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1.dyndns.org)(xys888.dyndns.org)◇◇ 思痛后的醒悟 张子中 如今,反右派、大跃进和“文革”等极“左”政治运动的历史,在中年人的 记忆中被抹去了;那段历史对70年代中期以后出生的年轻人来说,更是极其陌生 和遥远的。这样,当韦君宜先生的《思痛录》出版之后,一些人看了觉得“这些 陈康烂芝麻与我们今后关系不大”。这种看法浮在历史事实的表面,无意中割断 了极“左”政治与今后历史暗含着的内在联系。司格特说:“只有傻子才瞧不起 这活着的过去(The Living Past),以为他与现在没有关系。”[1]事实上,极“ 左”的东西并没有随着人们记忆的淡忘,而退出历史舞台。有些领导人还是一再 把经济建设当作政治运动来抓。许多人口里喊着“认真学习贯彻什么文件或者什 么讲话精神”,暗地里却在填满自己的腰包。物质商品领域里的制假、贩假,容 易引起众怒;精神生活领域里的制假、贩假,人们却习以为常。岂不知,精神生 活里的假货对人的伤害更为隐秘可怕。值得注意的是,“假大空”这套东西在青 少年那里也很有市场,他们不仅接受了它,还把它当作为人处世的秘诀付诸实 践。可见,我们的后代还潜移默化地受到那些极“左”政治的戕害,这是韦君宜 等老一代最为担忧的。 显然,那极“左”的历史病根并没有被某个“历史决议"彻底送进历史博物 馆,事情没那么简单。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可曾想到,中国的极“左”政治运动, 特别是“文革”浩劫,是人类历史上最怪诞不经的恶作剧。我们不能再否认了, “文革”就是我们民族的奇耻大辱,我们绝大多数中国人既是那场浩劫的牺牲 品,更是苦难的制作者之一。把历史罪过推卸给个别人,那是蒙骗不了世人的。 因为,当年我们在疯狂地痛打“阶级敌人”、剿灭“旧文化”的时,就已经把自 己钉在反人道主义、反文化的历史耻辱柱上了,所以我们整个民族必须向全人类 忏悔,主动从我们内心深处根除我们“发疯、制暴”的病源,提防“文革”遗风 再以某些新的花样迷惑人心。我以为,这是比发家致富更要紧的事。因为,存储 再多的外汇,也遮蔽不了我们灵魂的空虚;拥有再多的香车、美女和洋房,也不 能彻底洗刷我们心灵中的污垢。韦先生在晚年大彻大悟,勇敢地站了出来,反省 自己走过的道路,把我们民族“自己整自己”的丑恶历史公布于世,清洗我们民 族灵魂深处中的污泥浊水。韦先生自谦地说,《思痛录》“讲的是我自己的事 情”。可谁都看得出,那不只是她个人的回忆和忏悔,她是在代我们整个民族受 过啊!在此意义上,我们感到庆幸:终于有人对我们民族历史上自身罪过的认识 达到了思想家的高度;与此同时我们也感到羞愧:作为晚辈我们没有承担起“民 族反省”的历史重任。尽管“文革”新一代如今不乏成功者,可一提起“文革” 就如韦先生所讲的那样,总是抱怨“自己如何受苦,却没见一个老实写出自己十 六七岁时究竟是怎样响应文化大革命的号召,自己的思想究竟是怎样变成反对一 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的?一代青年是怎样自愿变做无知的?” [2(123)]相比之下,我们的思想前辈韦先生等人已经率先反省自己,站在道德 的制高点上了。看来,我们整个民族对极“左”政治运动的反省,要接近于我们 所赞赏的德国人对战争罪行的悔过程度,还相差甚远哪!我们再也不能以古老的 民族文化传统来掩饰自身历史中所走过的弯路了。特别是近几十年来,极“左” 那套东西害得人们失去了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这是发家致富也挽回不了的。那 些号称已经达到中等富裕水平的人们,没有几个人能够像巴金、韦君宜等人那样 公开反省自己,反省我们民族的。 现在谁也不敢说:“我们已经彻底摆脱了韦君宜那一代人所遭遇的命运”, 因为历史是不会像翻书页那样轻易地翻过去的,他们那一代人留给我们后人的 “这一部血泪凝成的历史”[2(67)],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知识分子更应当 听取韦先生留给我们的忠告,汲取他们的教训,让那无边的思痛伴随我们的精神 成长。 看到《思痛录》中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不能不使人想到知识分子个 人道路的选择问题。当年,为挽救民族的危亡,韦君宜等“真正出色的、聪明能 干的、崭露头脚的”高等学府的高材生,放弃出国留学深造的机会,毅然决然离 开大城市,“抱着游子还家的感觉投奔延安”[2(8)]。他们互称同志,亲如一 家,同甘共苦。那是“我们的民族的精英都处在那么单纯到透明的时代的感情 啊!”[2(9)]他们从不怀疑党的光辉伟大,坚信跟党走是人的价值实现。然 而,“抢救运动”中那些由“白区”来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突然在一夜之间变成 了敌人,而且“敌人愈变愈多,几乎欲尽消灭之而后快。”[2(2)]热血青年的 “一片纯真被摧毁了”。在“信、逼、供”的非常情况下,韦先生在组织的安排 下去“劝说”自己的爱人“坦白”,两人见面时放声痛哭。他们哭的是,“如今 在家里,我们却成了外人”[2(203) ],“这美好的地上天堂怎么会有这些完全是 庸陋不堪的事?”[2(p6)]党为什么“一贯怀疑和虐待忠于自己的人”? [2(16)]这使我联想到,解放后在对知识分子“脱裤子、洗澡、割尾巴”的运动 中,金岳麟到冯友兰家劝他“端正态度”好过关时,两位大师抱头痛哭的情景。 知识分子的心在流血呀!“指鹿为马”怎么是正常的呢?韦君宜的爱人硬着头皮 被迫地说自己是“特务”,说假话就是这样被逼出来了。更为荒唐的是,在逼出 了一些人命以后,又宣布整错了人。多数被整的人“为了维护党的声誉忘却个人 的一切不幸”[2(23)],可不曾想到,这一套整人的把戏几乎成了传家宝,在后 来更为变本加厉了。难怪当时就有个别人暗地里叫苦:“早知这样我决不来。” [2(19)] 可事实上。他们已失去了个人独立选择的权利和自由,身不由己了。 现在冷静想来,当时投奔延安的人,未必全都发挥出了自己的聪明才干,对 祖国的贡献也不一定比出国留学人员更大些。从这些人自身的原因看,正如王元 化所说的那样,他们具有“五四时代好的绝对好、坏的绝对坏的这种绝对主义倾 向”[3],把革命事业理解得过于简单化、理想化,自觉不自觉地把党及其领导人 一步一步地推向了神坛,也使自己变成了匍匐在神坛下虔诚的信徒。 当然,在历次运动中也有少数持不同意见者。如反对“抢救运动”的蒋南 翔,遭到批判并被撤职;在税收方法上,顾准提出不同意见,被视为三反五反的 绊脚石而撤职调离;解放初,贾植芳奉劝胡风,不要再卷入斗争了,走进去就出 不来了。可胡风听不进去,他还有忠君的思想,上了三十万言书,自以为是对革 命文艺事业负责,结果被打成反革命集团。[4]陈寅恪、沈从文、钱锺书等人,钻 进古书堆、不问政治,逃脱了最初政治运动的围剿。接下来的反右派运动,几百 万的知识分子都成了围剿对象。对此韦君宜先生感叹:为什么“对于知识分子有 一种天然的憎恨"[2(54)],而总是让工农兵指挥文化知识领域里的知识分子 呢?她发现,知识分子“多少还有些头脑,又年轻,不可能完全不动脑筋‘响应 党的一切号召’”[2(52)],说“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原因在于偏信“越 没文化越革命”。这样,革命的主要动力并不是韦君宜的爱人杨述年轻时所主张 的是“青年知识分子”,而是闭塞无知的农民。至于说知识分子所从事的人文科 学和哲学领域,如顾准所说的那样,也变成了领导人“保留独占的判断权的领 域”[5],而且权力越大,占有真理越多。知识分子只有“跟风”的份,毫无建树 可言。 在强大如山的政治压力下,许多知识分子为了保全自身的安全,“由被整者 变成了整人者”[2(28)],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精神扭曲了人的心灵和人格。韦君 宜曾告诉她的女儿:“她参加革命就准备好了牺牲一切,但是没想到要牺牲的还 有自己的良心。”[2(231)]这是《思痛录》的作者最为痛心的。有产阶级的家 庭背景,使那些走进革命大家庭的知识分子有一种原罪感。背叛家庭,割断亲 情,已经够揪心的了。革命形势还逼迫知识分子必须放弃做人的操守,突破做人 的底线。这就是“专以整人为正确,为‘党的利益’”。[2(28)]这里不难看 出,那些走上革命道路的知识分子心怀的“普遍人性”之理想,与那些农民暴动 起义军以暴力实现的“耕者有其田” 的“革命理想”之间的对立。普遍人性是 与人类共通的普世性价值密切相连的,极端主义的所谓“革命理想”是以残杀无 辜生命为代价的,是违背人性的。由于自视“唯我独革”,因而走向了反对除自 己之外任何人类的极端主义道路——红色恐怖,这种红色恐怖 “实现了从未有 过的民族自我屠杀和自我消灭的奇景。”[2(3)]知识分子原本是精神性、观念 性动物,一旦“缴上了自己的灵魂”,丧失了人性,那就真的成了向阶级敌人冲 锋陷阵的战士了。 《思痛录》还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这就是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是否非 得为了信仰放弃原有专业知识的问题。“一二九”运动期间,韦君宜代表罢课的 学生去请冯友兰先生讲讲救亡,冯友兰说:“你们这次抗日的表示,也表示得有 声有色了。现在为什么还不回来上课?” [6]在她参加抗战离校前,又遇到了冯 友兰,冯先生沉默片刻后点头说好。韦君宜这些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情愿做一 个学识肤浅的战斗者”,他们以为“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包含在共产主义里 面了”。他们放弃知识,“以信仰来代替自己的思想”,[2(126)]只做共产主 义信徒,不自觉地走上了一条“文化虚无主义”道路,也就取消了知识分子的特 殊身份。尤其是当这种信仰排斥异己之外的其它一切知识信仰时,那么持这种信 仰的人们就踏上了“反智主义”偏执狂的道路。伯林说:“狂热的马克思主义会 造成恶梦,中国(文革时期)就是一个例子。”[7]近似于迷狂的信仰,会使人失 去思辨能力,“习惯接受上边的一切布置”。[2(32)]在反右派、反右倾、大跃 进、文革这些接连不断的运动中,一部分知识分子乖顺地成了“不倒翁式”的运 动员,另一些知识分子的头上却总是戴着名目繁多的、挨整的帽子。大部分知识 精英被整肃的结果是,整个民族的心灵被弱智化了。知识分子写文章时,胆战心 惊地查文件、“摸精神”。没有“党的声音”,“也就没有了必须的精神生 活”。[2(135)]他们不会说专业语言了,与亿万人民一样只会说一种“毛式语 言”,只会背一个人的诗词。知识分子“忠实到腐和迂的程度”,[2(136)]再 把历史文化批得精光,这真是“知识分子工农化”了,“知识分子都没有根 了”。[2(113)由此看来,任何时候知识分子都不可轻易地放弃自己的专业文化 知识,那是知识分子的立足点;在任何复杂的情况下,都不能放弃独立思考的思 想习惯,那是知识分子的灵魂。 如果我们把20世纪中俄两国知识分子做一个对比,更能准确地认识《思痛 录》的历史地位。让我们以同是文学女性的安娜·阿赫玛托娃为例,与韦君宜加 以比较。安娜·阿赫玛托娃与韦君宜不同,她没有牺牲自己的“神秘的诗才”, 还继承了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东正教文化遗产,特别是她保持了未受革命语言同 化的古俄罗斯民间诗歌语言的纯洁性。她一生都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宁肯做一 个不能发表作品的作家,也不遵命去写自己不熟悉的劳动或集体。在日丹诺夫等 人的打击下,她被开除作家协会,还被侮辱为“一半修女,一半妓女”。在肃杀 了她周围的所有的亲人和友人的恶劣境况下,她仍坚持自己的写作,在祖国命运 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长诗《安魂曲》,就是她为那些包括她自己在内的“丈夫进 坟墓,儿子入囹圄”的蒙难妇女树起的一座纪念碑,她要把这座纪念碑建造在 “我整整站了三百个小时的地方”,即排队探监的监狱门前。多少充满母爱的 心,被红色恐怖蹂躏得粉碎。安娜·阿赫玛托娃以俄罗斯东正教的语汇,把蒙难 妇女转换成十字架旁悲痛欲绝的圣母玛利亚,让人类母亲的哭声震撼每个活着的 人的心灵。她写到:“我无时不刻,不论何地都要将她们回忆,在新的劫难里, 我也决不忘记。假使有谁要封住我痛苦到极点的嘴巴,这张嘴喊出了亿万人民的 心声。”[8] 安娜·阿赫玛托娃的所作所为,代表了社会正义和良心,保持住了 知识分子的自尊。相比之下,我国知识分子长期与世封闭隔绝,觉悟较晚;极端 恶劣的生存条件,逼迫知识分子必须囚禁在体制内苟活。对极“左”政治的批判 和反思,除了张志新、林昭、顾准等人以付出生命代价换来的探索之外,多数也 只是在文革结束后才开始的。即使是这样,巴金的《随想录》和韦君宜的《思痛 录》还是打破坚冰,深入反思了这几十年“整人的历史”,他们为我们民族找回 了自尊。在这里,我们必须提起韦君宜先生在1942年所写的题名为“家/在老区被 抢救后作”的那首诗,那是有理性的知识分子对害人的极“左”政治运动发出的 第一次严厉的控诉(此诗已收入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出版的《思痛 录》)。我们民族为有这样一位伟大的知识女性而感到骄傲,1942年时她所达到 的醒悟程度,至今还有许多人没能做到。这首诗揭示出了现代知识分子与极“ 左”政治的严重冲突所在,这就挖掘到“整人的历史”的根源。在一定的意义上 讲,安娜·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和韦君宜的《家》,是二十世纪知识女性留 给我们后人警戒极“左”政治的经典之作。 《思痛录》思想探索的最高峰,是她认识到“整人的历史”的症结就在于 “不把人当人”,“不许做一个人,一个与人平等的人,他如何能够自由地思 想?又如何能够动手做他要做的事(改革)?”[2(201)]因此,恢复人的尊严 和人格,是比经济改革“更重要的”。这才是《思痛录》写作的宗旨所在。然 而,令人可悲的是,我们许多人“已经不习惯于做一个平等自由的人,也不能以 平等待人”。[2(189)]他们对组织上深信不疑,把领导人视为党的化身,“他 们觉得还是高明的独裁比笨拙的民主好”[2(202)]。正是这种一味的“盲从却 造成了惨痛的结果",“替撒谎大家圆谎,实际即是作帮凶”[2(76)]韦君宜身 体力行,坚持做到“不再帮这种腔,不再点这种头,”[2(151)]严格维护自己 的人格尊严和生命价值,再也不把自己的头脑和生命白白送给别人当作试验品糟 蹋。具有这种人格的独立和尊严,多么动听的谎言也能识破,对组织和领导的决 策也不会盲从。我以为,韦君宜倡导的是“反思的爱国主义”,而不是“本能的 爱国主义"。[9]只有每个人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利得到了保障,才能彻底杜绝任意 把人打成“思想犯” 的现象发生,我们的民族才有了思想创新的活力。韦先生 在《思痛录》的最后呼唤,欢迎笨拙的民主,以保证每个人做一个平等自由的 人。 注: [1] 转引自齐思和:论史学之价值,载于沛主编:20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历 史学/史学理论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第110页。 [2] 韦君宜:思痛录,香港: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 [3] 王元化:关于近年的反思答问,载陈敏之,丁东编:顾准寻思录,北京:作 家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第21页。 [4] 吴中杰:海上学人漫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3月第1版, 第40页。 [5] 顾准:顾准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344页。 [6] 韦君宜:敬悼冯友兰先生,载郑家栋,陈鹏编:追忆冯友兰,北京: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2月第1版,第48页。 [7] 拉明·贾汉贝格鲁编:伯林对话录,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第 123页。 [8] 安娜·阿赫玛托娃:安魂曲,广州:花城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第106 页。 [9] 殷海光,林毓生: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12月 第1版,第19~20页。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1.dyndns.org)(xys888.dyndn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