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承包在菏泽 刘健 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初，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政府机构都如滚开的油锅一般。 中央、省、市（地）、县，四级大换届。 就在这个时候，我去看一个曾经当过大官、但已退下来多年的老头儿，听老人家 讲古。 周振兴，原山东省委常委，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曾经很红火过，如今非常清 静。我头一回到老人家去，坐了一上午，听电话只响了一次，还是他儿子打来的。第 二回到他家去，坐了一下午，电话则一次没响。 当官是为了干事。自1977年8月至1980年底，周振兴任菏泽地委书记3年半。其 间，领导700多万菏泽农民搞承包，与万里在安徽的行动基本同时、同步。 当一辈子官，能干成这么一件事，足矣！ 一位老太太对周说：“我是快死的人啦，什么时候能吃上口肉啊？” 1977年夏天，鲁西南这片土地上发生了一件小事情：菏泽地委二号人物周振兴升 任一把手。 1978年元月16日，他来到了东明。上海轿车开进了一个地处3个公社交界处的村 庄———小井。街上三三两两蹲墙根儿晒太阳的老人，对从小车上下来的大干部们视 若无睹，目光冰凉。周振兴笑着想和他们打招呼，没有人理睬他。 周振兴有数，没砸他的车，这已经算客气的了。1960年，周带一个救灾工作组， 到曾经以“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规划”闻名全国的范县（今属河南）。当时那里每个村 都有饿死的人。活着的亲友，连挖坑埋尸的力气都没有，只能用张破席一裹，扔到野 地里去。周振兴乘坐一辆战场上缴获的美国吉普下乡，一群不知道怕官的光腚孩子， 一齐往他车上扔石头。一边扔还一边骂：“揍你个舅子！揍你个舅子！”硬是把他的 车窗玻璃给砸坏了。“这几十年，我们欠群众的账太多了！” 他硬着头皮走家串户。走进村民张殿兴的院门，周振兴惊呆了：这哪还是个家 呀！三间屋已经拆了两间，只留下中间一间孤零零地矗在那里。屋里连张床都没有， 在地上铺了一层麦秸草，用砖一围，就是睡觉的地方。全家7口人，两个大人，5个孩 子，共盖一床被。 周振兴看看张家的米缸，里面只剩下两斤地瓜干。他要揭灶上的锅盖，张殿兴拦 着不让，周说：“我这么大老远来了，你还不管口饭吃么？”硬把锅揭开了。里面有 几个用地瓜面掺和地瓜叶做的窝头，看来是给孩子吃的。另外有些饭团子，是高粱壳 和地瓜叶，用地瓜面粘在一起。周振兴拿起一个，掰成两半，自己吃一半，另一半递 给随行的县委书记老司。在“三年困难时期”和群众一样挨过饿、得过水肿病的周振 兴，肠胃够坚强，仍难以下咽。 看到自己在上级领导面前给“主义”抹了黑，女主人害怕了，急急忙忙说：“俺 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周振兴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感谢个鬼吆！20年后，他仍然对这位农家妇女的 两句套话念念不忘：“群众穷成这个样子，这时候她还说感谢，你的脸往哪儿放 啊！” 回到县城，周振兴召集县委常委会，一直研究到半夜一点多。定了几条办法：首 先，把小井及周围十几个穷村划在一块儿，成立个新的公社，从县直机关抽调得力干 部去加强领导。办公桌椅等一应设备，都自己带下去，别让当地群众出钱。另外，把 全县盐碱荒地尽快分下去，借给群众自种自食，3年免征农业税。有干部问：“3年以 后呢？”周振兴回答：“3年以后收不收税，3年以后再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先让群众 吃饱饭。” 周振兴对县委书记说：“你们先开个头。如果有人告你们走资本主义道路，我陪 你到北京打官司。农民守着土地挨饿，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我相信，让农民吃饱 饭决不是罪过。” 当年，东明县把10万亩茅草长得有半人高的荒地分给了群众。第二年，这些刚刚 开垦出的荒地上，打的粮食比生产队的好地还要多得多。 让农民自己有地种，此举成为东明以至菏泽包产、包干到户的滥觞，从此一发而 不可收。 当时的菏泽农村，一片萧条。学大寨，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大学大批促大 干”，社员的自留地全部没收了。养鸡不能超过15只，养羊不能超过3只。个人不准养 牛，因为牛是“大型生产资料”，不能私有。养猪可以，但是个人不能杀猪，只能卖 到公社食品站，“一把刀”屠宰。集市贸易关闭。统一种植，种植品种、密度、时间 都必须一样，谁不服从就说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 在曹县，周振兴访问过一个80多岁的农村老太太。周问她：“老人家对政府有什 么要求呀？”老人家说：“还能有什么要求啊，快死的人了，什么时候能吃上一口肉 哇？” 有的生产队一个工日只值4分钱。当时扣子正好是4分钱一只。有一天，一位社员 干活时，一只扣子掉土里找不到了，非常伤心：“我这一天活算白干了！” 东明县有个村，几乎家家外出讨饭。有一户农民因为没出去讨饭，竟被当成了 “资本主义暴发户”典型进行批斗。 那时有句顺口溜叫做：“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返销”是 个官词儿，菏泽人的说法是“吃《购粮证》”。那些年，菏泽的农民几乎家家户户都 有一本《购粮证》。《购粮证》保证了每个农民每天的口粮定量不少于8两，吃不饱也 饿不死。但许多农户有了购粮指标，仍然没钱去买粮食。菏泽第一个搞包干到户的 村———东明柳里，有一年每人只分了一碗麦子，40多斤地瓜干，一个工日只值一分 七厘钱。农民陈正兴囊空如洗，拿着国家发的《购粮证》没钱买，从院子里摘了一个 南瓜抱到公社粮站。粮站站长可怜他，作价7分钱收下了南瓜，卖给他一斤地瓜干。 时任东明县委办公室主任的王锡璞说：“六七十年代，我们这些县委干部的主要 工作，就是调查、测算、统计哪些群众缺粮、缺多少粮，然后向上级报计划，争救 济，争来以后，给群众发购粮证，卖统销粮。这些事一年忙到头。” 鲁西南大平原，有黄河冲积出来的肥沃的土壤，有丰富的黄河水灌溉，本是最适 宜种粮的好地方。但1976年全区粮食亩产只有250斤。1977年，全区社员平均口粮只有 300斤，现金分配1．63元。专职生产粮食的农民，吃了国家拨来的统销粮7000多万公 斤。 “二十多年来，我们没少操心，没少出力，但是我们瞎操了心，出了傻力。我们 的政策出了问题。”周振兴放言无忌。 不能再这么搞下去了。周振兴心里明白。究竟应该怎么搞，农业才能上去，农民 生活水平才能提高，周振兴心里也明白。问题是能搞好的办法，当时上头绝对不能允 许。 只能在现有的政策法规中寻找空档。周振兴找到了60年代中央颁布的《农村人民 公社工作条例》———通称“六十条”。学大寨运动之后，“六十条”就基本不再提 了，但它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虽然“六十条”的内容并不都符合“凡是”派的 口味，但谁也不能说错。 “‘六十条’成了我们的救命稻草。”周振兴当时的秘书老魏回忆，“为了在 ‘六十条’里面找到放宽政策的依据，我们真是煞费苦心。” 学习、贯彻“六十条”，成了1978年大年初三召开的菏泽地委常委扩大会议的主 题。会议形成了厚厚一本、长达20页的《纪要》。 《纪要》的真正内容，夹在20页的正中间，小标题曰：“拨乱反正，认真落实党 在农村的经济政策”，要求“来一个思想大解放，政策大落实”。《纪要》规定要落 实的政策，共有八条。 还有几条，因为和当时的政策明显抵触，所以没写在《纪要》里，但在贯彻会议 精神时一并传达了。如允许家庭养牛，头数不限；允许杀猪“两把刀”，社员可以杀 猪卖肉；允许农村开办小磨坊、小油坊、小粉坊、豆腐坊；允许农副产品长途运销， 允许农村能工巧匠走乡串户，放宽发放个体营业执照等等。 现在看，这些规定简单极了。但在当时，它却犹如一声春雷，炸响在充满极左阴 霾的天空。“建立临时或固定的作业组”、“实行定额管理”的含义是什么？实质上 就是架空生产队，包产到组。而从包产到组到包产到户，仅仅只有一步之遥。而这 时，中央正要求贯彻第二次全国学大寨会议精神，逐渐向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过渡呢。 允许“两把刀”杀猪，当时就引起了巨大争议。省财办要求菏泽地委立即纠正， 要求周振兴写检查。在省里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上，周振兴和省财办主任当场吵了 起来。 后来随着改革的步步深入，争论越来越激烈。周振兴在省里开会，经常受到东部 较发达地区的地市委书记们围攻。每逢坐到一起，他们就说怪话：“老周，你准备搞 第二次土改吗？”“老周，我们就等着吃你供应的粮食了！”等等等等。 就在菏泽地委常委扩大会召开之前6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一篇通讯，报 道了万里领导的安徽省委制订的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六条规定。早晨六点半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做了广播。正在散步的周振兴从收音机里听到，马上责令魏西佐：“赶紧记 录，别等报纸了！” “安徽六条”，直接影响了“菏泽八条”的产生。两份文件的内容，在分寸上， 措辞上，都几乎完全一致。 “八条”出台，全区震动。经过多年政治运动的锻炼，各级干部们没有一个是傻 子，谁都清楚这份打着落实“六十条”旗号的“八条”，其实质是怎么回事。东明、 巨野等县的领导心有灵犀一点通，落实得很快，甚至足尺加三，有过之而无不及，以 “借地”、“治碱”、“垦荒”的名义，悄悄地把一部分土地分给了农民，以“分组 作业”的名义，把“组”越分越小，闹成了“父子组”、“兄弟组”，越来越接近 “包产到户”。有些地方的领导干部则唯恐犯方向路线错误，对“八条”不贯彻、不 传达。 为了把“八条”认认真真地贯彻下去，菏泽地委在这一年的3月和9月又连续召开 了两次地、县、社三级干部会议。周振兴在会上，把他在基层调查了解到的情况讲了 又讲，把他从各种文件、讲话中搜罗来的武器摆了个遍——— 他说：“我们菏泽的农业为啥上不去？为啥穷到这个地步？我们一个公社上不 去，两个公社上不去，全区10个县220个公社上不去，全省、全国上去的也不多。难道 我们这些党委书记统统都是笨蛋吗？难道我们都是些懒汉吗？不是。20多年来，我们 没少操心，没少出力，但是我们瞎操了心，出了傻力。我们的政策出了问题。” 他搬出来了一段几十年不大有人提起的毛主席语录，听得大家目瞪口呆：“中国 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是 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 解放生产力的。” 有了这段语录，他就可以讲政策，甚至讲“主义”了：“有些同志把平均分配看 成是共产主义的，把按劳分配看成资本主义的；把一律化看成社会主义大农业，把尊 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看成是小农经济思想；把限制社员家庭副业，不允许社员种自留地 看成是搞社会主义，等等。他们都是只从表面形式上看问题，而不是从实践的效果上 看问题，不看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还是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建议有这种思想的 同志，不妨到群众中去走一走，看一看，听一听。” 这是1978年的春天，这是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半年多以 前。一个共产党的地委书记，积个人30多年革命之经验，根据他对社会生活实际的观 察，按照他自己的觉悟和认识水平，在他自己管理的地盘上，高举起了“实践标准” 和“生产力标准”的旗帜。 菏泽，历史新的一页就这样翻开了。 退一步，“今天我们不讲党性，讲良心。”“不管这主义那主义，让老百 姓吃饱饭是好主义！” “八条”扯开了一道口子，人民公社制度的堤坝开始不可逆转地坍塌了。 在东明、巨野等县，在“五定一奖”、“小段包工”、“联产计酬”、“专业承 包”、划分“口粮田”和“责任田”、“借地度荒”、“整治盐碱地”等等的名义 下，划小经济核算单位。生产大队、生产队越来越成为一种徒有其名的空壳、形式。 周振兴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了。一方面是群众要求进一步加快改革的压力，一方 面是干部们抵制改革的压力。对于干部的思想状况，周振兴有个精辟的分析———别 看大家端出来的全是“主义”呀、“政策”呀等等冠冕堂皇的理由，实际上都是个利 益问题。县和公社一级的干部怕犯错误，丢乌纱帽，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们则是怕失 去特权。 周振兴说：“一个生产队再穷，几十户人，二三百亩地，养肥两个队长、一个会 计，都还是养得起的。如果把地分了，这些干部的特权就没有了，他们就得和普通社 员一样下地干活了。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决不会愿意放弃这种特权的。” 要干这件虽然符合群众意愿，但违反党纪国法，又与大多数干部的眼前利益相冲 突的事，必须首先统一思想。周振兴豁出去了。 1979年春节后，他又一次召集区、县、公社三级干部会议，与会者达2000人之 多。周振兴一口气讲了8个小时，在讲到农村一贫如洗、农民缺吃少穿的现状时，周振 兴多次流下了眼泪。以至于他的老母亲感慨：“当年你爹死的时候，你还没流过这么 多泪来！” 当时地区一级，没有报纸，也没有电台、电视台。会后周振兴下令：各县县委到 地委来复制录音带，然后各公社再到县里复制录音带，指定同一天时间，全区700多万 农民都集中到公社开大会，听录音广播。 这是一次在我们党的农村工作历史上都堪称空前的会议。寒冬季节，四里八乡的 农民，像赶集一样涌向各自的公社驻地，在空场上席地而坐，听高音喇叭里地委书记 振聋发聩的工作报告——— “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什么？不是批这个斗那个，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退 一步，我们今天不讲党性，讲良心。老百姓自己的地，自己的劳动力，他们却没有自 主权，吃不饱饭，我们能不能对得起良心？” “不管这‘主义’那‘主义’，让老百姓吃饱饭才是好‘主义’！” “在座的县委书记同志们，你们把笔记本拿出来，把我下面这段话记下来。今天 我的讲话有录音，你们再留一份书面证据。如果上级说这件事我们干错了，追查下 来，我官大，我周振兴一个人承担责任，你们都是被迫的！” “只要叫我当这个地委书记，我就得叫老百姓吃饱饭。否则，这个地委书记我宁 可不干！” 经历了无数次的政治运动之后，听惯了那种上传下达、照本宣科、唯唯诺诺的催 眠经之后，菏泽的干部群众，头一次听到一位党的高级负责干部用这样一种风格说 话，头一次听到这样一种充满个性色彩的声音。 这次会议，正式推出了“包产到组”、“包干到组”的生产责任制形式。 “坚决顶住菏泽刮来的单干复辟妖风！”在济宁、菏泽交界处的墙壁上， 在济宁开往菏泽的汽车上，刷起了这样的大字标语 两千人大会之后，菏泽农村一下子活起来了———也有人说是“乱”起来了。 有一天，周振兴没打招呼闯进了中共菏泽县委的常委会议室。常委们正在传阅一 份文件，一见他来，赶紧把文件藏到抽屉里去了。周伸手取出来一看，是中央农委某 位负责同志反对承包的一个内部讲话。他问：“从哪儿弄来这么份东西？”县委领导 回答：“是省农业厅一个处长来检查工作时留下的。”周说：“以后不要学这些来路 不正的文件，一切以地委的精神为准。” 1979年3月15日，正当菏泽农村贯彻两千人大会精神的时候，《人民日报》突然在 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一封题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读者来信，并 配发了编者按。来信中说：“轻易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是脱离群 众，不得人心的。”编者按说：“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 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 这封信和编者按都大有来头，是由中央一位主管农业的领导人直接批给《人民日 报》发表的。 周振兴思考了一天，晚上给在推行责任制方面冲锋在前的巨野县委打了电话： “老于，今天的《人民日报》你看了没有？” 于法杰：“看了。” “我说，是不是暂时先停一下，避避风头？” 于法杰：“周书记，已经晚啦！收不住啦！” 话是这么说，第二天一大早，于法杰还是召集了县委常委会。对着这张报纸，常 委们一支接一支地抽闷烟，谁都不说话。他们自己眼前正在干的事，跟报纸上的要求 正好截然对立。 “嗨，我看就这个样，随他们便吧！”时近中午，于法杰站了起来，“大不了这 个县委书记我不干了。不让干，算鸟完！” 巨野在菏泽地区的最东端，与济宁地区的嘉祥县接壤。这边生产责任制搞得红红 火火，那边却依然是大锅饭，大忽隆。在两县交界处、靠嘉祥那边的一些村庄，刷出 了大字标语：“坚决顶住西边刮来的单干复辟妖风！”在从济宁、嘉祥方向开过来的 长途汽车车身上，也刷着“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单干复辟！”一类惊心动魄 的宣传口号。 “别管咱搞的是什么主义，反正现在我们这里的群众吃饱饭了。你们那个主义 好，怎么你们那儿的姑娘争着往我们这边嫁？”于法杰觉得这些口号很好玩儿。 胆子更大的是一位基层干部。东明县沙窝公社柳里村党支部书记陈洪印，高中毕 业。他整天研究报纸，收听广播，习惯了话外听音，字外看字。 “经过反复研究，我看清了一个趋势，那就是农村政策只会是越来越宽松。不管 一时的文件、政策怎么说，这个大趋势改变不了。你就放心顺着这个方向干，出不了 大错。”譬如说，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草案）中，虽然一方面明文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也不许包产到户”，但同时 又说“我们的一切政策是否符合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就是要看这种政策能否调动劳动 者的生产积极性”。单看前边一句话，你简直什么也不能干。如果再看看后边这句 话，你就什么都可以干了。 根据自己对时代潮流的判断，陈洪印比左邻右舍样样都早一步。第一年，他发明 了“借地”，第二年初又发明了“口粮田”———一半土地“包产到组”，一半土地 “包干到户”。到了第二年即1979年的年底，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又在山东全省第 一个全面实行了“包干到户”。虽然在时间上比安徽凤阳的小岗村晚，但那过程却惊 人地相似。 1979年12月17日夜晚，柳里村350多户社员聚在一起开会。陈洪印说：“这件事， 上级没有指示。我年纪轻，听大家的。以后有什么事，谁也别埋怨。能干不能干，大 家说话。” 大家纷纷表示赞成。 陈洪印说：“俺爹当书记的时候，因为分自留地挨过斗。以后你们可别斗我。” 社员们说：“你放心，你要是坐了牢，我们给你送饭。” 当面说是那么说，可会后还是有告状的。柳里村有在“文革”期间和陈洪印家闹 过矛盾的，把小字报和漫画贴到了菏泽地委大门口，说陈洪印步他爹的后尘，又走资 本主义道路了。 秘密一被公开，县委、地委装看不见也不行了。陈洪印本来就是在县委书记王玉 德的默许下干起来的。现在，王玉德去请示周振兴。周说：“只要群众愿意，就叫他 们干吧！”王说：“不光群众愿意，俺也愿意哩！” 1980年春，东明县99％的村庄都实行了包干到户。 “现在我兄弟家的生活，比过去我们当地主时还强一截！”一位回东明探 亲的台胞说 1980年的春天，菏泽大地上到处都是拿着皮尺、麻绳丈量分地的人群。这时间， 安徽因为万里调离进京，正闹着“倒春寒”，反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舆论甚嚣尘 上。而菏泽却已冲破人民公社体制的最后一点束缚，向家庭经营新体制阔步迈进了。 张殿兴家拆毁的两间房又盖上了，正在准备再盖新房给大儿子娶媳妇。他家这一 年光麦子就收了4200斤，一口人合600多斤。一家人光吃面一年吃不完。 柳里村1500口人。从1958年到1978年总数基本没长，原因是“三年困难时期”饿 死的太多了。20年间，共吃国家统销粮165万公斤，花救济款和贷款21万多元。开始试 行责任制的1978年，柳里的粮食总产量比1977年翻了一番。1979年比1978年又翻了一 番。1980年夏季柳里收获的小麦，比1979年夏季再翻一番。从1979年开始，柳里向国 家贡献粮食一年比一年多。 1980年一年，柳里村社员共盖新房150间，买自行车120辆，缝纫机30台，收音机 45部，手表31块，新添大小立柜50个，三屉桌120个。 女社员赵三雨说：“我嫁到柳里23年了，家里从来没用过粮食囤。今年光小麦就 收了2400斤，装的大囤满小囤流。”这一年，她共收入现金1060元，买了一台缝纫 机，一辆自行车，一头驴，一辆地排车，还买了6000块砖，2000片瓦，准备盖新瓦 房。 柳里村过去有9个“五保户”。实行大包干以后，有6户不要集体来保了，分了地 自己过。结果每人当年收获的粮食都超过五六百斤，比生产队“保”着的时候还强多 了。 当时的一位中央主要领导来到东明，微服私访，随意走进了一户农民家。他问： “你家生活怎么样？”女主人说：“生活好呀，粮食多得吃不了！”又问：“过去怎 样？”答：“过去可不怎么样！打一点儿鸟粮食，还不够干部贪污的！”问：“有什 么要求没有？”答：“就两个要求，有钱娶不着儿媳妇，有钱买不到化肥。” 这位农民没看过电视，不认识来的领导是谁。临告别时，他拉着领导的手说： “您见了上边的干部，要紧跟他们说说，现在实行的这个法儿挺好，可千万别变！” 一位东明籍的台胞回故乡探亲，临走时对王锡璞感慨：“解放前我们家是地主。 那时候地主过的什么日子？一年到头，也就是春节期间吃三天白面。现在我兄弟家是 一年到头天天吃面，比我们当地主时生活还强一大截！” 于法杰到下边开座谈会搞调查，人人都向他夸耀自己生活多么多么好。就一位老 头说：“我家老婆子现在意见很大。”问：“为什么有意见？”老头说：“我爱吃面 条，就治着她天天擀面条。老婆子说，她擀面条擀得手脖子疼！” 于法杰说：“实行了大包干，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真就像火山爆发一样，你搞不透 那能量有多大！” 过去，巨野县一年只能收获一百多万公斤棉花。这一年，他在地委的会议上吹了 个牛，说要搞到1000万斤！负责棉花收购的地区供销社主任和他打赌：“老于，你要 是能搞到1000万斤皮棉，我买全区最好的电视机送给你！”两人当场拍了巴掌。当 时，包括周振兴在内，没一个人信于法杰的这句大话。 到了收获季节，周振兴到巨野来检查。问：“老于，你已经收上多少斤了？”于 法杰回答：“有1200万斤了。”“还能再收多少？”“估计还能再收这么些。”这一 年，巨野实际共收获了2500万斤棉花。 过去，巨野县的棉花最高单产也不过三四十斤，这一年最好的生产队亩产超过了 300斤！消息报到省里，省农业厅根本不承认这个纪录：“全中国历史上，棉花单产还 没有超过300斤的，你们巨野胡吹！”直到第二年，好几个地方都宣布棉花单产突破了 300斤，农业部门才相信大包干使农民创造了奇迹。 菏泽一举由粮食净调入地区变成了净调出地区。到80年代中期，占山东人口不到 十分之一的菏泽，提供了全省六分之一的商品粮。相反，反对家庭承包责任制最坚决 的烟台地区，由粮食净调出变成了净调入。烟台人真吃起菏泽农民打的粮食了。 在计划经济时代，往外调粮食越多，意味着对国家工业的原始积累贡献越大。烟 台的乡镇企业在80年代迅速崛起，也有菏泽农民的一份功劳。 周振兴总结责任制实施原则的一句话：“办法越简便越好，利益越直接越好，责 任越具体越好。”后来传到了来山东视察的万里耳朵里，又由万里传向全国。 这三个“好”，载入了中国农村改革史。 附记：本文采写承蒙山东菏泽地区档案局、东明县档案局和菏泽地区史志 办、山东电视台的大力协助，并参考了山东省党史委和政协有关刊物的报道 《冰点》1998.6.2.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