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ked Conspiracy) (14) 阳谋 第五章 (续上节) 阳谋 丁抒著 第五章:  评肃反上下呼冤   人命关天,一旦鸣放起来,「镇反」、「肃反」等死 人的事就首先被提了出来。   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原国民党政府广西 省主席黄绍□(音弘),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集的鸣放座 谈会上发言:「我去各地视察时亲眼见到的事,镇反、肃 反运动中,处决冤枉,惨不忍睹。但死者已矣,不能复生, 该他命短,不去谈它。然未处决还在押者,尚有五百一十 二件冤案。其中举出几件冤案的情况为代表,和党的方面 谈一谈。」他举的例子有上海一个医学院的女学生批评苏 联医学不及德国、日本,认为不应将苏联医学拿来误人子 弟,于是被指为「反苏」、「反革命」,遭逮捕关押一案; 有上海原沪江大学校长因早年代表国民党政府赴德与希特 勒政府签订秘密贸易协定,被指为反革命,关押六年不审 不判一案。举了几个例子后,黄氏又总结道:「我认为这 样的肃反,尽是冤狱……文明国家,有冤狱的赔偿规定, 社会主义国家冤狱就冤死了结。……要人民如何信仰?国 家社会如何安定?」(注1:当代出版社刊行《鸣放革命 实录史》第八至九页。)   另一位国民党老党员、广东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罗艺 群则如此鸣放:「共产党所领导的一切,别的省份我不知 道,就广东省来说,肃反政策、农业政策,搞得太糟,七 年以来的镇反、肃反冤杀了许多好人。」(注2:同注1, 第九十九页。)   渖阳师范学院两位青年干部张百生、黄振旅联名在《 渖阳日报》上发表文章,认为「镇反和肃反都是企图用暴 力维护革命果实。这同我国著名的『爱民如子』、『以德 立国』、『以法治国』的传统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民盟湖南省负人杜迈之认为「肃反是全国性的错误」, 是「专政专到人民头上来了」,主张成立「肃反善后委员 会」。民盟湖北主任委员、中南财经学院院长马哲民则斥 责中共搞的肃反,「把发牢骚的,就认为是反党,反党就 是反革命。这是一种杀人逻辑。」   对外贸易部行情研究所欧美研究室主任严文杰则鸣道: 「亲身经历过三反、五反、肃反这些运动的人,想起来就 感到心惊肉缩,毛骨悚然。」「真是人人自危,社会大恐 怖。」「不管甚么人,只要领导手指一下,就可以斗的。」 「斗的场面,比坐牢难受多了。」「我觉得,反会把一些 本不一定反革命的人逼著去反革命。」「不管成绩怎样, 这种运动不能再搞了!」「要求政府规定:除非检察院同 意,并由法院接受和主持外,一般机关、团体不得开斗争 会。」(注3: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   复旦大学法律系教授杨兆龙的口气比较和缓,但问题 却提得十分尖锐:「希望检查一下历次运动的合法性,尤 其是肃反运动。」对于中共将法律定义为「阶级镇压的工 具」,他表示异议:「中国今天镇压对象只有百分之几, 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民要不要法律?」(注4:《提高警惕, 粉碎右派阴谋》第八十六至八十七页。)   清华大学学生组织的「庶民社」,在其油印的《庶民 报》中鸣放道:「发动群众搞肃反是没人权,没宪法,没 常伦。」提议对肃反中积极参与的人「追查责任,以法律 制栽」。   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费孝通教授六月六日在民盟的学 者会议上说:「学生控诉在肃反中被清斗,有人听了流泪 ……想不到在解放以后还有这种事,简直是太黑暗了。…… 我对学生所揭发的这些事实是同情的。」(注5:成文出 版社《中国往何处去》第五十二页。)   在中共北京市委召开的非常局长座谈会上,司法局副 局长、原政法学院教授楼邦彦说:「肃反运动中被整的都 是知识份子,而且都整错了。」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江丰说:「肃反运动有甚么成绩?」 「文艺界又肃出了甚么特务?」「许多人都说肃反成绩是 主要的,在群众运动中有偏差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理论非 常可怕。」(注6:《新华半月刊》一九五七年第十七号 第一九一页。)   剧作家吴祖光在文化界的一次整风座谈会上发言道: 「肃反这种斗争形式,即使在专制时代,也是罪恶的。」 「建议文联出一个小册子,把文艺界内受冤枉者的名单, 通知大家。」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启贤说:「对肃反重新估 价的问题,关系到将来的历史如何写法。应该说肃反错误 所造成的罪恶是严重的。因为斗了多少人,多少人被当作 反革命斗了,结果都不是反革命。拿人命做试验,这叫甚 么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呢?造成的罪恶是人与人之间冷酷无 情。」(注7: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阿房宫赋》中有『使天下人敢怒而不敢言』的话,可 是现在却变成了『不敢言不敢怒』了。」(注8:见《首 都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的巨大胜利》第三二八页。)   山东工学院的民盟、九三学社成员(均为教授)召集 了六次「平反座谈会」、「肃反座谈会」,请肃反时被斗 的人诉苦。他们抨击该学院的肃反运动是「乱点鸳鸯谱」, 学院领导肃反的人「无理、无知、无情、无能,个别的无 耻。」(注9: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日《人民日报》。)   河南农学院女学生姜卓廉是院学生会副主席,她认为 「农学院的肃反是违法乱纪」,并主持学生会通过决议, 成立独立的、不受党委管辖的「肃反调查小组」,还召开 了「控诉大会」。   天津市天主教人士聂国屏说,过去的运动「伤害了许 多虔诚教徒的感情和自尊心」。他主张「过去判十年、二 十年徒刑的,今天都应该宣判无罪了。」   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叶德钧肃反时被逼自杀身亡。鸣 放时,该校经济系教授、九三学社昆明分社负责人秦瓒对 《云南日报》记者说:「拿肃反来说,最初,说云大一定 有反革命:到系里,就成了系里一定有反革命:到小组, 就成了一个小组里有反革命……但谁也不敢说『不见得』 ……那怎么办呢?就只好捕风捉影了,本来是打『老虎』, 结果是把狼、狗、猫都打了。十分之三、四的人都背上了 包袱。」   山东省文联艺术部部长、画家任迁乔说:「哪个单位 打不出『老虎』,(领导)就要摘乌纱帽。肃反都要凑百 分之五的数字,这就得从瘸子里面选将军。这些都是与中 央的政策有关系。」(注10: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一日 《人民日报》。)   又如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束星北在中共山东省委召开 会议上发言:「肃反时毛主席说了一句『反革命份子可能 只有百分之几』,一句估计猜度的话,但是后来竟成为肃 反的指标。……我们看,靠『人治』是多危险。」 (注11: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青岛日报》。)   肃反时凑百分比、按预定的数字捉人,非仅山东省一 处,全国都是这么干的。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顾执中在一个高等教育座谈会上将 数字列了出来:「以第一次肃反为例,共产党不从细密调 查工作出发,而是事先拟定必须打击的一张数字单,规定 北京需要逮捕反革命份子五百名(似应为五千--引者), 上海七千名,武汉五千名,广州六千名,其他省也相等如 此上下数字。……结果就使无数的人民受了害。」由于对 受不了折磨而自杀的人当局一律冠以「畏罪自杀」的罪名, 顾还指出:「对并非畏罪,而是畏斗、畏逼者,必须清查, 予以名誉的恢复,并须照顾其家属。」(注12:同注1, 第十七页。)   提到「畏罪自杀」,实在不能忘记一个人。   「新中国」成立之初,率领船队由香港开赴大陆的四 川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曾被毛泽东称为中国近代 工业发展史上不可忘记的四个人之一。(注13:见《现 代作家》一九八四年第十一期第十五页:「报载:五十年 代中期,毛主席对黄炎培等人的一次谈话中指出,中国工 业发展,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讲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讲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 讲交通运输,不能忘记卢作孚。)卢本人在新中国确也受 过优待,在毛举行的招待会上,他曾两次得到坐在毛身旁 的礼遇,周恩来也曾端著酒杯到他座前来敬酒。然而,仅 仅一年以后就搞起了运动,他在四川成了「不法资本家」。 在无情斗争之后,他自杀了(但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说他「一九五二年在重庆病逝」)。 随后,四川当局在报纸上公布了他的「罪行」。   卢作孚本为中国一代爱国知识份子的楷模。一九二五 年,这个出身贫苦的青年知识份子为了「实业救国」,集 资合股,订造了一条名为「民生」的小船,利用四川合川 县一所小庙的殿堂开始了他的事业。事业发展后,他当过 国民党政府的交通部次长。一九四九年时,他的公司已拥 有上百条船,航线远达东南亚,他本人却房无一间(他住 在公司职工宿舍里),地无一垄,银行里甚至没有一文存 款。他真是赤条条地离开了人间。   卢的遭遇实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写照。一九五二年 初开始的以工商界人士为目标的「五反」运动(反行贿、 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 经济情报),用不受法律约束的群众运动的方式清查资本 家的违法行为,正是以「不法」攻「不法」。对于偷税漏 税,不是坐下查账,以数字为依据,而是先把人扣起来, 用饿饭、疲劳审讯的办法让人交待。那些被斗的,要是熬 不住日夜追逼,便只好用死来解脱了。   卢氏是服毒死的,大多数死者却是采取更简单的法子 --跳楼。当时主持全国「五反」运动的中央节约委员会 主任薄一波在一九八八年回忆此事道:「『五反』开始后, 在上海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不时传来了资本家跳楼自杀的 消息。为此,毛泽东同志派我到上海去。我跟陈毅同志说, 发生跳楼事件不好……」 (注14:一九八八年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 (后来,上海市长陈毅对人说,上海的「降落伞部队」有 一千三百多个,他感到很不安,若早点作宣传,本来会缩 小到一千名之内的。具体数字目前无法核实。)   资本家死了就死了,那是无人去为他们平反的,只是 由于卢作孚当年太有名,对中国工商业的贡献太大,从重 庆到上海长江一线,上了年纪的人几乎无一不知当年有过 「民生公司」。当局在三十多年后还肯承认当时公布的卢 的「罪行」不实,并费心为他平反,表示要纪念他对中国 近代工业所作的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其他「畏罪自杀」者 --包括千名以上在上海跳楼的所谓「不法资本家」-- 则永远在中国的历史中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严格来说,卢氏之死可能是通讯不够发达,上下来不 及通气,以至阴差阳错造成的。不管毛泽东如何想消灭资 产阶级,他总该还感念卢率船队来归的功劳,卢氏本人不 可能是他要直接打击的对象。只是运动一下子搞得太猛, 卢氏生性太烈,行动太快,毛泽东、周恩来还没想到将他 的个案另行处理,他已经以死抗争了。他的死与一九六六 年文化大革命初起时名作家老舍的死相类似,只要向毛、 周求救,或者忍几天等毛、周伸来援手,都能免于灭顶。 可是他们都撰择了死。不过,卢氏即使不死,日子也不 会好过。譬如他的公司的经济研究室主任就被送到新疆 去「劳动改造」,直到三十年之后才宣布平反,说是搞 错了。   上述鸣放者,本人并不是肃反的受害者。他们只是替 别人申诉,鸣不平,有的鸣放者甚至是肃反中的积极份子。 譬如上海同济大学助教汪长风是该校青年团委组织部长、 上海市人民代表,肃反时曾搜查过学生的日记告信件,使 部份被斗者精神失常,有的甚至自杀身死。现在他在全校 近千人的教师大会上说:「如今我觉吾了,我愿意向被斗 的人道歉,向死去的忏侮……」(注15:见香港自联出 版社《鸣放回忆》一书中《我戴著帽子写回忆》。) 他还说:「我认为肃反是对人类道德的进攻,对人类心灵 的摧残。肃反问题现在党委采取个别道歉,我是不同意的 ……肃反是方针政策的错误,不单是方式方法的错误。…… 」(注16: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   民盟副主席、森林工业部部长罗隆基在中共中央统战 部主持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也以肃反为主题:「党领导 这一次的人民革命的胜利,是人民赤诚拥护而胜利的。人 民不拥护的话,大家不站共产党一边去合作,共产党得不 到胜利。」「但是人民有个不解的问题,每次政协、人大 开会时,司法、公安两部门的首长都要光荣地报告肃反成 绩,宣布『有反必肃』的长期政策……这个政策的需要, 连我都有些不太明白。我们觉得已解放了八年……尚须长 期地继续肃反,那就证明……至少这次革命过程中出了毛 病,有了偏差。」   他的发言心平气和,毫不激烈,他主张成立一个委员 会,为历次运动中受了冤屈的人平反。「同时,劳改中的 大知识份子,应该释放:其他劳改的知识份子,从事体力 劳动者,应该改为从事脑力劳动。」   罗并没将那委员会命名为「平反委员会」,倒是湖南 省有人提议成立「肃反善后委员会」,专事平反工作。   民革中央委员周颖倒不将肃反的问题全算在中共身上。 她说:「在肃反运动中,我们民主党派不闻不问,不提意 见,民革的成员被斗争,自己的组织袖手旁观。」因此民 革也有一份责任,也应该改变作风。(注17:一九五七 年六月六日《人民日报》。)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九三学社成员顾执中也有类似意 见:「共产党把国家事情搞得这样糟糕,民主党派也要负 责任,因为民主党派过去都是捧共产党。」   鸣放只是鸣放而已,那些肃反的受害者,死的不说, 活著的也没有因此得益。出席鸣放会的共产党干部只是在 听意见,而不是听指示,当然不会说了就去处理冤案,开 狱门放人,向当事者赔礼道歉。在鸣放期间,立竿见影、 一鸣而收效的恐怕只有文学讲习所所长丁玲和《文艺报》 副主编陈企霞的「反党集团」案。肃反时二人无端被肃, 只因名气较大没有下狱。此刻鸣放,二人将两年来受的气 大大地出了一通。主持全国文艺界工作的中宣部副部长周 扬竟立即承认肃反有偏差,并向二人表示了歉意。就全国 范围来说,这实在是个异数。二人尝到了鸣放的甜头,著 实高兴了一阵。但个把月后,风向突转,他们也就首当其 冲地成了文艺界的「大右派」。   关于肃反,人们的鸣放(譬如黄绍□的发言)与前述 毛泽东的「一个不杀,大约百分之一劳改,其馀的人都在 原单位工作)的说法大相迳庭。毛泽东和黄绍□,一为中 央人民政府军委会主席,一为副主席。毛讲话在先,黄鸣 放在后;毛说「一个不杀」,黄说「处决冤枉,惨不忍睹」 ,而且是「亲眼见到」,可谓存心要与主席捣乱。因此, 一个多月后全国报刊一齐咒骂这位黄右派,使他成了妇孺 皆知的大名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也是鸣放中的一大话题。罗隆 基顾忌中共的面子,只在民盟内部说胡风肯定是搞错了, 却没在会上将这问题挑出。上海文化出版社编辑室副主任 许君远却公开鸣道:「胡风有才华」,「为甚么不把胡风 放出来让他开开花?」河南省文联创作部负责人、共产党 员栾星认为胡风集团案是「一个大的文字狱」。他说:「 当今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统治,比清朝的『 文字狱』还要凶,还要厉害。」(注18:一九五七年七 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   对外贸易部法律室顾问董士濂亦为胡风辩护,说胡风 不是反革命。他指因揭发胡风被中共宽大、不予逮捕的舒 芜是「卖友求荣」,并说因在批胡风的大会上为胡辩护而 获罪的吕荧「显示了中国人的骨气」。他还指斥刊登胡风 「罪行材料」的《人民日报》「犯了诽谤罪」。 (注19: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   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刘奇弟本人在肃反中曾被关押, 与胡风在同一所监狱呆过。他在校园里张贴了一副对联: 「铁窗禁忠良,天昏地也暗」,横批是「为胡风伸冤」。 中国人民大学刑法教研室教师的说法则婉转得多:「如果 胡风是反革命,为甚么至今还不审判?还不敢见人?」   对胡风案讲得最宜截了当的恐怕要算人民大学的女学 生林希翎,她的鸣放一语破的:「胡风的意见书基本上是 正确的……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为甚么不能反对 呢?」「两年还不公布胡风案件的下文,我看共产党很为 难,没法下台,知道错了又不肯认错……」   对于中共不依法行事,人们不满已久。鸣放期间以顾 执中教授的意见最为尖锐:「宪法自一九五四年通过以后, 有的被彻底破坏了,有的有名无实。」「第八十九条规定 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经法院决定或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 而肃反时的行动证明这一条文全被破坏了。第八十七条规 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事实都没有得到保 证。」「集会结社的自由更少,许多人民团体几乎都是官 方包办。可不可以再有新的民主党派?宪法没说不行,但 事实却没有人敢大胆的做。」「大家都把宪法当做一张纸, 通过后也就算了……现在从刘委员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委员长刘少奇--引者)到一般公民谁也不提保护宪法了。 这样下去,把宪法当成了手纸,乱关人、乱捕人、拆(私 人)信等等,都可以为所欲为,将来何堪设想?」 (注20: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过去八年中,司法部门执行党的指示,在一波又一波 的运动中捕人、杀人,冤枉了许多无辜。但司法人员并非 都是铁石心肠、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们心里也有气。   最高人民法院顾问俞锺骆在中共召开的整风座谈会上 坦率地表明了他的不满。他认为「现在的政府不保护公民 权利的状况,还不如封建王朝和蒋介石」。他批评审判时 「罪与非罪界线划不清」,并认为原因是「无法可依」、 「有法不依」和「审判人员判案可以随心所欲」。 (注21: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北京是首都,可是北京的司法干部似乎意见最多。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斐然说:「市委不懂法律, 还阻碍法制建设。」   北京中级法院院长贺战军则说:「案子送给他们(指 市委书记)批,我看行市也不一样,犯人有走运的,也有 倒霉的。」   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楼邦彦提出他的意见:「单凭市 委的指示办案是违法的,破坏了法院进行审判的独立地位。 」王斐然的意见同楼一样:「现在审判独立不起来,主要 原因是党委干涉。」   这些干部所以主张按法制办事,反对党委干涉,可能 与其经历有关。譬如楼邦彦早年自清华大毕业后即赴美国, 一九三九年留学归,回母校任教。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掌权 后,他欣然接受中共的委任,是因为以为中共会按法办事, 会尊重法院的独立地位;但几年下来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 事,自然有话要「放」了。   由于这几位高级干部带头,北京司法界的鸣放十分尖 锐:「党委过问具体案件就是违法。」司法部门党的干部 「很多根本不懂法律,真是祸国殃民。」「当委审批案件 是做成错案的原因。」   作为司法人员,他们的意见几乎都是围绕法制而发的: 「主要法律没有公布,造成审判人员无法可依。」「所有 刑事案件都没有法律。」「以政策代替法律。」「现在只 有人治,没有法治。」   「在这个社会里,无法可依,有法也不依,谁有权, 谁的决定算数。」「审判员凭空气办事,中央说宽就宽了, 说严就严得要命,凭风办事。」「重判的时候有重判的理 由,轻判的时候有轻判的理由……这『辩证法』反正甚么 时候都对!」   「群众运动破坏法制。」「遇到运动就要找典型,就 要判罪……」(注22:此处数段引文均见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编《北京市司法界右派份子是怎样进行反党活动的》)   中共本将司法部门视为「专政机关」,抓、杀反革命 都要靠此机关,现在竟然连这些参与「镇反」、「肃反」 的执法人员都「鸣放」起来,而且矛头指向党和党的干部, 可见中国人已经到了非鸣不可的时候了。   可是,在不久即展开的反右运动中,上述对肃反表示 了不同程度不满的人无一例外地成了「右派份子」,尽管 他们只不过说了几句实话而已。   共产党里并非人人都是以说谎为生的。中共中央委员、 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一九五九年就在公安部的一次全体干部 大会上说过这样的话:「在右派进攻的时候,肃反是他们 攻击的主要方面……他们讲的一些事情,……有一些就是 事实。」(注23: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四日,罗瑞卿在 公安部全体干部大会上的发言。)   由于时值毛泽东发动的另一波运动「反右倾机会主义 份子运动」的高潮,罗瑞卿的讲话不那么爽快,而在「反 右斗争」之前,他讲的便直率得多:   「我们(肃反)的缺点错误是很多的,我们决不隐讳。 」「斗了、捕了、搜了一些好人,有些好人自杀了。」 「有说,『镇反、肃反不知冤枉了多少好人』,这种说法 ……是有一些根据的……有冤枉,可以平反……」 (注24: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罗瑞卿「在各省、 市、自治区党委xxxxx会议上的总结发言」。)   「我想黄绍□……等人所列举不人道的事例,事实上 是远远不能代表我们现在真实存在著的严重事实的。」 (注25: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三日,罗瑞卿「在全国省、 市检察长、法院院长、公安厅局长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我们有少数劳改队的一些干部对待犯人比奴隶主对奴隶 还要残忍……不仅是违法,简直是惨无人道。」 (注26:同注25)   「我们的劳改队、监狱,……有的不给水喝,不让睡 觉,有的劳改队,使犯人每天劳动到二十小时,死后解剖, 肠子和纸一样薄,这简直是惨无人道,而且是犯法的。」 (注27:一九五六年七月五日,罗瑞卿「在各省、市委 xxxx负责人会议上的总结发言」。)   一九五七年为受冤者鸣不平、抨击中共将宪法当手纸 的人,无论如何没有料到他们自己也会成为冤狱的牺牲品, 成为罗端卿所批评的那些劳改队、监狱的「奴隶」。当然, 这是毛泽东发起「反右斗争」之后的事,我们还是继续述 说五七年春中国人的「鸣放」吧。  第五章完 .待续. 阳谋--「反右」前后(修订本) 作者:丁抒 出版:九十年代杂志社--臻善有限公司 香港铜锣湾琉璃街三号向南楼1楼A座及B座 电话:887-3997 传真:(852)887-3897 1993年9月修订本初版 板权所有,翻印必究(在网路上转载时请附此段) 打字:海生怒潮(Micky Wong) 于枫叶之国.屠龙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