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 文革中的童年往事 辛洁 　　文革已过去三十多年了，对文革有记忆的人也大都已过了不惑之年。在这一代 人的心里，文革是个挥之不去的影子，将伴随着他们走过全部的人生。 　　我在一九六四年进入小学，如果文革自一九六六年算起的话，当时我只不过是 小学二年级的学生。文革前的两年小学生活，可以算作是童年里仅有的一段心情舒 畅的日子。记得那时我是班主席，是一年级第一批入少先队的队员，曾代表一年级 入队的队员在全校讲话。又是学校歌咏队和舞蹈队的队员，曾在市工人文化宫表演 过我们的祖国是花园的集体舞，在市里胜利堂剧院演出过“我有一把小花伞”，“ 我是小小的侦察兵”等节目。 　　不久文革开始了，学校里乱成一团，一夜之间美丽的校园给大字报覆盖住。楼 道里，走廊上，任何可以张贴的地方都贴满了高年级同学攻击和揭发老师的大字报 ，学生们借此机会发泄种种平时对老师的不满。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无非是：ＸＸ老 师借上课的机会宣扬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歧视学习不好的工农子弟……。大字报 里充斥着对老师的嘲讽，对老师直呼大名或绰号，如教体育的丁正洋老师，改为丁 大洋，教历史的马老师叫胖马，教体育的田老师则称田小头……。有两份大字报的 内容我还记得，一份揭发教美术课的何老师“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竟然穿着高跟鞋 来给学生上课，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一份攻击教体育的田老师 的大字报写道“田小头，老色鬼，看见女生嬉嬉哈哈，看见男生一本正经……。” 后来，听何老师哭诉着辩解“我为什么要买这些高跟鞋穿？这些高跟鞋都是当年为 了向苏修还债时，国家生产的，后来苏修故意刁难退回来，国家号召老百姓去买来 穿以减轻国家的负担，我才买的，我哪敢宣扬资本主义？”她真是一脸的委屈。工 农干部出身的杨校长在被批斗后给下放到农村，学校也停课闹革命了。 　　究竟停了多久的课，已经没有什么印象，因当时让人激动的事情实在是太多。 一些平时看来很和蔼的街坊老大妈被挂上了沉重的铁牌去扫地，铁牌上面用白色涂 料写着一贯害人道坛主或逃亡地主婆之类的醒目大字。邻居周医生挂的牌是“国民 党残渣余孽”，李工程师挂的牌是“反动权威”。平时在一起玩的孩子们，也不像 以前那样自然地说笑了。哭声、歇斯底里的骂声不时从邻家的窗户里飞出来。在附 近上中学的菊香，一天从学校回来大义凛然地造母亲的反，只听她在街上叫道：“ 不要脸，不要脸，二嫁，二嫁。”她的母亲，人称郑小脚的郑妈妈，一把鼻涕，一 把眼泪地从屋里走出来，一面快速地移动着她的三寸金莲，一面喊“我到学校去找 你的老师，看他们是怎么教育你的？”没过多久，她神色黯然地从学校回来了，她 显然没有找到她想要的答案。在那个时候，谁又会给她答案呢？后来听说，菊香在 家大骂母亲，嫁两个男人是资本主义的行为，而她正是郑妈妈第二个丈夫的孩子。 听中学生渝生讲，她的同学，印尼归侨，因说毛主席穿军装的一幅彩印画像象个女 人，被抓进了监狱，我们听了都吓得吐舌头。 　　风传红卫兵要来抄家，母亲吓坏了，赶紧销毁了有可能的封、资、修罪证。她 烧掉了外公的毕业文凭：荆南师范学堂的毕业证书，因上面有前清光绪皇帝的徽号 及什么印章之类的东西。外公留下来的一把牙骨古扇子上面有一首古诗词和签名， 是谁传给外公也已不知，母亲用力地撕毁了扇子上的绸面子，只留下光秃秃的扇架 子。一些可以换钱的东西，也赶紧送到废品收购站换几个钱。一天下午我走在附近 街上，一位陌生中年妇女拦住我问：“小妹，你知道前面那个女的是谁？家住在哪 里？”顺着她的手指方向，远远看见一个走在前面的女人，那不是刚下班正朝家走 的母亲吗？我吃了一惊，赶紧说：“我不认识她，她不住在这里。”那女人没有纠 缠下去，悻悻地走开了。我跑回家告诉母亲，她想了很久，会是谁？“会不会是到 废品收购站的人呢？”她惊叫起来，我看她的脸都吓白了。 　　武斗开始了，砰砰乓乓不时传来枪声。母亲叮嘱我们，不要随便上街以免误中 流弹。晚上睡觉时也要用一床棉被挂在窗户上，似乎这床棉被就可以起到防弹的作 用。形势越来越紧张，隔壁的高中生莲英在市中心附近中了流弹，所幸子弹击中的 是右胳膊的肌肉，并没有骨伤，好在她的父亲又是医生，当周医生从莲英的胳膊里 取出子弹头时，我们都围过去看，据周医生说这颗子弹已没什么力气，否则不会留 在莲英的胳膊里。接着，又听说有人晚上去上公厕时给枪打死。同学竹英的父亲下 夜班回家途中，误中枪弹，还没来得及送医院就去世了，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竹英 母亲伤心欲绝的神态。一直到许多年后，竹英的母亲走路时都是小心翼翼地紧紧靠 着墙根，生怕哪里再飞来一颗无名的子弹，无端地夺去她的生命。 　　谭力夫的血统论从北京传到了地方，从大学传到了小学。我们所在的边远省份 的一所普通小学里，也开始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文革前的少先队已由红小兵取 代，在时兴的选红小兵的班长，连长，学毛着极积份子和其它所有活动中都已没有 我的份。我所在的工人新村小学是以工人子弟为主，而在我们班里，并没有什么地 富或资本家的后代，像我这样的旧职员的子女便成了凤毛麟角，再加上文革前做过 两年的班主席，俨然成了刘少奇在班里的代理人，变成众人发难的对象。以前常在 一起玩的一些女生，也有意无意地躲着我，好像我有传染病似的。那些调皮捣蛋的 男生则常向我吐口水，扔石头，以脏话辱骂。有次我去买酱油，路过学校门口，被 一位工人出身的男生拦住，他义愤填膺指着我的鼻子，大声喝斥：“小烂屎（当地 方言，小婊子的意思），你说你家是下中农的成份，明明是上中农，你敢伪造成份 ？”我一脸愕然，因为每次填表，问过父母成份怎么填，他们都说填职员就行了， 忽然飞出一个下中农与上中农之争，令我莫名其妙。 　　后来，这种栽赃的故事越来越多，几乎成了家常便饭。一次去乡下劳动，老师 要求同学们不要偷吃生蚕豆，那是生产队的财产。当几个偷吃蚕豆的男生给老师 抓住后，他们非说是看见我偷吃以后他们才吃的。无论我如何流着眼泪向老师申辩 ，她都不理，还一本正经的样子：“这么多的人都说你偷吃了，你还狡辩什么？明 天拿两角钱交到学校，算罚款。”明显地讨好这些工人子弟。我只好忍屈含冤，回 家骗外婆说学校里有活动要交两角钱，把钱交给到学校。班上有俩位从农村来的女 同学因长了癞痢头，剃了光头不好看，戴着帽子到学校，一些调皮的男生就以抢她 俩的帽子取乐，那段时间她俩也经常眼泪汪汪的，不想上学。后来家长告到学校， 班主任在课堂上宣布不准欺负这俩位贫下中农的后代，在校内再没人敢扔她俩的帽 子。一次放学后，大家聚在学校门口准备用零钱买杨梅吃，我也在场，一些男生又 手痒，开始去抢她俩的帽子，在场的另一位女生立即冲进学校告发这些男生，班主 任闻风而至，把在场的同学都叫到办公室，这些男生一口咬定是我叫他们干的，老 师当面问那位报告的女生，是不是我让这些男生干的？她迟疑了一下，然后坚定地 点了点头。老师一定要我向这两位戴着帽子的女同学道歉，我真是百口莫辩，委屈 死了。 　　那些大约是在小学三、四年级发生的事，其实男生欺负女生是常有的事，在那 个是非不分的年代，这些故事后面都带有家庭背景的烙印，像我这样非红五类出身 的孩子常常成了受气包，谁都可以泼污水。我一直弄不明白在许多场合下，班主任 明明看见那些学习很差，品行低劣的男同学嘲笑，辱骂，甚至用一些下流的顺口溜 起哄我，她在一旁装聋作哑，有时还会会意地微笑。由于她的放纵和默许，班里一 部份男生一直跟我过不去，如果其它男生不去附和，在下次的顺口溜里便会和我并 列在一起。在班里风平浪静的时候，班主任会显得很不习惯，然后由她莫名奇妙地 挑起一个话题，将全班的注意力不断地集中到我身上，让我一直成为众人的焦点。 　　最恶劣的事件是在一次铲土、挑土的劳动中。由于我的特殊身份，我自觉积极 肯干的欲望就特别强，特别地卖力，生怕予人口实。好不容易熬到中午吃饭时间， 我刚坐下来打开饭盒，班主任开口了：“ＸＸ你今天劳动表现不好，再干一会儿再 吃！”我不得不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人拿起铲子，一边流泪一边铲土。那次倒是很安 静，连平时那些我认为最可恨的男生也没出声，大家实在是太累太饿了。过了一会 ，女生黎霞站起来说：“老师，她今天劳动表现很好啊，我可以证明，应该让她吃 饭。”另一位女生凡惠也站起来说：“老师，我也可以证明。”老师显得很尴尬， 只好下台阶：“好吧，你现在可以去吃饭。”　我已完全没有食欲，抱住双膝坐在 田埂上默默地流泪。 　　那天下午，我的忿怒已无发控制住，我决心反抗。在收工后集合排队准备步行 回家的时候，借上厕所的机会，我偷偷向中午勇敢站出来帮我说话的黎霞和凡惠讲 ：“我要找辆车回家，老师这样整我，实在太过份了！”她俩很同情：“就是嘛， 老师怎么会这样对你？我们跟你一起走。”在她俩的同情和支持下，我更加义无反 顾地实施自己的计划。劳动的地方离家很远，步行至少要走两小时左右。我们三人 悄悄离开队伍，溜到马路上，开始向过往的车辆频频挥手，要求免费搭车。终于， 一位小型三轮机动车的司机发了善心，将车速减慢，车上的两位大人也帮忙把我们 三人拖上车。可以想像，老师在清点人数时没找到我们的焦急和气恼。当时我坐在 车上心里很是痛快。次日，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了学校，不知会有什么后果在 等着我，出乎意料，她只是说：“你必须对你们三人的行为负责任！”口气也不如 以前那么硬了。 　　我一直都弄不明白，为什么自文革以来班主任对我的态度与文革前有了截然不 同的转变？文革前，她一直对我都很好，班里什么出头露面的事，都是她让我去做 ，经常表扬我，说我学习好又肯帮助人，有一次还在年级会上专门提到，班里一位 女生家里很穷，冬天没有棉衣过冬，是我把自己的一件旧棉衣送给了这位女生。学 校里有文艺表演时，老师也是让我去她家拿手风琴。自文革以后，她好像以前从来 都不认识我似的，对我的态度转了一百八十度。她自己是什么家庭成份，我不知道 ，但听说她的丈夫是解放前西南联大数学系的毕业生，因为成份不好，只能在中学 里做一些清洁工作，或写写标语等杂活，是所谓被控制使用的人员。我见过她的丈 夫，四十出头的年纪，已是满头白发。他们有三个女儿，年纪和我相近。多少年来 ，我一直想不通，文革中为什么她如此不公正，不友善地对待我？想来想去大慨有 两种可能：一是怕班里太风平浪静，学生们可能会去注意到她的言行和家庭，因此 班里必须存在着一个能吸引大家注意力的对象。二是承受不了社会对她的丈夫的不 公待遇，怨气无法排遣，只好发泄到无辜的我身上。不可否认，十岁上下的我，很 可能有让她不满之处，但怎么也不至于屡屡从我的痛苦中获得快感。她不仅是一位 做母亲的成年人，也是我人生受教育的第一位老师，我永远也找不到能让自己满意 的答案。 　　童年，是人生中最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的黄金时代，我们却是在充满歧视， 谎言，诬陷，屈辱，惶恐，趋炎附势，以强凌弱，愚昧中挣扎着过来的。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