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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书局旧踪》，郭汾阳、丁东著，江西教育出版社，ISBN 7539231270
    本书讲述的老书局的故事，可以说是现代出版家的故事。中国现代的出版
家，往往与作家、学者、教授一身数任。一个人，可以在创作、研究、教学和
编辑出版经营领域里全面出击，纵横驰骋，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统，
也是知识分子履行自己社会角色的基本方式之一。这些出版家的故事，让当今
的读书人汗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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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书屋”坑作家

郭汾阳、丁东

　　“作家书屋是个神秘的地方，不信你交到那里的一份文稿，而三
五日后再亲自去索回，你就必定不认为我说谎了。”

　　“进到书屋，十之八九你找不到书屋的主人姚蓬子先生，他不定
在哪里藏着呢。他的被褥是稿子，他的枕头是稿子，他的桌上、椅上、
窗台上……全是稿子，简单地说吧，他被稿子埋起来了，当你要稿子
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一个奇迹。假如说尊稿是十张纸写的吧，书屋主
人会从枕头下掏出两张，由裤兜里掏出三张，书架里找出两张，窗子
上揭下一张，还欠两张，你别忙，他会由老鼠洞里拉出那两张，一点
也不少。”（《老舍幽默文集》）

　　出自老舍幽默笔下的这个“作家书屋”，是姚蓬子开办的。姚蓬
子曾是“左联”的中共作家，后来被捕，自首出狱，再后就开设这家
“书屋”。作家开书局原先是不稀奇的事，李小峰的“北新”、巴金
的文化生活出版社、陶亢德的人间书屋、郭沫若的群益出版社，王礼
锡的神州国光社、邵洵美的金屋书局、冯亦代的古今出版社，多如牛
毛。作家开书局的缘由千差万别，自然也是要赢利的，不过这中间也
是千差万别，比如鲁迅虽没有直接“下海”去经营书局，可他为了传
播进步文化与艺术，保存进步出版阵地，就常常自己掏钱并用一个不
知所在的书局招牌如三闲书屋、野草书屋等自费出版书籍与图册，但
他也常常遭到猜忌与怀疑。他定居上海伊始，“初到时报上便造谣言，
说我要开书店了，因为上海人惯于用商人眼光看人”（《鲁迅书信集》）
在十里洋场混迹的姚蓬子自是浸染商人作派，他又是作家，这如鲁迅
所说：“上海也有原是作家出身的老板，但是比纯粹商人更刻薄，更
凶”（同上）。老舍的幽默文讥讽姚蓬子不尊重作家文稿，却以为作
家服务而取名“作家书屋”，这实在是一个犀利的讽刺。

　　抗战时文化人群集陪都重庆，唯一一家大型定期文艺刊物便是
“文抗”的机关刊物《抗战文艺》，姚蓬子的“作家书屋”得到“总
发行”的便利，姚又精明地开办“书屋读书会”，要求《抗战文艺》
订户首次要交500元，即可作自由订户每期寄发，若交到1000元则能享
受优待。后来“作家书屋”如火如荼，它也出版了不少好作品，成为
大后方引人瞩目的新书店。自然，姚蓬子也发了一笔财，可是它为之
服务的作家们呢？官办书店与老书店在大后方分占纸张配额的大半，
进步的中小书店仅能分沾一杯残羹，“图书杂志审查会”又神气活现
起来，生活书店等名牌进步书店时遭封门之苦，进步作家的作品难以
发表，吃饭便成为头号问题，老舍情急下曾带头发起过“斗米千字”
运动，他在文章中字字血泪地说：“我患了相当厉害的贫血病。……
我只知道饿死事小，文章事大，假若不幸而人文共亡，我也不多说什
么，活着我就写作，死了万事皆休，咱们各自凭良心吧！”（《病》）
你凭良心，可有的人良心让狗吃了，就说姚蓬子，那个“作家书屋”，
既无正常的会计制度，也不届时结算实售书本的册数以便支付作家版
税和稿酬，往往是作家饥肠辘辘地讨将上去，姚蓬子在身上乱摸几下
口袋，摸到几张就塞给你几张，如同对付叫花子一样，原先入股的老
舍对姚蓬子苦口婆心劝说过多次，姚为人落拓惯了，还是那副样子，
老舍忍不住，警告他说：“那么我退股。”姚蓬子不以为然，第二天
果然拿了老舍入股时的20元钱还给老舍，说：“以后你不用管我了。”

　　姚蓬子长袖善舞，这些品行后来遗传到他儿子姚文元身上，不过
却是“小巫见大巫了”。却说老舍深受作家生活穷困的刺激（洪深以
贫困自杀未遂等），打算在抗战胜利后自办一家书店，把作家版税提
高到25％到40％，“只要你存心不要剥削作者或少剥削些，再高也可
能的，我办书店就要为作者服务，完全为作者服务”（锡金《一个难
忘的人》），然而终究是乌托邦吧。倒是姚蓬子这个“三面刀”，
“作家书屋”在解放后又“慧眼”识到一班留俄“托派”学者，在
“一面倒”的大局下，抢占滩头，抢译了许多有关经济方面的俄文书
籍，以符合时潮所需，销路极畅，姚蓬子又发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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