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 ———————————————— 焚心煮骨的日子 王西彦 　　我在“牛棚”里蹲了两年后，毛主席就发表了“五·七”指示。起初，是去郊区松江 县的辰山公社，支援“三秋”。我们这批“牛鬼”排队下乡，才出大门，两边早站好了 “工宣队”和“造反派”，又挥红宝书，又呼口号：“打倒×××！”我们像过街老鼠灰 溜溜地逃出人群的声讨。到了公社，我们睡在铺稻草的地上，是一层薄薄的干稻草。当 时，有巴金、孔罗荪、师陀等。除了劳动，还开“田头批判会”，吃“忆苦饭”。用米糠 和野菜煮成的，炊事员给我们都换了大碗，用锅铲压得紧紧的，一定要吃完两碗，不许剩 下半口。谁要恶心呕吐了，马上罚你多吃半碗。 　　到了九月份，我们第二次下农村劳动，还在辰山。仍然睡在潮湿的泥地上，铺薄薄一 层稻草。除了上回那些老“牛鬼”又添了不少小“牛鬼”。十多个人挤一间小房，像沙丁 鱼一样，空隙所剩无几。晚上，只能摸着墙走动。记得辰山那时大喇叭里天天播“样板 戏”，从早到晚，连下雨天也不停。 　　1970年3月，我们这些“牛鬼”从辰山转移到奉贤“文化干校”。这时候，作协被按军 队编制编为上海文化系统某团四连。连长、指导员都是工宣队的，当时奉贤的文化干校集 中了上海几乎全部的文艺工作者，有作协、剧协、音协、美协，还有话剧、京剧、昆剧、 越剧、沪剧、淮剧等演出团体。男女老少，人数上千，我们这些“牛鬼”和“革命群众” 一同劳动、吃饭、睡觉。在“工宣队”和“革命群众”的包围下，真是连一句话、一步 路、一个眼神、一个叹息，都受到严密监视。 　　干校是在海塘外约五华里处的一块地。据说，这里曾是一个盐场。地是咸的。水也是 咸的。烧的开水又苦又涩，煮出的米粥，连咸菜也不用吃了。因为盐份大，洗的衣裤老是 潮的，不容易干，在郊区辰山下稻田还要小心毒蛇，头部三角形的蝮蛇，剧毒。可到了这 里，蛇也没有，因为水是咸的。站在干校北边人工的河堤上，往四下一看，到处是白花花 的盐碱地。有时，有只雀在空旷的盐碱地上空悲鸣，听了真让人心酸。 　　在干校最初的劳动是加固校舍。都是芦苇棚子，四周用芦苇杆子围起来，再涂上很薄 的一层泥。棚架是用竹子扎成的。顶上盖一层油毛毡。再铺一层稻草。海边风大，吹得棚 子吱吱发颤。雨天棚顶漏水，在棚子里积成一个个水洼。棚子总是随时要被刮倒的样子。 给棚顶加盖稻草，给芦苇墙泥巴，是我们“牛鬼蛇神”经常性的劳动。 　　在下干校的人中，巴金年近七旬，属于最老弱的。长期肉体折磨、精神打击，他走路 常常失去平衡。在干校属他摔跤最多。刮风、下雨、开会、上厕所，他总是一脚高一脚 低。当地都是泥泞路，经常会听到有人摔跤，但十有八九是巴金摔了。他的衣裤上老是留 着摔跤的泥印子。 　　白天参加劳动回来，晚上还要开会。让我们集中在一起，由造反派监督着互相揭发批 判。由于我们彼此都是熟人，多年旧友，相知很深。工宣队和造反派都鼓励我们狠挖、猛 揭。但当时，大家都已同为不幸之人，谁还肯投井下石?尽管工宣队和造反派大声催促，警 告说：“互相包庇，罪上加罪!”甚至点名“勒令”发言，但效果不大。有的人勉强说话， 也是避重就轻，敷衍了事。大家处境尴尬，就这么煎熬着，渡过这一段开会时间。当时， 剧作家柯灵坐了三年牢，到干校继续改造，和我编一个班组。 　　我们有一个劳动项目是抬运粪水。在我们住的芦苇棚后面，有一个厕所，是用芦苇墙 围成的，通着一个露天的大蓄粪池。我们要把这个粪池中的粪水运到耕地边的另一个大化 粪池。大约要相距一里地。清明前后，正是春雨连绵。天上下着小雨，我们用一个长柄粪 勺，一勺一勺将粪水盛在粪桶里，然后抬到一里外的化粪池。我们都是些老弱病残，肩上 压着满桶的粪水，头上往下淌雨水，脚下是没脚踝的泥。只要脚下一打滑，即便不跌跤， 桶里的粪水也会溅得你一身一脸。要真的跌了，还要受到指责，说你劳动态度有问题。有 一次，巴金把一桶粪倒入化粪池，溅起老高的粪水，干完一趟活儿，巴金的脸几乎成了 “花猫”了。巴金总是默默地忍受，很难看到他有惊慌或是激愤的表情。 　　干校里的学员，按规定是半天劳动，半天学习。不过我们这些“专政对象”基本上是 整天劳动。最初一年，各连队普遍种稻子。我少年时候，干过农活，拔苗、插秧，我还能 勉强应付。困难的是我有脊椎病，不能长期弯腰。在施肥时，我们“老弱”挑不了重担， 就派给送空粪桶的活。这是轻活可是也不易。双手提着两只桶，脚下是泥，身子一失去平 衡，桶底就会碰到稻秧，有时还会把秧踩倒。这样就会经常遭到训斥和嘲笑。 　　第二年，我们四连改种蔬菜。活儿就轻松了许多。加上已经过了一年锻炼，对育籽、 播种、施肥、松土，还有选秧，我们都还能胜任，不再动辄挨批。我和巴金老被派到一 起，成了“老搭档”。此外，我们还收油菜籽、摘棉花。相比之下，收油菜籽难度比较 大，手脚不小心，熟了的菜籽就撒在地里了。 　　有一个时期，我被派到猪棚养猪。在附近小河里捞浮萍，煮猪食喂猪仔。还打扫冲洗 猪棚，这一套活，我都能从容地做。我也被派去赶鸟。稻子成熟时候，鸟都来吃稻子，我 就扛一个长竹竿，竿头上吊一个剪成人形的东西，手里提一面小锣。挥一通长竿，打一遍 锣。尽情地呼喊，也趁机排泄一下胸中的郁闷。 　　由于当地十分潮湿，宿舍床底下也长出了芦苇。我的脊椎病愈来愈严重，右侧的腰和 腿剧痛，连脚跟也肿了，走路一跛一跛。工宣队和造反派开恩，改派我到工具间搓草绳。 因为瓜架需要大量的草绳。巴金也被照顾，同我作伴搓草绳。我在家乡干过农活，搓草绳 不难事。巴金缺乏经验，搓出的草绳总是松松垮垮。但是他勤学苦练，很快就学会了。 　　我和巴金还被排到食堂里去。有时是拣菜，有时是洗碗筷。在机关监督劳动时，巴金 和魏金枝被派到厨房帮厨，曾经让警惕高的“革命群众”轰出去，说：“像他们这样的反 动分子，怎么可以进入厨房重地?”到了干校，对我们的防卫似乎松了，不仅可以在食堂里 劳动，还可以同别的单位派来帮厨的老“牛鬼”接触谈话。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牛鬼蛇 神”曾经在石门路的大“牛棚”和我们作协的“牛鬼”关在一处，可以说是“老伙伴”。 所以，有机会在干校食堂重聚，自然分外亲切。有时，还敢小声开几句玩笑。可惜，他们 “人艺”的牛鬼蛇神有几名情节严重，到了干校仍被隔离。关在三面临水的屋子里，劳动 也不让参加。我们很想见他们一面也办不到。 　　除了这些比较固定的劳动，还有一些临时性的差使。文化干校的人多，粪水也多。因 为地里用不了，就用水泥船运到别处去。水泥船就泊在宿舍后面的人工河里。这个活主要 也由我们“牛鬼蛇神”负责。挑粪或抬粪上下堤很重，溅出来粪水不说，要是不小心跌跤， 跌到河里，问题就大了。 　　经常有满载砖瓦的运货船到干校来。搬运砖瓦就成为紧急任务，因为运货船急待交 货。这虽然不是脏活却是重活，主力当然也是我们“牛鬼蛇神”。干活时，每两三个“牛 鬼”中间插一位造反派或工宣队老师傅，起监督作用。集体排成长队，传递砖瓦。造反派 都是年轻小伙子，手脚麻利。牛鬼大多是老弱，动作迟缓，而且难免失误。因此，队伍里 不时发出斥责声。 　　下干校前，在上海，白天蹲“牛棚”，晚上仍然能够家与家人生活在一起。到了干 校，无时无刻不处于监视之下。白天下地劳动，是“革命群众”、工宣队老师傅监督，在 食堂买饭必须排在“革命群众”的后边。特别是在宿舍，我们牛鬼蛇神一般都睡在上铺， 这样更便于睡下铺的“革命群众”监督。我们一举一动都必须小心翼翼，免得受到训斥。 晚上睡觉，爬到上铺去时，必须轻手轻脚，躺下时不能随意翻动，连咳嗽也不敢大声。半 夜下床小便，打扰了睡在下铺的“革命群众”就麻烦了。在这样的包围中，笑是不可以 的，叹息也会招来可怕的灾难，“你叹什么气!你还敢发泄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不满?” 　　在我对面铺位，有一个造反派小头头，是某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分到作家协会当干 部，是四人帮写作班子“石一歌”之一员。文革运动中革命性极强，是干校四连的监督组 成员，负责管理作家协会的牛鬼蛇神。总是千方百计在我们面前显示他的“权威”。他以 “看牛人”自居，自认为看“牛”有术，还把经验总结成文，题为《看牛人手记》，发表 在造反派主办的壁报上，引起一阵轰动。 　　巴金是牛鬼蛇神中受批判的重点。到了奉贤干校，仍然被经常押回上海，在各学校、 工厂游斗。有时，巴金正在田里干活，或是蹲在食堂角落里吃饭，只要工宣队和造反派头 头一声令下，他就得丢下饭碗，或丢下锄头，被人押走，一去就是几天。他的铺位，就在 我的斜对面，到了晚上巴金经常做恶梦，发梦呓，大喊大叫。一位好心的工宣队老师傅担 心他半夜作恶梦会从上铺跌下来，让他与“革命群众”交换了床位。有天晚上，我又被惊 醒，原来巴金又作恶梦了，大声喊叫，从床上滚到地下。如果他还睡上铺，这样一滚可能 摔成残废了。因为巴金常常作恶梦，造反派认为他心中有“鬼”，逼他交待出来。作为专 政对象，作梦的自由也是没有的。 　　按规定，干校学员每月放假四天，可以回家一次。但对我们这批“专政对象”，要看 你表现怎样。我老被认为表现不好，被取消假期。在别人回市区的时候，我留在干校打扫 卫生或到食堂洗碗拣菜。回市区的办法通常是，从干校到塘外镇这一段走水路，约十来里 水路，造反派头头们坐在大水泥船上，由我们“牛鬼”在河堤上拉纤前进。到了镇上，会 有一辆卡车等着，一般是少数造反派头头们先上车，选了好位置坐定了，再把运回市区的 大包小包搬上车，然后是“革命群众”，最后才是“牛鬼神蛇”。车了往往装得很满，我 们勉强挤在最后面，屁股坐在挡板上。一路上手必须抓牢一件东西，生怕跌下去。有一 次。我回家心切，正跟在“革命群众”后面往车上爬，一个才刚刚赶到的“造反派”一把 抓住我的领子把我拖下来，骂：“我还没有上车，你倒抢在我前面，人要赶死呀!”还恶狠 狠宣告要取消我回家权利，我当时真想一头扎进路边的深水沟，结束我的生命。幸好身边 一个牛鬼一把拉住我，又顺手推我上了车。当时我觉得天昏地暗，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从镇上到市区黄浦江码头，一个多小时里，我把头埋在行李堆里，简直泪如泉涌。我不知 道为什么会变得那么软弱，我受过的苦难，受过的凌辱已无数次了，可从来没有这么无力 自制。 　　四天假期，有两天花在来回的路上，在家里只能睡三个晚上。我变成了一 个非常恋家的人。妻子已成了“反革命家属”，儿子是“狗崽子”。我们已被从大房间轰 出，挤住在一间小小的北房。冬天见不到阳光，夏天不透风。但这里毕竟可以免去批判、 责骂，享受一点温暖，喘一口气。因此，我在第四天该回干校时，总是拖到午后才动身。 我由于脊椎病恶化，市区医院给我开了假条，建议留在家里治疗，我把假条托人送到干 校。很快，作家协会的工宣队接到干校工宣队电话，上门来勒令我回干校，不许延误半 天。当我独自一人乘郊区车赶到塘外，又独自一人从镇上步行回到干校，已经是在傍晚。 这边已是海塘之外，没有村子，一片荒寂，树木也极少，只有乌鸦在天上哀鸣，情景凄 凉。走在人工河边的小路上，我觉得自己是在一步步走向黑暗的地狱。 　　后来，我读杨绛的《干校六记》，很不以为然。在干校，今天活着，不知道明天怎 样。怎么可能去《记闲》呢?文章避重就轻，“小点缀”“小穿插”，怨而不怒。干校多人 的血泪，在她笔下都变成淡泊与笑谈。我是不满意的。 　　“9·13事件”后，干校秩序有些失常。一名被隔离审查的剧团的牛鬼，趁监督人员疏 忽大意，逃出了隔离室，和追赶他的人捉迷藏，闹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笑话。于是，我们四 连的工宣队采取预防措施，派人值夜监视，防止牛鬼中有人逃跑离校。这样的“苦差”， 也是从“牛鬼”队中选人担任。我这个老“牛鬼”竟然也被看中。让我从晚上十点至十二 点，在芦苇棚宿舍前面的空地上守夜。如果发现有牛鬼起床出逃，必须马上报告。这是由 “牛鬼”监督“牛鬼”的方法。干校的夜晚，蚊子很多，防不胜防，我不停地挥动麦杆制 成的破扇子，驱赶蚊子。干校的秋夜，也是一片凄凉。我虽然右侧腰腿疼痛，足后跟肿 了，仍然产生了想尝试逃跑一下的念头。我认为，他们不会料到守夜的人会自己逃跑，足 跟肿了走不动路也不碍事，只要从海堤上往海里一跳，什么都了结了。我正这么想着，忽 然从芦苇棚后面闪出一个人影，吓得我毛骨悚然。原来是一位工宣队老师傅在巡查监督。 他让我回棚子里去睡觉。我回到上铺，却难以入睡，我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 记》。书中记述了苦役犯被强制劳动、集体生活的痛苦。写了他们渴望自由，不间断的逃 跑。这一些苦役犯所思所想的，也是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所思所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书 中写道：“有多少青春被白白埋葬在这堵狱墙之下了，有多少伟大的力量被白白地毁灭在 这里了啊!他们也许是我国人民中最有才华的人。然而，他们那强大的力量却白白被毁灭掉 了，被疯狂地、非法地、无可挽回地毁灭掉了。这是谁的过错呢?究竟是谁之罪呢?”在干 校的这个夜晚，我也向自己提出了这个疑问：“这是谁的过错?是谁之罪呢?”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