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www.xys2.org)(groups.yahoo.com/group/xys)◇◇ “文革”中“帮文风”给我带血的记忆 李庄 (摘自《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文化大革命”对全国各项工作以及党风、社会风气、人际关系等等造成极 其严重的破坏,其中对文风的破坏也是至深且巨的。我个人是搞报纸编辑工作的, 对此感触极深。“文革”已时过二三十年,有时候还能感到它的影响。当时一伙 文痞肆意鼓噪,最高领导姑息纵容,遂致祸害全国达10年之久。   抗日战争中期,共产党在延安和敌后根据地整顿“三风”,包括整顿文风即 反对“党八股”。“党八股”作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表现形式,曾经对我国 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危害。毛泽东1942年做《反对党八股》报告时,“三风” 虽然已经只是“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逆风”,在全党已不占统治地位,毛泽 东还是条分缕析,号召全党“加以揭穿,把它打倒”,可见这个问题的重要。 “文化大革命”情况不同,以林彪、江青为首的两伙人炮制的“帮文风”,从上 而下吹向全国,作为推行“文化大革命”的一种武器、一根棍子,可恶又可怖。 新闻界首当其冲,既受害又害人。   “帮文风”实质是“假大空”,它最终必现原形,从这个意义说,迷惑作用 有限。但在一定时间内很能骗人,特别在它取得合法地位的时候。始作俑者“林 副统帅”,先意承旨,无耻迎合,推出“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当代马列主义 的“顶峰”、“几百年出一个”等极端谀语,欺骗了不少好心人,击倒了一些反 对者。   “文革”开始,林彪作为“接班人”,1966年8月18日在庆祝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讲话,树立了一个恶劣文风的“样板”。讲话只有10 00多字,“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创举”、“伟大胜利”、“最 伟大”、“最强大”、“最锐利”等等词语占了很大篇幅,目的是造成一种印象: 他们一伙最精通毛泽东思想,最忠于毛泽东革命路线,最热爱毛主席,因此独享 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他们的文章、讲话一时成为人们思考问题、写作文章的范 本,谁不按照这一套办法做,就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江青一伙炮制、推行“帮文风”比林彪一伙时间更长、范围更广。他们利用 抓到的“笔杆子”,在各个领域,首先在意识形态领域为所欲为。1971年 “九·一三”林彪叛逃以前,他们同林彪一伙搭帮干;“九·一三”以后,他们 一伙继续干,先后达10年之久。江青利用她在不正常情况下取得的合法地位 (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以及她的特殊身份,干一般人干不了、 不敢干的坏事,控制许多文化、传播机关,从上而下推行“帮文风”,在全国范 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形成“文风一律”。“文革”后期,毛泽东大概也感到文风太 不像话,曾经想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扭转,但大权在握、羽毛已丰的江青反革命集 团,敢于阳奉阴违,拒不执行,他也就只好听之任之了。   许多貌似颂扬实为出丑的报导都是假托宣传毛泽东的名义发表的。被江青一 伙控制的《人民日报》头版登过一条大字标题的通栏新闻:   引题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全世界人民的最大幸福   正题是: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毛主席身体非常非常健康精神非常非常 充沛   副题是:国庆前夕 广大军民无比幸福地欢庆这个喜上加喜的特大喜讯   标题来自报导,在当时的气氛下,编者可做的事情已经不多,回旋余地极小 极小。   这则新闻刊出后,我同谭立有过一次在当时说来不能见人的议论。谭比我大 两岁,“文革”前是《人民日报》机关党委书记,他也是个老报人,我两人19 39年都在太行抗日根据地工作。谭作风严谨,不苟言笑,这时也以“走资派” 身份在报社劳动量最大的搬运组劳动。这天没有卷筒纸可运,工人同志休息,我 两人在院子里清理垃圾。他看看没有旁人,突然说:“你看咱们国家还有希望 吗?”我打哈哈说:“道路曲折,前途光明。”他说:“就你我两个人,不打太 极拳。你看看昨天的新闻,怎么就没有人说话呢?”我说:“该说话的不说,众 干部、小百姓不敢说。你说谁说?”他说:“新闻是上面看过的,报社不敢动, 标题可是编辑做的!”当时还能工作的一版编辑同我共事多年,我都熟悉,我确 信他们不欣赏这样的标题,不愿做这样的标题。我比较留意中国报纸,在抗战前 的报纸,即使政治上反动的,也未见过搞这样的新闻标题。“文革”中欣赏、策 划这种新闻和标题的人当然是借毛泽东之名以自重,但我确信他们不懂得什么叫 作“逆反心理”。事实证明,厌恶这类新闻和标题的人不是少数,稍有文化常识 的人都会认为这是文化的耻辱。   谭立半开玩笑说:“你如果主持编辑工作怎么办?”我说:“这就得感谢 ‘文化大革命’了。我不是正扫院子吗?”   文痞姚文元“文革”开始当陈伯达的副手,以“四人帮”大将身份控制《人 民日报》,同时派了一个代理人到报社坐阵;陈伯达的工作组中又有几个办报的 人,把《人民日报》控制得死死的。“文革”期间有个说法:“小报抄大报,大 报抄‘梁效’。”大报主要指《人民日报》。“梁效”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两所 大学豢养的写作班子,专门按照江青一伙的意旨炮制“帮文风”范文,交《人民 日报》和其他报纸登载。“梁效”是“两校”的谐音。其实不只“小报抄大报”, 大报也抄《人民日报》这个带头的大报,这大概是我们国家在“文革”这个特定 历史时期的特有现象。当时每到夜间,许多报纸的夜班编辑纷纷给《人民日报》 总编室打电话,询问翌日报纸主要版面的安排和主要标题的制作,叫作“对版 面”,以便减少不应有的麻烦。当时禁忌太多。有一次,《人民日报》一版登了 毛泽东的大幅照片,二版有条新闻报道我国一些城市群众示威游行,标题有反对 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字样。有人故意把报纸摊开,对着阳光察看,二版的“反 动派”三字正好和一版的毛泽东头像重叠,为此牵强附会酿成一大“事故”。上 边反复追查是否坏人制造反革命事件,把二版标题上的“反动派”三字正重叠在 一版的毛泽东头像上。所幸这种“警惕性”违反读报常识,报纸版面的安排者又 身份过硬,此事才不了了之。90年代的新闻工作者可能认为这是海外奇谈。在 那动辄得咎的时代,事情涉及伟大领袖,确实出现过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行 反革命”案件。   当时新闻工作难做,也可以说又很好做。“文革”快结束时,“四人帮”在 报社的代理人可能认为我李某终日逍遥,过于惬意,就给我派了点事:在记者部 的编辑组当编辑。一个很长时间,定调子的评论、文章都出自“两报(《人民日 报》、《解放军报》一刊《红旗》杂志)”。三家准备文章又有分工,政治评论 多数出于“两报”,理论文章多数来自“一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 新闻、文章一度满天飞,我有幸目睹这类作品的炮制过程。一个编辑奉命生产一 篇批邓文章,他准备几页稿纸,摊开一本《红旗》杂志,在略述某某单位认真学 习“最高指示”、狠批邓小平情况之后,进入正题:“经过学习、批判,他们认 识到”,以下照抄《红旗》一段文章;“他们进一步认识到”,又抄一段文章; “他们还认识到”,再抄一段文章作为结束。我可真服了。我绝对没有想到“四 人帮”的“帮文风”会堕落到这种地步。后人如果研究“帮文风”,千万不要忘 记这份忠实纪录。   报纸难编,还只是想坚持优良传统的报人的苦恼;文章难写,影响面就大多 了。当时存在一个坏文风竞赛的形势。《人民日报》登过山西省造反派为成立造 反总指挥部给毛泽东的致敬电,开头是“最最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四个 “最”字出手不凡。文中说,总指挥部得以成立,“是您对我们最大的关怀、最 大的鼓舞、最大的支持、最大的鞭策”,“我们纵然高呼一千遍一万遍‘毛主席 万岁’,也呼不尽我们对您无限热爱的心情;我们纵然高唱一千遍一万遍《东方 红》,也唱不完跟您闹革命的决心”。通篇文字除了重复这类千篇一律人人厌恶 的词句外,称得起实质内容的,就是把前中共省委臭骂一通。   我曾在太行根据地(包括山西省东南部地区)工作,山西省文化、新闻界老 战友相当多。我同三位好友谈过这篇妙文,他们也记得清楚。当时“帮文风”泛 滥全国,互争雄长,由于没有真理,只能虚词吓人。这几位老战友说,他们这些 “当权派”都被批斗,造反派把被监督工作的10多个“笔杆子”集中起来,由 革命小将带领,好吃好喝,日夜苦斗,炮制这类表态性重头文章。这类文章已经 出现很多,想后来居上实属不易。此文开头连用四个“最”字,听说就推敲很久。 《人民日报》登了这篇妙文,那个造反总指挥部就认为得到了毛主席的承认,马 上广发喜报,击鼓游行。人的精神状态如此,我看算是到头了。   “文革”期间,偌大北京城报纸、刊物没有剩下几家。少数能够出版的都塞 满大批判文章,但是难以看到作者的名字。过去写文章的,多数被打倒了,少数 搁笔了。新涌现的或被监督工作的人写了批判文章,都署“××大批判组”或 “梁效”(两校)、“江天”等化名,时间长了,从文章的调子、架式、口气, 也能判断是哪里炮制的。新闻记者也不署名,而署本报社、台记者。据说这种做 法有利于淡化记者的“成名成家”思想,有利于记者思想革命化。我看真正有利 的是可以消除一些记者怕出丑的顾虑。看看《毛主席语录在全世界广泛传播》这 篇新闻的开头:“‘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当世界人民昂首阔步 进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崭新的历史时代的时候,在震撼世界的中国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凯歌声中,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 汹涌澎湃、滚滚向前的时候,中国出版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外文版在全世界 广泛传播……”我不相信哪位作者愿意在这种新闻中署上自己的名字。   这股风来势所以猛,盘旋时间所以长,主要由于从上而下的官方提倡。林彪、 江青两伙人违反党心、民心,干见不得人的勾当,只能摆出一副忠于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架式,借以吓人。林彪公然说,写文章“主要是引证毛主席的话, 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要多收集多引用”。他以接班人身份在中共九大做政治 报告,引各种语录80多处,其中少数引自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和中共中央在 “文革”初期发布的文件,多数引自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特别是准备和发动 “文革”的见解和言论。“语录”都排黑体字,以便引起人们的注意。上行下效, 成为文风。1970年我在《人民日报》干校“学习”,看到一篇社论引用毛泽 东语录达全文三分之一,黑鸦鸦一大片。我犯了职业病,脱口而出:“这样的文 章,以前没有见过。”同室一位同志看看没有第三个人,像是自言自语:“所以 需要进行再教育。”这当然是一种宝贵的提醒。可爱的同志!   毛泽东是注意看报的。“文革”以前,他曾严肃批评一些“不读书、不看报” 的领导人。他似乎并不完全欣赏这种“帮文风”。1968年8月,他对当时的 报纸工作有个批示:“不应当关门办报,应当面向群众。又要有大方向,又要新 鲜活泼。”这当然是个极难解决的问题。当时的大方向是“文革”,在坚持“文 革”的前提下纠正“帮文风”,办得到吗?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曾表示 对报刊宣传他的时候加四个“伟大”非常“讨嫌”,还批评以其他形式对他表示 个人崇拜的宣传。他在审阅我国爆炸第一颗氢弹的公报稿时删去四个“伟大”, 还删去“毛泽东思想”前边“光焰无际”四个字。他审阅“两报一刊”编辑部文 章《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时写了一段原则性的意见:“关于我的话, 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引者按:指一些颂扬的语 句)。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100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 央各部门研究一下。”   我在“文革”时长期靠边站,偶尔听到毛泽东一些言论、指示,多是个别老 战友辗转告知,既少且迟。那些标榜最最忠于毛泽东的人,特别是林彪、江青两 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听指示一定又多又早,为什么对这种指示拒不执行?毛泽 东的权力、威望哪里去了?很长时间我想不通。以后慢慢懂得:一种文风是为一 定路线服务的,正像“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表现形式一样,“帮文 风”是“文革”的表现形式。“文革”反动至极,荒谬透顶,必须靠“假、大、 空”的“帮文风”来鼓吹、来遮掩,这是它能折腾10年的重要原因。“帮文风” 最初确实骗了不少人,有段时间对“文革”顶礼膜拜的也大有人在。一个不完善 的体制,一个毛泽东金字招牌,把人限制死了。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这些靠边 站的人,其实相当幸运。在那黑白颠倒的时代,个人的境遇也是这样颠倒。   粉碎“四人帮”消灭了由上面炮制、推行“帮文风”的风源,是有历史意义 的大事。这当然不是说文风问题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尽管性质不同,在某些报 刊和某些出版物上,假话还没有绝迹,空话时而出现,“你说庙在树前,我说树 在庙后”的重复话继续流行。什么什么工作应该做好,什么什么倾向必须注意之 类的话,固然有时是必要的,它可以表示领导的态度和期望,但若能讲得具体一 些,提些可操作的意见,不是更好吗?如果意见还不成熟,只看不说也是可以的。 否则,一般的话又是重复的话,读者或听众觉得毫无新意,反而会更加厌恶。 ◇◇新语丝(www.xys.org)(www.xys2.org)(groups.yahoo.com/group/xy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