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 最后一批人 方军   前面要说的话 抗战胜利55年了,我还没听说有哪一位经常随身携带侵华日军曾经使用过的钢 盔、饭盒、炮弹壳和三八枪枪刺的人,也没听说有谁把1937年侵华日军鬼子兵在卢 沟桥上耀武扬威照片印在名片上的。   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至于为什么总是随身携带侵华日军鬼子兵使用过的兵器,回答这个问题的理由就 太多了。理由其一在于1938年,日本鬼子在我的家乡实行三光政策,村子被烧了, 家家都有死伤者,我的两个叔叔就是在那时死于日本兵的枪刺下的。   我经常长时间地看这把三八枪刺,它起码是日本国65年前制造的,作为杀人的武 器直到现在它都锋利无比。在日本国侵华期间,有多少乡亲惨死在它的手里?   理由之二当然是它今天的作用。到今天为止,不少大学、军队、中学和社会团体 请我去讲有关抗日战争的话题。每次的开场白我都说这样的话:“各位有谁想亲眼 看看、亲手摸摸侵华日军鬼子兵使用过的枪刺?它现在都锋利得可以刮胡 子!”———结果可想而知,打破会场寂静的除了人头攒动争相传阅外,就是人声 鼎沸、惊叹再三。   但是,谁说,也不如当事者说。战争亲历者的说法应该才最具有说服力。   既然是写《最后一批人》就不能文不对题,而我就是正在采访这些耄耋之人的 人。特别要提到的是这些中国老人,他们是60多年前战争的亲历者,他们的回忆还 清澈,他们的悲壮足足可以感动最萎靡的青年,他们的悲伤能让一个最无动于衷的 人也潸然泪下动魄其中。卢沟桥事变已翻过63个春秋,当时20岁的人现在也83了 呀,再不写他们就会永远地失去机会。   写《最后一批人》当然有目的。我是想让电视人关注他们,使现代化技术能永远 保留经历抗战烽火的这最后一批人的音容笑貌;保留他们沉淀60年的思想精华。让 我们的青年所接受的教育是直接的,而不是间接的。如果《最后一批人》的电视记 录片还没开拍的话,就会永远失去机会。原因是没有人会总活着。   许多老同志、老战士、受侵华日军迫害过的老年人都在悄声细雨之中永远离开了 我们,那么,他们记忆之中那些鲜明的印象又是些什么呢?谁知道?   让历史的鲜明永存不但是亲历者的责任,是作家的责任,也是电视人的责任。不 重温耻辱,它就可能重演,这种事情在我们人类的历史上不是屡见不鲜吗?   “他们再敢来,我还要迎上去!”   让我们把“92”这个数字倒过来就是“29”。63年前,29军大刀片曾壮我国威, 让侵华日军鬼子兵闻风丧胆,屁滚尿流。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在今天,当然是 “最后一批人”。   杨云峰,92岁,29军老兵。他家住河南省舞阳县北辛渡大墙后乡。我和我的同事 1998年6月去他家采访时吃了闭门羹,我们足足等了4天也不见他的人影回来。后 来,听说他要饭去了。当时的舞阳县骄阳似火,麦浪翻滚。百般无奈,我们几个一 商量:“看看他家里什么样也好。”于是,我光着大膀子沿河边走了7公里去邻村他 86岁的妹妹家,老太太再操小脚顶烈日沿河堤陪我回到他家。   “鬼子当年到咱这儿来了,他们进村的第一件事就是抓女人。”老太太边走边对 我说:“杨云峰是日本鬼子投降以后回村的,他当时穿着军衣,背着大刀。”   用钥匙打开他的房门,众人一看,果然,家徒四壁。   老太太说他早丧失劳动能力了。“四处要吃要喝,确有其事。”   杨云峰膝下无子,亦无老伴。“他已经独身多年了。”老太太说。   杨云峰的家乡是贫困县,他所在的村庄里居然没有一家像样的饭馆。村头有家炊 饮小店卖“呼啦汤”和大饼。“呼啦汤”是用猪下水做的“大锅烩”。锅的直径有 两尺,支在一个大油桶改造的炉子上,勺子是全木的,似乎没有锅盖。“呼啦汤” 一煮就是一天,蓝天微风之中四起的是“嗡嗡”的蝇声。   村里的干部看来对他也有看法,说他90岁了还和人家吵架;说村里的财政支出拮 据,所以……不过37岁的村干部对他前几年思维清晰时讲起抗战恶仗就失声痛哭的 事,仍然记忆犹新,感慨万千。   杨云峰有个女儿,家住丰台东高地万源南里17栋1单元10号,因为“不是亲生 的,所以不好处。”杨云峰老人这样对我说。他每次来京,我们都能见上一面,好 好聊聊。每次,我都把老头儿送到他女儿家,然后,他再出走。他女儿家住在5楼, 杨老汉登楼从不喘,就像他的破衣服从不换一样。   杨云峰1908年生,为了吃饭,他1926年在绥远参加冯玉祥的西北军。“当时的 师长是冯治安中将,旅长是何基沣。解放后何基沣担任农业部副部长,还常常接济 我。”这是我们后来见面时他告诉我的。有人说他是老糊涂,我却感到他95%的思 维脉络是清晰的。人们之所以躲避他、恐惧他,完全因为他是穷人,他是老人。他 如果是个将军,人们对他的评价会天翻地覆。   杨云峰老人身体素质好,他的身板永远是挺直的。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时, 80多岁的他还能在卢沟桥边上的宛平城上抡大刀,足以证明其英雄气概。   我感到,92岁老汉要饭并不是一个人的耻辱,它只能说明一个人命运的坎坷。杨 老汉对我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29军整军备战,准备抵抗日本的进 攻。1933年1月侵华日军占领了山海关,2月进占热河,3月进犯我长城喜峰口!”老 人激动起来,他站立着,插着腰,不时挥手大声喊:   “何旅长下命令了,用大刀!夜袭!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   ———好像日本鬼子又来了似的。   我知道1933年3月,在北京密云县喜峰口罗文峪的战役,29军歼灭日寇6000余 人,击毙少佐以上军官53人,缴获坦克11辆、装甲车6辆、大炮11门、机枪36架。29 军当时牺牲了多少人?我没问他。他是幸存者。我问他外孙女才知道他浑身都是 伤,日军子弹从他左脸颊穿进,使他上下槽牙全掉了。耳朵早被大炮震聋了,身 上、手上也都是伤。   杨老汉告诉我,1940年的宜昌战役他参加了,那次战役中张自忠将军殉国。1945 年,他的部队驻扎河南开封时,他向长官申请回家。“当时,只带了一把29军的大 刀片回去,盘缠没到家就花完了。”   作为29军的一名老兵,杨老汉年年都来卢沟桥看看,不是为了怀旧,而是为了生 存。他认为当年的战场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他把毫无关联的纪念章都别在胸前, 仿佛是对63年前自己与日本侵略者血战过的首肯。每次,他都能给我讲讲当年的激 战情景。虽然不太清楚,但是我却很满足。我曾经告诉过他,我在日本留学期间采 访了十几个侵华日军老鬼子,他们每月的退休金有十几万日元,每月还有天皇给的 五万“恩给”。他们的医疗也有保障。他们在一种比较现代化的社会状况中生活 着。杨老汉听了沉默片刻,挺起胸膛说:   “他们再敢来,我还要迎上去!”   他的裤子很破,谁都可以看得出来。   请他吃饭时我观察到,掉在桌上的面条被他拾起来放进碗里。   他的破书包是1952年买的,那里面几乎装下了他全部的家当和让人目之辛酸的食 物。我每次见面都给他钱,我友谊商店的朋友们在参观卢沟桥时,都倾其所有资助 他。每次送他走,我都有一种犯罪感。“我这把老骨头这次,就不知道放倒在哪里 啦!走到哪算哪吧。”他对我说。   我想,再见他两次,我就会说河南话了。   我给他准备了几套衣服,如果再能遇见他,想给他换换。   1937年,29军官兵有10万人,卫戍北平,威风凛凛,声震八方。卢沟桥事变之后 直至抗战胜利,29军官兵一直在抗日战争烽火的最前线与侵华日军血战,29军在反 侵略战争中是付出牺牲最多的中国军队之一。中国的历史上详细地记载着他们,人 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事隔63年,29军官兵还剩下不到两个排的人了,他们分布在 中国大陆各省,台湾岛上和美国、加拿大等地。92岁腰板挺直的29军老兵杨云峰, 就算其中的一人。   我想,他到死也是光荣的,何况他今天还健康地活着。电视人难道不想给历史留 下什么活生生的资料去拍拍他吗?难道不想拍拍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吗?普通人的命 运不就是我们民族的历史吗?不就是我们国家的昨天吗?   最近,我在采访几位三星将军时,都向他们提及了国民党军老兵的生活拮据与艰 难。我向首长汇报说,他们其中很多人都说:“经济上的资助是次要的,只要民政 局的干部来看看我,就算是对我‘国难当头、挺身而出’的肯定了。”   87岁的郭林祥上将非常客观地告诉我:“在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是国民党正规军 在打,可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的抗战牵制了大量的侵华日军有生力量。绝对不能 忘了他们。”郭将军要我针对国民党老兵的实际情况,给中央有关部门写报告,以 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出台相应政策。   我不知道该不该写这样的报告,也不知道寄给谁,更不知道电视人的镜头是喜欢 对着小燕子呢?还是喜欢对着穷困潦倒的老头儿们,我只知道许多脍炙人口、动人 心弦的故事会在中国民间世代流传。而且,任何党派也左右不了这些故事的传诵。 这些故事是对历史的评价,是对美德的颂扬,是对时弊的褒贬,是对外国入侵者的 鞭挞。不过,有些故事的尾声是可以修改一下的,只要去做,还来得及。   “八路军的脑袋是钢做的!”   我从来没见过英雄,也从来没佩服过什么“英雄”。1998年,我在沈阳图书城里 见到了真正的英雄。只见过一面,英雄就在我心里扎了根。我发誓见人就说他,有 报告会就提他,要利用一切机会宣传他。   他,就是我们八路军的英雄黄廷廉。   一个艳阳天,我在沈阳图书城里签字售书,熙熙攘攘之后,图书城王经理在三楼 会议室安排了一个座谈会,我因为见到这样的活动很多,所以并没太往心里去。只 见来了6位老头儿,衣着平常,平易近人。他们握握我的手,拍拍我肩膀说:“小伙 子,我们这几个老头儿来看看你,欢迎吧?”我看当地记者都不认识他们,所以, 也没太在意。只是说:“欢迎,欢迎。”   谁知第一个人的发言就深深吸引了我,原来这6位老头儿都是同侵华日军鬼子兵 血战过的老八路!   第二个老军人以亲身经历讲述八路军在抗战时期的艰苦岁月时,说:“每天只吃 树叶来充饥。”当讲到侵华日军实行三光政策加害我国民时,他老泪纵横。   第三个发言的老军人也哭了,他说:“我爹讲,中国地方这么大,怎么就杀到咱 村了?中国人这么多,就缺咱一个人抗日不成?可日本鬼子到底是来了,他们捉走 了所有能干活的男人,去当劳工,女人几乎都被强暴后处死。我父亲就是那年被抓 走的,从此,杳无音信。母亲被杀!村子被烧!我横下一条心,逃跑没地方!只有 参加八路军,和日本鬼子拼!———那时,我只有15岁呀。”   电视记者和文字记者全毛了,谁也没想到战争亲历者发言的朴实和精彩。   “这6位老头是从哪里来的?你怎么不事先告我一声?快给我找纸笔。”我埋怨 王经理。我是个普通的退役军人,这些老首长为什么来看我?我有些恐慌。   我对沈阳电视台记者说:“我是个狗屁,快把镜头对着他们吧。”   只有一个人不落泪,他健壮体魄,声若铜钟,掌似小盆,目光坚毅,我后来知 道,他就是黄廷廉老人。   我始终忘不了黄老汉掷地有声的话语英雄气概的感召力,他使沈阳图书城里数不 清的读者放下手中的书,把探求历史、热爱祖国的心围拢过来。他的话语使人感到 中国人民的不屈精神,使人联想到当年老百姓对八路军的拥护和爱戴,使人感到侵 华日军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必然失败的真理。   据80多岁的黄老头回忆,1944年7月,他在山西太岳军区平遥县游击大队当宣传 干事,在他奉命到游击区部署保卫夏收工作时,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入狱后, 日本鬼子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但没从他身上得到什么军事情报。8月10日晚7点多 钟,黄廷廉等8名八路军战士被押赴刑场。在通往刑场的路上,黄廷廉边走边向群众 大声说:   “乡亲们,我们是八路军战士,敌人就要砍我们的头了,八路军是杀不完的,大 家要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一定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接着黄廷廉对难友们说:“大家挺起胸膛来,我们是为抗日而死,要死得光荣, 死得轰轰烈烈。来,大家唱支歌吧!”     屠杀开始了,日本鬼子嚎叫着让黄廷廉跪下,黄廷廉冷笑着说:“老子是顶天立 地的中国人,给你们下跪,妄想!”鬼子气急败坏挥刀向他后颈砍去,疼痛袭遍了 他的全身,他咬紧牙关竟然屹立未动。鬼子再次挥刀向他后颈砍来,他忍着巨痛大 声喊:“八路军的脑袋是钢做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八路军万岁!”   日本鬼子凶残地向他砍下第三刀,他失去知觉,一头栽倒了。   凶残的日本鬼子兵怕黄廷廉他们不死,又挥刀在他们背后补扎了三刀,然后匆匆 离去。大约过了1个小时,黄廷廉竟苏醒了,他看见战友们都倒在血泊里,知道自己 还活着,便挣扎着要爬起来,可手还绑着,他便一点一点将绳子挣开,把衣服撕成 布条缠在脖子上包住刀伤。他慢慢站起来,因头部伤太重,跌倒在地上。无奈,他 只能爬,爬不远又掉进路边的水渠里。这次,他挣扎了很长时间才爬上岸。接着, 他忍着伤痛一点一点爬到平遥城西北刘家庄。这时,天刚蒙蒙亮,他躲在村头的麦 垛后,一位老乡见他浑身是血,就把他扶到村里。下午,日本鬼子兵顺着血迹搜到 刘家庄,在群众的掩护下,他脱离了虎口。5个月后,黄廷廉伤口刚刚愈合就返回了 部队。   1944年,黄廷廉被太岳军区授予“战斗英雄”称号。1945年,太岳军区司令李成 芳把他送到延安。当时的军委组织部长胡耀邦得知这位“活着的烈士”来到延安, 就亲笔写信给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将黄廷廉安排在中央党校边学习边疗养。   太原解放后,黄廷廉任山西军区医院政委。偏巧,那时院里有几名留用的日本外 科医生和护士,当他们得知黄政委曾在日军刑场上被砍了三刀大难不死的事迹后很 受震动,他们说:“日本法西斯杀害黄廷廉,我们日本人民要把黄廷廉的伤治 好。”日本医护人员精心地为他做了整形手术,使他的刀伤得以痊愈。   黄老头儿的话说完了,我和沈阳图书城的读者们涌上去和老八路们握手。我解开 黄老头儿的上衣看他的刀伤、枪伤,我对他说:“鬼子扎我一刀,我就得玩儿完, 您挨了这么多刀,为什么还像铁塔一样结实?”   “———八路军!”80多岁的黄老头儿撂下三个字后,哈哈大笑满堂生辉。   我多次向电视人建议拍他们,做成光盘。但是,无人响应。作为《最后一批 人》,我感到,他们虽然还活着,但却不能永远活着,这很可惜。   “你们不谢罪,我到死也不答应”   云南保山地区宣传部长杨文虎一来电话我就无地自容,他说:“你曾说过,要和 电视人一起拍摄30集TV片《最后一批人》,用30名在抗日战争中普通人的形象、普 通人的遭遇、普通人的抗争、普通人的命运、普通人的故事,来告诉21世纪的中国 青年们。怎么还不来呢?我给你准备了7个生活原形,第一个就是你采访过的李连春 大妈,我们保山地委随时欢迎你们来!”   可是,天下之大,有哪个电视台愿意搭理我呢?   我是年初去中国云南采访的,我感到与自然界的绚丽风光同在的就是那“凝固的 历史”———老旧民房。保山地区有数不清的民房亲眼目睹过当年的激烈战斗,在 它们身上随便就能挖出当年激战留下的各种弹片。在1944年,中国军队以极高昂的 代价歼灭日寇2.1万人,那弹痕累累的民房不是凝固的历史又是什么呢?那弹痕累 累的民房不是侵华日军在中国的土地上犯下的罪证又是什么呢?那弹痕累累的民房 不是消灭日寇的见证又是什么呢?   房屋是历史的见证,而活生生的人呢,他们的悲愤,他们的哀怨又向谁去诉说 呢?我前前后后在云南保山地区采访了54位老人,我和他们泪流在一起,恨拧在一 起。房前屋后、他们翻出侵华日军留下的钢盔、炮弹壳、子弹壳捶胸顿足、仰天长 叹。   李大妈76岁,她是经过忍辱含垢、羞愧欲死的思想斗争之后才勇敢地站出来,向 世间披露那段旷世惨绝的人生遭遇的。李连春原来是龙陵县腊猛乡白泥塘人。1942 年5月,日军从缅甸入寇滇西,由于驻缅英军及中国远征军的败北,日军一路长驱直 入,不到一周,龙陵、腾冲先后失守,怒江以西大片国土尽皆沦丧。白泥塘村地处 怒江西岸松山左侧,属日寇的前沿阵地,由日军56师团的113联队驻守,更是成了日 寇肆意践踏的重灾区。   1942年8月,就在腊猛街头,三个日寇把17岁的李连春轮奸了。在这之后,日军 又来到她家要把她带走。李连春的父亲坚决不答应,被日军当场打死。在日本兵的 营房里,李连春和被抓进来的姐妹们一起每天强装笑脸,应付那一身臭汗、刚从阵 地上换下来的日本兵,要陪他们笑、陪他们闹、还要任他们肆意蹂躏,即使是卫生 期也不能幸免。数月之后,趁一个黑风暴雨的夜晚,李连春借着盛夏的闷雷和闪 电,深一脚浅一脚沿怒江边逃出日本鬼子的魔掌。   李大妈拉开上衣给我看肩头上的伤说:“羞耻呀,这是当年鬼子兵兽性大发时, 咬下一块肉落下的伤疤。”我对李大妈说:“不,这是咱中国人的耻辱,是中国男 人们的耻辱,是咱中国军人们的耻辱。”   我对李大妈说:“我想带电视人来,您同意吗?我想让更多的年轻人看见您,好 吗?如果您面对电视镜头,您想说些什么呢?”   “我想告诉日本人,‘你们不谢罪,我到死也不答应!’”李大妈顿了一下接着 说:“我想告诉中国的年轻人,不要忘了那悲惨的岁月。”   谢罪之难难于上青天   在采访老八路、老新四军的同时我还在采访侵华日军老鬼子。   这其中,侵华日军老兵本多立太郎给我来信最多,前前后后有30几封。他说: “我第一,想在中国的土地上下跪,谢罪。第二,我想和中国人成为朋友。我已经 86岁了,对于人世间的其他事,我一无所求。”   “我谢不成罪,要我儿子来,儿子不成再让孙子来。”他白纸黑字写道。   我认真研究过本多立太郎的思想,他认为:侵华战争首先是为了掠夺,他对自己 曾经屠杀中国战俘而深深地感到罪恶,他对日本右翼的叫嚣深感遗憾,认为他们代 表不了多数日本国民。他在来信中说:“现在日本发生了非常危险的状况:改宪、 扩军备、征兵、而且一部分政治家、文化人和右翼团体更加露骨起来。我亲眼目睹 过1936年2月26日,原来被称为是二.二六事件的政变。从那时起,日本开始走向军 国主义道路,今天的情况也让我非常担心。”   我和本多立太郎的交往也被日本报纸所披露,今年2月19日的《纪伊民报》上, 在《想与中国学生直接交流》一文中,日本记者这样报道:   “本多立太郎于昭和14年被召集入伍去中国打仗,昭和16年回国。昭和18年又一 次去日本国北千岛参战,后被抓到西伯利亚流放,昭和22年回国。   “关于战争的印象,在演讲之前他甚至从来没和家人说过。退休后,想到应该让 年轻人们知道过去,所以,开始讲参加战争的体验,这其中包括在中国战线上屠杀 中国战俘的内容。本多立太郎热衷于这项活动,自嘲地把它戏称为‘出前’(日语 意为:送货上门)。演讲至今为止已经进行629场,听众达8万人次。   “在日本有过留学经历的中国作家方军对本多立太郎说:‘你为何不给中国学生 也讲一讲呢?’于是,方军向本多立太郎发出了邀请。为此。本多立太郎决定利用 这个机会自费去中国。”   “本多立太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在中国演讲也坚持用‘自己亲眼所见、 亲手所干’的记忆讲对那场战争的看法,如果中国大学生提问的话,他很乐意有这 种交流的机会。另一方面,如果遇到尖锐的攻击也要以诚相待,‘我想谢罪和握 手,难道中国人不了解我真诚的心情吗?’他这样说。”   侵华日本老兵本多欲来华谢罪本在我的意料之中,很多人以为只有东史郎一个老 兵谢罪,其实不然。从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至今在中国参过战的谢罪老鬼子已 经不胜枚举,只不过,近几年让12万日本右翼上窜下跳遮掩了其存在而已。抗战胜 利已经55周年,今天,不仅分布在日本全国的840个右翼团体在蠢蠢欲动,而且,一 种新民族主义思潮正在形成气候,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教训“支那人”已经成了 随随便便的行为。我想,我们纵有千军万马,不主动出击也只有招架的份。何不在 “谎言被说到90遍”的时候也说说真理?而且,多找几个愿意谢罪的“亲历者” 说?   但是,谢罪就要有方式,我想安排侵华日军老鬼子本多立太郎和老八路黄廷廉, 原国民党29军上尉军官、89岁的韩立才先生同台演讲。估计,不但会满堂出彩,而 且,作成电视片的话,还会具有永久保留的价值。   可是,谢罪就要有场地、听众。这一下可难倒我了。我去了北京几所大学,回答 都是一样:“老鬼子演讲要介绍信,老八路演讲要介绍信,29军韩立才演讲就更要 介绍信。”可是,没有一个单位愿意给我开介绍信。   我不是介绍信,我也没有介绍信。   可是,我有嘴,我对大学的老师们说:“‘最后一批人’的讲话真感人,比方韩 立才老人,他参加过卢沟桥保卫战、台儿庄战役,还当过解放军的上尉军官呢,多 少年来,他著书立说十几本为揭露侵华日军的罪行做了许多工作……”   面对我的口干舌燥,老师们笑笑,摊过来一只手说:“———介绍信。”   三位老人也常常给我写信或者打电话或者发传真询问:“我什么时候去演讲呢? 时间和地点定下来了吗?快告诉我吧。我老头子军人出身,已经准备好了。”   我也很苦恼,谁都可以等,惟独“最后一批人”等不得,原因您知道。 中国青年报2000年7月5日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