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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长”

方成

　　相面的给我看过相，说我不能独当一面，做不了领导人，我已离
职休养多年，从档案上看，确实没担任过领导职务。但有一次例外。
那是在“文革”初期，我在“牛棚”里当过“牛长”，也算是领导了，
连副部长级的胡绩伟和陈俊同志都是我的部下，我领导着他们。

　　这例外，是另一次例外引来的。那时被当罪大恶极而押进“牛棚”
受刑的，都是任领导职务和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我却不是。我
是被一张白纸条送进去的。

　　那天，报社“造反派”从社外揪来胡乔木同志，开大会批斗。我
和“革命群众”坐在一起。在气势昂扬的口号声中，一张白纸条从会
场后座传到主席台。主持人拿起大声宣读，大意是：方成在１９５７
年没划“右派”，全是胡乔木保下的。众人听了，暴发起怒吼声，立即
把我推上台去陪斗，让我做“喷气式”立在一旁。会后就被“勒令”
劳动去。我曾和副总编王揖同志一起，被押到幼儿园当杂工，扫地、升
炉子，什么都干。也曾和副总编辑李庄同志一起“推大纸”——把从
纸厂运来成吨重的纸卷卸下车，推进纸库。各“战斗队”多次闯进我
家里“抄家”。先来的几次只是用封条将书橱封上，什么也没动。来
的全是工厂和行政部门的职工，平时常和他们在一起打乒乓球，说说
笑笑的。只一次例外——翻箱倒柜、大动干戈，把书信笔记本抄走，
当批斗材料。他们是编辑部的一个“战斗队”。

　　进了“牛棚”除了向着伟大领袖像“早请示”、“晚汇报”，听
训话和“学习”之外，就是体力劳动。监管“牛棚”的“革命小将”，
也是平时常在一起打球、说笑的，使我的心情稍安，实际是也暗中受
惠，挨“批斗”少，也不重，正式“揪斗”也不多，因为拿得出的
“罪证”只是我在１９５７年写的杂文《过堂》——现收入《中国杂
文大观》第３集，此外没什么可无限上纲、震人心魄的了。所以只判
为“漏网右派”和“反革命文人”——我只写过那一篇算得是“文”
的《过堂》，其他全属例外。

　　我被任命当众“牛”之长，领着这几十位“牛鬼蛇神”天天下地
劳动。我刚过５０大寿，体质强健，体力劳动我不怕。批斗无非是硬
上纲的一套，触不动灵魂，心里明白，应付也无所苦。苦的是“学习”
时闲下来，想那在另一“牛棚”里的老伴陈今言和家里无人照料的两
个孩子，一个上初小，一个刚６岁，生怕他们饿死。那时谁敢去看顾
“牛鬼蛇神”的家属啊我只好用写检查来排遣，苦度时光。在“学习”
时，默默地在四卷宝书上做索引记号。因为劳动量很大，疲劳之身躺
下就睡着。饭量也大，一顿早餐吃三个大窝头和一大碗粥。别人写检
查，一一通过，不久就陆续被释，出“牛棚”，进“干校”。造反派
说：看了我的检查很生气。“牛棚”里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也只好放
出来。到１９７０年，“造反派”遵照林彪的指示，把“牛鬼蛇神”
横扫出北京城，户口也必须迁走。但在执行中，不得不迁户口的唯有
负严重历史问题的两户。只一户例外，是我们一家，那是我当众举手
报名要迁的。我不想在北京这么呆下去了，于是随干校迁到河南叶县刘
店村。

　　我借农民的一间房住下。和农民为邻，精神为之一振。他们像来
了亲戚那样欢迎我们。房主还是生产队的书记，对孩子特别爱惜。别
家也一样。常把我孩子接去玩，煮好红薯给他们吃。他们十分穷困，
红薯是他们能拿得出的最好的礼物了。孩子还交了好些小朋友，我们
住下来一百个放心。在干校我被安排到厨房帮厨，那是最轻松的活儿
了。整天干活，心情比在北京好多了。平时下班回家唱着进门的陈今
言，已变得进门一言不发，闷得无奈只能唱唱“样板戏”过那沉闷的
时日。半夜里她常猛然惊醒，说是以为翻箱倒柜抄家的又来了。那次
恼人的情景在她心里结了个大疙瘩，怎么也解不开。１９７２年我家
户口迁回北京。她变得郁闷不堪，日夜干活，不开口讲话，到１９７
７年终于倒下，刚满５３岁！她原是排球、篮球和乒乓球运动员，又
是文娱活动积极分子，是爱说爱笑爱唱，体质比我强的人。我们共同
生活２５年，没红过脸，一次也没有。直到如今，我还在梦里常见到
她。

（摘自《往事——１９６６写真》，百花洲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１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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