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freedns.us)◇◇ 新民周刊之中国农民再调查:凝结在固镇的血色记忆 --谨记那些血痕和声嘶力竭的哭喊,这种记忆有助于 我们对这个国家和时代的现实有一个更清醒的判断。           2月14日,晴。皖北固镇县唐南乡张桥村。   春天已经来临。车窗外,公路平整,白杨修颀,绿色的麦地连绵起伏。春 季慵懒的阳光笼罩黄淮平原,笼罩着黄淮平原上无数的村落,笼罩着我们的目 的地,灰扑扑的小张庄。   根据村民小声的指点,我们的脚步经过了张桂玉家屋后的池塘,池塘边一 条灰尘扑面的小路,经过了一些残破的土墙,稀稀落落树枝编就的篱笆。我们 懵懵懂懂地来到张桂玉家破败的院落门前,要采访一件陈年的旧事——的确是 陈年的旧事了,如果不是一本叫做《中国农民调查》的书,如果不是书中的纪 录,这个村庄连同那件6年前的血案,或许会像其他旧事一样,被彻底遗忘。   6年前的一天,这里的池水和泥泞曾被鲜血浸透,恐怖的叫喊和嚎哭充塞村 庄,不到10米的路上,横卧过四个村民无辜的身体和冤魂。   凄凉身后事   安静到沉闷的村庄里,即使走在和当年全无差别的环境中,要想象当时的 惨状,仍然很难。但对小张庄的许多人来说,这一幕将是他们此生须臾不能忘 却的惨痛记忆。   他们伸出手指,远远地指着池塘边,低声屏气地说,“一辆车,拉了四个 人哪!”躲躲闪闪的眼神里,村民们频频摇头,“四个人都躺在那条路上,血 都流到池塘里去了……”   回顾一下1998年2月18日前后发生的故事,花费不了太多笔墨:   1998年2月6日,在固镇县唐南乡张桥村小张庄的村民一再要求之下,唐南 乡政府派出工作人员,赴小张庄组织清查该村账务。   2月9日,乡干部主持下,小张庄村民推选出了12位村民代表,参与查账工 作。   2月18日早上,张桥村副村长张桂全及其子张超伟、张加志、张余良和张乐 义,先后来到村民代表张桂玉家家门前。大约10分钟后,血案发生:张桂全父 子持刀屠戮村民,四人惨死,一人重伤。   惨死的四位村民中,有三位是参加查账的村民代表:张桂玉、张洪传和张 桂毛,一位和查账无关,他是张桂玉的二哥张桂月。重伤者是张桂玉的儿子, 其时尚未成年的张小松。   根据村民的回忆,被杀者中,张桂玉和张洪传身中多刀而死,张桂月系一 刀毙命,张桂毛死于医院。   我们遇到了张桂玉的遗孀魏素荣。太多的申诉一度耗尽了这个女人的心 神,6年后提起往事,44岁的魏素荣突然爆发出了不能抑制的号啕大哭。   6年前,张桂玉、张桂月两兄弟的死,留下了两个寡妇和5个没有了父亲的 孩子。一个男人的死亡背后,是家庭的迅速衰败。   张小彪,张桂月的儿子,父亲被杀时只有12岁。我们踏进破败的院落时, 满身油污的张小彪正在鼓捣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整个院子里,只有院门处的围 墙露出一段新砖的红色来。   在和院子同样破旧的正屋中,当我们提到他的父亲时,张小彪手足无措, 很长时间没有回过神。而当我们问他母亲去了哪里时,这个孩子在空空荡荡、 屋顶露出一个大洞的房间里,毫无预兆地哭了起来。   张小彪的妹妹张颍是湖沟中学高中一年级学生,在所有被杀村民的未成年 子女里,只有张颍获得了读高中的机会。湖沟中学距离小张庄20多里路程,乘 车来回需要6块钱路费,即使是每个星期来回一趟,这笔开销还是让母亲陈家兰 难以承受。转学需要交纳3000块钱的借读费和600块钱的学费。陈家兰东拼西 凑,只凑齐300块钱张颍能不能获得一个就近上学的机会,陈家兰的婆婆和妯娌 们都很茫然。   在采访的归途中,我们碰到了陈家兰。疲惫的陈家兰异常衰老。张桂月死 后,几年来耕种着自家的7亩多地,高强度的劳动损害了她的健康, 2003年农 历七月,陈家兰在给棉花打农药时曾经两次中毒,左胳膊也患有严重的骨质增 生。她的妯娌,同样失去了丈夫的魏素荣则耕种着9亩多地。年复一年,两个女 人念及不期而来的灾难,悲从中来。村里的人说,农忙季节常常会看到陈家兰 妯娌在家里大哭一场。   妻子在1998年前就已经出走的张洪传死后,他的孩子从此成了实际上孤 儿。张洪传死时,两个儿子年纪尚幼,大儿子张大孩是个痴呆儿,小儿子张高 高正在小学读四年级。张洪传死后,张高高随即辍学。后来乡政府出面,将这 两个孩子送进了附近的养老院。   6年过去了,张洪传最小的儿子张高高也已18岁。在固镇县,我们没有见到 这两个由老人们养大的孩子。养老院院长王桂芹带我们去看兄弟俩的房间。透 过窗户上的破洞,远处的角落里有一张堆着油腻被子的床,靠近窗户的一张床 上,横七竖八地丢着一些衣物。房间暗而脏乱。   “他们俩的爷给人杀了,从小跟着我,我给他们洗刷,”衰老的王桂芹一 直不懂,我们为什么要来找这两个孩子,她只管自顾自地絮叨着两个孩子来到 养老院后的情景:6年来,她每天要去喊张大孩来吃饭,年复一年地给他洗澡。 张大孩不听话的时候,她会恐吓他说,如果不听话,就送他回去。这句话非常 有效,张大孩依恋地告诉老太太,“奶,我就跟着你。”   扑朔迷离的10分钟   1998年2月18日,小张庄血案前后的10分钟,属于那种十分关键但是无法还 原的时刻。6年以来,这一时刻出现在不同时间、不同载体的描述中——描述中 的面貌有细微的差别。这些微妙的差别揭示了描述者对这天发生的事件的基本 看法。   6年前,固镇县有线电视台一条新闻里,这10分钟被描述成一次引起“重大 的误杀案件”的“村民们之间的民事纠纷、口舌之争”。魏素荣告诉我们,电 视画面上的“凶器”——有镰刀、有菜刀,其实都是公安人员从她家里翻去 的。   血案三个月后,蚌埠检察机关将案子移送市法院提起公诉之际,某报发表 了一篇题为《村主任一怒,四村民遭戮》的报道,描述这10分钟:“一名叫张 桂全的村委会副主任因为对村民的激烈言辞极为恼火,便率领众儿子与村民相 互殴打,致使四村民死亡。”   在蚌埠市检察院以张桂全父子“涉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提起的“蚌 检刑诉(1998)21号”《起诉书》中,这10分钟内发生了:魏素荣的一句话引发 “双方对骂”,张桂玉和魏素荣首先拿起器械,张桂玉和张洪传首先动手打 人,随后四名村民瞬间遭戮。   在另一些媒体的描述里,这10分钟的外延被拓展了很多,至少,这10分钟 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和1998年2月里的许许多多时刻紧密相关,和村庄之外的土 地有关,和那些年复一年沉甸甸的劳作和轻飘飘的收获有关。   《中国农民调查》对蚌埠市检察院那份《起诉书》的评价,是对这10分钟 的描述之一种:“从《起诉书》上‘审查表明’的案件起因中,你压根儿就无 法知道被杀害的张桂玉等人是负责清账的村民代表,他们是在行使小张庄八十 七户农民赋予的民主权利;而穷凶极恶的张桂全是有预谋地要对村民代表实施 十分残酷的报复;更看不到村民们已是不堪重负、村干部为掩盖罪责才是发生 这一惨案的最直接原因。”   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显然都有人不同意《中国农民调查》对这一事 件的判断:村民清查村账务引发村干部报复性杀人。   当年,小张庄村民赴固镇县申诉,时任县委书记就曾疾言厉色地反问村 民:“全县都在清账,怎么没杀别人单杀你呢?”这一问,让受害人家属和其 他村民目瞪口呆。   前固镇县委书记的逻辑并不奇怪:如果村民之死由查账引起,别的地方也 在查账,也就必然会有血案。别的村庄没有发生血案,所以小张庄的血案和查 账无关。问题是,当时这位县委书记相信不相信自己的这种逻辑?当他听到这 一骇人听闻的惨案时,有什么样的因素在他心中交战不已?   这里不得不提到,1993年发生在皖北利辛县纪王场乡的“丁作明之死”。 “丁作明之死”案惊中央,被定性为“因反映农民负担问题被打死”,在利辛 县引发了一次巨大的民意动荡和官场变动。小张庄血案四死一伤,地方官员对 “查账”这种和“农民负担”问题紧密相关的敏感问题避之唯恐不及,从某种 角度来说,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从这一角度来看,关于1998年2月18日那关键10分钟的诸多描述,之所以会 有许多微妙的差别,也就不难理解了。   更进一步,当年蚌埠市检察院以“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起诉张桂全 父子(最后安徽省高院以“故意杀人罪”对其进行裁定),蚌埠市中级人民法 院开庭审理和宣判前不通知被杀村民家属,乃至宣判后不向被杀者家属出示 《判决书》,以至于他们在安徽省高院才得见《起诉书》的面目等等事情,都 可以得到部分的解释。   而事件发生后,蚌埠市检察院的工作人员曾到当地进行调查。我们走访到 的魏素荣等家属,还有当日目睹事发的部分群众,都称检察院未曾向他们了解 情况。   小张庄这个寂静的村庄里,壮年男子大多外出打工去了。满眼所见,多是 老人、妇女和孩子,很多人和魏素荣妯娌一样,并不识字。他们无从窥见文字 和规范的专业语言中显露出来的微妙差别,他们只是惊奇地用浊重的方言反复 说:   咋会不是(因为)查账呢?   “村民代表”是什么?   留守在小张庄的老人和妇女们,常常用惊奇的语调回答记者的提问。   “张桂玉是什么身份?”   “什么身份?村民代表呀。”   “其他人是什么身份呢?”   “张桂月是张桂玉他哥。张洪传和张桂毛是村民代表。”   “他们怎么当上村民代表的?”   “咋当上的?选的。村里选他们查账的。”   回答得干脆。干脆背后是对“外面来的人”为什么问这种问题感到奇怪。   然而,我们询问这些“奇怪”的问题,或许并不多余。在小张庄,我们采 访了1998年的村支书张店凤。这位支书曾因当年的血案下台,两年前官复原 职,重新出任了小张庄所在的张桥行政村的村支书。我们向他提出了类似的问 题。   “张桂玉是村民代表吗?”   “村民代表不村民代表的……没清账之前,村里的人对村里的财务有反 映,有人找我,说卖土地的账要清理,我同意了……谁是村民代表,我现在记 不清了。”   “张洪传和张桂毛是村民代表吗?”   “张桂毛不是代表。有哪几个村民代表,时间久了,我不记得了。”   “当时村里有村民代表的名单吗?”   “名单……名单是有的……现在找不到了。具体是哪些人,我也不记得 了。”   “村民代表有多少人?”   “当时有一种说法,说是12个人。”   “村民代表是怎么产生的?是选出来的吗?”   “选不选……当时对账务进行公开清理,选出仅有的几个懂账理、懂政策 的人。算账的时候,乱哄哄的,好多人来了。不知道哪些人是选的。”   自始至终,张店凤都没有“想”起来,张桂玉、张洪传是不是村民代表, 也不记得村民选出村民代表的程序和人数。   远在1998年2月,“村民代表”还是一个含糊的称呼。事实上,直到1998年 11月4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 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代表”才第一次出现在国家法律的表述之中。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人数较多或者居住分散的村,可以 推选产生村民代表”。村民代表的职责是:“由村民委员会召集村民代表开 会,讨论决定村民会议授权的事项。”   写入有关“村民代表”的条文,被视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1987年11 月24日颁布、1988年6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试行)》的一个重要改进。   像很多中国现代历史反复发生的事情一样,实践——尤其是农民的实践, 总是走在了成文法条文或者制度的前面。   张桂玉、张洪传和张桂毛被选为“村民代表”,并非《村民委员会组织 法》的制度性安排,小张庄选出 “村民代表”的依据不是法律,而是乡土世界 的信任与认同。信任与认同来自道德伦理体系。道德伦理体系与党政系统共存 并行,对乡村事务发挥影响,并非中国农村秩序特有的奇观。在人口众多而又 分散居住的广大农村区域里,有效发挥人类组织的社会、经济和教化功能,维 系道德水平和多数人的利益,需要诉求于现代管理学之外的古老传统,是已经 被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所承认的事实。   然而,历史事实、传统和学术承认在某些时刻显得苍白无力。它无法为农 村和农民的活动提供合法性的说明。    “孩她爸是为大家死的,可是苦了我们娘几个。”在张洪传家破败的屋门 前,面对乡亲们的附和,魏素荣并不感到宽慰。   无论是魏素荣、陈家兰妯娌,还是张洪传的女儿,他们都要求“为死者恢 复名誉”、“赔偿经济损失”。   “知道的念你一声好,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这家人家怎样怎样。又没有房 子,又没有个说法,我的孩子以后还要娶媳妇不?”没有人再敢回答魏素荣的 话。   张桂玉生前是瓦工,张桂月生前是木工,都是乡村里的手艺人。比起普通 的庄稼人,他们一般有更高的收入、更受人尊敬。“村民代表”是他们一生中 唯一领受的“公众身分”,但是这一身份不仅引来了杀身之祸,而且让他们的 家庭陷入了无穷的悲伤、经济窘迫乃至道德怀疑之中。   死者长已矣。活着的人因此觉得,她们有理由要求,属于“公共领域”的 政府应该出面,帮助他们度过这次“公共事务”导致的经济和道德危机。   问题是,张桂玉和其他两位死者那个含糊不清的“村民代表”的身份,从 来没有得到任何来自体制的承认,这个“公众身分”背后隐藏的巨大风险,也 没有任何来自制度的保障。   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我们向支书张店凤询问当地农民的收入。他说关于农民的收入,当地有两 种算法。第一算法是计算农民的纯农业收入,说到这里,他用手作了一个“0” 的手势,说,小张庄乃至张桥村,农民的纯农业收入至少在2003年是“倒 挂”。第二种算法是乡政府的算法,这种算法将农业收入、养殖业收入、打工 收入和植树等等可见的和不可见的、兑现的和没有兑现的、当年的和历年重复 计算的种种可能“收入”,全部包含在内。他告诉我们,这样计算的结果是, 当地农民人均年收入1500块钱。   他反问我们想听哪种算法。   张店凤,这位事发时期的村支书,在采访中一再强调,各级政府对小张庄 事件都有调查。他“不便回忆”,而且个人对此事也“没有任何看法”,只是 认为过去的事情“没有必要重现”。   他表示,对当年的事情及其处理,“两种意见都有”,至于是“哪两种意 见”,他再次表示,“自己没有意见”。张店凤对提起这桩陈年往事显然缺乏 心理准备,不断抖动的手指和嘴唇,急促发颤的高亢声音和不断挪动的脚步, 多少泄漏了他内心隐秘的情绪。   虽然张店凤更愿意忘记6年前的那次悲剧,有一件事或许是不应该被忘记 的。一九九二年五月,正在任上的小张庄村委会主任张桂全,因为经济问题和 生活问题,曾被固镇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在张桂全的刑 期未完之际的一次并村中,小张庄合并到了张桥村,张桂全继续出任了张桥村 村委会的副主任。   很多没有忘记当年事的小张庄人向我们证实,这次村民自治机构领导人的 任命,并非出自于村民的民主选举。   《中国农民调查》评价这种常见得要被人忽略的现象时说:“一个社会集 团的力量大小,并不取决于它的人数多少,而取决于它的组织程度……中国农 民尽管人数众多,可是他们过于分散,没有足以抵御压制的组织资源,而乡村 干部却是严密组织起来的,他们是国家政权在农村的合法代理者。如果这个代 理者,哪怕只是其中的少数人,把国家政权的意志抛到一边,凭借政权的组织 资源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这将是十分可怕的! ”道德的“恶”一旦摇身一变而 成“制度的恶瘤”,小张庄的惨剧就成了一条不断下行的村民自治图线的终 点。   当中国的农村改革筚路蓝缕艰难前行的时刻,“村民代表”一词从含糊到 清晰,昭示着一种变化:原有的制度不断吸纳农民民主实践的创举,又用新的 制度将这种创举固定下来。从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到税费改革的实施,无不历经 这样一个从含糊的边缘到清晰的中心的过程。   小张庄的血痕渐淡,套用鲁迅的话说,“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 的时候的”。但即使是在政治家和专家为“三农”问题困惑挠头,有良心的知 识分子为农民减负奔走呼告,发展农村的大政方针、文件宣告相继出台的时 候,我们也要警惕对一种常识的遗忘:“三农”问题上的每一点进步,无不付 出过沉重的代价。谨记那些血痕和声嘶力竭的哭喊,对政府部门、知识分子和 那些生活在城市中的市民——在农民工的身影时刻进入眼帘的城市街头,这种 记忆有助于我们对这个国家和时代的现实有一个更清醒的判断,而不是对广袤 的土地和乡村陷入彻底的无知和麻木之中。 (XYS20040228)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freedns.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