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1.dyndns.org)(xys888.dyndns.org)◇◇ 震动朝野的第三次报纸批评（四） 胡绩伟 （作者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中国新闻学会会长、《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 开展公开批评的经验教训与反思 　为了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和更顺利地在报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我在这一年 中，就报纸上开展批评的一些问题，在新闻界作了几次专题报告，根据这些报告 整理出三篇文章：《谈谈报纸批评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把报纸批评当成一门 学问来研究》和《报纸要作自我批评和批评的模范》（这三篇讲话全文已发表在 我的《新闻工作论说集》中）。 这一时期，我先后在人民日报编辑部、新华社全国分社工作会议、全国城市报纸 宣传会议以及北京、上海、天津新闻学会的会议上作过专题报告，既总结了这一 段时期报纸批评的经验教训，又推动全国各新闻单位将开展批评更好地坚持下去。 我认为这些报告既关系到新闻工作中一个原则性的大问题，也关系到我国新闻学 上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因此，在此文中把我的一些主要观点，简要的回述在 下面。 　第一，报纸批评的活跃取决于党内民主生活的活跃 　我们党执掌全国政权以来的经验证明：党报能不能搞好公开批评，关键是党委， 起决定作用的是党的领导。报纸的作用，只有在党委的培养、支持、鼓励和保护 下，才能顺利地发挥出来。如果党委不同意、不支持、不保护，报社想很好地开 展批评，也是白费功夫。 　全国解放初期，一九五○年四月十九日，党中央发布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开 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 决定指出，我们党已领导着全国的政权，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危害人民的利益；而 领导者的地位，又容易产生骄傲情绪，拒绝批评，压制批评。为此中共中央特决 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我们工作中 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应该承认，这是一个很好的决定。可惜，实际上，在报纸上进行公开批评，可 说是阻力重重，很难开展。 　回顾一下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皇帝佬儿和大小官员都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官老爷的屁股是摸不得的，人民群众敢怒不敢言，只能俯首贴耳，作牛作马。 我们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就是因为我们领导人民推翻了那 个封建专制的政权，一再宣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勤务 员，是诚心诚意接受人民的批评和监督。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党的领导人很难摆脱官僚主义那一套旧思想、旧作风、 旧习惯。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在掌权以后，居功自傲，专横独断，谋求私利，为 所欲为，听不得群众的批评和建议。从拒绝批评发展到压制批评，并进行报复和 打击。 一九五三年初，我刚到人民日报任副总编辑，报社为响应党中央开展“新三反运 动”（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号召，贯彻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 精神，比较大胆地进行了公开批评。 记得我到报社所写的第一篇社论，题目就是《压制批评是党的死敌》，经过总编 辑邓拓同志的修改，并经党的副主席刘少奇审阅批准，在这年的一月二十二日 《人民日报》上刊登出来。 在这期间，报上还刊登了一些揭发批评的稿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赞成拥护的 人很多，反对挑剔的势力也很大。党中央的领导层，也由积极变为消极，从支持 报纸批评到限制批评。最后虎头蛇尾，不了了之。 　一九五六年人民日报大改版，根据党中央贯彻“双百方针”的精神，在报上又 一次开展批评。 可惜，好景不长，毛主席和党中央号召各界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顿党风，报上刊登 了不少很宝贵的批评建议，谁知这却陷入了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阳谋”。把 那些大鸣大放的诤言谏语都被推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泥坑，把几十万诚心诚意帮 助党整风的社会知名人士，多数是我国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一网打尽，统统划为 “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右派分子，致使几十万个家庭妻离子散，甚 至家破人亡。 　对来自人民群众的批评监督，党中央为什么从鼓励政策变为限制政策，最终变 为压制政策，不仅仅是因为毛泽东等领袖人物在掌权以后居功骄傲，蜕化异化为 人民的统治者，更重要的是因为党所推行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极左路线，把我党我国和领导干部的种种弊端，以至个人的种种错误，都归罪 于“阶级敌人”的进攻和腐蚀。 毛泽东一次接一次地发动名目奇异的政治运动，一是用以清洗意识形态领域内的 异己思想，压制和铲除社会上各个方面的独立思考的人物，即肃清所谓“资产阶 级自由化”的斗争；二是用以压制对党对国家的制度和领导人物、特别是对毛泽 东本人的偏差错误的批评和建议，即所谓“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这才是 限制和封杀报纸批评的根本原因。但是，当时我不仅没有勇气这样说，而且在思 想上也没有这样深刻的认识。 　总结历史上的惨痛教训，要重新活跃公开批评，决定性的问题是：必须从根本 上扭转这条错误的政治路线。在结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新的党中央 逐步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首先发动了一场平反冤假错案的斗争， 大刀阔斧地纠正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沉冤积案，解放了千百万遭受长期折磨甚至处 死逼死的受害者，这就不仅要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错综复杂的组织处理工 作，而且配合进行了大张旗鼓地公开地揭发批评。 紧接着，又发动了一场批评“两个凡是”方针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主要依 靠新闻媒介所开展的一场思想政治领域的批判，大胆纠正历次政治运动中所推行 的思想观点和理论原则。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必须作长期的努力。 扭转政治路线以后，必须整顿党风，不断克服各种歪风邪气，重新恢复党的优良 的三大作风，即：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作风，在 党内真正造成那种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 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为了切实整顿党风，新的党中央抓紧两个链条，一个是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一 个是党报公开批评的宣传。 　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 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是在长期党纪衰废、党风败坏以后，重新把维护党规 党法、整顿党风作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任务。 　中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党中央副主席兼中纪委第一书记的陈云同志作了十 分重要的讲话。他着重阐明要达到中纪委这一基本任务，就是要在党内实现那种 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他说：“把这个要求写进了党章，但那只是白纸黑字，完全没有实现。” 他沉痛地总结了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说“这件事是我们全党最大的事情。只有 这样做，安定团结，现代化才能实现。如果鸦雀无声，一点意见也没有，事情就 不妙。” 　在胡耀邦同志（当时是中纪委第三书记）组织起草《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 准则》的同时，还组织撰写和修改定稿了《搞好党风是党领导人民实现四化的根 本条件》的专文，作为纪念“七一”的文章，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七月一日 的《人民日报》上发表。 在这篇文章中，更具体地阐明了严肃党纪、整顿党风的重要性。文章指出：“从 今年起，全国工作的重心已经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现阶段党肩负的历史使命， 就是领导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能不能顺利达到，决定性 的条件是要有一个好的党风。” 又说：“党风问题，归根到底是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文章进一步阐明： 我们党在执掌全国政权以后遇到的严峻考验，就是作人民的公仆还是作人民的主 人。阻碍我们前进的种种歪风邪气，就是脱离人民群众，甚至骑在人民头上作威 作福的作风。概括起来，主要是以下四种： 　“一是官僚化。忘记了自己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忘记了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 神圣职责，把自己主管的单位或地方视为独立王国，独断专行，压制民主，破坏 法制，侵犯人民的民主权利和人身权利；或者做官当老爷，把自己主管的单位或 地方变成一潭死水，无所用心，不关心人民痛痒，遇事不负责任，不分是非，对 好人好事不支持，对坏人坏事不处理。 　“二是特殊化。为自己和亲属谋求特权，违犯财经纪律，挥霍国家大量资金满 足私欲，有的甚至走上贪污、盗窃、受贿、腐化堕落的道路。 　“三是走后门。不顾国家法律和制度的规定，为自己、为子女、为亲友谋私利， 把旧式官场营私舞弊的腐朽作风带进党内。 　“四是搞派性。把党的原则包括党的组织原则置诸脑后。按派性办事，不按党 性办事。用各种形式继续搞派性活动，打击一些人，包庇一些人。有的领导干部 甚至利用派性来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 　《人民日报》重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针对上述种种脱离群众的歪风邪 气。而报纸批评能够活跃起来，关键在于党中央，在于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有了根 本性的改变；随之而来的是党中央整顿党风的指导思想的正确，以及坚定决心和 有力的措施。 　第二，党中央的领导和支持是报纸批评取得成功的关键 　更可贵的是党中央对一些重大的典型批评，进行了大力的支持和具体的指导； 而且有意识地引导这些批评向纵深发展，使之取得更为深远的效果。 　例如在批评“西水东调”错误时，耀邦同志亲自审阅批发《再也不要干“西水 东调”式的蠢事了》的社论。与此同时，党中央还开始布署总结和结束“农业学 大寨”运动，对改变这种利用政治运动的手段来指挥农业生产的方针，以至为根 本废除那种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的人民公社制度进行了一系列切实的工作。 　例如在批评“渤二”沉船事故中，党中央和国务院曾经几次开会讨论研究解决 石油部领导的重重阻力。万里、谷牧等同志还严厉批评了石油部骄傲自大的恶劣 态度。 谷牧同志说：“工业部门和非工业部门都觉得石油部碰不得，出了事故不准过问， 一问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 对于石油部的傲气，老虎屁股摸不得，万里同志说：“老虎屁股要摸，大象屁股 要摸，狮子屁股也要摸。”更主要的是联系批评到“工业学大庆”中那种用政治 运动搞工业建设的主观主义、强迫命令以及不关心职工生活和生产安全的倾向， 还联系批评了搞“十个大庆”的那种违反科学规律和脱离实际的“洋跃进”，并 把这次批评引申到对整个经济建设的改革上来。 　在批评王磊同志多吃多占的时候，由于制度规定有问题，他的错误并不很严重， 因此好些中央领导认为，报纸不应该那样公开地点名批评。 在《人民日报》十月十七日公开批评以后，在二十一日的国务院会议上，万里同 志说：“国家制度、干部作风确有特殊化，群众有意见是对的，发扬民主，开展 批评，对党员干部的监督是好现象，应该欢迎。王磊同志是好同志，在这个问题 上有毛病，不检点，应该检讨。吃“客饭”问题不只是王磊，别人也有，要纠 正。”他又说：“各部委要主动清理特殊化问题，自己要主动改。工业部门的 ‘试用’、‘试戴’、关系户等不正之风，要纠正。对王磊同志的批评是坏事变 好事。” 但是有的领导同志却认为这件事在党内处理就可以了，报纸上要公开点名批评， 必须经过中央书记处的批准。 　在《中国青年报》和《人民日报》刊登陈爱武同志对王磊的批评稿以后，中青 报专门给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反映广大读者热烈欢迎的情况。 耀邦同志对这封信作了一个很重要的批语，指示在报上开展“雁过拔毛、请客送 礼、占便宜”的讨论。 耀邦同志还叫他的秘书，把他的意见转告给中宣部和报社，他说：“要开展对那 种雁过拔毛、请客送礼、占便宜的风气，对我们党和国家、革命队伍的危害和腐 蚀的讨论。现在，不管哪个部门，不管是搞什么工作，不靠请客送礼，就办不成 事的风气实在太严重了。 要请建筑部门盖楼、修房子，不请他客，不送礼，就不给破土动工。盖好了楼， 不请一些部门，你要房子不给你，管自来水的不给你接水，让你楼上没有水，管 电的不给你接电，派出所不给你落户口，学校不收孩子上学，粮店不卖粮食。包 括我部队的战士，他回家探亲，如果不准备上好酒好烟，请农村支部书记、生产 队长，那他复员回家时，就可能安排不到工作。这种情况和问题到处有。 这样的局面不改变，如何搞四化呢？要在报刊上进行一场讨论，使人们有所震动。 整顿党风，不造声势，是不行的。不抓这方面的问题，风气是搞不好的。当然讨 论还是不点名为好，讲点道理。” 　这都表明，党中央对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上开展批评是积极领导、大 力支持的。 应该承认在高层领导中，的确有一部分同志确实抱着另一种态度，他们对公开批 评高级干部不大赞成，或者相当反感，甚至十分反对。 有的领导同志认为这次批评商业部长的稿件事先没有送审，没有事先得到中央批 准，指责说“批评一个部长，书记处事先都不知道，这样不行。” 其实，这次批评王磊同志，《人民日报》登的是中纪委的通报和商业部党组会议 的消息。而中纪委有几位书记同时也是中央书记处的书记，中纪委要公开发表批 评王磊的公报，不能说“书记处不知道”。 何况，在登报的前一天，我亲自向书记处一位同志在电话上作过请示，我说： “我们明天要登中纪委批评王磊的通报和商业部党组开会的情况，人民日报没有 写批评的评论，稿子要不要送给你审查？”答覆是：“我不看了，你们登吧。” 以后当我听到书记处有人指责稿子没有送审时，我没有进行澄清，没有争辩。 后来，又听到有人传说，人民日报犯了错误，批评一个部长的稿子也不送中央审 查，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我这人，多年来受到的批评太多了，也就不大在乎了。 而且我想，如果我说已经请示过书记处的某某同志，反而显得我把责任推给别人， 引起新的麻烦。所以我一直没吭声，哑巴吃黄连，吞下去就算了。 　我没有预计到这是一个爆发点。传说人民日报受了批评，也可说这是一种舆论 炒作。这件事越传越玄，又有人在中间添油加醋，甚至说：“人民日报搞批评是 给老干部脸上抹黑”，“这是煽动群众起来反党”。又有人说：“好像矛头向上 就是大方向正确”，还说，人民日报要搞一个“波兰事件”。也有人说：“现在 人民日报牛得很，可以随便批评哪一个部长。” 　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提醒我，要我警惕：“不要使人家认为人民日报可以随 便批评哪一个部长。” 实际上我还是十分小心谨慎的，无论是批评“西水东调”，还是批评“渤二沉 船”；无论是批李国才，还是批王磊，都是经过中央慎重考虑过的，是书记处或 者中纪委批准的。还有一些重大的事件是应该批评的而没有批评，也完全是在中 央考虑的布置下决定的。 比如对杨易邦的批评拖了两年才登报，也是为了等中央最后的处理。比如对四川 天然气出川，要修一条从四川到上海的输气管道的事，这是批评石油部在“文革” 中盲目冒进的事，我们写出内参，请示中央，耀邦同志给王任重（中宣部长）、朱 穆之（中宣部副部长）、曾涛（新华社社长）和我作了重要的批示。 他在一九八○年十一月三日的有关批示中写道：“我们每个同志都有一本老帐， 只是有亏欠多少之分，没有有无之分。到处算老帐，天下要大乱。因此必须遵守 中央所确定的原则，凡是作过检讨或自我批评的，不管程度如何，一律不再纠缠， 但现行的新帐则不能听之任之。 第一，要找典型；第二要严格核实事实；第三公开报道要按干部分级管理制度报 批；第四，要侧重说理和教育，而要防止简单的暴露和惩办主义。 以上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闻工作的清规戒律，而是我们大家同心同德把党风搞好， 从而使四化有保障。我们都是一个心眼，一个目的，都没有也不应有别的什么心 眼和目的。” 　我们遵照耀邦的批示，对川气出川事件没有进行公开批评。老实说，对于这一 层层把关的审批制度，我在思想上并不完全同意，但在组织上我是严格遵守的， 而且一再关照编辑记者要严格遵守。 所以我在几次讲演中讲过这样一些话：“能不能搞好报纸批评，关键在党委，起 决定作用的是党委。而报纸的作用，只有在党委的培养、支持和鼓励下，才能充 分发挥出来；如果离开了党委，党委不同意，党委不支持，党委不鼓励，报纸要 想很好地开展批评是困难的。” 　我又说：“这个时期报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大有进步的事实，也确确实实证 明关键是党委，起决定作用的是党委。 报纸的批评稿受到群众的称赞，群众也并不简单地把这看成是报纸的功劳，而是 从报纸来看党委的。比如在批评‘西水东调’的报道和社论刊登出来以后，国内 外都是称赞的，有一个署名‘共产党员王定’的人给报社写了一封信，有几句话 讲得很好。 他说：‘《人民日报》的社论《再也不要干‘西水东调’式的蠢事了》，写得好， 写出了多少年来人民心坎中要说的话，是一篇向封建官僚主义者们开火的檄文。 这篇社论看来是经过中央书记处过目的，因此，内心窃喜不已。 如果真如我所想，那就是一件值得全国人民庆幸的大事。一个有作为、能为人民 办好事的党中央，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给人们带来多难兴邦的征兆。’...... 读者王定从报纸的批评看到了党委，他知道登这样重要的文稿是党委同意的，是 经过中央书记处同意才登出来的，不是人民日报随便批评的。 因此他从《人民日报》的批评看书记处，认为这个以胡耀邦为总书记的新书记处， 就是一个有作为的、能为人民做大好事的书记处，她给人民带来了多难兴邦的征 兆。我们的国家哪怕再困难，只要有了这么好的书记处，就有了希望。” 我接着还说：“......我们新闻工作人员当中，有一些观点是不适当的，总觉得 报纸要能够自己随便批评才是好事；一说报纸批评要经过党委，就觉得受约束， 不是好事。可是读者恰恰相反，如果你们报纸批评是经过中央的，人家就高兴， 不仅看到你们报纸高兴，而且由此想到党委，想到我们党中央，想到更有希望。 如果相反，只是报纸要批评，党委不要批评，......他就会不高兴。对这种辩证 关系，我们有的同志常常不是都能理解的。群众对报纸能够展开批评，不是归功 于报纸，而是归功于党委......归功于党中央。群众是从报纸批评看到我们党中 央的，报纸批评开展得好，我们党的威望就能提高。有人不是说我们党现在有什 么‘信仰危机’吗？这个时期通过报纸上的批评，群众感到有信心，这个所谓的 ‘信仰危机’的问题看来在减轻。所以，有人说，报纸批评是给党抹黑，王定同 志的这封信证明不是抹黑，而是增光，证明报纸越批评，批评得越好，党委越光 彩，我们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就越高，越有希望。” 　我概括起来说：“报纸批评开展的好，是党委的功劳；那么反过来说，报纸批 评如果开展得不好，是不是党委的责任呢？我认为，报纸上批评不批评，起决定 作用的是党委，在报纸上敢不敢批评，起决定作用的也是党委。办出一张没有批 评或者批评很少的报纸，这个报纸在群众中没有威信，报社当然脸上无光；领导 这个报纸的党委，也会在群众中降低威信，也会脸上无光的。所以说，报纸是党 委的工具，运用这个工具的是党委。这一点一定要明确，不然怎么叫党报呢？” 　这些话是二十年前说的，这还是在一党专政和党的喉舌的框框下谈的，现在看 来局限性当然很大。但是冷静想来，当时能这样说，恐怕已经是具有突破性的言 论了！拿到今天来说，恐怕仍然是犯禁的。 　第三，必须充分发挥报纸批评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上面我说明了报纸活跃批评，起决定作用的是党委，党报只是党委的工具。 　但是，我在讲演中也说过：“这个工具不是死工具，而是活工具，是一个有自 己的主观能动性的工具。批评的好，主要功劳是党委，但并不等于说报社一点功 劳也没有；批评的不好，主要责任是党委，但也并不等于报社就没有一点责任。 报纸工作人员不要去夸大自己的力量，去争什么功劳，把自己强调得了不起，好 像报纸能不能开展批评决定于自己，因为确确实实应该看到，这个功劳是党委的。 如果批评的不好，报社的同志倒是应该严格要求自己，要严格检查报社自己应该 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因为报纸是一个活的工具，它有它的主观能动性。尽管它的 主动性和创造性是在党委领导下予以发挥的，但是，它不是一个消极的工具，它 应该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我还说过：“我们不能因为怕出问题，就不敢独立负责，老是躺在党委身上， 采取过去的办法，什么稿子都送审，有什么问题就请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还 要我们编辑部干什么？如果党委领导了这样一个事事请示、稿稿送审的编辑部， 这个党委本身也犯了错误，没有尽到教育培养的责任。 再说经过送审的稿子，出了问题，就说这个稿子是送给这位同志审过的，那个稿 子是送给那位同志审过的，好像我们就没有责任了，这也是不对的。我们自己犯 了错误，受到批评，首先我们自己应当承担责任，这样才能取得党委对报纸的领 导和信任，才能不断加强这种领导和信任，也才能发挥报纸在批评上的主动性。” 　在我几次讲演中，对于这种主动性和创造性有多方面的论述，既可以看到人民 日报第三次批评成功时期的经验教训，也可以看到当时我们在报纸工作的具体实 践上和理论上的确有一点创新和特点。 　第一特点：认清大局，顺应潮流，坚决果断，发挥独立自主的精神。 　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 当时的主要形势，是大势所趋。这是改革的重点，也是革命必须破旧立新。拿农 业来说，从五十年代末期推行的那一套社会主义大跃进的所谓“共产主义是金桥” 的人民公社体制，在“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下疯狂实行什么全民所有制，如果不 从根本上加以改变，就谈不上我国农业的改革，更谈不上我国国民经济基础的农 村经济的起死回生和繁荣昌盛。可是以“最最革命”的面目出现的保守势力十分 强大，十分顽强，不冲破层层阻力就寸步难行。全国人民对这种浮夸虚假、祸国 殃民的“伟大号召”早已伤透了脑筋，但大都敢怒不敢言。新的党中央的改革势 力对此早有深切的认识，已经下定决心，非改不可。 首都和山西省新闻界的有识之士，坚决紧跟中央的改革布置，根据各地群众反映 的“学大寨”中的严重问题，首先选中了昔阳县的“西水东调”的强迫蛮干、劳 民伤财的“样板工程”，作为揭发批评的突破口，进行了一系列的宣传报道。从 抛弃“西水东调”开始，逐步深入，逐步扩大战果，终于配合中央布署，抛弃了 毛泽东“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迫使“学大寨”的主帅陈永贵引咎辞职， 对农村经济的改革发展发挥了比较显著的促进作用。 值得提出的是，当时主管农村经济的副总理，仍然是政治局委员陈永贵。我们只 能把最主要的报道和社论，绕过陈永贵，直接送给书记处书记万里和总书记胡耀 邦审查通过以后才刊登出来。其余大部分稿件都由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独立负责， 经过反覆核实、反覆修改后自己定稿的。这是由于我们自己认清大局，顺应潮流， 也是由于我们受到广大人民和党中央的信任，才能采取这种坚决果断的独立自主 的精神进行宣传报道。这是我们在公开批评报道上发挥自主性和创造性的一个特 点。 　第二个特点：针对那些似是而非的歪理，进行理论上的批判和引导作用。 当时，那伙反对公开批评的人，硬说这是制造混乱，影响安定团结，是无政府主 义。有的人还说，报上宣传民主，搞公开批评是“给重病后的病人吃泻药”。在 人大常委会上，有一位身兼要职的委员说：“关于民主的宣传，我认为不仅有片 面性，而且有时机上的错误。”他说：“我说关于民主宣传的时机上的错误，就 是指这个意思：一个医生，给大病之后的人治疗，是用补药还是用泻药，这是个 普通常识问题。我们工作上不也存在着同样的道理吗？我说的大病，就是林彪、 ‘四人帮’的破坏。经过十年的‘大民主’，现在不讲集中，还讲民主，不是时 机上的失误是什么？” 　这是公然违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歪道理，我在常委会上对这些言论进行了 批驳。这一时期，我们先后发表了一系列的理论文章来阐明发扬民主，强调监督， 健全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方面的观点。在这些理论文章中，特别引用十一届三 中全会公报在谈到关于发扬民主问题的话。公报明确指出：“由于在过去一个时 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当前这个时期特 别需要强调民主，强调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使党的统一领导和各个生产 组织的有效指挥建立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上。” 　 　我们还引用叶剑英同志在建国三十周年纪念会的报告中说的话：“林彪、 ‘四人帮’他们提出所谓‘全面专政’的反动口号，根本推翻了无产阶级专政对 于人民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的原理，根本破坏了党的民主制度和国家的民主制 度，在他们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实行反革命的法西斯专政，......造成了在党和 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由他们少数人强制大多数人的极端反常的局面。” 叶帅最后提出：“必须在党内生活和国家生活中充分发扬民主，在各级组织坚持 民主制中制，实行集体领导。”“必须进一步健全党的纪律和社会主义法制，切 实保障全体党员和全体公民的民主权利，使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 制化。” 我们还引用邓小平同志在理论务虚会上说的话：“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不够，实 行的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 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 　这一系列的理论文章，批评了那种认为经过十年“大民主”以后“现在还不讲 集中，还宣传民主，这是时机上的错误”，就是对林彪、“四人帮”破坏的国家 用“泻药”的歪道理。这种观点不仅是对报纸宣传的一种看法问题，而且也涉及 到对十年文革的看法，涉及到对三中全会和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决策的认识问题。 　这些理论文章为报纸公开批评鸣锣开道。这些理论文章基本上是不用送中央审 查的，而是由报社独立负责、自主发表的。 　第三个特点：有意识地利用“内部参考”先向上下有关方面打个招呼，进而听 取各种反映和意见，是进行核对事实的有效办法。 　这是我们新闻界普遍使用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在上面所说的几件大案中，几乎 都先采用这个办法。例如，在批评“西水东调”、“渤海二号”、“李国才式锅 炉”的时候，都先用这个办法，中央领导看了新华社或人民日报内参，作了批示， 我们就可以大胆地去写批评稿了。而且那些被批评方面的有关人士先看到了，他 们就挑毛病，找漏洞，我们就根据他们的意见去核对事实和充实材料。如果他们 挑的毛病挑的对，我们在发表时就改正；如果挑的不对，我们就在写稿时改得更 有说服力，使他们抓不着小辫子。 有的时候，中央领导看了内参认为不宜公开批评，给报社打了招呼，我们就照办， 避免了犯错误。比如关于四川天然气出川的问题，就是文革中，石油部把四川的 天然气产量夸大的不得了。石油部领导违反科学，压制民主，搞了一个耗资数十 亿的“川气出川”工程，立即动工从四川修一条输气管道，修到上海，浪费了大 量人力物力，结果放了个空炮，四川并没有那么大的产量，只好半途而废。石油 战线上的职工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向报社写信揭发，强烈要求公开批评。我 们把这件“假、大、空”工程先写成内参，还专门送一份给石油部部长康世恩， 附信中写道：“送上‘川气出川’的稿子一件。稿中对你有所批评，请你审查是 否属实，批评是否适当，稿件写法上有什么不妥之处，请提出意见退回。” 　康世恩把这个稿件转给赵紫阳总理。他附信说，承认自己对此事确有错误，但 已向中央作过检讨，也欢迎记者批评，但稿中所述的事实有多处与事实不符，同 时提出这件工程是经过当时的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的。 　紫阳同志把康的信和稿件送耀邦同志，说：如果登报“应经过书记处审查”。 耀邦同志作了批语，主张“不算旧帐”。耀邦把批语送给“任重、穆之同志并绩 伟、曾涛同志”。宣传部长王任重批“不登报为好”。 　我在编委会上传达了耀邦和书记处其他几位同志的意见，大家都表示同意把 “川气出川”的稿子压下来，不登报。 　在我当时所作的讲演中，对于先刊登《内部参考》，还说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 “把稿子先登《内参》，中央知道了，作了批示，当地领导就紧张了，马上会组 织检查，什么地方批评的对，什么地方批评的不合乎事实，都会提出来，这就帮 助我们核对了事实，还能促进问题的解决。所以我们的内参，在整个报纸批评中 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内参编辑是无名英雄，不能低估他们的作用。这样做，在公 开批评以前，就取得党委和有关方面的同意，也是一个好办法。 如果当事人一听到要登报批评，就先承认错误，就立即改过。当地党委或纪委一 听说要登报，就赶快处理，或者协助记者调查处理，这当然也是好事。这样，我 们也可以等当地处理以后，或者他本人改了以后再登报。甚至还可以索性就内部 处理不作公开批评。 我们恰恰遇到了这样一件事。一个县委副书记，不准他的 女儿同一位农村青年谈恋爱。他坐汽车把女儿拉走，并且打了那个青年。回来以 后，又把那个青年的支部书记职务也撤掉了。他下乡时，群众把他的车团团围住， 质问他，引起很大反响。一个读者给人民日报写信揭发了这件事，我们委托这个 省的省报去调查。县委知道以后，马上给这位青年恢复了支部书记的职务，那位 县委副书记也作了检讨。 县委第一书记还给胡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要求他告诉人民日报社，这件事不要 登报行不行？说他们全县今年生产不好，群众中生活问题很多，意见很大，如果 在报上再一批评，县上工作就会更困难了。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人家已经作 了检讨，也改正了错误，不登，不算失掉原则。我们批评的目的，就是要改进工 作嘛，已经改了，不再公开批评为什么不可以呢？” 这是内部批评与公开批评相配合，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合情合理，少伤害人，多 讲点人情味。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1.dyndns.org)(xys888.dyndn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