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ked Conspiracy) Chapter 13 阳谋 第十三章 阳谋 丁抒著 第十三章:超「指标」贱民百万 一九五七年九月,中共召开八届三中全会,总书记邓小平 在会上作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公布了毛泽 东在七月间作的指示:「资产阶级反动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 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注1: 见《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即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七月在 青岛同各省、市党委书记谈话的一些要点」。)这就为「反右 运动」定下了甚调。一百万右派被斗得死去活来,无数人家破 人亡,缘由皆出于此。   由于中共官方正式公布的右派人数是「五十五万多」, (注2: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第八三九页。)实有必要 在此论证,为何这是个被缩小了的数字。   也许是由于受「计划经济」的影响,也许是图方便省事, 中共一向爱搞数字计划,按照它的术语,叫做「指标」。肃反 时因为向各省市下达计划捕人的指标,造成了无数的冤狱,许 多人在整风中对此作了尖锐的批评。现在,「攻击肃反运动」 的人全成了右派,当局对于按「指标」办事的做法非但不改, 而且变本加厉地推行起来。   肃反时往各地下达的是捕人的总数,而反右中为了强调打 击的是「一小撮人」,便换了新花招:给各部门下达该抓的右 派占总人数中的百分比,再由那个部门、地区将自己的人头数 乘以那个百分比,从而得到自己该抓的右派数目,作为官定的 「指标」。各级党组织都按「指标」办事,上级考核下级亦按 「指标」完成与否为基准。这样,中共中央就省了很多事,不 必「不患寡而患不均」。   完不成指标,便是没完成党的任务,那是不行的。刚好百 分之五,那是勉强完成,还是「不积极」,「反右不力」。例 如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江隆基抓了百分之六点五,却还是「反右 不力」,下了台。直到陆平去主事,抓到百分之十才住手。   所以各级党组织的干部们为了向党献忠心,求取立新功, 往往超额完成任务。譬如中国人民大学六千多学生,第一批就 抓了四百多名右派,超出北京的父母官(市长)彭真定的百分 之五的指标一大截。人民大学的著名「右派」林希翎第一次漏 了网,只因她提出「反右运动扩大化了」的意见,被认为是 「继续放毒」、「坚持反动立场」、「攻击反右运动」,入了 第二批名单。当时,校长吴玉章并不赞成将林划为右派。吴本 为辛亥革命的国民党元老,虽然三十年代就到了延安,被毛泽 东和中共领导人尊为革命元勋,但他在人民大学亦属有职无权, 学校完全控制在党委手中,因此他对林希翎也爱莫能助,无从 搭救。他对林的右派帽子故意「视而不见」。学校开学典礼, 别人为他准备的报告稿中点了十几名右派的名。他在念稿子时 跳过林的名字不念,算是公开表示了自己的意见。   各地的干部都愿多抓几个,谁也不愿用一个「百分之五」 框住自己。例如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就这样说过:「复旦 大学六百多个教师中……右派只占百分之八点五。」(注3: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柯庆施在中共上海市委一大二次 会议上的报告。)要是再加上一九五八年「反右补课」补充的 右派,必定超出了百分之十。吉林省的各高等院校,一九五七 年七月初讲师以上的教员已有百分之七至百分之十五被定为右 派。(注4:数字源自吉林省委关于高校反右斗争的报告,中 共中央七月七日转发。见丛进著《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 民出版社)第六十页。)至反右结束时应有百分之十五至二十。 北京地质学院五千多学生,百分之九是右派;一千馀名教 师、教授,右派占了百分之十二。(注5:该校右派学生吴宏 达平反后访问母校时得到的数字。吴告诉了本书作者。)     甘肃兰州大学右派总数不详,仅知物理系二年级(一九五 六年入学)一百五十名学生中,近四分之一是右派;其中一个 班三十人,八名是右派。   鸣放期间兰大赴京请愿代表团的十二名成员,除了一名因 「揭发」他人而「将功赎罪」未定为右派外,全戴上了帽子。 这些人都是各系学生中的优秀份子,如物理系学生苗庆久是该 系青年团的总支(部)副书记,深受同学信赖才当代表的,结 果被送下乡劳动改造,以后又因「反革命」罪入狱,坐了二十 年牢。   不仅学生代表入网,连同情学生、受兰大党委委托陪同代 表团一起赴京的副校长陈时伟教授也被「揪出来」了。陈不久 被送去劳改,饿死在武威黄羊河农场。(注6:兰州大学的情 况源于物理系右派学生何之明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其馀各大学的右派人数均在数百名上下。譬如武汉大学抓 了四百八十多名,其中中文系三年级有个班,因学生中的「右 派头子」吴开斌在该班的缘故,三十三人中有二十九人成了右 派。(注7: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七日《人民日报》。)上海交 通大学抓了三百多名。福建师范大学有三千多学生,一下子抓 出四百多名右派,而在最初的批斗风暴中,有十多人不堪凌辱, 以死抗争,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后人也许会奇怪,哪里会有那么多学生出来攻击共产党? 或者会纳闷,即使以言定罪,也必要先有了「言论」才行。果 真有那么多学生出来攻击共产党?或者会纳闷,即使以言定罪, 也必要先有了「言论」才行。果真有那么多学生参加了「右派 大合唱」吗?为说明这一点,不妨举个例子:清华大学有个学 生,父亲是国务院某工业部的高级工程师,所以算是出身于清 白家庭,与共产党无冤无仇。他本人积极拥护党,还是个学生 干部。反右时他听党的话,积极写大家报批判右派学生。不幸 他的大字报里有「虽然在这个问题上你的看法是对的,但是… …」这样的话,就证明他与被批判的右派学生有相同的思想, 结果他也遭了劫。(注8:源于当事者的同学与本书作者的谈 话。)   清华大学还有个学生张德寰,因为给过几位有困难的同学 几件旧衣服及几十斤粮票,而那些同学因「右派言论」成为右 派,他也就被牵连,戴上帽子,被判处三年徒刑。(注9: 《新观察》一九八八年第十八期,《一位工程师的命运》。)   北京大学西方语言系讲师黄继忠是一个班的班主任,曾带 领二十八名学生到清华大学介绍北大的鸣放(但由于清华党委 事先组织了学生在会场上起哄、嘘叫,会开了个头就散了。) 北京市市长彭真下令:「黄继忠是北京高校第一个带学生出校 门的,应该严惩。」于是黄成为「极右份子」,他班上二十四 名学生三分之二成了右派。鸣放时,该班一位学生时荣章曾打 电话到中共中央,要求向毛泽东汇报北大的运动。获准后,以 他为首的十个同学,外加黄继忠老师,于五月二十七(八?) 日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虽未能见到毛本人,却向称为 毛的「办公室主任」的人物鸣放了一通。过了十天,毛下令在 全国范围内反右,这十一名荣幸进入中南海重地的小人物一个 也没逃脱。黄继忠和时荣章一对师生成了河北清河劳改农场的 难友。(注10:源于当事者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六月,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北大校长兼党委书 记陆平就被毛泽东抛出来,成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的祭品。历尽磨难之后,他竟然活了下来。文革后他对前国家 主席刘少奇被整死一事发表了一通感慨,说「社会主义没有法 制不行啊!」说完眼泪夺眶而出。(注11:《历史在这里沉 思》第二卷第三十五页。)这个看法固然很对,但他对于把几 百名北大学生送去劳改一事,似乎并没有足够的反省。   当时物理系的学生似乎格外活跃,右派也格外多。北大全 校的右派学生,物理系几占三分之一。由于一九五二年中共学 习苏联,理、工科分校,清华的文科、理科并到北大,当时又 还没有与清华、北大鼎足而立的中国科技大学(该校于一九五 八年成立),因此北大集中了一大批中国最优秀的理科学生。 落网之后,很多右派学生被押往农场改造,从此葬送了青春。   与北大隔街相望的清华也是一样,工程物理系的第一届学 生由各系挑选优秀者而来,预定一九五八年毕业,为中国刚起 步的核工程、核科学技术事业输送第一批人才。可是,该届学 生近一半成了右派,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各系。由于该系专业涉 及国防,右派个人固然落入了悲惨世界,国家蒙受的损失更是 无法估量。   当时,毛泽东说「全国大专学校一千五百多所」(注12: 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在各省市委书记会上的一次讲话。) 可能包括了中专,真正的大学、学院大约四、五百所。每所大 学的右派人数均在三四百以上。所以高教系统的右派大约十五 至二十万。全国一百七十个大、中、小城市,中、小学教员右 派约为五万。新闻、文艺界的右派比例高,一般在百分之十五 以上。粗略估计,全国应有五万新闻、文艺界人士落网。工程 技术界、银行、金融界亦应有五至十万。如中型城市鞍山是一 座工业城,知识份子较多,右派数字为二千零七十。(注13: 见《鞍山市志》。)「全国资本家七十万户」(注14:一九 五八年一月三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第一次讲话。)估计 亦有五万以上戴了「帽子」。商业服务行业知识份子虽然不多, 但有大批「旧社会」过来的留用人员,右派总数亦应有五万。 除此之外,全国党政军干部的右派总数估计为五万,不会更少。 这样相加,右派在四十至五十万之间,中共公布的数字「五十 五万多」似乎不差。何以会有「一百零二万」(见刘宾雁为本 书撰写的序言)这个数字呢?因为全国二千零二十三个县尚未 考虑进去。   各县右派人数差异较大,端视其所在省的省委书记抓右派 的积极性而定。如河南南阳县,八十万人口,右派数达一千一 百六十四名。又湖北,七十万人的襄阳县,八百五十二名; (注15:一九九○年版《南阳县志》第三十九页及一九八九 年版《襄阳县志》第二十二页。)七十七万人的随县,七百四 十一名。(注16:见《随县志》。)安徽省比例更高,二十 八万人的全淑县,四百四十五名:(注17:一九八八年版《 全椒县志》第二十一页。)十七万人的休宁县,三百三十九名。 (注18:一九九○年版《休宁县志》。)江西省比例相对较 低,二十四万人的万载县仅五十人,三十六万人的高安县仅一 百一十名。(注19:参见八十年代出版之各县县志。)不过 江西文化落后,知识份子少也是原因之一。   黑龙江省嘉荫县是个隔黑龙江与苏联相望的偏远小县,全 县仅六千馀人,没有一辆汽车,可见知识份子屈指可数,但右 派仍有十五人。按人口比例计,比安微还高。可见反右运动无 远弗届,「天高皇帝远」一说不成立。全国两千馀县,仅内蒙 古巴林右旗(人口六点七万)是个例外,蒙古族的中共旗委第 一书记哈斯巴根坚持不改整风初衷,违法乱纪的干部处分了四 十七名,右派却没抓一个。其邻居巴林左旗则积极反右,抓了 二十五名右派,三十五名「中右份子」。(注20:一九九○ 年版《巴林右旗志》、《巴林左旗志》。)   今随机抽样,取二十二个省市中的一百个县,统计结果如 下:总人口三千三百一十万,右派总数为一万九千四百一十一 名。(注21:一百个县为:黑龙江省集贤、五常、绥棱、海 伦、肇东、肇源、阿城、青冈、绥化、望奎、嘉荫;河南省南 阳、安阳市郊区、淮滨、西峡、陕县;湖北省襄阳、随县、松 滋、汉阳、宜都;四川省什邡、崇庆、仁寿、井研、夹江、彭 县、新津、南川、丰都、蒲江县鹤山镇;安徽省宿松、全椒、 祁门、休宁;山东省益都、临淄、陵县、崂山、庆云;湖南古 丈、凤凰、保靖;江西省高安、万载、丰城、万年、广丰、崇 义、乐平;广西省阳朔、扶绥、横县、大新、上林、宾阳;江 苏省高邮、如东、武进、溧水、常熟、江宁、昆山;上海市郊 区青浦、奉贤、崇明、松江、川沙;浙江省萧山、仙居、象山、 淳安、常山、嵊县、临海;山西省河津、永济、沁水、五台、 河曲;陕西省渭南、户县、安康;辽宁省海城、锦西、长海、 台安;广东省和平;宁夏省盐池;吉林省集安;云南省弥勒、 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镇雄;贵州省惠水、黎平、兴义;青 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内蒙古托克托县、巴林左旗、巴林右旗。) 当时全国总人口六亿五千馀万,两千个县的农村人口约为五亿。 粗略推算下来,全国县以下农村的右派总数约为三十万。这样, 加上城市的右派,全国右派总数当在七十至八十万之间。这是 下限,决不会更少。   另一方面,前述各县的统计数字虽然是在八十年代中共比 较实事求是的时期披露的,其中并不包括当作右派斗争、处理, 但实际没有正式列入右派名册的人。这样,即使官方无意做假, 其统计数字也要比实际右派人数为少。   譬如,安徽省蚌埠市的《蚌埠报》,文艺组的编辑记者全 成了右派,自然包括组长张锲。但是,拉粪车、扛麻包,劳动 改造了十五年之后,军管会的军代表突然发现张锲的档案里并 无上级核准他为右派的批覆件,自然不能算右派,或者只能算 「不算右派」的右派了。(注22:《新华文摘》一九八一年 第八期第一三四页。)  又如,有所学校,上级下达的右派指标是五个,但该校党 支部书记年方二十馀岁,老实规矩,抓出四名后再也找不出第 五个,为了完成党的任务,只好将自己的名字报上去作为第五 名右派。上级官僚不问缘由,照例批准,将他开除党籍,送往 农场劳改,妻子离婚,儿子亦随之改姓。在农场改造了二十年 之后,右派们均获改正回了城,唯独他一个无人过问。原来上 级右派籍册里并无他的大名,自然不在平反之列。(注23: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团结报》。)   哈尔滨工业大学教师李树槐的档案中,也发现当初上级并 未批准定他为右派。他被告知:「你不是右派,我怎么给你改 正?」但他在二十年右派生涯中遭的罪,就再也无人过问了。   北京幼儿师范学校女学生胡慧芝的父亲因「历史反革命」 罪入狱。她给父亲写的信和日记中同情父亲的话被一位学生干 部偷看了,报告上去,就够定为右派了。由于她才十七岁,不 能戴右派帽子,便给了她一个「反右期间有错误言论,不宜当 教师」的结论,发配到北大荒兴凯湖劳改农场「支援边疆」。 二十年后,右派平反了,她父亲也平反回京了,但她却无反可 平,因为她不是右派。她到《新观察》编辑部去请求记者为她 申诉时,痛苦地说:「我真希望自己是个右派!」   除此之外,有些重要的科学家不宜公开定为右派,而称为 「内控右派」,如渖阳金属研究所研究员葛庭燧、大连化学物 理研究所研究员萧光英等等。「内控右派」和「不戴帽的右派 份子」也是不计在右派名单内的。总数虽无法统计,但全国估 计总不下数万。所以粗略说来,右派总数大约接近一百万。   这个数字可以由当时毛泽东的一番话得到辅证:「现在产 业工人有一千二百万人,党、政、军、教育和经济工作人员 (厂长,合作社社长不在内)等共一千四百万人,合计二千六 百万人。这一千四百万人不是直接生产的,真正直接参加生产 的是一千二百万工人。」(注24: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 毛泽东《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谈话记录》。)   按当时中共的说法,那一千四百万是全国所谓「参加运动」 的人数(工人、农民不参加运动)。如四川省新津县,「全县 应参加整风人数二○○八人,实际参加人数一八六四人。定案 划为右派份子一三一人」,右派数为参加运动的人数的百分之 七。四川仁寿县,「全县参加整风运动职工六千二百六十四人… …在职工中错划右派份子四百六十二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百 分之七点三。」山东庆云县,五百三十七名中小学教师参加运 动,右派出了八十二名,占百分之十五以上。(注25:以上 数字分见一九九○年版《仁寿县志》第三六六页,一九八九年 版《新津县志》第三十一页及一九八三年版《庆云县志》。)   一千四百万人,百分之五是七十万,百分之七便是一百万。 笔者探用「百万右派」这个数字的根据便在这里。无论如何, 五十五万是不可能的。县以下农村都有三十万,城市怎可能只 有二十五万?运动对象知识份子绝大多数在城市,只是城市右 派人数一直不公开,难得计算其总数罗了。但「百万」要比 「五十五万」更接近实际数字,这是不容置疑的。   还有的人「因『右派』言论戴上其他帽子,受到处理」。 这些人也没有被官方统计进去。如广西上林县,一九五七年七 月至九月将一○七○名教师集中到县城「参加运动」,除右派 外,还抓了一百五十八名「反革命份子」和「坏份子」。 (注26:一九八九年版《上林县志》第三八三页。)   「右派」怎么同「坏份子」扯到了一堆?那是因为可以在 完成抓右派的指标之后再多抓一些人。譬如有人本来就有辫子 可抓,如「男女作风问题」,但双方自愿,并不算犯法,但如 今又有「右派言论」,党决定严加处置,却并不宣布此人是右 派,只说是「坏份子」,予以逮捕。尽管此人在狱中、劳改营 中仍得为其「右派言论」认罪,却不在右派名单之中。   有的大学生,有「右派言论」,刚好借图书馆的书丢失, 逾期未还,当局便宣布他是偷书的「坏份子」,抓走了。这学 生也不是右派,但实际也是反右的牺牲品。   北京有个十年前毕业于燕京大学经济系的姚祖彝,几年来 无业在家,自然没有哪个部门的党组织会去给他一顶右派帽子。 可是人不能住在天上,只要你在有人烟的地方,就有街道「居 民委员会」考察你的思想。他被「居委会」报告说是「思想反 动」,结果也被抓起来劳动教养了。   在劳改农场,姚遇见了燕京同学、北京大学西方语言系讲 师黄继忠。黄是右派,可姚不是,然而农场对他们的处置没有 区别。服了十年劳役之后,姚看不到出头之日,便同北京俄语 学院的右派学生王同竹一起逃跑,欲偷渡去香港。不幸事败被 捕,二人及另外两名「同犯」一并被枪毙于南京。这是「右派」 之外的受害者的又一例。   不在右派名单内的还有一批「中右」。如江苏省宜兴县, 右派是二百零八名,而「中右份子」则有一百六十九名。 (注27:一九九○年版《宜兴县志》。)黑龙江省肇东县 「共划右派一百九十三人,中右份子三百三十六人。」 (注28:一九八五年版《肇东县志》第二十三页。)中右数 目比右派还多一百多名。   「中右」也是一种正式的帽子,虽不统计在「右派」之列 (中共公布的「五十五万多」右派中只包括「极右份子」,不 包括「中右份子」),也是要受处理的。这自然也是伟大领袖 的指示。毛说:「右派反对我们,中右也反对我们。」 (注29:同注14。)所以,中右份子也要被开除公职,或 降职降薪,当团员除名,或回乡种田等,只是不送劳改营而已。 例如位于齐齐哈尔的解放军第十一军医学校一位教员被定为 「中右份子」后,预备党员的资格被取消,转业离开军队,下 放到了边远的小县城北安。他的妻子倒还留在第十一军医学校 教书,但两人却因此过了长达十四年的两地生活。(注30: 《无情未必真豪杰》,《人物》一九九一年第二期。)   此外,还有仅有「右派言论」、不戴帽子者,算是「右倾」 或乾脆就叫「右派言论」。甚至还有叫做「疑似右派」的。这 些都是要写进档案的。个人档案中有了这条记录,调动工作时 就谁也不敢要了。   从各县县志公布的数字来看,各地「中右份子」的总数大 约为右派数字的四分之三。(注31:前述一百个县中,有十 七个县公布了「中右」的数字,总数为一八六四名;这十七个 县的右派数为二五五一名。)所以全国农村大约有二十万「中 右份子」。这个比例与大城市相近。如北京大学,「右派」与 「极右派」约七百左右,另外「中右」、「右倾」的处理对象 为八百左右。(注32:高望之《北京大学与民主运动》。该 文于一九八八年五月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二十世纪中国民 主运动史」会议上宣读。)所以,全国「中右」亦有五十万, 不会更少。   应当说明,戴上右派帽子的只限于知识份子及够得上称为 「干部」的人,工人、农民是不定右派的。这是中共的「阶级 政策」。当地方执掌大权的人想要将工人、农民中不顺眼的 「份子」定为右派时,必须做点手脚才行。如河南省洛阳市五 金交电公司有一位姓蔡的职工,鸣放期间出差外地,见到别处 鸣放挺热闹,便写信回去鼓励同事向公司领导提意见。因此, 公司党委定他为右派。谁知上报到中共洛阳市委,未准,因为 该职工本人成份为工人。于是公司党委玩了个花招,将其成份 改成了「学生」,再度上报。学生是可以按知识份子处理的, 这下他便被正式扣上「右派份子」的帽子,送到农村劳动改造 去了。(注33:源于该蔡姓职工的儿子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中共规定农民也不抓右派。可是湖南临湘县有个未进过大 学校门、自学成才的养蜂专家李忠谱。成了专家就不能再算农 民了,因此他不配享有农民的「豁免权」。他成为右派,入狱, 在狱中身体被摧残,出狱后不得不卧床两年才恢复健康。 (注34:《人物》一九八二年第六期,《农民养蜂「博士」 李忠谱》。)   当时,像这样想方设法把工人、农民变成知识份子扣上右 派帽子的例子不很多,较普遍的是定为「反社会主义份子」和 「坏份子」。如辽宁海城县,除了五百八十名右派外,「反社 会主义份子」和「坏份子」竟多达二百四十八名。(注35: 一九八七年《海城县志》第二○七页。)四川省什邡县是个仅 二十几万人的小县,大约因为知识份子不多,抓了一百二十一 名右派后,县委书记觉得不过瘾,便在不够称为「干部」的工 人、农民、城镇居民中大抓其「反社会主义份子」,总共抓了 九百七十八名,是右派数目的八倍!(注36:一九八八年版 《什邡县志》第五及第七十八页。)   成了「反社会主义份子」的工人一般不去坐牢,但惩罚是 要给的。四川重庆附近狮子滩水电站工程局有位姓□的老工人, 是全局有名的劳动模范。本来,劳模只要劳动带头就够了,可 是如今党要改进作风,要请工人们给领导提意见,所以劳模也 要带头。在领导们的再三动员下,他终于提了点意见:各级干 部都是由东北丰满水电站调来的,对四川本地人重视不够。一 条足矣,他成了工人阶级中的「败类」--「反社会主义份子」。 劳模除名,工资由最高的八级降到最低的一级,而且被发配到 荒僻的贵州去了。   古人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虽说字字是真理,但 古人不懂今人的事,如今患的不是辞,而是帽子。要是甚么帽 子都扣不上,事情就不那么好办。天津市一个工厂的工人在厂 里大字报上大事小事一齐乱鸣时,写了一张大字报,呼吁大家 谈正事,不要就谁偷东西、谁搞女人之类的闲事乱扯。结果党 委说他「向党放暗箭」,因为他那张大字报一出,许多反革命 就缩回去了,没暴露出来。「放暗箭」算甚么「份子」呢?甚 么也不算。斗争会是要拉上台的,可是斗来斗去,帽子却不好 安。工人不能定右派,说他是「反社会主义份子」和「坏份子」 也不妥,只好胡乱给了他一个「劳动教养缓刑两年」的处分。 (注37:《报告文学》一九八八年第二期,冯骥才《我不愿 承认是牺牲品》。)   粗略估算一下,在「右派」和「中右份子」之外,全国按 「反社会主义份子」、「坏份子」及其它名目处理,加上没有 名目、不算「份子」也同样处理的人,估计不会少于三、四十 万。   所以,从一九五七年六月开始、持续近一年的那场「反右 派斗争」中,大约一百万,至少七、八十万「右派份子」,五 十万「中右份子」,三、四十万「反社会主义份子」和「坏份 子」被制造出来,成了共产党的新的敌人。这一百五十至二百 万人是所谓戴了「帽子」、有「份子」头衔的,中共后来给他 们平反、「改正」,还有据可查,譬如广东省于一九七九年秋 「改正」了四万多名。(注38:香港《争鸣》一九八七年六 月号第四十四页载:「据广东省改正右派办公室透露,至一九 七九年秋,全省共改正四万八千多件右派案件,和当年反右斗 争结束时内部公布打出六万五千多名右派的数字相差一万七千 多人。」但一九九一年版《当代中国的广东》第一四四页说该 省仅抓了三万多右派。)至于如前述姚祖彝那样的不属「份子」 的份子,被送去劳改营也好,留在城里在街道上扫马路也好, 那就无从统计了。  第十三章完 .待续. 阳谋--「反右」前后(修订本) 作者:丁抒 出版:九十年代杂志社--臻善有限公司 香港铜锣湾琉璃街三号向南楼1楼A座及B座 电话:887-3997 传真:(852)887-3897 1993年9月修订本初版 板权所有,翻印必究(在网路上转载时请附此段) 打字:海生怒涛(Micky Wong) 于枫叶之国.屠龙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