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 当代中国“性服务”花样种种 亚洲金融风暴以后,中国多数行业都在“捱日子”,谁熬得到柳暗花明,就是 胜利者。只有“性产业”照样一枝独秀,照样需要大量的“新血”。这样巨大的市 场需求,这样源源不绝的商品来源,无法不如此“繁荣娼盛”。   有人分析,大规模的“北妹南下”,是一股强大的产业大军,把泰国的性市潮 给予巨大的冲击,为我国赚取了大量外汇。过境捞钱的中国小姐已经从东南亚走向 世界,她们是当今最活跃的经济因素。由于这样巨大的群体,这样的巨大的流动资 金,这个产业在中国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   第一种是夜总会。   最有名的夜总会,是北京长城饭店的“天上人间”,和王府饭店“跪式服务” 的夜总会。去年有一个连续在北京繁华地区抢劫银行的团伙,惊动中央,责令北京 公安局限期破案。几天后北京公安局一点线索都没有,不得不请出来退休的老侦察 们献计献策。他们在“诸葛亮会”上,提出这样一个思路:这些亡命徒,有了几百 万的横财之后,会如何一掷千金?最可能的是去“天上人间”过把瘾!   为什麽?一来,这“天上人间”的小姐素质高,仅仅坐台一个小时就收你三、 五百,如果包房最抠门的不出几千人民币休想离开这里。在这里消闲是北京一种身 份的象征;二来,“天上人间”挥霍的多为港澳、台湾财主,或中国各地的超级富 豪,这里也是他们洽谈、联络的地点。和军方的王府饭店一样,北京扫黄是不会来 这里的。   于是公安人员就埋伏在“天上人间”的门口,居然在这里发现了劫匪偷盗的汽 车,结果跟劫匪驳火,并顺蔓摸瓜抓住了其他劫匪……。从这个角度来看,“天上 人间”除了能赚钱以外,还能协助破案。这样的好去处当然不能取缔。   北京各个饭店里开设的夜总会、歌舞厅,都是差不多的规格,可是没有外省的 那么豪华巨大。最近,深圳原属军队的“三九大酒店”,由于入住率太低,请来高 人指点,决定把原来在地下室的“月光夜总会”扩建到一、二、三层,更名为“太 空月光城”;还请了专业人士设计得与众不同,开幕式那天,深圳的名流、高官、 巨贾都来道贺。   那的确是一次开风气之先,相比之下香港的“大富豪”之类,就成了恶俗的老 土了。这里找来的总设计师,是深圳著名的刘庆十先生。墙上的壁画,有米盖朗基 罗的壁画复制品,有米罗或保尔克利的图案,甚至巨幅达利的画幅。有的区域是罗 可克式的西欧古典豪华风格,有的区域是金属结构的现代风格,极尽古今中外富丽 堂皇之能事。我以一个美术评论家的苛刻眼光来看,至少在我见过世界各地的夜总 会,没有一家这么夸张,这么大的手笔。当你穿过光怪陆离的水晶走廊,众多装扮 奢华的艳美少女和你擦肩而过……,你会怀疑:这是在中国吗?   在红地毯走廊的尽头竖立着一块镀金的金属牌板,上面镌刻着这样大红的字样 :“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市公安局通告:在娱乐场所不得……”   这时,你才觉得这的确是在中国,又如此有特色。后来才知道这是夜总会必须 张贴的告示,没承想他们如此超庄重设计的金属牌板,和五颜六色的衣裙光影相互 晖映,是一道极为别致荒诞的一景,简直是中国特色后现代的红色幽默。   第二种是酒吧或咖啡店。   这里赚钱主要靠吧女,她们总可以设法劝酒或者和客人玩猜拳、支色子,总之 ,卖出更多的酒,同时收取小费。这里的小姐比较安全,她们坐在柜台后面。也有 以客人身份来钩鱼的小姐,不穿公司的制服,属于自由职业者,入行后很快学会一 套专业知识,很清楚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办法,很专业地让客人喝酒掏钱。   北京三里屯的酒吧一条街,在不断扩展,已经不止两条、三条了。每日每夜的 不夜天,比当年的厂甸或隆福寺要热闹得多,在经济利益的“最高原则”下,周边 的居民投诉,如泥牛入海。   一个北京搞设计的朋友,和我一起坐在深圳“金色时代”酒吧的高脚凳上,等 一位朋友。在一个小时之内,一位吧女,就和我的朋友喝下了一打啤酒,其间还索 要小费三四次。等我们走的时候,那位平时很节俭的朋友光小费就给了她四百元。 他却并不沮丧,还挺高兴,看我诧异的样子,他解释说:“钱是王八蛋,花完咱再 赚”。看到这一幕让我觉得,时代真变了。 ⊙ “半黄”与“推油”   第三种是桑那浴和按摩。   分健康按摩、有特殊服务的按摩、完全没有按摩的黄色服务。三令五申“禁止 异性按摩”的规定,早就沦为一纸空文。健康按摩中也有“盲人按摩”和同性按摩 。这要看客人的意思,多数客人还是要求异性按摩的,觉得那样才舒服一些,尽管 在按摩过程中没有任何特殊服务。这些分类十分清楚,说明这个行业在成熟之中。   各个健康按摩店都想拉到“回头客”,所以也各有高招。有的在服务周到、免 费饮品等方面做功夫,也有一些聪明的小姐打一些“擦边球”,又没有收取特殊服 务的收费,同时让客人感到享受到了一些“免费小食”,就会记住她们的号码,以 便下次再来。这些地方公认为健康场所,的确没有真正“性交易”,实际也是一种 “准性服务”。   特殊服务的按摩,客人至少得按两个钟头,才谈特殊服务。这就保证了提供“ 服务场地”的老板的基本利益。这必须在“半黄”的场所才有这样的服务。谈论生 意,只在小姐和客人之间商量,这样的桑那店一定得有客人自己的单间,否则如何 讲价,如何操作。店家可以装聋作哑,这是小姐和客人之间的问题,店家并没有触 犯法律,没有“组织卖淫”。   但这里是不可以真刀真枪进行的。只能用间接服务方式,满足客人。这种服务 的代用词是“推油”。意思似乎是以按摩手法,帮你减肥,所以是“推油”。   以桑那为名的黄色黑店,那纯粹是“挂羊头、卖狗肉”了。那里的小姐根本不 知道按摩为何物,进门就直接了当介绍“菜单”,谈价格了。如今还在开张的这类 店肯定得有强大的靠山,否则一天也维持不了,十二种人就足以叫你立码完蛋。   第四种是KTV。实际上这是夜总会的普及版,也是在单间里唱卡拉OK,但 便宜得多,往往改名为“练歌房”。这里的小姐比夜总会要便宜得多,但长相就很 难保证了。如今女孩子的长相就是她的价格的第一标准,固然你也会间或在平价环 境发现新来的靓女,但用不了两天,她就会被挖走或包起。从整体来看,这个产业 的不同群体,从长相到服装,到风度,真是三六九等,泾渭分明。 ⊙ “准性服务”   第五种是洗头妹。近年来出现大量的“洗脚屋”和“发廊”,洗脚屋没有发展 起来,而发廊生意越做越大,洗头变成了一种快餐式的短暂享受,男女老少咸益。 这里虽然没有“黄色服务”,但花十元钱,由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姑娘给自己洗头、 按摩,这实在太便宜了,的确是工薪阶层可以享受的“准性服务”。   很快这些发廊又设置了“松骨”的业务,和桑那浴的按摩差不多,只是没有那 么专业,同时不必洗澡换衣服,就穿自己的衣服,往那里一躺就行了。实际松骨就 是全身按摩,在普通发廊一般没有单间,也没有黄色或特殊服务。   这种“准性服务”的历史我不太清楚,当我看到权延赤编写的《红墙内外》, 才知道至少在建国以后,开此风气之先的还是毛泽东。   毛泽东当时只喜欢十五六岁的勤务兵给他服务,年纪大一点了就调走。其中他 曾经最宠爱的一个,是黑龙江双城县十六岁漂亮小伙田云玉。他本人回忆道:   “他(毛泽东)只喜欢小鬼。无论按摩、擦澡还是灌肠,叫小鬼帮忙他心里不 感觉别扭。   “他的睡眠起居都是由卫士负责,若卫士年纪大了,他身边的有些事就不好意 思让卫士干。   “端饭、擦澡一看就会,按摩就要学习了。毛泽东夏天盖一条单子或盖一条毛 巾被,冬天要盖三条毛巾被。我到他身边时,他是盖两条毛巾被。按摩时将手伸入 毛巾被,主要是按摩两腿。手贴紧,五指张开,用手掌心的握力促进血液流通。以 此为主,配合揉、搓、按、捏、拿等等手法,一般都是从脚到大腿根的顺序,循环 往复。   “真正难学,使我下了番功夫的是灌肠。毛泽东有习惯性便秘。可是他消化吸 收能力大强,常几天不大便。大便时量也很少。听老同志讲,长征时毛泽东经常一 星期才大便一次,到了延安也是如此。我到毛泽东身边的前几年,他一直灌肠,直 到大跃进前后,灌肠数次才降下来。   “我第一次独立值正班时,工作很顺利。特别是灌肠,一次便将连接胶皮管子 的木塞送到位置。”   我并不试图研究这里有没有“同性恋倾向”或嫌疑,只是说靠他人肉体得到温 暖和舒服,不一定是“性服务”,但可以说是“准性服务”。   当年中国只有领袖凭特权才能得到的特别服务,如今“飞入寻常百姓家”。这 是性产业迅猛发展中,无人预料的周边衍生物。因为发廊出自性产业,现在也有一 些发廊依然是“黄业”,但商业的利润原则使发廊瞄准了工薪阶层并不饱满的阮囊 ——咱们就看准你可以消受的这一点服务,赚你的一点小钱。在中国洗头已经形成 了气候,培养了大量的洗头爱好者。这绝对又是一道亮丽的中国特色。   第六种是公安机关重点打击的街头妹,在一些城市被称为阻街女郎,在一些地 段也被叫做电影妹,她们都是以陪客人看电影为名。因为她们有碍观赡,只要是该 市有重要会议或逢年过节,公安机关就出动大批警车和专门抓她们,囚车和她们玩 猫和老鼠的游戏。在北京她们的集散地主要在王府饭店、长城饭店和昆仑饭店。深 圳主要在阳光大酒店、南国电影院。珠海主要在步步高大酒店和粤海大酒店之间。 第七种,是很少在新闻媒体曝光的一种古老形式,在老北京就很有名的八大胡 同,也迅速发展起来。和古代不同的是,如今这种青楼反而成为最低的档次,“高 级”的女孩子都去其他场所了。   “青楼”也往往是在城乡交界所谓“三不管”地区,往往会出现大批集中的小 团伙,都是以同乡划分团伙,例如东北妹、四川妹、湖南妹等。她们一般是被早期 到大城市来掘金的先行同乡找来的,当中有“本事”、有头脑的,赚了一些钱,取 得了一些经验以后,就回乡招兵买马,或者到公安局看守所去赎被抓的同乡小姐, 自己升格为“大姐大”,她们手上如果有了几棵摇钱树,就迅速“发”了起来,在 家乡盖房开店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些都是严打的对象,可以判处死刑的,可是挡 不着她们前赴后继,因为在当前经济萧条情况下哪有这种一本万利的买卖?也有不 少吃软饭的小白脸,或原来自己是嫖客又有一些黑白两道的路子,就慢慢当上了“ 鸡头”的。   新时代的八大胡同和民国时期可大不相同。   记得老舍先生三、四十年代描写北京底层的人力车夫,去见的那些窑姐,都是 徐娘半老,还相当可怕,脸上涂着厚厚的粉,抹着血盆大口;要不是生理需要憋得 半疯,这种可怕的形象看来真是“活见鬼”;即使有一两个年轻一点的,也是身心 病残,如同“月牙儿”里的小福子一样,整个一片凄惨。   在一位行家的陪同下,我去看了广州郊区的一个八大胡同区的情况。   的确今非昔比。   首先小姐们是年龄越来越小,连一些老“玩主”都忍不住得问问她们到底有多 大,别不意中犯了大罪。这里二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就是大姐大了。一群群的南 方的小女孩,看起来才十三、四岁,个个信誓旦旦说都过了十八岁,都有身份证可 查,象是一群来做游戏的女孩子,没有一丝悲哀的模样,也不是老舍笔下的那种令 人厌恶的“面口袋”一类老鸡,那样潦倒和无耻。至少今天这一代在街上拉生意的 时候,看不出来倍受摧残的样子。她们精神状态很正常,都穿着相当整齐、干净, 甚至以国内的标准来看还很“新潮”,头发都梳得很整齐,面色也相当健康。   大部分街头妹基本是晚饭后才出街,一站就是一夜。她们的脸色就难看得多, 其中一些“自由职业者”,染上毒瘾,人称“白粉妹”,和吊死鬼的面色差不多。   而八大胡同的小姐很少有“白粉妹”,她们没有条件吸毒,钱不在自己手中, 而且大姐大或“鸡头”并不想自己旗下的小姐染上毒瘾,这对双方都不利。同时这 里的“上班”时间是从上午十点到晚上十点,因此睡眠比较正常。   再者,这里小姐的密度同样惊人,南方村落的小胡同只有一米宽,到交叉路口 才有一个小空间。三五成群的小姐,等你一走进她们的辖区,就七扯八拽缠着你不 让走。好容易你摆脱了这一群,就立刻被下一群包围。等她们弄清楚原来是找“老 朋友”来的(这是那个行家朋友教的脱身之计),才放你走。以这个行业来说,她 们都相当礼貌、“热情”,也不紧张和尴尬,很从容自然,主动和你聊天,希望博 得你的好感。这里她们最常问的是:“去不去?”可能原来是问:“您去不去玩? ”现在就简化为这三个字,意思不言自明,这三个字在两广地区似乎成了此行的切 口。这里的定价是一次100元人民币,如果到工厂区那边的工厂妹只要50元人 民币。   按潘教授的调查,内地还要廉价,按《法制与生活》杂志的报道,最低到五元 。不过这都是在农村了。   八大胡同的小姐的行规是不“出街”,因为大姐大和鸡头不放心,怕小姐被别 人骗走,他们直接就说:我是几千元赎回来的,或“带出来”的,走了岂不是鸡飞 蛋打?这样的先例很多。这里的小姐就是他们的“生财工具”,只有他们非常熟悉 的老客才能带走,那至少要加倍了。   小姐们被剥削,靠“卖身”来还钱;也有被骗来的,抵死不肯,实在“劝说” 不行的,也会让她回去,只要定出还钱的办法;也经常有人被老板打骂,但都在一 定的限度之内,因为干这一行的都知道在共同做非法的生意,而且大姐大和鸡头担 着可能杀头的罪名,所以这是一种雇主和女工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共生状况。他们 之间当然有矛盾和利益冲突,但这个行业在成熟中,人们不会为这些事情而拼命, 都相当理智。   例如,如果一个客人要向老板替一位他看中的小姐“赎身”,大家谈条件相当 商业化,不象电影或小说中的那样开出天价,也不象当年李甲赎杜十娘那么费劲, 老板在赚取“合理利润”后,大多会放人。这和他们的微妙社会处境有关,他们谁 都不能得罪过分。如今大姐大鸡头和小姐的关系,多数比旧社会好得多,甚至有些 团伙象一家人一样。   当警察来查抄的时候,他们是“一致对外”的,小姐们迅速一哄而散,和当年 游击战士一样,她们水银泄地似的消失在八大胡同错综复杂的细密小巷中,消失在 人民群众的大海中,很少有人愿意被“解救于水深火热之中”。   她们被抓到公安局会被打得更狠,如果没有人来赎,她们就真的陷入水深火热 之中了。广东大多看守所和收容站都要劳动,每天要干十几个小时,否则不准休息 、睡觉。从那里被赎出来的小姐说,能睡四个小时就算不错了,还动辄就得挨打, 虽然主要是“仓霸”来打(南方把监号叫“监仓”),都是警察唆使的。犯人的劳 动也成了公安狱所的福利来源。   和那里一比,八大胡同简直成了世外桃源。听了从局子里赎出来的老乡“现身 说法”,她们对警察的敏感与警觉真如惊弓之鸟。警察的身影在几十米以外她们立 刻就能发现,一闪身就不见了。当地老乡和她们沆瀣一气,因为她们提供着房租。   她们绝大多数都有相同的心理历程,一开始都想尽快赚一笔钱就洗手不干了, 但在鸡头的蒙骗下、在警察的围捕下,她们几起几落还是存不下来钱。许多人干了 许久,还了旧债,又欠新债。最好的也就是被别人包起来,成为二奶、三奶,最差 的是,就是摆脱老板,自己出去闯。又闯不出局面,只好走上街头,再染上了毒瘾 ,变成白粉妹、摇头妹,那是最为悲惨。大姐大就用她们的下场来“教育”旗下的 小姐,在八大胡同“安心工作”。   八大胡同绝对是特色一景,如果你要去见识,得穿布料结实的服装,否则她们 过分的热情会扯碎你的衣服。这个产业由于时间推移越来越成熟了,产品的销售也 变得现代化了,针对不同的客人不同的需要发展成不同种类的娱乐场所,每个场所 又有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价格,从早期“见客人就黑”的抢钱方式,改变成按货论 价、按时论价。 ⊙ 嫖客   今日“小福子”们的心理状态许多人做了分析,我觉得这有待于更多科班的学 者作更细致的研究。   有几个特点是和过去不一样的:一是她们把感情和生意分得很清楚,往往养着 自己的男朋友并不觉得有道德上的问题;二是她们的台词似乎都规范化了,例如都 起一个南方女孩的名字,什么“阿鹃”、“阿苹”等等。问她为什么走上这条路? 她们都会给你讲一个千篇一律的悲惨故事,说完这些标准台词后,她们大多决不想 和你聊天浪费宝贵时间,赶紧办完生意,继续找新的生意。   潘绥铭教授的书中认为在欢场根本不可能有“感情”的存在空间,他说得有一 定的道理。其实,这里面客人和小姐、鸡头和小姐、大姐大和客人,都发生过和继 续发生着各种复杂的情感故事。这的确需要左拉那样的文学大师写一本《娜娜》那 样的书,才能描绘出这里光怪陆离的情感世界。   如今客人的结构也在变化中,他们的需求随着市场的成熟也变得成熟了。刚一 开始多数客人是先富起来的那些人,后来加入了不同层次、不同文化的人群。如今 ,以经济条件来看,从富豪到打工仔都是准顾客;以文化来分,从大学教授到农民 文盲都有人光顾这个市场,所以市场也在为不同的客人准备不同的菜式。   在北京市的警方扫黄档案中随机抽出一份12位嫖客的资料,12人中,年龄 最大的57岁,最小的只有21岁,80%是35至45岁;12人只有21岁的 周某未婚,其余11人都已婚;在职业分类中发现,有企业的领导、工人、销售人 员、司机和机关干部。上海的调查者发现,嫖客中,私营老板占了大多数,占68 .5%,如果再加以细分的话,个体户占54.5%,企业干部占20.1%,国 家干部占11%,外国人占11%,供销采购人员占71%,司机占65%,港台 投资者占39%,无业人员占19%。   一开始多数客人出于好奇、尝鲜,有的人居然动了感情,以为可以象美国电影 那样,把乌鸦变成凰凤,甚至希望“卖油郎独占花魁”,为对方赎身后白头到老。 很快,客人和小姐都明白了各自的处境,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很清楚自己的经济 的力量,把自己在这个市场的消费列入预算。 ⊙ 爱人同志   王小波、李银河对中国同性恋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写出了社会科学著作和 电影剧本,但对于这方面商业情况接触不多。近年来,中国对同性恋的态度有所转 变,也出现他们活动的空间,很快也形成了初具规模的买卖市场,北京、上海、武 汉、广州、深圳、珠海等地也出现了所谓“鸭店”或“同志酒廊”。店里的陪酒少 爷有的只接女客,有的只接男客,只有少数男女通吃。“同志酒廊”是只有同性恋 者才会来这些地方。这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过去男性同性恋是严重的罪行,在 监狱里也是被其它犯人歧视或毒打的贱民。今天居然可以开设这样的公开酒吧,可 能是社会进步了吧。   今年5月5日,在成都开办“红蝙蝠”茶屋为男同性恋者提拱性服务的黄某被 取保候审。此案着实给中国司法界出了一道难题。绵阳三台县的黄某去年6月在成 都市租房开办“红蝙蝠”茶屋,初期仅为同性恋者聚会场所;7月黄先后招聘绵阳 、简阳、双流等地的九名男青年充作“小弟”,为男同性恋提供性服务,黄先后从 中获利6万余元。去年11月26深夜,公安机关突击检查该屋,现场抓获正在进 行交易的男同性恋者数对,黄某和另一个王某被刑事拘留,接着两人被金牛区检察 院以涉嫌“组织”、“容留卖淫罪”批准逮捕。但以什么罪名起诉他们,使得检察 机关很费踌躇,在适用的法律款方面分歧很大,其症结在于:同性之间的性交易是 否构成“卖淫”,因为中国现行的“刑法”中的“卖淫”是指谓异性之间的。最终 ,金牛区检察院本着“不枉不纵”的司法原则,将此案退回公安机关,而公安机关 也解除了黄某“取保候审”,放他们回家了。这无疑对同性恋者是个好消息,这个 新闻在中国许多主要媒介都转载了。这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 卖淫与政治   中国黄业在疾病传染方面引起了人们的担忧。据国家公安部提供的数据:19 94年全国查获卖淫嫖娼者27万,1995年36万,1996年42.7万, 1997年为43.2万。中国自1985年发现艾滋,到1999年底,有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报告发现艾滋病病感染者1,300多例,艾滋病病人400 多例。1994以后,报告数逐年大幅度增加。   性病在近三年各类传染病发病率的排列中仅次于痢疾、肝炎而居第三位。19 98年上半年全国性病报告数比1997年同期增长40.53%。上海的被调查 者当中,也有9%的人表示,假设自己感染上艾滋病,会继续卖淫;13.6%的 人表示,自己会把艾滋病有意传给他人,反正自己已经这样了,不如多死几个。   据专家们推算,患性病的卖淫妇女和嫖客可能达100万以上。这样大规模的 产业,艾滋病传播的速度相对东南亚其他国家就慢得多,所以有“中国人天生对艾 滋病有自然屏障”的说法,许多胆大的客人居然不用“避孕套”,有些小姐居然也 以此为价格标准来谈,真是“要钱不要命”。也许这和她们谋生手段有关,她们的 行业成了“最危险”的行业之一。   1995年,沈阳市的“三陪”小姐被杀人数是15人,而1998年前8个 月已被杀28人,仅1997年7月份就有4名“三陪”小姐被杀后弃于垃圾、下 水道、树林或河流中。这样频繁的犯罪,和沈阳这样的工业城市的市民结构有关。 以每个小姐的收入300元、每月20天计算,每年就可收入10万元,不但工薪 阶层望尘莫及,下岗工人更与之悬殊天壤。她们自然使得犯罪分子侧目垂涎。   所以曾经在全国政协许多次有代表提出正视现实,承认这个产业存在的现状, 然后加以管理。据说:海南的官员在江泽民到琼视察时,希望中央给本省的“无烟 工业”政策倾斜。江泽民不置可否。   虽然中央有话:谁再提议娼妓合法化,就开除党籍。于是没人再“提”了,但 下面却自有主张。   1997年,福建省莆田市地方税务局首开向三陪女征税的记录。   1997年8月,太原市地税局出台了《对歌厅服务人员征收个人所得税暂办 法》。1997年10月,沈阳市发布了对服务业人员收个人所得税的通知。   今年在庆祝五十周年之际,许多省市趁机整顿这个市场,开始要求“三陪”人 员都要有“上岗证”,开始变相“管理”这个行业。   看来这个行业在悄悄地走向半合法化,也就是说,政府的税务、工商等机构来 和公安机关分一杯羹。这对小姐们来说应该是件好事,固然十二种人个个凶狠,但 比只有公安一霸为好。   国内学者对这个问题也认识不尽相同。   武汉妇教所的刘新会先生认为,一旦开放“红灯区”,只能将涉世未深的妓女 管理起来,而大量的高级的、“有能量”的妓女不会“应邀入瓮”,还是收不到她 们的税,也无法普查她们的健康状况。   中国人民大学的潘绥铭教授认为,即便“红灯区”合法化,并没有把小姐当成 平等的人和普通劳动者来看待,因此保护小姐的基本权利也无从谈起。   无论政府、学者在对她们说三道四,无论黑白两道齐齐向她们压榨勒索,她们 依然朝气蓬勃、浩浩荡荡以空前的规模、几何基数的增长,给中国疲软的经济注入 一针有效的强心剂;给中国黄色大地增添了亮丽的风景线;给中国大量的孤身奋战 的人群开了减少性犯罪的泄洪道。这些小姐们功德无量。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