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freedns.us)◇◇   文革中自愿的行刑者和自愿的受刑者   姚监复   为什么亿万群众成为封建法西斯的自愿行刑者,同时也是自愿的受刑者?他 们至今仍不自觉,因为其行刑有革命口号之遮掩而有高尚之一面   口号革命、手段残忍、后果悲惨,为何良心平静?   《读书》、《方法》、《随笔》、《南方周末》等报刊的文章和巴金、季羡 林等名家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残暴的行刑者至今没有一个人真诚地向受 刑者忏悔,感到愤懑。我也认为值得深思:特别是这些红卫兵将“只要口号是革 命的,尽管手段是残忍的、后果是残酷的,但是三十多年后良心仍然是平静的” 现象,为什么能长期存在和习以为常?这个难解的问题,在读完美国丹·戈德哈 根的轰动性著作《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以后,若有所悟。封建法西斯同希特勒 法西斯在“法西斯”三个字上是一样的,也许在对人民的专制主义、愚弄人民的 方式上某种程度上有相似性。不然党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会选择“法 西斯”这个词。   文革中的行刑者是自愿的   一位美国作家对希特勒德国屠杀犹太人罪行作了深入的分析以后,得出的结 论是“行刑者是自愿的”,含着微笑、嘲笑去虐待、残害犹太人。这本书引起德 国人心灵的极大震动。人们也要思考:文化大革命中的行刑者同样也是自愿的? 为什么亿万群众和在先进的组织领导、先进的思想指导下成为封建法西斯的行刑 者,而且是自愿的行刑者?   《希特勒的自愿行刑者》披露了“有些德国人甚至完全自发地、主动地去杀 害犹太人”的心态。德国空军上士哈贝马尔茨说:“我们多次盘旋在这个城市 (华沙)的上空,我们非常满意地证实了犹太人聚居区已被彻底消灭。我们的人 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所有的房屋都被夷为平地”(第260页)。第105刑警营的 成员 1941年8月7日给他妻子的信中讲到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后写道:“亲爱的, 别为此睡不着觉。这是必须做的事情”。他为能够当一个德国军人而“感到自 豪”,因为“我在这里可以参加许多冒险行动”。第25刑警团的军官们把屠杀犹 太人作为“英雄业绩”。第61刑警营第一连特地在酒吧门口竖立一个牌子,上面 写着该连枪杀犹太人的数目,他们习惯了在进行一次大屠杀后,便举行一次“庆 祝胜利大会”。因此,丹·尼尔戈德哈根据大量事实判断:“有些普通的德国人 甚至完全自发地、主动地在杀害犹太人。”一个德国人解释说:“刑警杀犹太人 并不需要得到这样的命令才行刑,他们往往是自觉执行的。许多刑警以杀犹太人 为乐。为什么高兴?为什么自觉自愿?很显然,因为这些普通德国人对犹太人有 看法,认为他们不是人”(第261页)。波兰观察家认为普通德国人“对犹太人 仇恨之深。这种仇恨不仅来源于党的纲领,用于政治目的,而且是一种感情上的 仇恨、心理的仇恨,认为仇恨的对象在身体上不干净,像麻风病患者一样”。 “犹太人是卑鄙的;犹太人是骗子、坏蛋;犹太人是德国的敌人,他们危及了德 国的生存;犹太人是撒旦,……”因此,“波兰犹太人遭受的浩劫是史无前例的, 甚至在犹太人历史最黑暗的时期也没有过”(第259页)。“认为他们不是人” 的长期排犹主义教育,使普通德国人产生灭绝犹太种族的狂热,因而造就了千万 个希特勒的自愿行刑者。   这对我们理解和解释封建法西斯的“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在礼仪之邦的 中国大地上也出现了数不尽的自愿行刑者,有所启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认为 斗争对象、受刑者“他们不是人”。既然是“牛鬼蛇神”,当然要“横扫”;是 “害人虫”,一定要“清除”;是“三反分子、阶级敌人、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当然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 不得翻身”;甚至他们不是人,连生物都不是,而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当然应当“不能温、良、恭、俭、让”,只能“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歼灭 之”。   自愿的受刑者与自愿的行刑者为什么自愿?   中世纪的封建社会的刽子手是奉命而为,不同于文革中的红卫兵、造反派是 自愿地、主动地当行刑者。而且,受刑者的心态也不同:哥白尼、伽里略自己认 为宗教裁判庭的判决是错误的,真理在自己手中;而文革中我们绝大多数人很长 时间都诚心认罪,具有原罪感的自责的根源,虚心接受批判、斗争,主动交心、 上纲,实际上也是不同程度的自愿受刑者。为什么大家有这种原罪感,能自觉自 愿地接受这场浩劫?除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群众运动的“红色恐怖万岁”的压力外, 是不是有一种自己给自己主动、自觉、自愿的加上的压力?它的根源是什么?为 什么往往自愿的甚至争先恐后、发自内心的批判自己、摧残自己、否定自己、悔 恨自己的一切,成了真诚的自觉自愿的受刑者?   自愿的行刑者也是自愿的受刑者   1959年庐山会议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彭德怀是刚正不阿的值 得尊敬和同情的革命者,但是悲剧也在于他也不得不成为自愿的受刑者。对于自 己如实反映民间疾苦,按照组织原则客观反映实际情况和人民愿望给党中央主席 的一封信,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在毛泽东让聂荣臻、叶剑英去劝说后,彭 德怀“决心从严检查自己”。“今天的事情不是任劳任怨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 才会有利于人民和党”,“我给主席的信,不仅事与愿违,而且起了相反的作用, 这将是我的罪恶”。彭德怀始终不承认存在一个“军事俱乐部”,但是,说过自 己的心情:“其实,在庐山会议结束后,我就想把我在军队三十年来的影响肃清、 揭臭。这样做对保障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的进一步的巩固,是有好处的”。 “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崇高的革命利益的口号 下,只能毁灭自己,成为自觉自愿的受刑者,本人又是自觉自愿的行刑者,这才 是更深刻的悲剧。   作为自愿的受刑者,彭德怀得到了人们的尊敬和同情。但是在复杂的历史条 件下他也当过自愿的行刑者。1959年他的一封信,引发了他和上百万人挨整的反 右倾运动。但是,1958年他以同样粗暴的方式写了批判肖克的一封信。作为国防 部长、中央军委负责人之一,主持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1958年2月肖克上书彭 德怀,指出不应把中央军委、毛主席原来提出的“正规化、现代化”口号,同毛 主席后来提出的“现代化、革命化”口号对立起来,不同意彭德怀对军事学院 “教条主义相当严重”的估计。1958年5月至7月军委扩大会议批判刘伯承、肖克。 彭德怀7月19日总结时说:“他们一直坚持反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肖克 同志,不仅一贯坚持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而且从 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出发,进行反党反领导的宗派活动”。“错误的军 事路线产生的主要根源是: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 级、两条道路、两个阶级在我军内部的反映”。肖克被扣上“反党”、“反领 导”、“卑鄙的野心家和军阀”的帽子,降职、调离军队。(冯建辉:《从陈独 秀到毛泽东》,第498-49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2月)历史的悲剧是无 情的,同样是由于一封信,彭德怀从自愿的行刑者变为自愿的受刑者,令人痛心 地想要“只能毁灭自己”。   自愿的行刑者和自愿的受刑者角色的互相转化,不断变存于一身,这种历史 舞台上的现实悲剧,岂止是彭老总一个人在扮演。   邵燕祥的《人生败笔》和郭沫若的“自污”   邵燕祥的《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是我看到的第一本也可能 是至今唯一的真实记录文革中真实自我的文革历史记录,一种以这种原始材料真 实地自我揭露出自愿的行刑者和自愿的受刑者可悲的两位一体史书。“在我,无 论违心的或真诚的认罪,条件反射的或处心积虑的翻案,无论揭发别人以划清界 限,还是以攻为守的振振有词,今天看来都是阿时附势、灵魂扭曲的可耻记录”。 “从1959年到1966年间,我是力求‘紧跟’,以示曾为‘右派’者改造的决心已 经付诸行动……唯其‘紧跟’,到了最需‘紧跟’的时刻,在我也渴望投入的革 命狂潮中,我当然不会怀疑,更不会抵制各项‘最新最高指示’的新提法,如 ‘中国的赫鲁晓夫’乃至‘刘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刘邓资 产阶级司令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等 等”。邵燕祥说:“我读过一些人的讣告、生平和回忆录,他们都在那不平常的 年代里对‘林彪、四人帮’做过坚决的斗争,使我十分惭愧。当林彪、江青们在 台上的时候,我想都没想过要反对他们,而是象引‘毛主席语录’那样,把‘林 副主席’、‘江青同志’的话奉为圭臬,形诸言语文字,还很有一点奴颜媚骨呢。 收入这本书时,于此等处,一仍其旧,不作改动。以彰史贵存真之信”(《人生 败笔》)。   这一本已出版的书和亿万本未出版的人生败笔,确实这是一堆当代的化石, 记录着特定历史时期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怎样想、怎样说、怎样做的思维 方式,语言方式和行为方式。你在这里看到,“在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冲击下, 为了恢复已丧失的尊严,竟不惜彻底地牺牲尊严。机会主义的生存策略,总是要 造成病态人格”(《人生败笔》)。“自我批评变成认罪”、“谢罪”,要把人 们平时已被养成的免罪感、原罪感推到极致。这既有苏联从“反对派”斗争发展 到莫斯科审判的轨迹,又有从中国皇朝至民间的臣宰、太监、阿Q口称“奴才该 死”自打耳光的情绪。“使人,至少使清夜扪心自问者感到羞耻的,有外来的屈 辱,也有的是自取其辱”(《人生败笔》第4-5页)。   不仅邵燕祥说,“在我,这是可耻的十年”,对于我和许多的“我”,也是 可耻的十年。甚至连一代文豪郭沫若也是这样的自愿的受刑者的悲剧角色。“郭 沫若全集”中删去1965年11-12月“大寨行”组诗中的首篇“重访晋词”,首句 即为涉及康生的“康公左手出奇字,照眼红墙绕晋词”。1966年1月7日郭沫若给 张劲夫写信:“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我自己的心里是很难过的。怀 惭抱愧,每每坐立不安。因此,我早就有意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1966 年4月14日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听取石西民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 报告,郭沫若发言中说:“石西民同志的报告,对我来说,是有切身的感受,说 得沉痛一点,是有切肤之痛”。接着说出一段令人震惊的话:“在一般的朋友、 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 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 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 严格地讲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反思郭沫若》第8-9页,作家 出版社)。   巴金在“随想录”中多次提到郭沫若发出焚书说之后,他也立即仿而效之, “一方面想到即将来临的灾难,一方面又存着幸免的心思。我终于在会上主动检 查了错误。我还说我愿烧掉我的全部作品。这样讲过后比较安心了,以为自己承 认错误,或许可以过关”。“我怕极了,真的朝夕盼望来一场天火把我写过的文 章烧光”。   宗白华认为“无论郭沫若还是巴金还是别的人,恐怕大半都是为了保全自己, 屈膝求饶。这不是什么真忏悔,而是假忏悔和愚忏悔两结合”。李一氓说:“郭 老为自己划条线,紧跟毛主席。在历史上常常有的政治家,为了保护自己,往往 自己为自己涂上保护色。历史学家使用“自污”这个词来解释这种现象”(《反 思郭沫若》第257页,作家出版社)。   在“四人帮”被捕后第九天,1976年10月21日,郭沫若写“水调歌头·粉碎 ‘四人帮’”:“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 有精生白骨,自比武则天后,铁帚扫而光”。但是,献上《武则天》之作的正是 郭沫若。而且,1967年6月6日《人民日报》上还刊有郭沫若当着江青面即席朗诵 的诗:“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路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到了文革末期,“四五”天安门事件以 后,他在1976年第6期《诗刊》中发表的“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还去配合“四人帮”的定调写下了“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 退”。这又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污”。如果再追溯远一点,在解放前夕,他在香 港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主办的刊物上发表过一篇《斥反动文艺》,点名定性批判沈 从文、朱光潜、肖乾(这几位先生实际上到80-90年代才从“反动”的沉重压力 下翻过身来)。实际上在建国以前他已是自愿的行刑者。但是在文革中他又是自 愿的受刑者。在文革中郭沫若的儿子郭民英1967年自杀,郭世英1962年就被公安 部门定为敌我矛盾,1968年被迫害惨死后,郭沫若用毛笔工整地抄写爱子的日记, 抄了整整八册。直到去世前一直放在案头。这种无声的抄写对自愿的受刑者是极 残酷无情的精神折磨。   这令人回忆起一个多世纪以前的1888年11月23日列夫·托尔斯泰在日记中的 深沉思考:“使成千上万的人受苦的巨大悲哀,甚至不是人们生活得很糟,而是 人们不能按良心、按自己的良心生活。人们把别人的、更高级的良心拿来当作自 己的,反对自己的良心……显然,在不可能按照别人的良心生活的情况下,人们 只能既不按别人的、又不按自己的良心生活,他们没有良心的活着”(林利译 《在改革浪潮中重评斯大林》第63页,求实出版社,1987年7月)。因此,对于 文革当时的自愿的行刑者“他们没有良心地活着”、行刑、鞭鞑。所以,现在也 不可能受到良心谴责,清夜扪心自问,良心仍平静,怎么会向致死残者道歉?   自愿的受刑者和行刑者至今仍不自觉是更大的悲剧   受刑者自愿,同时又自愿地行刑,至今仍未自觉其行刑之不道德、不当或违 心,因为自己其行刑有革命口号之遮掩而有高尚之一面,或自己其作为组织一员 仅充当驯服工具而应由组织或上级或领袖一个人负责,故不必道歉,更不受良心 谴责。无怪乎肖乾先生致赵瑞蕻信中说:“巴金已做出榜样了的。那么多(至少 几百吧)人批过胡风,但只他一人站出来,公开承认当时是违心的”。   亲手打死“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的红卫兵有多少人,永远 数不清。但是,真诚地承认是自愿的行刑者,屈指可数。因为,许多红卫兵对自 己下乡当知青成为是“自愿的受刑者”,有了痛苦的经历,将无悔无怨的青春 (实质上、感情上是既悔又怨)写成了远还没有结束、也未真正深化的知青文学。 但对红卫兵的 “红色恐怖”历史即使只是轻描淡写的也不多,实际上至今仍停 留在未完全觉醒的不自觉的行刑者的思想框框之中。   1980年10月25日邓小平说:“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 个人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不能把所有的问题 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   冯建辉在《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一书中引用了恩格斯谈到普鲁士政府时的话: “尽管它恶劣,它仍继续存在。那么,政府的恶劣,就可以用臣民的相应的恶劣 来辩护和说明。当时的普鲁士人有他们所应该有的政府”。(恩格斯:《路德维 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单行本,第6页)。冯建辉认为:“毛 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理论能够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盛行,绝不仅仅是毛泽东 个人的问题,而是全党状况、全国状况、全体民众状况所应有的合乎逻辑的反映。 即在相当大程度上也是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错误。也只有这样看‘文 化大革命’的问题,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才能从中吸取必要的教 训”(冯建辉《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第34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2月)。 本文,也正是想从另一个角度:“自愿的行刑者与自愿的受刑者”揭开文革的另 一层面纱。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XYS20040624)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freedns.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