自胡耀邦以来团中央和中国青年报的许多历史都要改写， 因为中国青年报五十多年所犯的错误，比武汉大学生卖淫报道失误严重的多得是， 处理却是完全不同思路和后果。和“六四”比怎么样？十五年前，1989年5月11 日，就是在六楼大会议室阁下讲话的地方，前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时任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的胡启立同志代表党中央来中国青年报就中国新闻体制改革问题与青 年报人对话，而且当时无论是代表新闻界与中共中央高层对话，还是广场现场的 报道，后来被定性为“政治导向错误”，问题严不严重？那时的团中央领导如果 想投机或者自保，可以找到一万个理由对中国青年报高层和中层干部“落井下 石”，而且绝对不会像今天这样反弹。团中央没那么做。 “六四”开枪以后，团中央一位主管书记来报社看望大家，也是在六楼大会 议室发表讲话。我忍不住想先告诉阁下讲话的效果，那次讲话后，奇迹般地消除 了青年报人对团中央的某些疑虑和抵触情绪，将心比心，互相理解，使得青年报 人能在国难当头又前途难卜的情况下，与团中央风雨同舟，和衷共济。阁下的讲 话与那位团中央书记的讲话效果为何有天壤之别？道理很简单，他说的是人话， 讲的是常理。六楼大会议室是见证中国社会和中国青年报历史的地方，不管是谁， 不管怎样表现，包括撒野的表现，都会被纪录在案，都会给历史留下记忆。报社 不同于官僚机构，官僚机构官大一级压死人，“真理”和“真理”的解释权，谁 官大掌握在谁的手里。 当然，体制内也有明白人。前不久，胡启立同志接受了我和贺延光的专访。 他1989年后，十五年没有接受过记者的专访。我们都知道，启立同志因“六四” 下台， 1990年出来工作，当了机电部排名最后的副部长。然而，他很快进入情 况，成为打破中国电信业垄断，形成电信业竞争局面的“领军人物”。一般情况 下，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未来的总书记接班人，连降五级，实行象征性的、 安抚性的、以观后效性的安置，从权力金字塔的顶尖跌到了最底层，心理落差是 极大的，也很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我问他为官之道，他说，官位再高，并不能 说明他的智慧和能力有多高，官位再低也同样不能说明他的智慧和能力有多低。 他的回答实际上阐释了做官、做人、做事之间的关系，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能区分 出个人的素质和品质。阁下真该听听启立同志的教诲。 “陈杰人事件”发生后，樊永生主动请辞，承担稿件终审领导责任，有人说 他幼稚，有人请他从报社的大局出发收回成命，他说：“我可以不做官，但是不 可以不做人！”说起来，樊永生应该算阁下们的前辈。他1978年就参加了共青团 第十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当时阁下们各位还是孩子。他当时有两个选择，要 么去刚刚复刊的中国青年报当记者，要么回江苏某地当团地委书记，他选择了当 记者。可见，他是把新闻工作当作了终身职业来选择的。他当副总编辑二十年， 新闻敏感，心胸包容，谦虚待人，团结同志，领导了许多有重大影响的报道，在 报社享有很高的威信。我还想特别强调的是，他在报社是有名的谦谦君子。“陈 杰人事件”中，他犯了两个错误，一个错误是稿件终审疏忽，一个错误是用君子 的逻辑面对政客的逻辑。政客的逻辑是什么？就是落井下石尤恐不及，就是借机 扩大事态，把事件人为升级，改组中国青年报高层领导班子。细细观察整个事态 发展的过程，不能不让人怀疑这次对中国青年报的改组是一场窥伺已久的阴谋。 阁下们的错误是，在一个不恰当的时间，选择了一个不恰当的人物和事件， 采取外科手术式的不恰当方法来改组中国青年报，把一个偶发性和常规性的事件 政治化，一举解决中国青年报的高层人事问题。阁下们的错误是把中国青年报当 作了一个官僚机构的下属机构，相当程度地恶化（或者说“毒化”）了中国青年 报的内部政治生态，想把中国青年报办成一张听喝听令的黑板报。阁下们给青年 报人传达的所有信息已经到位。但是，阁下们并没有收到震慑的效果，反而在中 国新闻界给阁下们自己制造了一个丑闻，让中国青年报蒙受了前所未有的耻辱。 为了纠正团中央失当、过当的处分决定，给团中央一次体面地改正错误的机会， 前不久，中国青年报七十多名编辑记者致信团中央书记处和周强书记，要求恢复 樊永生的工作，遭到周强书记的断然拒绝。七十多名编辑记者一致行动，为改正 团中央的一项错误决定签名致书，是史无前例的。当然，在阁下们眼里，民意狗 屁都不是，也不会在乎什么丑陋的历史记录。 我也在信上签了字。我们心存侥幸。我们对团中央报有善意的期待。我们有 理由对团中央报有善意的期待，因为，从冯文彬、胡耀邦到李克强，七任团中央 第一书记以及他们所领导的书记处，不论是什么时期，不论针对什么事情，都对 中国青年报报有善意和尊重，甚至对中国青年报的不同意见都报有倾听和接受的 雅量。当然，他们的雅量有前提，第一，对青年报人有充分的信任；第二，对青 年报人的职业标准和职业水准有充分的尊重；第三，对把握大局势有充分的自信； 第四，对大是大非问题有相当的默契和共识。青年报人对这种雅量十分珍视，以 至于遇到复杂的政治局面时，能够与团中央保持高水准的一致。 请注意，我在“一致”前面的定语，不是“高度的”，而是“高水准的”。 “保持高度的一致”很容易，很被动，直肠子，吃啥拉啥；没脑子，指哪儿打哪 儿，见谁咬谁。“保持高水准的一致”很难，却很生动，不仅要有政治智慧和勇 气，还要有很高的职业水准。举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例子。1986年底，1987年初，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北大学潮，总书记胡耀邦下台，开除了刘宾雁、吴祖光、 王若望的党籍，改革开放出现大回潮，局势很紧张。这段时间，我在总编室一版 上夜班，一天晚上，白班送来一篇团中央拟好的本报社论，标题是“同学们你们 要赶快成熟起来”，第二天头版头条见报。值班副总编辑周志春浏览了一遍交给 我，说：“跃刚，你看看，觉得怎么样。”我看完后说：“内容还可以，但是标 题不行，有教训人的口气。语句也不通顺。”周志春又让负责一版版面的总编室 副主任何春龙看，何春龙说：“我同意跃刚的意见。”周志春问：“你们是什么 意见？”我说：“改。”何春龙说：“改。”周志春拿过稿子，“同学们”后面 加了一个逗号，删去 “你们要”，我们一致叫好，那种家长式的教训变成了平 等的交流和劝导。改完标题，周志春打电话请示总编辑和团中央，一致同意。八 十年代末，中国青年报发行近二百万份，对大学生的影响很大，社论发表后，反 应良好。总结起来，我们无非是在大动荡时期头脑冷静，坚持了职业的标准和操 守，坚持了新闻媒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应该有的角色。当然，还有一点私心，就 是不愿意在历史的进程中同流合污，留下恶劣的记录，哪怕我们可以在“工具” 和“喉舌”的挡箭牌下不承当任何个人的责任。其实，这不仅是个人的职业准则， 也是社会道义的要求，更是对历史后果的警惕。 1993年，我在阁下的家乡与钟叔河先生讨论现代化问题时，他说，“什么是 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就是每个负责任的个体构成的社会。”以“宣传”为指向的 新闻媒体政策，明确主张“工具论”和“喉舌论”，极端强调党报的党性原则， 忽视并反对党报的人民性原则，扼杀编辑记者的人性、个性，扼杀报纸的新闻属 性，鼓励报社和编辑记者不为自己的职业行为负责任，甚至鼓励他们投机取巧、 助纣为虐，实际是对现代社会的反动，把社会导向专制和蒙昧。我们该总结的历 史教训太多了。别的不说，仅仅从危机处理的角度看，1989年，如果没有《人民 日报》“四?二六社论”，会拱出那么大的火，导致学生和社会各界持续不断的 大游行吗？会有后来的学生绝食和情况不可收拾地恶化吗？“四?二六社论”对 局势的判断，对学生运动性质的判断，以及那种杀气腾腾、准备秋后算账的口气， 很大程度上激化了矛盾，增加了理智地处理社会危机的障碍和难度，汇合各种复 杂的因素，导致了至今让所有中国人伤痛不已的大悲剧。仅从危机处理的角度看， 两次危机，两篇社论，两种效果。团中央用杀一儆百的方式处理“陈杰人事件”， 已经让我们感到了来者不善，但是，我们仍然报着极大的善意去团中央向周强书 记当面呈交签名信，直至阁下们践踏我们的善意。我们的善意是，通过恢复樊永 生的工作，修复并调整团中央和中国青年报的关系，在中国青年报和团中央、报 社内部编辑记者和主要领导人之间的重新建立信任和信用。我们明白了，阁下们 不要报人，要的是马仔。按照阁下的逻辑，大多数青年报人都该滚蛋。我们的冲 突，是兵痞逻辑与秀才逻辑的冲突，是官僚文化与报人文化的冲突。而且，我们 还敢推断，将来如果遇到与1987、1989相当的社会危机，阁下们要的一定是1989 年《人民日报》的“四·二六社论”，而不是1987年的中国青年报社论，因为， 阁下们与阁下们的前任比较，私心太重，官气太重，既不可能有历史的自信，也 不可能有历史的智慧，当然就更谈不上历史的勇气。 有人说，今天“中国青年报的历史才真正开始”，大有“时间开始了”的气 势。阁下则煞有介事地拿出1951年团中央创办中国青年报的会议纪要，向青年报 人发问：“为什么要创办中国青年报？”本来是个青年报人要不断追问和自省的 好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从阁下的嘴里出来，从阁下制造的讲话氛围和“主子” 般的姿态里出来，实在是别扭，甚至有点滑稽。不过，我们听懂了，阁下代表本 届团中央书记处追根溯源，对中国青年报的现状表示了强烈的不满，重新宣布 “时间开始了”。阁下提出这个问题是想强调：“中国青年报不是一个抽象的大 报”，而是“团报”，你们搞清楚一点，我们握有中国青年报生杀予夺的权力， 我们才是中国青年报真正的“主子”。 其实，成熟的青年报人从来就没有怀疑这一点，我们报纸的老板是谁，我们 办的是一份“共青团中央机关报”，正是以这种共识为前提，我们遵守着上级和 下级、宣传和办报、工具和职业报人之间的游戏规则，在1978年复刊后创造了中 国青年报的辉煌，把中国青年报办成了对社会，尤其对青年人有着广泛深入影响 的“全国性大报”，办成了备受读者和业内人士尊敬的“伟大报纸”，而且，当 赞赏中国青年报的时候，都要赞赏团中央创造了一个办报的宽松环境。了解中国 办报环境的人都知道，没有上级主管部门的信任和支持，不可能办出一张好报纸。 我们在总结中国青年报的办报经验时，须臾不敢看轻团中央的作用，特别是胡耀 邦同志在共青团系统培养的并得到良好延续的民主、活跃、敏锐等好的传统，由 此而形成了中国青年报不同于其他报纸的办报文化。我们承认，中国青年报和团 中央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还有发行上的依存关系。阁下在讲话时强调中国青 年报发行，今天四十多万份发行量，百分之九十是公费订阅。所谓“公费订阅”， 相当多数是团费订阅，话说白了，你中国青年报的发行要靠团中央，你中国青年 报的生存要靠团中央。在中国青年报完成市场化、中国开放报禁之前，这种情况 还会继续下去。我们对此没有异议。 那么，今天我们的分歧在哪儿呢？我们的分歧在于，阁下们在把玩权术，按 照官场规则塑造一张听话的“团报”，而我们想办一张推进中国社会进步，青史 留名的好报纸；阁下们要马仔、工具、喉舌，我们进入报社第一天起，就立志改 变党报几十年形成的“奴才文化”、“小人文化”、“政客文化”、“说大话、 空话、假话的文化”，采取相对中立的政治立场，始终保持相对独立的新闻价值 判断，做普世职业标准的编辑记者。一言以蔽之，我们的分歧在于对中国青年报 办报文化、办报理念的理解。按照阁下的说法，就是反对“理想主义”，反对办 “抽象的大报”。关于后者，我们可以明确地告诉阁下，我们从未有过办“抽象 的大报”的想法并形成什么办报理念，中国青年报也从来没有“抽象”过，性质、 主张、目标、形态、策略、技术都很具体，很明确，阁下或阁下们的担心，无非 是害怕中国青年报失控，成为“第四种权力”。 我们倒是不担心在这个层面上与阁下们取得共识。我们的担心是，阁下们为 了红顶子，把中国青年报办成“中国青年简报”，办成宣传自己政绩，满足某种 虚荣心的垃圾场。我们这些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九十年代初担任经济部副主 任就知道，之后又听夜班的同志说，阁下就是爱在中国青年报露脸，想方设法往 报纸塞稿子， “爱岗敬业”，推销自己工作成绩的人。如果阁下们是在这个意 义上强调报纸的“团性”，我们之间肯定有巨大的差异，我们则更强调报纸的公 共属性。这是个老问题。本报团的生活部及其保留的“不可动摇”的、“没人看” 的专版，以及要闻版和综合新闻版捏着鼻子发团中央和各级团组织各种活动的稿 子，就是这个矛盾的妥协。这是妥协的底线，即中国青年报可以为团中央设置垃 圾桶，但是决不能把中国青年报办成一个垃圾报。办垃圾报，肯定有人办，但决 不是我们这些人办。这个问题的解决，我意应该从改变共青团工作作风（首先要 从书记处改起），进而改善团的工作宣传做起。有好的做法值得总结，比如“保 卫母亲河”、“青年志愿者行动”、“希望工程”等等。对于我们来说，阁下反 对办“抽象的大报”是一个有明显针对性的假命题，完全可以在技术层面上解决， 不需要讨论，不值得讨论，与阁下反对理想主义办报的命题相比，这个问题完全 可以忽略不计。 不知阁下注意到了没有，我在行文中，多次使用“青年报人”的提法。这种 提法在中国新闻界是独一无二的。这种提法有两个含义：一是“中国青年报同 仁”，一是把“青年”当作定语，强调“报人”。这是中国青年报传统和文化的 核心概念。在党报内部“同仁办报”、“报人办报”，是我们青年报人身体力行 的高度默契，也是青年报人凝聚力、归属感之所在，也是青年报人追求报社文化 的最高目标。我们以“报人”自居，自持，自傲。今天的情况我不敢说，我敢说 的是，这个传统和文化曾经排斥“官本位”文化，反对用官僚的眼光评价编辑记 者，虽然绝大多数党报把自己看作官僚系统的一个部分，许多编辑记者当官得到 了好处。甚至有极致的例子，某副部级报纸的总编辑们，以把报纸办得没人看为 己任，以把新闻史上“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毁掉为己任，报纸发行量一天天降 下去（听说发行量不到十万份），自己的官位子一天天升起来。报纸办得没人看， 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官升三级。其中的诀窍我们知道，就是强奸民意，把报纸 办给上面看，就是练习《葵花宝典》——自己阉割自己，把乌纱帽看的比公益、 良知重。上面喜欢什么？喜欢“保持一致”，喜欢听话、跟风。这些人，在官场 上是“成功者”，在正直的报人心目中，在新闻史上是小丑。我们不愿意同流合 污，还心存办报的理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青年报的传统和文化，具有阁 下在讲话中所蔑视、反对的“理想主义”色彩，这一色彩使中国青年报成为诞生 名记者名编辑的摇篮，成为新闻界和大学新闻系毕业生向往的地方。 2000年，我曾主编了中国青年报复刊以来的重要报道选集《本报今日出击》 三卷。我在序言中总结中国青年报的传统和文化，主要有两条，即“理想主义加 业务民主空气”。后来，备受老青年报人尊敬的前总编辑王石跟我说：“跃刚， 你还要加上一条，就是‘鼓励出名记者名编辑’。”王石何许人？我估计阁下只 知其一不知其二，报社的年轻同仁则可能完全陌生了。王石可能是中共建党以来， 党报总编辑中唯一不是因为“错误”或者升迁而自动提出辞去总编辑职务的人。 今天回忆起来都觉得匪夷所思。王石1952年调入中国青年报，任吉林记者站记者， 1957年春天调到编辑部，参加编辑“辣椒”。“反右”中，“辣椒”全军覆没， 都被打成了右派，王石因为来的晚、文章少而幸免于难，受到“党内严重警告” 处分。1960年，王石因为主笔《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一举成名，成为影响至 今的名记者。1978年中国青年报复刊，王石担任文艺部主任，1979年担任副总编 辑，1982年坚辞未果，担任总编辑，至1986年12月辞职，担任中国青年报新闻研 究所所长。他辞职那年那月，1986年12月，我进入中国青年报。我在报社小白楼 门口墙上，看见王石用钢笔写的辞去中国青年报总编辑的“告示”，不仅吃惊， 而且不解。李大同去找王石，问：“老王，你说真话，为什么要辞职。”王石说： “说真话，两条，一条是检查写的我头昏脑胀，屁滚尿流，不堪重负；一条是我 们的思想已经老化，跟不上你们了，不能领导你们了。”我也问他这个问题。他 说：“总编辑做烦了，大事小事都找你，提拔干部，家庭矛盾……每天弄得焦头 烂额，屁滚尿流。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想留住徐祝庆。那年，《人民日报》理论 部主任周修强病重，向社长钱李仁提出，调徐祝庆回《人民日报》理论部主持工 作。徐祝庆就是从《人民日报》理论部调到中国青年报的。钱李仁给团中央主管 书记李源潮打电话，李源潮给我打电话。徐祝庆1982年当副总编辑，人品、业务 反映都不错，想留住他。我跟李至伦说，我愿意下，提拔徐祝庆。我害怕至伦误 解，误解我不愿意跟他合作，专门作了说明。李源潮来报社征求中层干部的意见， 都说‘老九不能下’。我仍然坚持，又去找了宋德福（团中央第一书记）。” 王石下的时候，学潮汹涌，外界多有传闻，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不好说，但 是有一个事实是可以肯定的：没人强迫他辞职，不仅不强迫，而且极力挽留。那 年，他五十三岁，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什么变故，理论上，他至少还可以在中国 青年报总编辑的位子上再干七年。他还跟我讲了第三个原因：“我还想当记者， 写一些大报道，大通讯。”他卸任后，采访写作了“李润虎的几幕人生”等多篇 长篇通讯。“李润虎的几幕人生”获中国新闻二等奖。我把这个故事讲完的时候， 我的思维发生了短暂的错乱。我自己问自己：“这个故事真实吗？中国青年报历 史上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事？” 提到李至伦和徐祝庆，我还有故事说。先说李至伦。1986年12月，我在总编 室报到后，上了三个月的夜班，然后转白班。一天，编前会后，我在白班办公室 看第二天见报的稿目和稿子。头条是团的生活部的长篇通讯。我发现稿子有显而 易见的问题。我向总编室主任陈泉涌汇报。泉涌指着发稿签上一个名字说：“你 知道他是谁吗？”我说：“不知道。”泉涌说：“他是本报社长兼党组书记。” 我知道，泉涌不是拿大官压我，而是警告我，编前会那么多报社领导和部门主任 定的头条稿子，长篇通讯，提意见要慎重，特别是颠覆性的意见一定要有根据。 而且，稿子是一位老记者写的。我又看了一遍稿子，坚持我的判断。泉涌说： “你把你的意见写出来。”我拿过一篇稿纸，写了好几条意见，交给泉涌。泉涌 拿着意见就走了。总编室白班和社长、总编辑们的办公室在六楼同一层。一会儿， 泉涌带着个高个阔脸的人进来，介绍说：“这是刚来的编辑卢跃刚。”又对我介 绍说：“这是社长李至伦同志。你把你的意见当面跟至伦说一下。”我说，稿子 的情节和细节可能有问题，估计没有采访，或者是采访了，没有采访到位。至伦 听完我的意见，说：“稿子撤下来，明天不见报了，你们找记者谈谈。”找记者 来总编室谈，果然，没采访，是根据一份材料写的稿子。我们的意见是，稿子主 题不错，建议记者重新采访。这时没有官大官小，只有稿子的好坏标准。李至伦 还有一件事不能不说。 1985年10月，叶研去老山前线采访，出言不慎，得罪了某军首长，告到总书 记胡耀邦那里，胡耀邦批示说：中国青年报记者叶研问题严重，要认真检查，如 果一贯表现不好，又不认真检查，其中任何一条，就调离新闻岗位。一天，中共 中央办公厅主任、书记处书记王兆国打电话给李至伦，落实总书记指示，催办叶 研的处理。李至伦说：“兆国同志，我们已经派人调查，等调查结果出来后再处 理不迟。如果你们不同意我的处理办法和意见，可以先撤我的职！”李至伦现在 是监察部部长、中纪委副书记。叶研被保护下来，后来参加了大兴安岭火灾、 1998水灾、内蒙古雪灾、南极和北极等一系列重大报道，获范长江新闻奖。 阁下在讲话前宣布徐祝庆退休，可是当着报社全体中层干部，对徐祝庆没有 一个字的评价，哪怕是敷衍的评价。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阁下连起码的传统伦理都不懂。按照年龄计算，徐祝庆应该是阁 下们的父辈。他1982年当副总编辑的时候，阁下们还是乳臭未干的孩子。徐祝庆 1987 年担任总编辑，1988年李至伦调到监察部后，党组书记、社长、总编辑一 肩挑，继续着前任的辉煌，在1980年代末，把中国青年报办成了让业内和读者尊 敬的“伟大报纸”。他是中国青年报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社长、总编辑。话说 的俗一点，没有功劳有苦劳，连一点苦劳的安抚都没有，寡情寡义，令人心寒。 这算什么？辞退店里的伙计还要说两句虚伪的贴己话呢！徐祝庆怎么看？青年报 人有自己的评价。前不久，我们一些报社的老人为徐祝庆设宴送别，志春说： “老徐是什么人呢？老徐是那种在位时不觉得怎么样，离开的时候显得特别重要 的人。”这个评价在我们看来是非常到位非常高的评价。 老徐没有辜负大家。他在宴席上发言，首先向在座的一些同志道歉，向以后 曾经处分和伤害过的同志道歉。本来，大家想你好我好大家好，嘻嘻哈哈为老徐 送别，可是老徐挑起了一个沉重的话题。这个话题不仅是历史记忆的沉重，也是 现今状况的沉重。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中国青年报今天的诸多不如意，总体 上是“后遗症”。国家、报社、个人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座的人，都是那 段历史的见证人，都知道在当时的大背景下，老徐一个人根本无法逆转形势，不 必为那个历史错误和悲剧承担任何责任。他代表上级的意思，对报社一些中层干 部进行处分，为了尽快过关，保全报社，有的处分不得不违反《党章》的原则， 是可以谅解的。老徐性格内向，不擅交际、应酬，相信这些道歉的话，深思熟虑， 淤积已久。我个人认为，他是在澄清大是大非问题上的立场，庶几是良知的剖白。 他的剖白令在场所有的人动容。老徐有很多缺点，当场也有人指出这些缺点，但 是，有一点大家是共识的：他是个正派人。期间，我们与他在局势判断和报道思 想上有多次重大冲突，我们甚至对他有许多激烈言辞，但是他能不计前嫌，使用 和他有直接冲突的人，比如大同、叶研、我。 王石不当总编辑当记者，李至伦保护记者、敢于担当，徐祝庆忍辱负重、良 知剖白，还有许许多多今天没有篇幅来说的故事，构成了青年报人文化，同时也 影响了青年报人文化——确凿无疑的阁下所鄙视和呵斥的“理想主义”文化。可 能在阁下们的价值观里，这些不啻是“傻子文化”、“自杀文化”，与阁下所谓 的“现实主义”相差不啻几千万里！我们今天来归纳总结中国青年报文化，是想 告诉阁下，中国青年报的文化是青年报人几代人共同创造的，是风风雨雨半个多 世纪的结果。我们对我们所有的行为负责。我们愿意倾听任何批评的意见，我们 可以和任何质疑平等讨论，惟独拒绝阁下居高临下的呵斥。阁下在我们之间设置 了一条鸿沟，鸿沟的两边游荡着完全不同的两个灵魂。 我在《本报今日出击》“序言”中说：“张建伟经常用加缪的‘西绪弗斯神 话’来鼓励自己，我则愿意举中国治水的例子。比如黄河。黄河是抚育中华民族 的母亲河，也是一条几千年来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和痛苦的害河，甚至有‘黄河 清，圣人出’的诅咒与期待。面对黄河，我们爱恨交加。明明知道黄河水永远不 能清澈，明明知道黄河绝难尽行舟楫和灌溉之利，明明知道千辛万苦流血流汗修 筑的堤坝可能顷刻之间化为乌有，明明知道治河‘不能改变，只能改善’，却丝 毫不能贬损我们的祖先和他们的子孙满目希望，满目绝望中的希望，在黄河岸边 种上一棵树，为黄河大堤培上一掊（右换‘不’）土，为黄河决口背上一捆薪草 的永恒意义和价值。种一棵树，培一掊（右换‘不’）土，背一捆薪草，年年累 积，循环往复，绵延不绝，何等壮观！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才能感受到不懈 努力的‘理想’的高峰体验，才能登临怀风，在历史的伟岸上感受到风云际会， 波澜壮阔。”“复刊以后的中国青年报报道，大概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是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第二阶段是九十年代。两个意象似可概括：其一，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其二，悬崖边沿的舞步。大江弄潮，欲取肥美之 鲈鱼；悬崖舞蹈，既揽奇峻之山川。－－惊险而富于挑战。”这样的归纳和描述， 既有知其不可而为之，也有知其可而不为之，与阁下所倡导的“现实主义”实在 不相干。我们的灵魂，我相信是西绪弗斯式的，千年治河式的。现在，阁下不但 可以蔑视“理想主义”，而且可以嘲笑“理想主义”了。阁下在颇有玄机的“现 实主义”告诫中，暗含着一种“理想主义”幼稚，不切合实际的逻辑。阁下是在 以官僚的逻辑套青年报人的逻辑，以官场谋生的手段解构青年报人的文化。有些 东西在官场是个玩意儿，出了官场就不是个玩意儿！我们知道，理想主义在中国 官场活不下去，胡耀邦就是典型。理想主义在官场往往被嘲笑被总结。 其实，历史上并不缺乏“理想主义”（如果能叫“理想主义”的话）创造伟 大政治人物的事例，如阁下的乡党曾国藩。曾国藩之所以能以一介书生打败太平 天国，就是因为他有维护儒教正统的文化理想。如华盛顿等美国独立战争领导人 因为他们伟大的理想和政治远见，不仅创造了《独立宣言》，而且创造了支持后 来一个伟大而强盛国家的《宪法》。那种蝇营狗苟的政客厚黑、侏儒的“现实主 义”理论还有什么可值得说的呢？几百年前的一天，一位高人来到橘子洲头，指 着湘江说：“湘江不过漓水一余波耳”。湘江过长沙，已成大势，其势汹汹，不 过尔尔。 当然，“理想主义”对于青年报人来说，不是狂妄、不食人间烟火的代名词。 青年报人不是桃花源中人，自我审美，自我陶醉，自我得意，总是要察言观色， “埋头拉车，抬头看路”，我们还没有愚蠢到不清楚自己生存和办报环境的地步， 否则，早就崩盘了。 中国青年报的理想主义其实是很现实的。本报一位副总编辑曾与时任中宣部 新闻局局长钟沛璋有一段对话很有代表性：一、坚决不说假话；二、不主动说假 话；三、一定要说假话时，决不发明创造。他实际上阐明了三条底线：一个正直 的普通人的底线——坚决不说假话；一个职业报人的底线——力求不说假话；一 家党报——中国青年报的底线——被迫说假话时，只转述上面强迫说的假话，虽 然是从我们的口里说出的假话。不仅是假话，还有大话、套话。时代不知道是在 进步，还是在退步。打开电视，翻开报纸，假话一点没少，大话、套话漫天飞。 而且有的大话、套话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全党讲，全民讲。两年前，我去 江泽民的家乡江苏扬州采访，见到闹市区有一个巨型的公益广告牌，上面赤裸裸 写着八个大字：“江淮之水，恩泽于民。”果然是“恩泽于民”。两年后，今年 5月1日，扬州火车站通车，扬州人民就享受了现任总书记为前任总书记家乡火车 站通车剪彩的殊荣。“五一”长假，我也在扬州，有幸耳闻了盛况。扬州人民还 没有从现任总书记剪彩殊荣的亢奋中缓过劲来。一位官员向我炫耀：“你们北京 火车站通车有这样的待遇没有？上海火车站通车有这样的待遇没有？”按照级别， 扬州只是个地级市。 我说这些，无非想揭示，青年报人有一种历史自觉，或者叫“历史警惕”， 政客不必为历史负责，我们必须为历史负责，要防止政客为了保护既得利益，用 “假大空”毁报纸。董桥说：“新闻是历史的草稿。”如果新闻成了历史的垃圾， 或是假、丑、恶的帮凶，假、大、空的帮闲，将是何等恐怖的情景。历史的教训 太多了。在各级党报不难听到这样一种言论，党报党报，是党的报纸，再难看也 是党的报纸，办垮了也是党的报纸，跟我们有什么相干？一位省级党报的社长曾 跟我说：“我的任务就是把报纸办的没有人看。”中国青年报与其他的党报最大 的不同，就是许多青年报人把中国青年报也看作自己的报纸，看作自己的精神家 园，看作实现自己价值、理想的安身立命的载体。中国青年报的“报人文化”、 “同仁文化”正是在这种氛围中生长起来的。为了生存，我们也妥协，进取中妥 协，突围中妥协，创新中妥协，锤炼出了许多让新闻界同行称羡不已的博弈理念、 技术和技巧，与理想主义和民主业务空气一起，构成了中国青年报文化。八十年 代后期，反自由化，一些左派痛恨中国青年报，系统搜集中国青年报的报道“罪 证”，结果是“镜中花”，“水中月”。所以，青年报人对任何伤害中国青年报 的行为都特别敏感，包括对阁下的讲话。 阁下在讲话结束前为此次讲话定了一个调子，说阁下是在和大家“谈心”。 我们也想跟阁下、阁下们“谈心”。然而，“谈心”是这么“谈”的吗？阁下以 为听阁下讲话这帮人是吃屎长大的？阁下以为台下这帮人智力低到连什么是“谈 心”，什么是“训斥”都分辨不出来？阁下代表团中央书记处要求中国青年报领 导班子“要加强学习”，我认为中国青年报领导班子是“要加强学习”，但是团 中央书记处特别是阁下本人更“要加强学习”。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阁下众目睽 睽“开黄腔”。阁下说要保证中共永远的执政地位，必须依靠笔杆子、枪杆子— —“两杆子”。我们听得懂，阁下在引用阁下湖南老乡毛泽东的“两杆子理论”。 两杆子理论，说的好听一点是“政治哲学”，说的贬义一些，是“统治术”。可 是阁下忘了，那是革命党的政治哲学。在革命党夺取政权和早期巩固政权时期， 这套政治哲学的潜含逻辑是笔杆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笔杆子后面站着枪杆子， 控制舆论，舆论一律，想怎么说就可以怎么说，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谁要是 敢于质疑和反对，就亮出枪杆子，于是几十年万马齐喑，于是“谎言说一千遍就 是真理”，1949年以来政治运动不断，二十多年民不聊生，总结经验，其中一条 就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在革命党的轨道里运转，主要精力用在了阶级斗争、无产阶 级专政上，折腾别人，折腾自己，最终折腾中华民族，以至1959—1962“三年困 难时期”饿病交加，至少 2700万人非自然死亡；以至酿成十年浩劫，悲剧。 有人说，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是湖南人和四川人的历史。湖南一百多年来产生 了曾国藩、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等一系列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政治、军事、 文化人物。阁下也能算三湘子弟中的一个人物，敢于在中国青年报六楼这个见证 历史的地方，在二十一世纪，讲什么执政党的“两杆子”理论，几乎就能解释为， 在人类社会民主化潮流浩浩荡荡情形下，中共要巩固执政地位，一靠控制舆论， 二靠暴力。有阁下这样的湖南革命党后起之秀垫底，难怪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 后，湖南还在广大农村搞什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了。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 中共选择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道路，就是按照那套革命党理论瞎折腾，已经 严重动摇了执政的合法性，不得不承认严酷的现实，不得不向人民的经济要求做 出妥协。到了今天，执政党必须正视人民的政治要求了，因为生产关系已经严重 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矛盾一触即发。实际上，中共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 型的问题早已在民间和执政党内部有识之士、包括胡温高层中提出来了，即政治 体制改革已是迫在眉睫，这不仅关乎中共的命运，也关乎中华民族的福祉。说白 了，对于中共来说，就是必须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并且在服膺《宪法》 的前提下，通过民主渠道，解决自己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否则，后果太严重了。 我们听明白了，阁下的回应是“两杆子”理论。 “两杆子”，“两”也可读为“二”，“两杆子”可以读为“二杆子”。在 互联网时代，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在民主化潮流时代，我们不得不遗憾地宣 布，阁下的“两杆子”理论是一个“二杆子”理论。我真为阁下担心，担心让当 今立志改革的当权者听见阁下的思想如此混乱，如此无知，会断送阁下的政治前 程；更担心阁下这样的政客一旦执掌了更高的权力，可能为祸国家。 说阁下“无知”不冤。阁下把民调80%支持率的印度总理瓦杰帕伊突然被颠 覆，归罪于媒体舆论导向出了问题，这种解释很像阁下的湖南老乡毛泽东解释尼 克松下台。毛泽东的老朋友，美国总统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消息传来，毛泽 东在中南海红墙里的理解是：“有人想整他。”阁下与毛泽东犯了同样的错误， 就是对民主制度的无知。无知无畏。不展开说了。 忍无可忍，遂有洋洋万言，唯望阁下好自为之。 卢跃刚 2004/6/13 (XYS20050821)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dyndns.in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