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 伊罗生:卷进中国革命漩涡的美国记者 李辉 兰德的伊罗生传记   最早知道美国记者伊罗生的名字,是因为他和鲁迅的关系。从《鲁迅全集》中 知道,当年他曾在鲁迅指导下编选、翻译过一本中国小说集《草鞋脚》。后来在撰 写刘尊棋的传记时,我才第一次较为清楚地了解到伊罗生在中国的活动情况,了 解到他曾在上海创办了一本英文刊物《中国论坛》,专门发表左翼作家的作品和中 共地下党提供的文章。当时在北平被捕入狱的薄一波、刘澜涛、刘尊棋等人,便是 从《中国论坛》上得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的消息的。中支部决定,由刘尊棋执 笔写英文信给伊罗生并转民权保障同盟,揭露狱中的恶劣条件。刘尊棋的信得到宋 庆龄、杨杏佛的重视,杨杏佛特地到北平草岚子监狱实地考察,见到了刘尊棋等人。   从刘尊棋那里,我了解到伊罗生后来因为被视为与“托派”关系密切的人,转 而受到当时上海地下党的冷落和批评。伊罗生随即离开上海,经北京到欧洲返回美 国。虽然二战期间伊罗生作为记者,曾再度到重庆采访,但他未能获准访问延安。   1995年,美国作家彼得兰德 Peter Rand 出版了长篇传记《走进 中国革命──美国记者的冒险与磨难》一书,其中一章《走在异域的先知》,专门 描写伊罗生在中国的活动。其中对伊罗生创办《中国论坛》的过程、他与中共地下 党、与刘仁静和托洛茨基的关系,均有颇为详细的叙述。   伊罗生出生于美国曼哈顿西区的上流社会家庭,是立陶宛犹太人后裔、富裕的 房地产大王的儿子。1929年伊罗生19岁时进入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在大学里他系 统研究了帝国主义在20世纪中国的情况。大学一毕业,伊罗生就来到上海,他立 即被《大美晚报》 (Shanghai Post)聘为记者。当他不满意这个工作 时,他又到《大陆报》(China Press),为毕业于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的董 显光工作。董显光后来在重庆曾担任蒋介石的宣传部副部长。该报属于国民党,董 显光完全听命于蒋介石。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陈翰笙、支持共产党的 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等。正当伊罗生准备中止与《大陆报》的关系时,史沫特莱介绍 他结识了南非共产党创始人弗兰克 格拉斯(Frank Glass),他的中文名字叫李 福清。   格拉斯因对党内的斯大林分子不满,又因同情托洛茨基而被南非共产党清除出 党。他来到了中国。到上海后,他和史沫特莱成了朋友。 创办《中国论坛》杂志   创办《中国论坛》,是年轻的伊罗生走进中国革命的具体行动。   据兰德所写,《中国论坛》的经费由在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伊罗生的薪水 也拿出一部分作为补贴。他此时新找到一个工作,是担任法国新闻社(HAVAS)在 上海的翻译。因为共产党在上海处于地下活动状态,《中国论坛》为了公开发行, 就不能公开反映布尔什维克─斯大林主义的观点,这样,也就没人想强迫他照搬党 的原则。对他这位既要投身革命又希望保持一定独立性的人来说,这种方式实在是 很好的方式,是最理想的一种状态。   《中国论坛》上的文章,大部份内容是关于中国监狱的状况、政治犯、非法审 判、大屠杀和流放,为他提供来源的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们在僻静小巷或街上某个 角落与之见面,递给他消息。伊罗生从不知道这些人是谁。他与党的地下组织不直 接打交道,他甚至不清楚和他一起住在公寓里的年轻中国助手的真实姓名,也不知 道共同执笔“观察家”专栏的陈翰笙是一名共产国际的成员。他的通讯员与他联系, 是通过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的系统,这些西方人的真实姓名对伊罗生也是保密的。   1932年5月,在蒋介石发动的上海“清党”5周年时,伊罗生出版了一份 专号,以《国民党反动派的五年》为题发表了3篇文章。在这期专号上,伊罗生用 24页篇幅,包括一些照片,从不同方面详细描述蒋介石的恐怖政策,以及对中国 产生的影响。在1927-1932年间的一连串白色恐怖浪潮中,数十万男女, 包括共产党和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有组织地杀害。   然而,《中国论坛》的最终停刊,却是因为与中共地下党之间发生了矛盾。   在1932、1933年,伊罗生还没有完全站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托派一边。 但是,对于当地共产党人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斯大林的关系,深深困扰着他。在当 时,中国共产党由王明和博古领导。这些斯大林分子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开始实行打 击。他们注意到伊罗生在他的刊物上排斥斯大林。在1933年秋天十月革命16 周年的纪念日,因为伊罗生未提到斯大林而使事态恶化。争取伊罗生的失败,完全 激怒了中共地下组织。   《论坛》停刊的原因之一,还在于中共地下组织完全停止提供经费。伊罗生在 上海的出路被堵死之后,他把仍在出版的《中国论坛》移交给格拉斯,显然这进一 步激怒了过去的斯大林分子朋友,他们本指望他将这个刊物移交给他们。随后,伊 罗生和妻子维奥拉动身前往北平。 开始研究江西苏区   在北平,伊罗生准备专注于江西苏区的研究。1934年秋天,在和维奥拉完 成中国小说集《草鞋脚》的编选工作之后,他就开始研究这一课题。   当他和维奥拉动手整理这些江西资料时,发现需要一名翻译。他的老朋友和启 蒙者格拉斯向他推荐了刘仁静。   兰德在书中说,尽管伊罗生反对斯大林,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编辑《中国论 坛》的两年时间里他受到过中国托派分子的影响,因为当时他们要么关在监狱,要 么支离破碎,影响甚微。伊罗生和格拉斯也都不十分了解斯大林─托洛茨基围绕中 国而发生的争论,直到从莫斯科正式渠道的消息得知,陈独秀这个过去幻影般的人 物1932年重新出面,成为中国地下的托派反对派领袖。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一份 措辞严厉的对陈的谴责,但伊罗生拒绝在《论坛》上发表。   可以说,伊罗生在北京与刘仁静的合作,是伊罗生在中国生活中最为重要的部 份。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意想不到的真相显露,令伊罗生时常处在惊奇之中。   刘仁静在上海便与伊罗生认识。他的英语流利,对斯大林─托洛茨基之间错综 复杂的矛盾也了如指掌,并且有大量资料充实他的见解。当伊罗生夫妇在北平安顿 下来之后,刘带着夫人、两个孩子和所有托洛茨基交给他的材料,搬到他们在大羊 宜宾胡同1号的四合院。在翻译江西资料的过程中,伊罗生和刘仁静在北平地下组 织帮助下日夜工作。具有重要价值的绝大部分资料,由化名的共产党人送到四合院 来。据维奥拉回忆,其中有一位曾用过“王小姐”这个名字。她带来了1927年 大革命以来这些年里没有人见过的一套完整的中国共产党的资料。   刘和伊罗生一页一页翻阅整套文件。刘逐页向伊罗生叙述该页内容。当确定感 兴趣的目录后,他便翻译出来,由伊罗生打成英文。用这一工作方式最终完成了一 千多页打字纸的资料。就这样,在刘仁静的帮助下,伊罗生回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 历史及其与国民党的关系。他获得大量所需要的材料以揭示斯大林在一系列事件中 的作用,补充着他已有的江西材料和斯大林─托洛茨基的材料。   后来,刘仁静全家的被捕使伊罗生受到沉重打击。他和维奥拉决定,该是离开 中国回到美国的时候了。1935年6月,他们带着10箱档案材料和已完成的部份手 稿,在上海乘坐邮轮阿拉密斯号前往马赛,从那里开始他们的欧洲之行。在巴黎, 伊罗生访问了法国的共产国际代表艾伯特 特雷特(Albert Treint), 拜访了一些托派分子,并用一些时间在国家图书馆研究中国大革命。寻找“失踪” 的斯大林演讲记录   伊罗生所做的最艰苦的努力,是寻找斯大林1927年4月5日发表的一次关 于中国大革命的演讲记录。   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伊罗生的重要目的是研究以往共产国际的国际新闻简报 《国际新闻通讯》(Inpercorr),以便能够从外国的报导中,找到一些材 料来证实他对中国资料所作出的事件归纳。立即引起他注意的是,这套简报中缺少 的一期,正好出版于上海大屠杀之时。其中有斯大林1927年4月5日在克里姆 林宫大厅里的演讲摘要,当时他反驳托洛茨基对他支持蒋介石的批评。这一演讲是 在三千名党的干部大会上发表的。演讲中有这样一段话:   “蒋介石正在服从命令。国民党是一个联合体,类似于一个革命议会,包括了 右派、左派和共产党人。为什么要采取突然袭击的做法?为什么要在我们占大多数 和右派听我们的话的时候赶走右派呢?……当右派对我们没有用处时,我们会把它 抛弃。目前,我们需要右派。右派中有可用之人,他们正指挥着军队,率领军队反 对帝国主义。蒋介石也许不同情革命但他领导着军队,而且除了率领这支军队反对 帝国主义之外,他还不会干别的。另外,右派人士和张作霖的将军们有各种联系, 非常了解如何挫败他们的锐气,不必施以猛烈打击,就可以迫使他们完全站到革命 这边来。这些右派还和富商们有联系,可以从富商那里筹集资金。于是,当这些右 派被利用完了之后,就将他们像一个柠檬一样挤碎,然后扔掉。”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转向,在上海镇压工人,随后发动反对中国共产 党人的白色恐怖,并把所有苏联顾问赶出中国。兰德说,这样一来,斯大林的这段 话便成为人们责怪斯大林的一个明显证据。谁最终“像一个柠檬一样挤碎,然后扔 掉”当然不是蒋介石。对每个听到过这个演讲的人来说,斯大林对局势的判断显然 是错误的。斯大林的演讲,发表于蒋的叛变之前一个星期,这表明他的政策一直大 错特错。不过,斯大林狡猾地压下了这一演讲,从未将之公开发表。5月,在共产 国际第八次全体会议上,斯大林受到托洛茨基的一位同党乌尤维克(Vuyovit ch)的挑战,他要求斯林对其演讲作出解释。除了乌尤维克的说明之外,没有任何 证据可以说明斯大林做过这样一个演讲,因为所有速记记录都不再存在。   遗失的这段讲话是促使伊罗生反对斯大林的一份重要证据。伊罗生知道《国际 新闻通讯》发表过这一演讲,他决心亲自找到它,因为这是直接出自斯大林之口的 一份确凿证据,说明他实施着毁灭性的中国政策,而随后又掩饰其痕迹。伦敦是伊 罗生的下一站。伊罗生在大英博物馆又发现,当一整套英文版的《国际新闻通讯》 拿到他面前时,同一期简报也不见了。   在此期间,伊罗生夫妇曾从利物浦乘船前往挪威去看望托洛茨基。这次访问, 伊罗生和托洛茨基结下了深厚友谊,并延续了不少年。 回到美国和重访中国   伊罗生和妻子终于回到美国,到纽约定居。   伊罗生找到了全套《国际新闻通讯》,但还是没有发现斯大林1927年4月 5日演讲的那一期。他继续执著地寻找。一天,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他终于找到了 蛛丝马迹。这篇文章已经被剪走。“这让伊罗生后脑勺的头发竖了起来。”维奥拉 许多年后回忆说。   很显然,这是根据斯大林本人的命令,由在纽约的某些党的积极分子剪走的。   伊罗生终于从马克斯 沙克曼(Maxschachtman)那里找到了这份被 清除的资料。沙克曼是一位在纽约的托派领导人、职业革命家,也是伊罗生的朋友。 沙克曼保存有大量文件。他藏有随《工人日报》发行的每期《国际新闻通讯》,斯 大林的演讲记录终于找到了。伊罗生随后完成了《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并把斯 大林的这段话引用了进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宋庆龄曾建议邀请伊罗生夫妇访华,但当时未能如愿。   1980年一个夏日,伊罗生给宋庆龄去信,说他将于10月访问日本,询问 有无可能邀请他们夫妇访问中国。   就在动身去日本的前几天,伊罗生接到来自中国的电话。中国作家协会通知他, 邀请他们夫妇作为作协的客人访问中国。   伊罗生夫妇如愿以偿。1980年10月13日,他们由东京抵达北京,15 日与宋庆龄重逢,同一天,还见到了丁玲。第二天,他们拜访茅盾,17日与刘尊 棋重逢。回国后,伊罗生撰写了此次重访中国的著作《重访中国》,该书1985 年在美国出版。   伊罗生现已去世。 摘自《百年潮》1999年第12期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