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freedns.us)◇◇   不应有的遗忘   何蜀   (发表于《山西文学》2001年2期)   季羡林先生在为马识途“文革”回忆录《沧桑十年》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充 满忧虑地说:“我现在痛苦地发现,浩劫结束才不过二十来年,今天再同年青人 谈到浩劫中的一些真实的情况,他们竟瞪大了迷惑的双眼,认为我们是谈‘天方 夜谭’……照这样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走的人越来越多,消逝的记忆也越来 越多,再过上十年八年,这一场空前的悲剧真会变成了‘天方夜谭’。我们许多 人的血白流了,性命白丧失了,应得的教训白白放过了。”   近来在阅读中,竟意外发现,不仅是青年,甚至在老一辈的“文革”过来人 中,也对“文革”历史产生了不应有的遗忘。   这样的例子,先是在《随笔》1998年第6期上李国文先生的《小人礼赞》一 文中发现的。   李国文这篇文章说,中国作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过“小人”们不间断的 作践,心理与生理都得到了充分锻炼,因而增强了对苦难的承受力,并总结说: “当代小人的贡献,就在于对中国作家的磨练,使他们具有了好好赖赖能熬过来 的坚强,实在是功不可没的。”   为了说明这一论点,李先生却举了一个十分不恰当的例子,说:“这个结论 是根据外国作家自杀率较高,而中国作家相对要低的比较中得出的。”李先生还 举出了茨威格、海明威、杰克·伦敦、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川端 康成、芥川龙之介、有岛武郎、三岛由纪夫等一批自杀的外国作家为例,说中国 作家在“文革”期间,“除了极少数的一两位老先生,受不了凌辱而跳湖、而开 煤气,结束自己的生命外,没有人写绝命书,没有人尝试过自杀,甚至连这个该 死的念头都不曾有。”   这样说,就未免太离谱,太有悖史实了。   中国作家在“文革”十年中的自杀者,果真是只有“极少数的一两位老先生” 吗?当然不是。笔者仅从极为孤陋的见闻中,即查到有这样一些作家在“文革” 中含恨自杀的资料:   邓拓(《燕山夜话》作者,诗人、杂文家、新闻工作者),1966年5月18日 服药自杀。   叶以群(文艺理论家),1966年8月2日跳楼自杀。   老舍(小说家、剧作家),1966年8月24日投湖自杀。   陈笑雨(文艺理论家),与老舍同日,投河自杀。   傅雷(作家、文学翻译家),1966年9月3日与夫人一起上吊自杀。   陈梦家(早年著名“新月派”诗人,后为古文字学与考古学家),与傅雷同 日自杀。   白辛(作家,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编剧),1966年9月服毒自杀。   杨朔(散文家),1968年8月3日自杀。   周瘦鹃(著名“鸳鸯蝴蝶派”作家,散文家),1968年8月12日投井自杀。   李广田(散文家),1968年11月2日投池自杀   闻捷(诗人),1971年1月13日开煤气自杀。   ……   仅从这个极不完备的名单即可看出,中国作家在“文革”十年中远非只有 “一两位老先生”自杀。假如再加上那些死因尚存某些疑点但通常被认为是自杀 的作家,如小说《红岩》作者罗广斌(1967年2月10日“跳楼自杀”)、小说 《敌后武工队》作者冯志(1967年“上吊自杀”)等,人数就更多了(今年《炎 黄春秋》第二期上赵淮青《文化界逝者的风骨》一文,就是针对李国文此文而作 的,详述了许多文化界名人自杀的情况,但赵文“为尊者讳”,未提李国文先生 的大名)。   对照这些血淋淋的历史篇章,再来看看李国文先生这一句轻描淡写的话: “除了极少数的一两位老先生……没有人写绝命书,没有人尝试过自杀,甚至连 这个该死的念头都不曾有。”不能不令人困惑。难道李先生在“文革”中和“文 革”后都是“桃花源中人”,对中国作家曾经有过的遭遇竟会如此陌生?   李先生为了证明外国作家自杀的比中国作家多,一口气举了十来个自杀的外 国作家为例,似乎确实比他所说的中国作家中自杀的那“一两位老先生”要多得 多。其实,仔细一想,这种比较法又是一个明显的错误。让我们看一看李先生所 举的那些外国作家自杀的时间吧:   杰克·伦敦,1916年(服麻醉药过量而死,通常被认为是自杀)。   有岛武郎,1923年。   叶赛宁,1925年。   芥川龙之介,1927年。   马雅可夫斯基,1930年。   茨威格,1942年。   法捷耶夫,1956年。   海明威,1961年。   三岛由纪夫,1970年。   川端康成,1972年。   可以看出,李先生所举的这些外国作家,是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跨度中 的不同年代自杀的,而且他们分别属于美国、日本、奥地利、苏联等不同国家, 分别自杀于亚洲、欧洲、美洲等地。其中,在与中国“文革”十年相同的时间段 里自杀的,只有日本的三岛由纪夫和川端康成两位。如果要作比较,应该是以一 国与一国,同一时间段与同一时间段相比才合适,才有“可比性”。否则,我们 不是还可以把从屈原到王国维、朱湘的自杀者都扯上来凑数吗?   李国文先生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竟还写了更加令人惊诧的一段话:“邓拓 先生诗:‘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多么慷慨大义!当他为三家村 一员,最早推上‘文革’祭台时,也只能低头接受批斗,而做不到杀身成仁。”   邓拓“只能低头接受批斗,而做不到杀身成仁”吗?不知李先生的这一印象 是怎么得来的。众所周知,邓拓是“文革”中自杀的第一人,他并非“低头接受 批斗”,而确是“杀身成仁”——以死抗争了。而且他在自杀前留下了遗书(并 不是像李国文先生所说的“没有人写绝命书”)。这是稍微了解一点“文革”史 实的人都会知道的。怎么可以将这“文革”自杀第一例也遗忘了呢?   另一则同样令人大为惊诧的“文革”遗忘症的例子,是在一本好书中看到的: 《带翅膀的摄影机——侯波、徐肖冰口述回忆录》,这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口述 传记丛书”中的一种。这套丛书是很不错的。然而,如白璧之瑕,在侯波、徐肖 冰这本书中,出现了一个实在令人想不到的错误。   在回忆到杨尚昆那一段(《无微不至杨主任》)中,竟把杨尚昆的被打倒说 成是因为他给毛泽东录音而“被江青、‘四人帮’紧紧抓住不放,而且添油加醋” 地说成是对毛泽东搞“窃听”所致,甚至还冒出来这样一句话:“杨尚昆被‘四 人帮’揪出来以后……”(见该书246页)   这才真是“天方夜谭”了。杨尚昆是被谁打成搞“窃听”,被谁“揪出来” 的?众所周知,“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是“文革”第一大冤案。这一冤案, 是在1966年5月4日至2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按照毛泽东的授意定 下来的。出席这次会议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人76人(“四人帮” 当时还无人有资格与会),主持这次会议的,自然更不是“四人帮”,而是后来 被“文革”打倒的“头号走资派”刘少奇。杨尚昆被“揪出来”时,根本就还没 有“四人帮”(江青等四人尚未进入中央领导层并结成帮派),“四人帮”中的 王洪文那时还只是上海一家工厂保卫科的普通基层干部,连听这个中央高层会议 精神传达的资格都没有。   这一例比李国文说邓拓“做不到杀身成仁”那一例更为令人不解。因为作为 作家的李国文,有可能完全不知道邓拓自杀的事(尽管另一作家袁鹰写邓拓自杀 前后情况的散文《玉碎》曾脍炙人口广为流传,选入多种书中,但李先生完全有 可能没有读到过)。而侯波是在中南海里担任摄影科科长的,是杨尚昆的直接部 下,应该知道当时是谁把杨尚昆“揪出来”的。怎么会有这样的误记?   我很难相信这是出于遗忘。会不会是整理者太年轻,不了解当时情况而在整 理时写错了?但是,据说一本书的出版,还要经过编辑以至总编的“三审”。难 道审读这本书稿的人都弄不清楚当时情况?   遗忘,不仅会使一些历史事实不能得到正确的陈述,而且会影响到对历史教 训的总结、吸取。   李国文《小人礼赞》一文中将许多中国作家没有在“文革”中自杀的原因归 之于经受了“小人”磨练而增强了承受力。“小人”只是传统文化中与“君子” 相对立的一个不甚明确的概念,一般泛指品质恶劣见利忘义之徒。用来指代在新 中国的“革命”政治运动中充当“革命动力”的某些人物,未免有些欠妥。这个 概念不能说明为什么在50年代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会有那么多的人“响应号召” 积极投入。说他们是“见利忘义”吗?他们许多人确是为了“利”,但这是为了 “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无产阶级的利益”,这个“利”与“义” (革命大义)已合二为一。正因为如此,才会有久经考验生死与共的老战友反脸 无情相互揭发批判,才会有至亲骨肉划清界限“大义灭亲”……须知,那些运动 都是“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都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那些充当“革命动力” 的人物,自然有的是属于个人品质不好(但从“革命利益”的需要来看却是很好、 很可贵、很值得提倡的),但这类人只能说是少数甚至“极个别”,相当多的 “革命动力”们(甚至包括许多被当作“革命对象”受到批判折磨的人在内), 却是在“革命”的召唤下错用了自己的热情,其中有的也只是像某些大人物一样 不得已“说了违心的话”。   今天人们都已了解很多了,有些在“文革”中受到批判的作家,在“反右” 时就曾无情地批判过别人;有的在“反右”时受到批判的作家,在“反胡风”时 也曾无情地批判过别人;还有在解放初期即受到批判的作家,在延安时期也曾无 情地向被诬为“托派汉奸”的王实味打过棍子……能说他们都是“小人”吗?何 况,这一次次越来越“革命”的政治运动,都是并非由“小人”,而是由属于 “伟大”一级的大人物发动起来,在“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 等堂而皇之的口号下开展起来的,仅仅归罪于“小人作祟”,“浮云蔽日”,显 然是不恰当的。   巴金在《十年一梦》一文中如实写下了他在“文革”初期诚恳接受批判时的 心态:“我完全用别人的脑子思考,别人大吼‘打倒巴金’!我也高举右手响应。 这个举动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不大好理解。但当时我并不是做假,我真心表示 愿意让人彻底打倒以便从头做起,重新做人。我还有通过吃苦完成自我改造的决 心。我甚至因为‘造反派’不‘谅解’我这番用心而感到苦恼。”巴金还总结说, 他当时甘心承认自己是一个“精神贵族”,实际上已成了一个“精神奴隶”。这 对于许多中国作家在“文革”中没有自杀的原因,恐怕比“小人”磨练说更有代 表性也更深刻吧?   现在看来,令人担忧的不仅仅是年轻人对“文革”的无知了,还得加上过来 人的遗忘。这更说明,许多有识之士一再呼吁的加强“文革”研究,建立“文革 博物馆”,确是十分必要的啊! (XYS20040519)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freedns.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