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 ———————————————— 青史凭谁定是非 ——小议陈寅恪与梁启超的一场学术争论 李锦全 陶渊明是我国古代著名诗人，也是一个有名的隐士。他的生平出处，在晋、宋 易代之际，是否与当时政权不合作，即关系到所谓“名节”问题，长期引发争论。 如著名学者梁启超与陈寅恪，就曾发表截然不同的见解。对这场学术争议进行深入 探讨，对我们的学术研究工作，我认为会有所启迪。 这场学术争议是从《宋书·隐逸传》中一段话引起的。文中说到陶渊明“自以 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高祖(指刘裕)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 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与子书以言 其志，并为训戒，又为命子书以贻之。”其后萧统著《陶渊明传》及《南史·隐逸 传》均有类似的记述。 《宋书》这段记载，引起后人争议。梁启超在《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一文 中说： 萧统作陶渊明传谓“自以高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宋高祖王业渐隆， 不复肯仕。”其实渊明只是看不过当日仕途的混浊，不屑与那些热官为伍，倒不在 乎刘裕的王业隆与不隆。若说专对刘裕吗?渊明辞官那年，正是刘裕拨乱反正的第二 年，何以见得他不能学陶侃之功遂辞归，便料定他二十年后会篡位呢?本集(指陶渊 明集)《感士不遇赋》的序文说道：“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 朝驱易进之心。”当时士大夫浮华奔竞，廉耻扫地，是渊明最痛心的事。他纵然没 有力量移风易俗，起码也不肯同流合污，把自己的人格丧掉。这是渊明弃官最主要 的动机，从他的诗文中到处都看得出来，若说他所争在什么姓司马姓刘的，未免把 他看小了。 梁启超这段论述，引起陈寅恪的强烈反对。他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 一文中，除阐述自己的观点外，还对梁氏直接提出批评。 取魏晋之际持自然说最著之嵇康及阮籍与渊明比较，则渊明之嗜酒禄仕，及与 刘宋诸臣王弘、颜延之交际往来，得以考终牖下，固与嗣宗相似，然如《咏荆轲》 诗之慷慨激昂及《读山海经》诗精卫刑天之句，情见乎词，则又颇近叔夜之元直矣。 总之，渊明政治上之主张，沈约《宋书·渊明传》所谓“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 屈身异代，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最为可信。与嵇康之为曹魏国姻，因 而反抗司马氏者，正复相同。此嵇、陶符同之点实与所主张之自然说互为因果，盖 研究当时士大夫之言行出处者，必以详知其家世之姻族连系及宗族信仰二事为先决 条件，此为治史者之常识，无待赘论也。 近日梁启超氏于其所撰《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一文中谓“其实渊明只是看 不过当日仕途的混浊，不屑与那些热官为伍，倒不在乎刘裕的王业隆与不隆。” “若说他所争在什么姓司马姓刘的，未免把他看小了。”及“宋以后批评陶诗的人 最恭维他耻事二姓，这种论调是我们最不赞成的”。斯则任公先生取自身之思想经 历，以解释古人之志尚行动，故按诸渊明所生之时代，所出之家世，所遗传之旧教， 所发明之新说，皆所难通，自不足据以疑沈休文之实录也。 梁、陈对陶渊明思想的评述，可以说是针锋相对。唯陈氏批评任公取己身之思 想经历以解释古人之志尚行动，这恐怕不是单指对陶渊明的评价问题，也是他对梁 氏本人的看法。 1927年，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陈寅恪深表痛惜，他写了一篇《王观堂先生挽 词》，其中有下面几句：“清华学院多英杰，其间新会称耆哲。旧是龙髯六品臣， 后跻马厂元勋列。”这几句诗明显是批评梁启超的。 陈寅恪对梁启超的批评，他们清华的学生周传儒有点不同看法。他在《史学大 师梁启超与王国维》一文中，认为梁氏有“尊师重道”的美德。说在“1926年，康 有为逝世，新会(指梁启超)于法源寺设祭坛开吊，率门弟子致祭。自己披麻戴孝， 有来会吊者，叩头行礼，有如孝子。然而复辟之役，则义正辞严，加以讨伐，公私 分明。” 从陈、周师生两代的不同评价中，可以看出时代的演变，以及道德观念的变化。 寅恪先生毕竟是生于清末的人，对于“三纲六纪”的伦理，尤为重视。但他又是具 有深邃的史学观念的人，已经懂得从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化中来考察“纲纪之说，无 所凭依”，明知其作为中国文化之抽象理想境界很难实现，只能坐视其销沉沦丧。 王国维的悲剧，也是他心头的隐痛，这应当是他在各种文字中经常流露出悲感惆怅 的原因。 我认为了解上述梁、陈二人的思想文化背景，对他们评论渊明不出仕当世问题 出现分歧的原因，就比较容易理解了。陈氏批评任公取己身之思想经历，以解释古 人的志尚行动，这样分析是对的。梁氏说“宋以后批评陶诗最恭维他耻事二姓，这 种论调我们是最不赞成”，无疑是“夫子自道”。梁氏本人无论从政还是从教，都 不在乎在清朝还是在民国，都不存在什么“耻事二姓”问题。所以他认为争论渊明 是否出仕，要说争在什么姓司马的姓刘的，就未免把他小看了。同样对梁氏的出仕， 要是争论在清朝还是在民国，也未免把他小看了。 这里话也得说回来，陈寅恪这样批评梁启超，其实也应该反躬自问，自己是否 也是这样。陈氏引王国维为同调，但两人际遇本不相同。王氏曾受清室知遇之恩， 而陈氏13岁起即往外国留学，从未在清政府中任职受禄，他所以有怀旧之情，可能 与他家世有关。他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曾授吏部主事。父子 二人均参与变法维新活动，也是洋务派中的重要人物。戊戌变法失败，陈家曾受到 清廷的处分，但他们恪守封建社会中臣子的道德规范，清室易代后，不再出仕新朝， 陈寅恪大概受到他先世家风的影响。 关于“耻事二姓”问题，陈寅恪是通过王国维的例子，并提高到理论上说明。 他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说到“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 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他认为王国维“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 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这里是说，王氏殉道成仁，并不是 为某一个人或一件事，他要遵守的是所谓“三纲六纪”的封建纲常原则，并被升华 为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一种表现。但当时忠君的纲常原则已走向没落，陈氏亦承认 “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所以他最后说：“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 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 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陈寅恪所痛惜王国维的死因，对封建文化中纲常伦理精神的没落，确是有点 “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感慨，但是对于“气节”他始终还要坚持。从中国历史上看， 宋代积贫积弱，比汉、唐全盛时期的文治武功，相差甚远。但崇尚忠君气节，确为 宋明时期的特色。由于陈氏以这样的指导思想来评价古人，所以对渊明“不复肯仕” 问题，认为沈约在《宋书》中的记载“最为可信”，这是投入他的思想感情所得出 的结论。与梁启超的“最不赞成”说，恰成鲜明的对照。青史凭谁定是非，不是使 人徒增迷惘吗? 上面对渊明思想的争议，主要围绕着他的出仕问题。从沈约、陶澍到陈寅恪， 都是把渊明“不复肯仕”的原因，归结为晋宋易代。陈氏还把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联 系起来：他认为魏末晋初名士嵇康、阮籍叔侄是自然而非名教，何曾之流是名教而 非自然，山涛、王戎兄弟以自然名教为两是。是自然者或避世，或禄仕，对于当时 政权皆持反抗或不合作之态度。是名教者则干世求进，对于当时政权持积极赞助之 态度。自然名教两是之徒，则前日退隐为高士，晚节急仕至达官，名利双收，实最 无耻之巧宦。与此对比，陈氏说东晋之末叶宛如曹魏之季年，故说陶潜生值其时， 既不尽同嵇康之自然，更有异何曾之名教，且不主名教自然相同之说如山、王辈之 所为。盖其自身之创解乃一种新自然说，与嵇、阮之旧自然说殊异，惟其仍是自然， 故消极不与新朝合作，虽篇篇有酒，而无沈湎任诞之行及服食求长生之志。 陈寅恪的论述是有它合理的一面，渊明确是不与刘裕新朝合作，但这里有个漏 洞，对名教的理解亦不全面，因而仍引起争议。 我这里所说的漏洞是指，渊明不是在刘宋新朝代晋后才避世不仕的，他是早在 20年前从彭泽令辞归后就终身不仕了。如果再追溯他这方面的思想，那就更早了。 他29岁时初次入仕，任江州祭酒，就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 就。”他自己在诗中也说：“畴昔苦长饥，投来去学仕”，“是时向立年，志意多 所耻，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可见他很早就有不仕归田的思想，很难说是由 于“耻事二姓”才引起的。梁启超就是抓住这一思想，不承认他由于“耻事二姓” 才隐居不仕，这是对的。不过话也得说回来，渊明入宋以后，“不复肯仕”，这里 也有“耻事二姓”的思想因素，沈约的记述亦非完全没有根据。渊明前期几次辞官， 说是“不堪吏职”，“不为五斗米折腰”，正如梁启超所说：“只是看不过当日仕 途的混浊，不屑与那些热官为伍，”并非所争在什么姓司马还是姓刘的问题。那些 说渊明对刘裕必然篡位，早在几十年前已有“逆知”，当然难有说服力。但是刘裕 篡位后，渊明后期的思想对新朝不满，对晋室有怀旧情绪。如在他写的诗歌中，就 有“饥食首阳薇”、“忽值山河改。”“天人革命，绝景穷居，采薇高歌，慨想黄、 虞。”“矧伊代谢，触物皆非”、“狡童之歌，凄矣其悲”等诗句，就是例证。特 别是刘裕篡位的次年，杀害已逊位的晋恭帝司马德文，引起渊明的义愤。他的《述 酒》诗中有“山阳归下国”之句，是用曹丕篡汉故事，为晋逊帝致哀。在此时期， 渊明是属意姓司马还是姓刘的朝廷，倒是会有点计较了。 因此我认为，一个人的思想感情是会受到社会环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 等外部条件的制约和影响的。就以渊明不仕当世的原因，其前后期的思想感情就不 一样，梁启超和陈寅恪各执一端，以一个片面来反对另一个片面，这样的笔墨官司 是永远打不完的。 我还觉得不同观点的双方，容易将自己的思想经历、思想感情带到古人身上， 梁启超是这样，陈寅恪也是这样。当前在历史认识论研究方面，有学者认为，历史 认识不可避免地带有非直接性、相对性、模糊性等特点，历史判断不仅仅是事实判 断，更是一种价值判断。因而历史认识主体意识在历史研究中有很大的作用，历史 学家的哲学观点、知识结构、政治立场、性格气质等因素不可能不影响他的价值判 断。 梁、陈二人对陶渊明是否有“耻事二姓”思想的看法，其实是一种价值判断， 是由双方作为认识主体的意识所决定的。而深受主体意识影响的价值判断，有时却 是违背历史的。如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除讽刺梁启超“失节”外，还 表现出对盛清的怀恋。如下面的诗句：“依稀廿载忆光宣，犹是开元全盛年。海内 承平娱旦暮，京华冠盖萃英贤。”这里所谓光、宣，指的是清朝最后两个皇帝，光 绪和宣统。陈氏生在1890年(光绪十六年)，清帝退位在1911年(宣统三年)，当时他 已22岁，光、宣往事当然可以依稀记忆。但奇怪的是，他把封建末世的光、宣，比 之于唐代的开元盛世，陈氏是唐史专家，这种比较颇使人难以理解。光、宣时代是 一个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年代，何来“海内承平娱旦暮”的丰年盛世呢?其实陈氏这 里并非在写历史，而是在诗文中不知不觉地流露出怀旧的感情，是从主体意识作出 的价值判断，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我慰藉，如把它作为信史，那就错了。 青史凭谁定是非，史学大师们所作的结论，无非是凭主体意识作出的价值判断， 谁是符合历史的真实是不容易比较的。我们要衡量前人的判断，还应该一切以时间、 地点、条件为转移，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避免用自己的思想感情来套改古人。就 以陶渊明有无“耻事二姓”思想的事例来说，在魏晋南北朝时代这种思想并不多见， 所谓“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这种观念是宋明理学流行后才普遍认可的。 儒家虽然尊君，但先秦孔、孟、荀等人，却有不少君臣对等的言论。如孔子提出“ 君使臣以礼”，才“臣事君以忠”。否则如孟子所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 君如寇仇。”当时以臣事君也有所选择，如孔子就讲“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荀 子更明确提出“从道不从君”。屈原尽忠楚国，得到今人的称赞，而汉初贾谊却批 评他依恋怀王是咎由自取，“历九州而览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屈原不事二主， 反而受到批评。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这正是先秦的社会风气。 直到三国两晋南北朝，亦极少忠君死节之士，要说陶渊明有强烈的“耻事二姓”的 思想，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是不大合拍的。 从陶渊明的家世与经历看，沈约虽然说他曾祖陶侃是晋世宰辅，但陶侃是溪人， 又出身孤贫，虽以军功起家，仍为当时世家大族所轻视，甚至背后称他为“溪狗”。 《晋书》本传说他“望非世族，俗异诸华”，显然说他与华俗有别。由于社会根基 浅薄，家庭教养也比较差，陶侃后代虽依例袭爵，但无真正能建功立业的人，甚至 兄弟之间还骨肉相残，总的趋势是家世走向中落。渊明本属陶侃之后的旁支，少而 贫苦，虽有几次出仕，但不满现状，朝廷对他亦无知遇之恩，所以忠于晋室并无多 大的思想基础。加上陈寅恪说渊明之为人实外儒而内道，其思想为承袭魏晋清谈演 变之结果及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说而创改之新自然说，即认为他并非名教中 人，而“耻事二姓”这种思想，应是包含在维护“三纲六纪”的儒学内涵之中，渊 明思想应较少受到影响。另外渊明与王宏、顾延之是相交好友，而两人都是刘宋的 官员，如陶潜真有浓厚的“耻事二姓”思想，对新朝的权贵就不会那样亲密了。 不过晋宋易代后渊明对刘裕不满也是事实，主要因为他篡晋前后连续杀了两个 末代皇帝。据清姚培谦《陶谢诗集》引翁同曰：“义熙十四年，刘裕弑晋安帝， 立恭帝。逾年，晋室遂亡，史称义熙末，[陶]潜征著作郎不就。桃花源避秦之志， 其在斯时欤?”这是说刘裕杀晋安帝后，陶潜不接受征聘。刘裕立恭帝才半年就篡晋 称宋朝，一年以后恭帝又为刘裕掩杀，渊明因而作《述酒》诗，据此诗汤注：“ 案晋元熙元年六月，刘裕废恭帝为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罂使张鸩王，自饮 而卒。继又令兵人园进药，王不肯饮，遂掩杀之。此诗所为作，故以酒名篇也。” 渊明此诗，有“山阳归下国”，“流泪抱中叹，平王去旧京”等句，就是为哀悼晋 室而作。晋恭帝禅位与刘裕时曾说：“桓氏之时，晋氏已无天下(指桓玄篡晋事)， 重为刘公所延，将二十载，今日之事，本所甘心。”恭帝让位后对新朝并无威胁， 但刘裕仍残酷地将他杀害。渊明受此刺激，如有“耻事二姓”思想，此时可能大大 升级。不过渊明入宋生活最后几年，仍和已事二姓的宋臣顾延之、王宏(弘)等亲密 往来，即对刘裕死后的宋政权，态度又有缓和，说明对渊明“耻事二姓”思想不能 用有、无简单作结，而要作动态分析。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